李鸿章养生 人口文化

1、李鸿章传读后感，跪求

（1）
相对于一些李鸿章的书而言，梁启超写的李鸿章大体还是基本客观的。里面只有少许对李鸿章的评论有些出入，作为一个后人其实是无权去太多评价前人的一些作为的。因为后人没有处在前人当时的处境，没有承受来自个方面的压力，所以在事后却说出一些轻松的话，我认为是不合事宜的。
就例如我们站在现在角度去看待梁启超一样，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在我们后世人眼中也不是完全正确地。
而我在阅读这书之后对李鸿章的敬仰之心油然而生，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要做到各方面都周全，各处都面面俱到是很不容易的。去签订各项卖国条约的人确实是他，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就是卖国的。太多的事情都是有前奏的，当一切都已成定局谁去签订其实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一切的事项清廷其实早已大都谈妥，派李鸿章去完成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又怎么到了最后能把卖国这个帽子完全戴在他的头上？难道清廷就可以在百姓辱骂朝廷时把一切罪责都归咎其一人身上?自己却装出一副无辜状？
本人到认为是一个难得的奇人，他能忍别人是所不能忍是个顾全大局之人。清廷有了此人也是一种福气所在。

（2）
重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近日要求撰写读书笔记，一直忙于工作，说心里话，也懒于在工作之外再写指令性文章，因此拖了下来一直未动笔。在大学时，倒是常常写点心得，也写了些读书观感，但十一年的工作生涯，公文和论文写了不少，提笔写自己的东西不多，偶尔写些游记、生活小景和孩子成长历程，是自我心情的反映，为自己而写，不愿示人。

这下，有要求写读后感，一时不知该选什么书，手头上有尚未读完的万科老总王石所著的《道路与梦想》，挺有感触，其管理企业、为人做事、个人生活自有一番独到之处，令人佩服，但要专门写读后感，尚未有太多的想法。周五又提到此事，忽然梁启超所著的《李鸿章传》涌入脑海，想前两年回合肥探亲，同学陪我到淮河路李鸿章府浏览，很是仔细地看了一番，记得也在李府买了本《李鸿章传》，留做纪念。但今日再从书架上找到此书，却看到书后的印章为中山大学中区新华书店，已是十一年前在广州读研究生时买的旧书，非两年前买的版本，书已发黄，颇感慨时光的飞速。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本人也是“正宗”合肥人，自是对李鸿章这个产自家乡的历史人物颇感兴趣。本科学了世界和中国通史，正统史学略知皮毛，但不太感兴趣，不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史学已吹入新风，不少新史料进入视野，记得当时近代史的老师博览群书，讲了不少新观点，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不流同于课本和一般书籍，印象颇深。前两年《走向共和》这部电视连续剧曾引起波澜，其中对李鸿章、袁世凯的不同解读在社会上热议很久，电视剧开篇就是穿长袍、用刀叉吃牛扒的李鸿章形象，颇具象征意义，一个乐于接受西方新鲜事务的满清重臣形象呈现在荧屏上，我专门淘来此碟连续两天看完。这次重读《李鸿章传》，更是一口气读下来，由于有任务在身，自然感觉又不一样，草草写下几笔，聊以交差。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是最早研究李鸿章的严肃著作，也正如梁公早在 100 年前就提出的那样，李鸿章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晚清40 年的历史。要了解晚清的历史，读一读此书必受益匪浅。梁启超的国学功底和非凡文采、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以及中西对照的写法，在了解李鸿章的同时，也对当时国民性的了解、对国人劣根性的了解颇有启迪。梁公开篇就是“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对李鸿章这位争议人物，评价颇高。针对时人对李鸿章的贬讽，梁启超用客观的事实，理性地定位李鸿章，评价李鸿章一生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梁公十分欣赏李鸿章的才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对李鸿章所犯的错误和自身的不足，梁启超也尖锐地指出：“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道，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但梁启超并没有将当时中国积弱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李鸿章，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客观看待。梁启超在文中分析道：“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所困，而不能自拔。…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李鸿章，悲在悲在身处于中国积弱最严重的时刻，以一人之力要想改变中国贫穷挨打的局面，无异于饮鸠止渴，根本无法实现胸中大志。所以李鸿章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其起于淮军，败于甲午战争，遭至骂声一片，但当时中国朝廷上下又有多少人在真正抵抗外来入侵呢？当时的西方报纸曾这样评论甲午战争：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腐败无能的官场，自私自利的官员，正如李鸿章自己常叹“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中国又如何能走上富强呢，所以梁启超曰“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指李鸿章），虽败亦豪哉！”李鸿章临终前一小时，沙皇俄国与大清的条约还没有谈妥（此协约为李鸿章出访俄国根承慈禧太后默许，为抗衡日本出卖东三省的权利求得沙俄的保护而与俄国的达成的秘密协议），俄国公使竟到李鸿章的病榻前，逼请李鸿章签署画押《中俄秘约》。可悲可叹呀！为国家鞠躬尽瘁一生的李鸿章，把嘻笑怒骂的一切权利留给了后人，任人评说。所幸近年来，思想界、史学界空前活跃，让我们得以一窥李中堂的真实面目。

