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古书中的四书
四书——《四书五经》中的《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2、中国古代四大医书，是哪四本书？
公认的是：《黄帝内经》、扁鹊《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巨著，是中医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思想。
《难经》是中国古代医学著作《黄帝八十一难经》的简称，共三卷（亦有分五卷的）。原题秦越人撰。《难经》书名的含义，有二种解释：以难字作为问难，另以难字做为难易来解读。难，读音为“ㄋㄢˋ（nàn）”。《难经》是阐发《黄帝内经》的疑难和要旨的第一部书。后世将其列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还分析了一些病证。其中一至二十二难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为针法。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俞穴；69～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
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 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张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称为医圣。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
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 伤寒杂病论现了。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国汉族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以三品分类法，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
规定了药物的剂型
《本经·序录》认为：“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主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此处一方面体现了在2000年前中药剂型已有的成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药物剂型工艺以及对哪些药宜用哪种剂型的研究经验，如消石“炼之如膏”，术“作煎饵”，茺蔚子“可作浴汤”（外用洗剂），葡萄“可作酒”，白芷“可作面脂”，牛角、牛胆“可入丸药”，蝟皮“酒煮杀之”，露蜂房“火熬之良”，当归治“金创煮饮之”，雷丸“作膏摩，除小儿百病”，蛇蜕“火熬之良”，贝子“烧用之良”等等。此处既讲了药物炮制加工方法，同时也说明了不同药物在具体应用时要采用不同的剂型，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其治疗效果。对现今中医业医者只采用汤药成药的现象具有很大的批判性的价值。
对药物治病取效的客观评价
《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脏未虚，六府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此处首先告诫人们，有病必须早治；其次强调了疾病的痊愈与否，不能完全依赖药物的作用，主要是机体的防御机能和在药物干预下机体驱邪愈病的内在能力。
强调辨证施药
《神农本草经·序录》提出“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鬼疰蛊毒以毒药，痈肿疮疡以疮药，风湿以风湿药，各随其所宜。”此语不但突出了辨证施治用药的主旨，还提示在辨证施治用药的前提下，务必要辨别疾病的性质（寒、热）用药，辨别病因而审因论治（如“饮食不消”、“风湿”），辨别病情轻重并根据病情轻重而施以用药（如“鬼疰蛊毒”均为重危病证），还要辨别躯体病（如“痈肿疮疡”、“风湿症”）与内脏病（如“鬼疰蛊毒”）的差异而用药。前者用“疮药”、“风湿药”，后者用“毒药”。若通览书中365味药物的功效和主治，还可以发现，书中根据内科疾病、妇科疾病、外科疾病、五官科疾病、皮肤病等等不同病种而施以不同药物予以治疗，这些内容都充分体现了辨证施治的用药思想。
重视服药时间与疗效的关系
《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这说明本书作者在认真总结前人用药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服药时间与药物疗效之间的密切关系。
践行“药有阴阳”理论的价值
