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养生言论

1、求几首关于 养生 的诗词

1、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步出夏门行·龟虽寿》曹操

诗中以长寿动物神龟为例，说明生老病死的规律。同时也是一曲养生之道的千古绝唱，是曹操给后世养生长寿的渡人金针!今人常用诗中“烈士暮年，壮志不已”来抒发老当益壮的胸襟。

2、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 陶渊明

这首典型的养生诗，境与意会，物与心融，真是妙不可言。

3、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

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

初似饮醇醪，又如蛰者苏。

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

旷然志所在，心与虚空俱。——《负冬日》 白居易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诗作中有不少是抒写养生方法的。他的“养生方法”之一就是勤炼气功。从诗中可以看出，白居易不但爱好气功，而且已修炼到很高的层次。他练功时“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

4、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程颢

健身需健心，“心乐才有身乐”，乐观旷达，内心欢乐，才能健身强体。怎样才能“心乐”呢？北宋名家程颢他认为人的一生，即便老了，生活也应当和少年人一样丰富多彩，以愉悦身心，欢度晚年。

5、羽虫见月争翻翻，我亦散发虚明轩。

千梳冷快肌骨醒，见露气人霜逢根。——《苏沈良方》苏轼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但他却处世达观，淡泊名利，晚年除寄情山水外，还潜心研究医药，收集民间验方，这首诗说的就是他在皎洁的月光下，站立在空旷的轩阁之中，梳发健身的情景。

他还经常练习气功，“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便是他练习气功时清朗精神境界的写照。

6、惜气存精更养神，少思寡欲勿劳心。

食惟半饱无兼味，酒止三分莫过频。

每把戏言多取笑，常含乐意莫生嗔。

炎凉变诈都休问，任我逍遥过百春。——龚廷《摄养诗》

明代名医龚廷贤活到92岁，他写的《摄养诗》，是根据多年从医治病，保健养生的实践，归纳出的一套有关“吃喝玩乐”的科学规律。

这首诗告诉人们，别轻视“吃喝玩乐”。这四个字是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做的“大文章”，只不过岁月给每个人判的分数不同罢了。“吃喝玩乐”不是人生目的，而是保证身心健康的生活工作手段。

7、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常年在目前。

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得神仙。——陆游

南宋大诗人陆游，一生共走过了85个春秋。他诗中蕴含的独特养生之道，可以使我们参悟到这位诗人的长寿秘诀，对现代人提高健康素养无疑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陆游钟情食养，清淡为主。在诸多食疗方法中，陆游似乎对食粥有所偏好。

他认为丰盛的饮食会加重肠胃的负担，粗茶淡饭为宜。粥系流质食物，老幼皆宜，味美香糯，营养丰富，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如果在粥中加入相应的食品或食物，如莲心、薏苡仁、花生米、羊肉、西洋参、胡萝卜等，还有防治疾病、祛病延年的功用。

2、中国古人的调心修德的养生方法是什么？

古人认为“仁者寿”，而要达到“仁者”则必须调心修养道德。故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大学》曰：“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心正方能除邪，而令视、听、言、动不离正念，故大乘《起言论》曰：“苦心驰散，即当摄来往于正念。”

练功者的一思一念皆应合乎道德规范，不为金钱美色所动，不为物质外诱所惑。若有一丝邪念即当警觉，应有“独处暗室而不欺心”的慎回独精神，如此方能时时激发良知，使自己处于心正身安、神清气爽的境界。《维摩经净影疏》曰：“调令离恶……故名调状。”调心的作用就在于调伏妄念，正念存内，邪不可干。故欲修身，必先正心，心正方能身安，身安方能体健，体健方能延年益寿。

调心也必须首先修养道德，应不断地扫除自己头脑中的邪思杂念和各种贪欲，净化自己的灵魂，做到“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分，乘德无私，参天地兮”。如此则调心功夫才能不断练向深化，人品斯正，方能“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让浩然正气源源答而来，功夫在正念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中华传统养生中的精气神说的是什么？