补充：

其实，做为政治家，李鸿章是晚清统治阶层里为数来多的杰出人物之一。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鸿章的见识超出同侪，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 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

李鸿章也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近代的机械制造、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可否认，这些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存在着种种弊端，但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正是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李鸿章思想的开明和开放，吸引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李鸿章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法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李鸿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

李鸿章还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虽然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是在国力最弱的背景下据理力争所能取得的最佳方案，若让一人去背负整个国家的责任岂不有失公正？在当时国际大舞台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机智斡旋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不断的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李鸿章个人的睿智和深刻、大气和幽默、仪表和举止都散发出浓浓的个人魅力，博得了洋人对他的敬佩和尊重。当时国际舆论对李鸿章评价颇高，日本人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个性严谨，“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示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有“东方俾斯麦”之称。对人，“其待属将也，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故咸乐为用命，夫将将之才。”治事，“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人也。”李鸿章待人处事的态度，让人敬佩。纵观其一生，为国为民不计艰辛和困苦，不畏诽谤和诋毁，一直埋头肯干、默默做事，直至生命即将结束之时，未尝口及家事。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间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但是，在腐败无能的清廷统治下，李鸿章所做的一切，所进行的一切未触及本质的改革，只能对贫困而苦难的国家进行缝缝补补，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所以我们庆幸生活在现在的中国，国力日盛，国人地位大增，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一扫东亚病夫的形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GDP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在快速、全面地发展，正朝着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前进。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从没有过的和平盛世时代，个人发展空间也空前广阔，电子信息技术已让我们与世界“零距离”接触，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日子。我们生活在盛世时代的中国，又有何理由不好好工作，从高处讲是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尽份心，出份力；往近处讲则是为自己负责，做好这份工，不求做英雄，最起码也不能做庸人。梁启超的“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值大家共勉。

2、李鸿章早期是干什么的？是什么学问？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遥指芦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翰林院编修。