《内经》首先提出了“药有阴阳”理论，《本经》对这一理论予以践行。所谓“药有阴阳”，其含义甚广。若仅从植物药与矿物药分阴阳，矿物药质地沉重而主降，属性为阴，植物药质地轻清而属阳。若就植物药而言，凡药用其花、其叶、其枝者多属阳，若用其根、其干者多为阴。如若对药物深层的内涵以阴阳分，则“阳为气，阴为味……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具体内容可详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
《本经·序例》所谓“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其本义是指人们可以品尝到的药物真实滋味以及其对人体气血阴阳的作用。药物真实滋味不止五种，由于受事物五行属性归类理论的影响，于是自古至今，将药物之滋味统统纳之于五味之中，并将涩味附之于酸，淡味附之于甘，以合药物五味的五行属性归类。
药物“有寒热温凉四气”
《本经》所言药物有“寒、热、温、凉四气”。四气，即四性，是药物或食物的寒热温凉四种性质，与人们味觉可感知的五味相对而言，四气属阳， 五味属阴，也就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为气，阴为味”之意。事物之阴阳属性是可分的，“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故药物寒热温凉之性还可再分阴阳。温性、热性为阳，凉性、寒性属阴。热甚于温，寒甚于凉，其中只是程度的差异。温热药有微温、温、热、大热的不同量级；寒凉药有凉、微寒、寒、大寒的不同量级，如果在性质上没有寒热温凉明显的性质差异，于是就用“平”标定其性质。
3、古代有关养生的书籍有什么
文献
延年益寿，人同此心。达官贵胄、方外修真、三教九流，于此莫不关注，故而养生文献不限于医家，诸子百家均有所涉及。中国现存养生类著作约数百种，尚不包括涉及养生内容又非养生专著的书籍。养生书籍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通论类
主要从养生的大旨、理论、指导思想等立论，全面分述各种养生方法，泛而不专，有助于人们了解养生理论，并指导一般的养生，如汉代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梁代[[陶弘景]]著《养性延命录》、唐代[[孙思邈]]著《孙真人养生铭》、宋代陈直著《养老奉亲书》、元代李鹏飞著《三元延寿参赞书》、明代高濂著《遵生八笺》及胡文焕著《寿养丛书》、清代曹庭栋著《老老恒言》等。
食养类
主要从饮食物性味、补泄滑涩的效用与人体状态、天时气候、地理方域等的关系论述养生之道，也包括节食、辟谷等内容。著作如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道藏精华录》收载的《服气长生辟谷法》(著者佚名)、清代简缘老人的《节饮集说》等。
导引类
主要从论述气功、导引练形的理论及具体方法上阐明祛病保身、益寿延年之道，内容包括各种门派、形式的气功，各种导引练形(如八段锦、五禽戏、易筋经等著述。如后人从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辑出的《巢氏病源补养宣导法》，明代尹真人著《性命圭旨》和朱权著《臞仙神隐》、清代马齐著《陆地仙经》，以及南北朝达摩祖师的《易筋经》、明代袁黄的《静坐要诀》、清代娄杰的《八段锦坐立功法图诀》等。
炼丹类
主要是各种炼制丹药法的有关记述，古人曾希望通过对各种矿石药物的复杂烧炼过程制造出令人长生不死、霞举飞升的灵丹，虽说设想荒诞，近于虚幻，但却也得到了一些有疗效的治病丹药，开人类药物化学研究之先河。疗疾者如红升丹、白降丹等，临床已有定论。这类著作主要收藏于道家的汇编类道书《道藏》中，如宋代吴悞著《丹房须知》、金陵子著《龙虎还丹诀》以及著者佚名的《黄帝九鼎神丹经诀》等，记载炼丹术最早、最著名且传世者则是晋代葛洪的《抱朴子》。
4、中国古代的四书分别指的是那些？
所谓四书即使指的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有空好生看以哈对你有好处的！
5、中国古人的起居养生观是什么？
我国古人认为“起居有常”，“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起居无常，故半百而衰也”，把起居有常看作是人的长寿原因之一。
例如，古人把早起梳头当作一件养生要事，发需常梳，因为常梳头发既可以梳去灰尘头屑，保持头发的干净和发根空气的通畅，还可改善和增进血液循环，防止脱发和延缓白发的过程。明朝人沈仕《摄生要录》认为，每天梳发一次，可以疏通血脉，散风湿。谢肇《五杂俎》卷十二还就养生家的话提出，梳发的次数是每天一千下，古代养生家称木梳为“木齿丹”，说每日清晨梳千下，则固发去风，容颜悦泽。这里值得回味的是，养生家把木梳称作“木齿丹”，可见虽是木梳一把，却着实有着灵丹妙药的效用。由于梳发的神奇作用，还有人把它唤作“神仙洗头法”。清朝人俞樾《茶香室丛钞》引宋朝人之说：“周天岉言冬至子夜时，梳头一千二百，以赞阳出滞，使五脏之气终岁流通，谓之神仙洗头法。”
头和脚是人体顶天立地的上下两个极端，临睡前既梳头又洗脚，可以增进健康，夜睡安稳。宋朝时，甚至有人把这两件事称为养生的大要。宋朝人张端义《贵耳集》记载：“郭尚贤耽书落魄，自阳翟尉致事，尝云服饵导引之余，有二事乃养生之要，梳头浴脚是也。尚贤云：‘梳头浴脚长生事，临睡之时小太平。’”从诗中可以看出，梳头浴脚不仅有益长生，还着实是人生临睡之时的一项享受呢!