精----是构成人体、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从广义上说，精包括精、血、精液，一般所说的精是指人体的真阴(又称元阴)，不但具有生殖功能，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而且能够抵抗外界各种不良因素影响而免于发生疾病。
气----不仅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气的含义，既是运行于体内微小难见的物质，又是人体各脏腑器官活动的能力。因此中医所说的气，既是物质，又是功能。用现代语言来理解：气就是正在发挥特定功能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的总括。人体的呼吸吐纳，水谷代谢，营养敷布．血液运行，津流濡润，抵御外邪等一切生命活动，无不依赖于气化功能来维持。
神----是精神、意志、知觉、运动等一切生命活动的最高统帅。它包括魂、魄、意、志、思、虑、智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能够体现人的健康情况。如：目光炯炯有神．就是神的具体体现。
“精、气、神”三者之间是相互滋生、相互助长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从中医学讲，人的生命起源是“精”，维持生命的动力是“气”，而生命的体现就是“神”的活动。所以说精充气就足，气足神就旺；精亏气就虚，气虚神也就少。反过来说．神旺说明气足，气足说明精充。中医评定一个人的健康情况，或是疾病的顺逆，都是从这三方面考虑的。因此．古人称精、气、神为人身“三宝”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古人有“精脱者死，气脱者死，失神者死”的说法，以此也不难看出“精、气、神”三者是人生命存亡的根本。

4、中国传统养生理论有那几种学说

《黄帝内经》与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

路新国 (扬州大学烹饪与营养科学系,江苏扬州 225001)

摘要:《黄帝内经》阐述了饮食营养的重要意义,强调“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及饮食营养在预防医学中的重要地位。在膳食结构上,提出了“谷养、果助、畜益、菜充”的全面平衡膳食模式;在消化生理上,提出了“脾胃学说”;在食物性能上,提出了“气味学说”;在饮食养生上,提出了“调和阴阳”、“谨和五味”、“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等基本法则;在疾病的治疗上,提出了“食疗学说”;在疾病恢复期的饮食营养上,提出了“食复学说”;在养生食疗上,提出了“食忌学说”等。所有这些论述都为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内经;营养学;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
中图号:R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222(2001)04-0174-05

《黄帝内经》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经典著作,它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确立了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理论体系的框架,为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对饮食营养意义的论述
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正如《素问•六节脏象论》(以下《素问》原文皆引自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黄帝内经素问》)所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所谓“地食人以五味”,即是指饮食营养之“五味”。其中,“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合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问•六节脏象论》);“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灵枢•刺节真邪》,以下《灵枢》原文皆引自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等,强调了饮食五味、谷气、水谷之精气是人体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灵枢•五味》);“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水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也”(《灵枢•平人绝谷》)。故曰“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素问•平人气象论》)。

2 对预防思想与饮食营养的论述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灵枢•逆顺》也指出:“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强调预防为主的思想。在预防医学中,饮食营养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谷肉果菜,食养尽之”。这是有关“食养”概念较早的记载。《素问•上古天真论》又指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黄帝内经》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养生原则和方法,如“法于阴阳”、“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等,但由于“人以水谷为本”,故最重要或最基础的还在于“食养”,在于饮食营养的“食饮有节”。

3 对膳食结构的论述
《素问•脏器法时论》指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素问•五常政大论》也指出:“谷肉果菜,食养尽之”。这是世界营养学史上最早根据食物的营养作用对食物进行分类,并认为膳食应以上述四类食物为主组成,进而用于指导人们饮食生活的记载,是我国古代营养学领域的一大发现,它“精辟地、纲领性地向人们揭示了饮食的要义,是世界上最早而又全面的饮食指南”[1],对于指导人们保持合理的平衡膳食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近代营养学家将食物分为“六群”或“四群”,用于指导居民保持平衡膳食的方法[2],其精神实质也与《黄帝内经》相一致。《黄帝内经》中这种“谷养、果助、畜益、菜充”的全面平衡膳食模式,曾对指导中华民族的饮食生活、增进民族的健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世界上都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即使是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它对于预防由于经济发展、膳食模式西化所产生的所谓“文明病”或“富裕病”仍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4 对消化生理的论述