3、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的评价

曾国藩 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梁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咸丰同年间，曾国藩在“借夷助剿”、夷商代运南漕、派人购买美国机器创办江南机器局、办理天津教案等涉外活动中的表现，指出在严重的内忧外患而大多数士大夫沉湎于义理考据之时，曾国藩能独立时代潮流，把握风云际会，并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开展自强新生政运动，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风云人物。
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编辑本段遗嘱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能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李鸿章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为不平等条约。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对这位清末重臣也逐渐评价多元化。 正面的，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西方对李鸿章最为著名的评价：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总和各方面的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为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出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衷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梁启超《李鸿章传》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美国总统格兰特（U.S.Grant）称李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首相俾斯麦齐名。 李鸿章的外交政策，翁同和的内政政策，深为清末不少文士所不满，清末有一幅著名的对联，上联咏李，下联咏翁：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张伯驹曾著有《红毹纪梦诗注》一书，回忆自7岁以来，70年间所经历过的菊坛史料，吟哦成诗199首收录其内。诗中记载，《马关条约》签订后，招致民间物议沸腾。当年在京城唱苏昆曲的，有一个饰演丑角的名演员刘赶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戏时，就敢公开嘲骂李鸿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词：“拔去三眼花翎！” 恰遇李鸿章的侄子也在场看戏，听后大怒，立即上台打了刘赶三好几个耳光，经人劝阻方罢。刘赶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郁在心，不久竟因而弃世。时人就此事而作联嘲讽曰： 赶三一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由于“赶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对不上，经过辗转相传后，就变成了杨三。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同乡）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张之洞 中国毕竟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不可照搬西方的法律，但可以学习西方立法的技术和经验，引进某些新兴领域的法律内容，并从其自然法种理论模式，强调“天人合一”以及“礼”与法的结合，是一种从人本身出发的伦理法学说，在当前再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儒家把法与道德、法与社会、法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的思考方法，与现代综合治理原则有着某些暗合，这对于我们的现实法制建设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他的经济思想在当时是比较领先的，但在其所有的政绩中，教育方面的成就是最突出的，其兴学育才思想及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康有为 对康有为以及对由他推动的戊戌变法运动的定性的争执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其人政治思想的研究结果更是百家争鸣。这里引用《论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根本属性》（王建辉著，安徽师范大学2008年度“学术月”论文一等奖）：“19世纪末的中国，是封建社会的末期，但不能据此就套用理论，给这一时期的这个变革定义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给那个运动解释为资产阶级革命，更不能因为客观的进步作用而不正视变革人物主观的落后性。带理论去分析历史是一种方法，客观分析历史得出新的理论是一种研究。制度的变革除了经济基础的推动，也需要文化上的适时更新。经济基础的形成有时并不能快捷直接的促成上层建筑的飞跃。近代，随着资本主义渗入，19世纪四五十年代已经出现了工人的队伍，六七十年代形成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力量。并且，之后在“一战”中迎来短暂的春天。但当时这个资本主义力量作为推动上层建筑的革命是不够的。况且在依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氛围下，把戊戌变法定义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是可疑的。作为这场革命指导理论的康有为政治思想也是以儒家教义为主导的封建文化中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一个部分孕育了一定程度上的反叛精神。”

梁启超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吴其昌对梁启超的评价： 吴其昌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他曾著《梁启超》一书（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对梁启超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同上） 郭湛波对梁启超的评价：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版，第50页） 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第53~54页） （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第292页） 吴泽对梁启超的评价： 吴泽于1948年出版《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吴泽先生写作此书的目的便是借批判康、梁的改良主义，论证改良主义在中国必然失败的命运，为康、梁祭，为今人惕。作者在书中说：“时异境迁，远非昔比，人民已经起来，民主自由，已成时代主流，历史洪涛，革命形势，无可抗拒，人民时代，民主世纪，哪里还容孤臣孽子们侈谈‘维新’、‘变法’，玩弄‘拥光绪’、‘保大清‘的一套？”（《康有为与梁启超》上海华夏书店1948年版，第5页） 因此，作者在本书重点论述了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对于他的学术思想则很少提及，故导致对他的评价较低：“梁启超不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学者、政治家，实实在在说，只是一位庸俗的‘保皇自由主义者’！他一生的言行，重心都在政治活动，而这种政治活动，三十年来，一贯站在反民主反革命的反动立场，辛亥革命前反民主反革命所以‘保皇’，所以‘保大清’；革命后，反民主反革命，所以‘拥袁’、‘护阀’，图谋维持封建统治。”（吴泽：《康有为与梁启超》第180页） （（同上书），第292~293页） 王介平对梁启超的评价： 王介平在《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的长文里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从学康有为到戊戌政变（1890~1898），梁启超并没有异于康有为的理论和主张，但因其善于为文，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界和知识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启蒙作用。第二阶段从逃亡日本到与革命派论战 （1898~1905），梁启超由斥后保皇转而反对革命。第三阶段从论战失败到辛亥革命 （1906~1911），政治上他更加堕落，并公开抵制资产阶级革命。第四阶段从辛亥革命后回国到第一次大革命后梁启超之死（1912~1929），他逐渐成为地主买办集团的骨干分子，政治思想更趋反动。作者还分析了梁启超思想上的矛盾、错误和多变的原因，认为这“正是帝国主义阶段半殖民地的中国改良主义遭到破产时走投无路的反映，正是代表地主阶级部分力量向资产阶级转化而遭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革命力量错综复杂的打击之后，无所凭依的彷徨情绪的反映。”