古人常把“洗”、“漱”放在一起。“漱”是漱口，目的是清洁口腔，防止口齿之疾。《千金要方》说：“食毕当漱口数过，令人牙齿不败，口香。”《老老恒言》也说：“食后微渣留齿隙，最为齿累。”“如食甘甜物，更当漱。每见年未及迈，齿即落者，乃甘甜留齿，渐至生虫作慝。”食后漱口，尤其更要注意食甜食后漱口。再则，古代养生术还认为，早起和入睡之前都要漱口，其中入睡前漱口的作用，更远胜于早起漱口。“夜漱却胜朝漱”，就是《琐碎录》所说的。至于漱口用的水，以不温不冷较为理想，但如果能习惯用冷水漱口，则效果更好，“可以永除齿患，即当欲落时，亦免作痛。”
小便、大便之事提到纸面上来虽有伤大雅，但在生活中却是难以避免的事。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的小便大约每隔1至4小时一次，入晚则因新陈代谢减慢而减少。大便最好每天一次，形成习惯。为了不违背正常的生理功能，除了特殊情况，平时千万不要强忍小便和憋大便。明朝人沈仕《摄生要录》告诫：“忍尿不便成五淋，膝冷成痹；忍大便成五痔，努(用力)小便足膝冷；呼气，努大便，腰疼目涩。”可见“忍”和“努”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古人认为如能在大小便时用力咬紧牙关，持之以恒，可以免除牙齿疼痛动摇的忧虑。
6、中国古代有哪些养生术？
养生学家，历代皆有。既见于医家，亦见于文、史、哲诸学者中，可谓名贤辈出，养生传统几千年，形成诸多学派，异彩纷呈。
精神养生
主张以安静调养人体的精神思维活动为主要途径来保养生命、益寿延年。静思始倡于老子、庄子，提出“清静无为”的学说。《黄帝内经》继老、庄之后，第一次从医学角度提出精神保养可以防病，并主张依据四时之气的特点来调养精神。
主张精神养生的学派认为，神是生命活动的主宰，神静则抗衰延年。人的思、虑、智、志、急、魂等，均由神所主。主张神气清静内守，不宜躁动妄耗；强调清心寡欲，抑目静耳，调摄神志，顺应四时，常练静功，以保持神气清静，促进健康。
动形养生
主张以运动形体来保养生命。《吕氏春秋》率先提倡动形养生，认为经常运动身体，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东汉名医华佗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创编了“五禽戏”体操，作为人们练身强体手段。唐代名医孙思邈及王煮等人也主张人要经常进行适度的运动。
调气养生
主张调养真气来延年益寿。《黄帝内经》提倡调摄真气以治病延年。持此主张的学派认为，气是生命的根本和动力，气充满全身，无处不到，具有治邪防病的功效。气，贵在运行不息、升降有常。调节气机升降，维持其正常功能，足以强身健体。调养元气的方法包括慎起居、顺四时、戒过劳、防过逸。调饮食和五味、调七情、省言语、习吐纳、行导引等方面。通过调养其气，以达健康长寿。
固精养生
主张通过固摄阴精，使之充盈内守，以达到养生。据截，最早提出固精思想的是管仲。《黄帝内经》也非常重视精对生命的作用，认为精是人始生的基础，生命活动的根本，人体寿夭的关键，主张养生关键在于节欲保精。阴精贵在充盈固秘，则人体得养，精力旺盛，强健长寿。固精的前题是收心正心。因此，这一学派强调节情欲以防阴精妄耗，倡导晚婚、节欲、调七情等，以保养阴精，益寿延年。
食养养生
主张饮食调养，补益精气，纠正服腑阴阳之偏，以达到调治疾病、延年益寿之目的。《黄帝内经》提出：“谨和五味”、“食饮有节”等饮食调养原则。唐代名医孙思邀是这个党派的一代宗师，其主导思想是节制饮食，以食疗痛，养老益寿。饮食宜清、淡、软、简，忌腻、厚、生冷。
7、中国古代四书五经是哪些？
明朝后的科举的命题范围。