在消化生理上,《黄帝内经》提出了“脾胃学说”。认为“胃者,水谷之海也”(《素问•五脏别论》);“人之所受气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玉版》);“胃为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素问•刺法论》);“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灌五藏”(《灵枢•五味》)等,指出胃的主要生理功能是接受和消化饮食物。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都必须首先经过胃的消化和吸收,才能转化为机体可以直接利用的气、血等物质,故称“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并将胃的这种功能概括为“胃气”。由于“胃气”对于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至关重要,故曰“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则死”(《素问•平人气象论》);“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根本也”(《素问•玉机真藏论》)。有鉴于“胃气”之盛衰对人体生理的重要意义,因此,在营养学上也就应十分重视保护“胃气”。不仅如此,《黄帝内经》还进一步指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素问•经脉别论》);“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四支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素问•太阴阳明论》);“脾主为胃行其津液也”(《素问•厥论》);“脾合胃,胃者,五谷之腑”(《灵枢•本输》)等,进一步阐述了胃的这种消化生理功能,还必须得到脾的运化功能的配合,才能使饮食物转化为精微物质,以化生气血,并运送到全身,从而供养机体。除此之外,人体的消化生理还关系到大肠和小肠,如“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素问•刺法论》)。由于人体是以五脏六腑为中心,故脾胃就构成了人体消化生理的核心。任何饮食物的摄取,都取决于脾胃的运化功能,包括各种营养补充品等,最终都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和输送。由于脾胃在消化生理上的这种重要作用,故又称“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这实际上是从理论高度概括了脾胃在饮食营养消化生理上的重要意义,这在传统饮食营养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即强调饮食营养,必须首先重视脾胃的运化功能这一内因,必须以脾胃为本,重视保护和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促进人体饮食营养的消化、吸收和输送,这对于解决在食物资源较为丰富的今天,为什么仍然存在着的许多营养不良性疾病提供了十分有效的方法,并正在影响着近代营养科学的发展。这种饮食营养以脾胃为本的思想也成为中国传统饮食营养科学的特点之一。此外,《黄帝内经》还对消化病理进行了论述。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的“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等。