谭嗣同 梁启超评谭嗣同：晚清思想界的彗星 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浏阳谭嗣同。嗣同幼好为骈体文，缘是以窥“今文学”，其诗有“汪（中）魏（源）龚（自珍）王（闿运）始是才”之语，可见其向往所自。又好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 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尝自裒其少作诗文刻之，题曰《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示此后不复事此矣。其所谓“新学”之著作，则有《仁学》，亦题曰“台湾人所著书”，盖中多讥切清廷，假台人抒愤也。书成，自藏其稿，而写一副本畀其友梁启超；启超在日本印布之，始传于世。《仁学自叙》曰：“吾将哀号流涕，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冲决全球群学群教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天之网罗。……然既可冲决，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 《仁学》内容之精神，大略如是。英奈端倡“打破偶像”之论，遂启近代科学。嗣同之“冲决罗网”，正其义也。《仁学》之作，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真可谓极大胆极辽远之一种计划。此计划，吾不敢谓终无成立之望，然以现在全世界学术进步之大势观之，则以为期尚早，况在嗣同当时之中国耶？嗣同幼治算学，颇深造，亦尝尽读所谓“格致”类之译书，将当时所能有之科学知识，尽量应用。又治佛教之“唯识宗”、“华严宗”，用以为思想之基础，而通之以科学。又用今文学家“太平”、“大同”之义，以为“世法”之极轨，而通之于佛教。嗣同之书，盖取资于此三部分，而组织之以立己之意见，其驳杂幼稚之论甚多，固无庸讳，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 嗣同根本的排斥尊古观念，尝曰：“古而可好，则何必为今之人哉！”（《仁学》卷上）对于中国历史，下一总批评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仁学》卷下）当时谭、梁、夏一派之论调，大约以此为基本，而嗣同尤为悍勇，其《仁学》所谓冲决罗网者，全书皆是也，不可悉举，姑举数条为例。 嗣同明目张胆以诋名教，其言曰：“俗学陋行，动言名教，……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三纲五常之惨祸酷毒由此矣。……如曰‘仁’，则共名也，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箝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一切分别等衰之名。……忠孝既为臣子之专名，则终不能以此反之，虽或他有所据，意欲诘诉，而终不敌忠孝之名为名教之所尚。……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 嗣同对于善恶，有特别见解，谓“天地间无所谓恶，恶者名耳，非实也”，谓“俗儒以天理为善，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安得有天理”。彼欲申其“恶由名起”说，乃有极诡僻之论，曰：“恶莫大淫杀。……男女构精名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来沿习既久，名之不改，习谓为恶。向使生民之始，即相习以淫为朝聘宴飨之巨典，行诸朝庙，行诸都市，行诸稠人广众，如中国之长揖拜跪，西国之抱腰接吻，则孰知为恶者？戕害生命名杀，此杀名也。然杀为恶，则凡杀皆当为恶。人不当杀，则凡虎狼牛马鸡豚，又何当杀者，何以不并名恶也？或曰，‘人与人同类耳’。然则虎狼于人不同类也，虎狼杀人，则名虎狼为恶；人杀虎狼，何以不名人为恶也？……”此等论调，近于诡辩矣，然其怀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气，正可察见。 《仁学》下篇，多政治谈。其篇首论国家起原及民治主义（文不具引），实当时谭、梁一派之根本信条，以殉教的精神力图传播者也。由今观之，其论亦至平庸，至疏阔。然彼辈当时，并卢骚《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而理想多与暗合，盖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其鼓吹排满革命也，词锋锐不可当。 曰：“天下为君主私产，不始今日，……然而有知辽、金、元、清之罪，浮于前此君主者乎？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膻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则俗则毳欲也。逞其凶残淫杀，攫取中原子女玉帛，……犹以为未餍。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其心思，挫其气节。……方命曰：此食毛践土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 又曰：“吾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暗杀），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此等言论，著诸竹帛，距后此“同盟会”、“光复会”等之起，盖十五六年矣。 《仁学》之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其言曰：“春秋大一统之义，天地间不当有国也。”又曰：“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不可自言为某国人，当平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篇中此类之论，不一而足，皆当时今文学派所日倡道者。其后梁启超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褊狭的国家主义，惭其死友矣。 嗣同遇害，年仅三十三，使假以年，则其学将不能测其所至。仅留此区区一卷，吐万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吾故比诸彗星。