5 对食物性能的论述

在食物性能理论上,《黄帝内经》提出了“气味学说”。如“气味和而服之”,“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素问•五脏别论》);“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黄帝内经》中有关食物性能理论的“气味学说”,主要包括了五味与四气两个方面的内容。关于对食物五味的认识,《黄帝内经》中有着较多的论述。《灵枢•五味》说“谷气有五味”。所谓的“五味”,是指饮食物所具有的“甘、苦、辛、咸、酸、淡”几种不同的味。在这里,包括淡味在内虽然已超出了五种味,但习惯上仍将淡味归属于五味。关于“五味”的作用及阴阳属性,则“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脏病,随五味所宜也”(《素问•脏气法时论》),“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咸味涌泻为阴,淡味渗泻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素问•至真要大论》)。关于饮食五味与人体五脏的关系,则“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灵枢•五味》);“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咸入肾,淡入胃,是谓五入”(《灵枢•九针论》);以及“酸走筋,辛走气,苦走走血,咸走骨,甘走肉,是谓五走也”(《灵枢•九针论》)等,说明“五味”还与归经学说等有着内在的联系,不同的“味”与五脏有着不同的亲和力。此外,《黄帝内经》还运用五行学说阐明了五味之间的关系,如“酸伤筋,辛胜酸;苦伤气,咸胜苦;甘伤肉,酸胜甘;辛伤皮毛,苦胜辛;咸伤血,甘胜咸”(《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关于具体食物的“五味”归属,在《黄帝内经》中也有论述。如《灵枢•五味》的“五谷:禾亢米甘,麻酸,大豆咸,麦苦,黄黍辛。五果:枣甘,李酸,栗咸,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咸,羊苦,鸡辛。五菜:葵甘,韭酸,藿咸,薤苦,葱辛”。五味之外,在《黄帝内经》中还提出了“五臭”的概念,即臊、焦、香、腥、腐:“肝,其臭臊。心,其臭焦。脾,其臭香。肺,其臭腥。肾,其臭腐”(《素问•金匮真言论》)。关于对食物四气的认识,虽然在《黄帝内经》中直接的论述较少,但从其所论述的治则等方面也可以体现出来。
如“热者寒之,寒者热之”(《素问•至真要大论》);“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水谷之寒热,感则害六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说明食物同样具有寒、热、温、凉四种不同的食性。其中,寒凉性质的食物主要用于热性体质或热性病证,温热性质的食物主要用于寒性体质或寒性病证。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黄帝内经》在食物营养成分的认识上不可能通过实验室来进行分析研究,而将食物的营养物质统称为水谷之“精微”(《灵枢•五味》)、“精气”(《灵枢•平人绝谷》)、“食气”(《素问•经脉别论》)、“谷气”(《灵枢•刺节真邪》)等。对食物“精微”物质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食物作用于人体的反应来进一步归纳为“气味学说”,从而构成了传统饮食营养科学中独特的“食物性能理论”。也正是传统饮食营养学这种以人为本、从作用认识食物营养的方法,它较之于西方近代营养学从成分认识食物的方法有其特色和优势。西方近代营养学在食物成分的认识上,受实验室条件的限制,对食物成分的认识也就存在其局限性。而中国传统营养学从食物作用于人体来观察其功能,也就有可能比较全面地认识食物的营养价值。

6 对饮食营养基本法则的论述

有关饮食营养基本法则的论述,在《黄帝内经》中总体概括为“食饮有节”(《素问•上古天真论》)。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了调理阴阳、谨和五味、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等方面的内容。其中,《黄帝内经》中的有关论述,虽大多指的是针法或治法,但从“医食同源”的观念出发,也同样适用于饮食营养学。
6.1 调理阴阳的饮食营养法则《素问》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生气通天论》)。又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由于阴阳的相对平衡是保持机体健康的重要条件,因此饮食营养也必须围绕调理机体的阴阳来进行,以保持机体阴阳的相对平衡为目标。由此,调理阴阳也就构成了传统饮食营养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法则。
6.2 谨和五味的饮食营养法则《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阳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素问•五脏生成》也指出:“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皱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认为饮食五味虽然可以养生,但是偏嗜五味,导致饮食五味太过又会损伤人体,因此应“谨和五味”,才能享有天赋的寿命。
6.3 因人制宜的饮食营养法则“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灵枢•寿夭刚柔》);“人之肥瘦、大小、寒温,有老、壮、少、小”(《灵枢•卫气失常》)。《灵枢》更有“阴阳二十五人”,根据人的禀赋等的不同,将人分为25种不同的体质特性,此外,尚有《灵枢•通天》的“阴阳五态人”等。由于人的体质、性别、年龄等的不同,因此在饮食营养上也应“必知形之肥瘦,营卫血气之盛衰”(《素问•八正神明论》),必“先知二十五人”,“别五态之人”,“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灵枢•经水》),“审有余不足,盛者写之,虚者补之”(《灵枢•通天》)。因此,根据不同的体质等情况,采取相应的饮食营养方法,就构成了传统饮食营养学“因人制宜”的基本法则。
6.4 因时制宜的饮食营养法则《灵枢•四时气》说“四时之气,各有所在”。《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又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更指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灵枢•本神》)。因此,饮食营养应顺应四时气候的变化,根据季节寒热的不同,制订相应的饮食营养方法,这也是传统医学“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在传统饮食营养学中的具体体现。正如《素问》所说“热无犯热,寒无犯寒,从者和”;“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6.5 因地制宜的饮食营养法则“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素问•五常政大论》)。《素问•异法方宜论》又说“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之大体也”。我国国土辽阔,各个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等各有不同,因而对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也就不一样。因此,在饮食营养上还应兼顾到地域环境的不同情况,制订相应的饮食营养方法,即因地制宜的饮食营养法则。