4、李鸿章的历史功绩，多多益善。可以从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等说起

针对时人对李鸿章的贬讽，梁启超用客观的事实，理性地定位李鸿章，评价李鸿章一生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 1. 梁启超在文中分析道:“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所困，而不能自拔。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李鸿章，悲在身处于中国积弱最严重的时刻，以一人之力要想改变中国贫穷挨，无异于饮鸠止渴，根本无法实现胸中大志。 其实，做为政治家，李鸿章是晚清统治阶层里为数最多的杰出人物之一。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鸿章的见识超出同侪，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 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2.李鸿章也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 3.李鸿章还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虽然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是在国力最弱的背景下据理力争所能取得的最佳方案，若让一人去背负整个国家的责任岂不有失公正?在当时国际大舞台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机智斡旋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不断的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

5、全面评价李鸿章

全面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在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几乎处于左右朝局的地位。我国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创始人梁启超早在七十年前就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记》）。《清史稿》也说他“独立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人当其冲，……近世所未有也”。但是，与李鸿章的地位和影响相比，史学界对他的研究是不够的。长期以来，人们只论及他对内如何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对外如何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对他的其他活动或者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因此，一提到李鸿章，人们自然要说他是刽子手和卖国贼。显然，这样评价历史人物是有失全面的。

毋庸置疑，对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和经手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劣迹，加以抨击和批判是理所应当的。但在抨击和批判的同时，也需进一步作出阶级的、历史的说明。必须指出，就镇压农民起义而言，这是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敌视人民这一点上，一切封建统治者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被后人誉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和史可法，在阶级矛盾激化时，都曾主张并执行了镇压农民的政策。近代史上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虽是个抗击外国侵略的英雄，但为了绞杀太平天国革命，他竟不顾病体之难，还以当年出戍时“苟利国家生死外，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词句勉励自己，做了第一任“剿匪总司令”。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家魏源，当太平军危及到他的阶级利益时，也在江苏高邮举办团练，直接参预镇压活动。地主阶级士大夫是这样，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何尝不是如此。马建忠百般仇视太平军，目之为，“残忍嗜杀”的“流寇”。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也时刻提醒统治者要防止农民揭竿而起，把自己置于农民起义的对立面。由此可见，不独李鸿章一人采取了与人民为敌的态度，包括那些曾在历史上有过功绩，而且被后人加以肯定的进步人物，在阶级矛盾激化时，统统都是站在劳动群众的对立面的。既然如此，对身为清朝大官僚的李鸿章的评价，何能因为他有过镇压革命的“政历问题”而一锤定音呢。

关于他经手签订不平等条约之事，也应作出具体分析。不可否认，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它 “将中国生计一网打尽”，“自古取之国，无此酷毒者。”（谭嗣同语）“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义愤毕竟不能代替科学的历史分析。如若对当时的实际情形作些具体的考察，就会得出其责任并不专在李鸿章一人的结论。从签订《马关条约》来说，甲午战争时，恰逢西太后六旬大寿，这个抱定“宁亡外夷，不给家奴”的清廷主宰者即主张从速和解了事，以免影响她的庆典。事实表明，这种“议和”的主谋者是西太后。同时，还不应忽视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这次“议和”是在清政府全面战败的情况下进行的。显而易见，在敌人炮口下的“议和”，清政府无论派谁为“议和”代表，都不可能改变战败受辱的地位。由此可见，《马关条约》的最后签订，李鸿章虽有其不容推卸的责任，但这笔烂账却不能统统算在他个人的头上。此后，经李鸿章之手签订的另一个重大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更是由西太后一手造成的恶果。

如果说，李鸿章一生的主要行迹仅仅局限于对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对外签订不平等条约，那么，他理所应当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问题是，他一生有三十多年时间从事于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洋务运动，而且他还是这一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要全面、正确地评价李鸿章，不探讨他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是不行的。