7 对食疗的论述
食疗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临证学中疾病治疗的重要手段和特色之一,在《黄帝内经》中也有较多的论述,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学“医食同源”、“药食同用”的思想。如“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泻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素问•脏气法时论》)。又如“五宜:脾病者,宜食禾亢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肾病者,宜食大豆黄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黄黍、鸡肉、桃、葱”(《灵枢•五味》)等。不仅如此,《黄帝内经》中还记载了以药物和食物配伍治疗疾病的内容,已具有了“药膳”的含义,可谓是最早的食疗药膳方。如“半夏秫米汤(粥)”,并详述对用水、用柴、用火等的要求。《素问•腹中论》以“四乌鱼则骨一

5、为什么魏晋时期是传统养生的哲理化时期?解释哲理化的意义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大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魏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了。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食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象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个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之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頠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象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象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象他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很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事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雇花匠种数十盆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象。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主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魏晋风度」是文化史上一个专有名词，以何晏、王弻及其竹林七贤等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在言行和作品中否定两汉以来的传统价值观，提倡不为物累、任性自恣、风流潇洒的人生态度，这一思潮在文学史上被称为魏晋风度。由于他们强调人的个体需要和欲求的合理性，因此一些当代学者将这一文化现象的思想意义概括为人的觉醒。只要一提魏晋士人魏晋风度，人们便会立即联想到魏晋士人的这些特殊的与酒、与药、与山林相伴的脱略形骸的生命方式。而名士们的饮酒情态恐怕比服药给人的印像更深。

《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了大量饮酒名士的不同寻常的言行。如：“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进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日：‘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不辍，神色自若。”有意表现出对虚伪的礼法和虚伪言礼之人的鄙视。阮籍本就是性情中人，率性任真，只是当时的形势不容他实现自己的真实意愿。他既矛盾又清醒，他自己放浪，是万般无奈，但他却不赞同自己的儿子任诞作达：“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可见这样任达并非自然的、发乎内心的，而是不得已做作出的一种姿态，有深沉高远之思的阮籍们，当然不愿以如此过于表现的形容举止来表白自我。

魏晋时期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政权交替频繁、政治迫害残酷，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许多悲天悯人有济世志的士人都茫然不知所之。在无比黑暗的处境中，在迷惘中，魏晋士人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士人都格外地珍视个体生命，自觉地地积极地思索生命的价值以及保全并完善生命的途径。这种种自觉、急切以至于狂放的追求方式，构成了魏晋士人独特的存在方式。

6、现如今中医养生言论盛行，其中都有哪些误区？

中医养生效果不错，但也要注意其中的误区避免踩雷。比如看养生不一定就要喝中药，年轻人不需要养生，这些错误的观念。中医从古代到现在从来都没有断过，很多都热衷于中医养生，因为中医不像西药一样，大家都知道是药必有三分毒，而中医不同，中医是用植物制成的，它对身体的副作用还是比较小。

五谷 

我认为最大的误区就是身体一有不舒服就要喝中药。身体如果只有稍微一点不适，不要急于用药，因为频繁的使用药物会使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降低，以后一点小病小痛就都必须药物来治疗。真正的养生并不是药喝得越多越有效，而是要结合运动，中药泡澡，合理的搭配药膳等方式，让身体慢慢的恢复健康。