洋务运动究竟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史学界迄今尚无定论。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尽管这次运动的出发点是给行将灭亡的清王朝“补葺”，但就它的某些措施而言，在客观上却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因而，作为这一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李鸿章也就充当了社会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 （《列宁全集》第8卷，第34页）应该说，这种“责任”同样适用于我们对李鸿章的评价。如果只强调他反动的一面，而不提他进步的一面，其评价就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早在一八六四年，李鸿章就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他为何要在此刻大言中国“自强”？而且还主张向外国学习呢？这岂不与传统的“用夏变夷”思想背道而驰吗？显然，这是由于他敢于正视现实所引起的。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的、闭关自守的。那时的中国人，“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王韬：《□园文录外编》卷3，第83页）封建统治者盲目虚骄，在他们眼里，中国无疑是“天朝上国”，而别国都是“夷狄蛮□”。但是，从十八世纪下半叶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国家并不吃这一套，他们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5 页）为了获得商品、原料的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外国资产阶级猛烈地向外扩张。一八四○年，英国侵略者首先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从此，“天朝”的神话被打破了。时隔十六年，英、法联军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仍以清政府的惨败告终。清政府对外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么，对内呢，起事于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军，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横扫江南。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各地的劳动人民又相继而起。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震撼了整个中国，动摇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根基。清王朝如同一具腐烂的躯体，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百孔千疮，危在旦夕。面对这“外忧内患，至今已极”的可怕情形，李鸿章等人感到已经不能照抄 “老谱”统治下去了。于是，他大声疾呼：“事穷则变，变则通”，而“变”的关键在于“资取洋人长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

那么，向外国学什么？“资取洋人”的何种“长技”呢？对外战争使李鸿章“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因此，他的 “自强”之道，自然要从军事改革、即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入手。他说：“西洋军火，日新月异，不惜工费，而精利独绝，故能横行于数万里之外，中国若不认真取法，终无□以自强。窃为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庶几学者众，而有一二杰出，足以强国而瞻军”（《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在这里，李鸿章竟把“船坚炮利”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正因为如此，他不但着手从外国购置新式枪炮，而且还陆续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等一批著名的军事工业。对于李鸿章的这些活动，有的论者认为纯属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因而是反动的。依我看，这种观点是欠公允的。不错，说李鸿章军事改革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太平军等不正是他伙同曾、左等人利用洋枪洋炮绞杀的吗。但是，从刀矛剑戟到洋枪洋炮，清政府军事力量的加强，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人民来说是一种灾难。从抵御外侮角度而言，无论怎么讲，在客观上也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比如，江南制造总局在甲午战争期间加班加点，日夜生产，为前线提供弹药是人所熟知的事。考虑到后一种因素，李鸿章从事的军事工业活动是不能笼统加以否定的。

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李鸿章等人又逐步意识到“自强”与“求富”的连带关系。他逐渐感到只靠“船坚炮利”，还达不到“强”的目的，“必先富而后能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于是，他又派员兴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等民用性工矿企业。这些民用企业的出现，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是值得庆幸的。因为，尽管这类企业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形式，但它仍为那些拥有大量资金，并渴望追逐高额利润，但又无奈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重重阻力而不能独立经营的私人资本提供了投资的场所。《申报》曾就当时上海商人投资近代企业的景况指出：“现在沪上股分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见该报1882年6月9日）《字林西报》也说：凡开矿公司“一经禀准集股”，商人们“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见该报1883年 1月22日）这就清楚表明，商人们对“官督商办”企业一开始是抱欢迎态度的。“官督商办”企业在早期还是起到了促进民族资本发展的积极作用。其次，这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商品的输入和外国资本的扩张。李鸿章曾自称他办轮船招商局是振兴中国商务，以“商战”达到“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则中国益一分之利”（《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外国侵略者也说他的“目的是要从外国公司的手中夺取势力日益增长的沿海贸易”，“把外国人从中国的沿海及内河贸易排斥出去”（《洋务运动》（八），第400——401页）。而实际上，招商局的成立，的确多少打破了外轮垄断中国航运的局面。旗昌洋行就是被它挤垮的。从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年，经过九载经营，使“华商运货水脚，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两”（同上书，（六），第60页）。因此，难怪李鸿章极其兴奋地指出：“从此中国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同上书，第6页）他设立上海织布局，同样是为了“以华棉纺织洋布，酌轻成本，一抵敌产”（《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7）。因之，竭力反对洋商自运机器来华设立棉纺织厂，饬令海关“查明禁止”（同上书，卷78）。另外，外国侵略者还企图在我国架设电线，他更理直气壮地说：“权利所在，军务、商务消息岂能使别国操之”（《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9）。据此可以认为，我国的纺织、开矿等工业，直到甲午战前未被外国侵略者染指，李鸿章是有一份功劳的。

在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同时，洋务派还将军事工业的重心从陆上移到筹建新式海防方面。如果说在初创军事工业期间，洋务派“御外侮”还强调“不露痕迹”，宜趁“剿发逆”之机，“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后窥其中之秘”（《洋务运动》（三），第467页）的话，那么到筹建海防时，这种对付外来侵略的意图，就日趋明朗化。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是太平军等农民起义到七十年代中叶均已被镇压，清政府渡过了它的内部危机；另方面，外部危机却纷至沓来，清政府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又尖锐起来。对于筹建海防一事，李鸿章极为热心，他指出：“西人专恃其炮轮之精利，横行中土”（《清史稿》，第 12016页），“而我所以失事者，由于散漫海防，……今议海防，则必鉴前辙。”（《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筹议海防折》，第238页）正是由于他的苦心经营，才把北洋舰队建成当时最大的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虽然后来败于日本之手，但它在对外反侵略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抹煞不了的。

培养人才也是李鸿章提倡最力的。人所共知，在洋务运动初期，国内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寥若晨星。但是，要“求强”、“求富”，没有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怎么行呢？！李鸿章首先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必要性。他曾再三强调“培养人才，实为自强根本”。结果，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懂得物理、化学、电学、测量、地图绘制、机器与轮船制造及军事科学的新型技术人才。对于这些，恐怕谁也不能说是件坏事吧！

还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的上述活动是在反对者群相毁谤的逆境中进行的。在顽固派的眼里，凡“祖宗成法”中没有记载的东西，无疑是“离经叛道”。翰林院编修丁立钧曾说：“唐虞患洪水，商季患戎狄、猛兽，春秋患乱臣贼子，今日之患未有如侈谈洋务之大者也。”（《洋务运动》（一），第251页）他的这番话颇能代表所有顽固派的心理。这样一来，李鸿章自然成为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面对此类非议，李鸿章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讽讥这些浑浑噩噩的顽固分子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主，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一个封建大员敢如此斥守旧而不避人君，精神可谓难得。

那么，能否说李鸿章的洋务活动都值得称道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首先，他搞洋务，并不是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意在给病入膏肓的封建残骸打强心针。其次，尽管在他的言行中充满了明显的抵御外侮思想，但对于外国资本主义是存在幻想的。他不但承认它们侵略中国的现状，而且还试图得到它们的帮助。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我们在评价李鸿章的洋务活动时必须指出并应加以谴责的。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经济浪漫主义》）综上所述，只要我们尊重历史事实，就不能不承认李鸿章的洋务活动“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因而，对这样一个表现复杂的人物，是不能轻易加以全面否定的。

6、李鸿章的文化成就

人们在评述李鸿章功过是非的同时，逐步注意到了他的书法艺术，通过其存世的大量墨迹，我们看到了他书法的非凡功底。但很少有人提及他是位素养颇高的文化人，更是位造诣甚深的晚清书法家。
李鸿章扇面在不方不正的扇面上，布局有序，字字和谐于一体，美若一粒粒生动活泼的珍珠在跳跃，行行有度，疏而不乱。览之让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不失为一篇书法高品佳作，显示出李鸿章的书法造诣之深。 李鸿章从政之余，喜欢收藏图书。在上海寓居丁香花园，有“望云草堂”藏书处。咸丰十年（1860）在上海镇压小刀会起义时，经常光顾著名藏书家郁松年的藏书楼“宜稼堂”，郁氏曾奉送多部珍籍给他。去世后，其藏书归于李经迈继承，其珍贵版本于抗日战争中经“汉文渊”书肆主人出售不少。其余藏书在1940年由其孙李国超捐献给震旦大学图书馆，计18000册。其中有《李文忠公全集》100册，内分奏稿、朋僚函稿、译著函稿、教堂函稿、海军函稿及电稿等。其余为政书、兵书、方志、科技图书及历代名人年谱等，抄本有《柔远全书》，藏书交至震旦大学后，校方为之设有“合肥李氏望云草堂藏书”专室，又称“李氏文库”，以特制雕镂精美的西式书柜贮藏。该馆在《震旦杂志》撰文介绍藏书捐赠之事。1949年以后，震旦大学图书馆藏书随院系调整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及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中李氏藏书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

7、历史上的李鸿章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7)李鸿章养生 人口文化扩展资料

人们在评述李鸿章功过是非的同时，逐步注意到了他的书法艺术，通过其存世的大量墨迹，我们看到了他书法的非凡功底。但很少有人提及他是位素养颇高的文化人，更是位造诣甚深的晚清书法家。