养生莲子羹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人们普遍认为身体健康就不用养生，身体病了再养生。养生最重要的一个点就在生活方式上。现在的年轻人觉得自己身体好，熬夜到多晚都没有问题，其实我们人身体的肝脏在晚上十一点到两点的时候就是排毒的时候，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休息，那么肝脏就不能正常的运转，长时间下来，我们的身体就会积累很多的病毒。同时心理状态的调理也是养生的一部分，要每日保持愉悦的心情，身体健康才有保障。

立秋养生

所以，不能把养生只挂在嘴边，要时刻的注意自己的身体，但养生也不能盲目，多看养生专家的讲述，避免踩入养生误区。

7、中国古人是怎样调心修德养生的？

古人认为“仁者寿”，而要达到抄“仁者”则必须调心修养道德。故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大学》曰：“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心正方能除邪，而令视、听、言、动不离正念，故大乘《起言论》曰：“苦心驰散，即当摄来往于正念。”

练功者的一思一念皆应合乎道德规范百，不为金钱美色所动，不为物质外诱所惑。若有一丝邪念即当警觉，应有“独处暗室而不欺心”的慎独精神，如此方能时时激发良知，使自己处于心正身安、神清气爽的境界。《维摩经净影疏》曰：“调令离恶…度…故名调状。”调心的作用就在于调伏妄念，正念存内，邪不可干。故欲修身，必先正心，心正方能身安，身安方能体健，体健方能延年益寿。

调心也必须首先修养道德，应不断地扫除自己头脑中的邪思杂念和各种贪知欲，净化自己的灵魂，做到“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分，乘德无私，参天地兮”。如此则调心功夫才能不断练向深化，人品斯正，方能“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让浩然正气源源而来，功夫在正念的基础上“百尺竿道头，更进一步”。

8、中国古人的调心修德养生是讲的什么？

古人认为“仁者寿”，而要达到“仁者”则必须调心修养道德。故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大学》曰：“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心正方能除邪，而令视、听、言、动不离正念，故大乘《起言论》曰：“苦心驰散，即当摄来往于正念。”

练功者的一思一念皆应合乎道德规范，不为金钱美色所动，不为物质外诱所惑。若有一丝邪念即当警觉，应有“独处暗室而不欺心”的慎独精神，如此方能时时激发良知，使自己处于心正身安、神清气爽的境界。《维摩经净影疏》曰：“调令离恶

9、关于养生语录

健康名言
1、健康是自然所能给我们准备的最公平最珍贵的礼物.——蒙田
2、健康是一种自由——在一切自由中首屈一指. ——亚美路
3、人的生活就是运动.——托尔斯泰
4、幸福的首要条件在于健康.—— 柯蒂斯
5、健康本身是欢乐与满足的源泉.——彼得
6、健康的价值,贵重无比.它是人类为了追求它而惟一值得付出时间、血汗、劳力、财富甚至付出生命的东西.——蒙田
7、保持健康的秘密是适当地节制食物、钦料、睡眠和爱情.——雨果
8、欢乐就是健康,反之忧郁就是病魔.——哈利伯顿
9、吃饭莫饱,走路莫跑,说话要少,睡觉要早,遇事莫恼,经常洗澡.——谢觉哉
10、忽略健康的人,就是等于在与自己生命开玩笑.——陶行知
11、有规律的生活原是健康与长寿的秘诀. ————巴尔扎克
12、健康是智慧的条件,是愉快的标志. ————爱默生
13、最穷苦的人也不会为了金钱而放弃健康,但是最富有的人为了健康甘心情愿放弃所有的金钱. ——枸尔顿
14、人世间最好的医生是：节制钦食、心平气和以及心情愉快.——斯威夫特
15、锻炼身体要经常,要坚持.人同机器一样,经常运动才能不生锈.——朱德
16、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叔本华
17、从煅炼成健康的身体中本来锻炼出健康的精神,这是做一切工作所必遵循的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准则.——朱光潜
18、健康的人未察觉自己的健康,只有病人才懂得健康.卡莱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