李鸿章扇面在不方不正的扇面上，布局有序，字字和谐于一体，美若一粒粒生动活泼的珍珠在跳跃，行行有度，疏而不乱。览之让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不失为一篇书法高品佳作，显示出李鸿章的书法造诣之深。

8、为何李鸿章认为新疆人口稀少土地贫瘠攻打新疆还会得罪俄国人 左宗棠认为新疆资源丰富可以巩固国防？为何

李希望朝廷把重心（资金）放在东南海防，因为北洋水师属于海防，朝廷如果去收新疆势必会削减海防投入。所以他才那么说。左宗棠情况和李恰恰相反。

收复新疆时还没打甲午战争，正是清朝相对安定发展时期，因而朝廷认为不该放弃新疆，可以适当放松海防。

当时新疆是中亚浩罕国阿古伯控制，他背后的老板是俄国人。左最终收复了新疆，可以理解为成功。

9、写李鸿章的文化作文1000字

　天津，一位老人注视着宫殿的金色飞檐，看着那一眼望去无边无际的红色大门，两行老泪不禁从眼眶流下，在皱纹密布的脸颊上凝结成了冰。他赶紧拭干了眼泪，向那湛蓝的大海走去。
在大清帝国这伦东方的太阳快要落下时，李鸿章站在海边的岩石上，双手交叉在身后，爎望者大海，看着北洋水师沉落的大海，看着那一网打下去，可以捞起半个中国屈辱历史的大海，他心如刀割，这样一个央央大国啊！就这样沉伦了。他就向大清的泥瓦匠，拆了东墙补西墙。进士出身的他有者满腹经纶，他初在乡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屡败。后投曾国藩为幕僚，1861年编练淮军，调上海，攻太平军，升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进入的黑暗内政让他背上了千古的骂名，当所有人还在对那把金灿灿的椅子上座着的废物皇帝喊“万岁万万岁：时，只有李鸿章放亮了眼睛他开始了洋物运动，他提倡“自强”、“求富”，开办近代军事工业，设立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津榆铁路、开平煤。建立北洋舰队。他试图以自己的力量来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然而他所提倡的自强求富，他所建立的北洋水师却渐渐的被列强的枪炮和昏庸的王朝所粉碎。当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看着自己半生心血所营造的梦想被如同泡漠般静静的破裂，也许这份惆怅会成为这位老人后半生挥之不去的阴影。当日本人的炮火狰狞着将北洋水师的旗舰送入大海：当腐朽的清王朝指派他去于弹丸倭寇签定耻辱的和约，也许这位老人的心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一样在低声的抽泣，然而历史却依然无情的给这位老人开了他命运中最大的玩笑，当他用颤抖的手在《马关条约》上缓缓的签下自己的名字，也就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
穿过历史厚厚的云层我也许能看到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横流着几滴沧桑的浊泪，我真的希望，可以握住他那骨瘦嶙峋的手，悄悄的告诉他，这一切也许不是您的过错，然而我不能。时间的线性令每一个瞬间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他那破碎的灵魂已然被历史浩浩的长河所淹没。 我只能静静的拾起被命运击碎而散落人间的只言片语，默默的读出属于他自己的无可奈何。
也许当邓世昌的旗舰沉没在黄海的怒淘之中，当无数男儿的热血染红了烟波浩渺的沧海。我想他的心里一定如同看着自己的儿孙被人肆意欺凌一般无助而绝望，我真想穿越历史厚厚的阻隔，紧紧的握住他的手说，也许这一切不是您的过错。
也许当日本人虚伪的笑容再也掩饰不住大和民族勃发的野心时，近乎以被逼迫的形式签定下那令国人为之愤慨的条约时，他的心里一定明白自己将永远被钉在中华民族的耻辱柱上，从此在后人的唾弃中身败名裂，我真想跨越时间的长河，再一次握住他的手说，也许这一切不是您的过错。
合上厚厚的书本，一位凄楚的老人，在命运的捉弄下奋力的挣扎，然而命运的旋涡却依旧无情的将他推向历史的深渊，他有太多的无可奈何，他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当我再一次站在窗前，雨停了。我只想为这位孤独而失意的老人飘荡在风中的灵魂默默的祈祷……
他实在搞不懂，如果他都是卖国贼了，那这个国家谁是爱国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