简单的说法，四书指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种著作；五经指的是＜易＞、＜书＞、＜诗＞、＜礼＞、＜春秋＞这五部典籍。
虽然这些经书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是作为经典来遵奉的，但其实也有时代的不同，我们今天把儒家学派的经书统称为十三经是源于南宋时代，而在之前又分几个时期，不同的时期对经书有不一样的说法， 这是要加以注意的。
其中，礼经在汉朝是指仪礼，主要讲士大夫阶层的礼仪，在汉朝时叫＜士礼＞，晋朝时始称＜仪礼＞，同时还有两部讲礼的：＜周礼＞和＜礼记＞。至东汉时，学者郑玄为这三部礼书作注，合称三礼，唐以后都列入经书。
另外我们最容易错误的是春秋一书，＜春秋＞本是鲁国史书，我们称春秋一般是指它的注解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东汉以后左传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通常情况下我们说春秋就是指左传。
四书在先秦前就存在的，当时尚无四书之说，其中＜论语＞孔子死后汇编的孔子言行录，＜＜孟子＞是记述旧中国时代孟轲的政治思想的书，而＜大学＞与＜中庸＞本来是礼记里的两篇文章，讲作学问和修身之道的，到南宋时，学者朱熹把它们分别独立出来加以注解，并且和＜论语＞、＜孟子＞合编为一套丛书，作为学习儒家经典的初级入门教材，叫做＜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也叫四子书，此外还有个别称叫“学庸论孟”。
另外，我要给大家讲的是这四书五经内容涉及面广，包括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教育、伦理、道德、天文地理、艺术科技等各个方面。
儒学最初的课程有四门功课，是儒生的必修课，它们是诗、书、礼、乐，时称为四术，约相当于今天的文学课、古代史课、政治课及音乐课。后来增设了易和春秋，相当于当时的哲学课和近代史课，这已经是孔子晚年的时期了，后人称之为“六艺”，也叫六经。其中因为古代没发明乐谱而致使乐经在战争中失传，到汉朝时只剩下了其他五经，汉文帝时开始设立各经学博士至武帝时代完成系统学府，五经之说至此流传至今。
而所谓国学中儒学的十三经一说，则是在唐朝的科举发明以后，前面提到的礼分三礼，春秋分三传，分开计算则是九经，唐太学里作为标准的经文由前九经再加＜孝经＞、＜论语＞、＜尔雅＞，最后到宋朝时崇文抑武又把孟子列入经书，共十三种，以后再没增加，但十三经名字的由来更晚，大致在明朝汇刻＜十三经注疏＞和＜十三经古注＞才正式有了现在通用的十三经之说。
最后提提尔雅，该书实际上是汉朝人在战国时代学者们积累的训诂资料的基础上编定的一部按意义分类解释的古典字典，因为对读古经（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人一直在读古书）很有帮助，所以被尊为经书。
古代有个对子：三星日月光，四诗风雅颂。其中风指国风，诗经的一种，雅是大雅小雅的统称，颂也诗书中的一种载体。关于此节，将在以后论及对联的艺术一节谈及。
8、中国古代四大医书，是哪四本？
公认的是：《黄帝内经》、扁鹊《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巨著，是中医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思想。
《难经》是中国古代医学著作《黄帝八十一难经》的简称，共三卷（亦有分五卷的）。原题秦越人撰。《难经》书名的含义，有二种解释：以难字作为问难，另以难字做为难易来解读。难，读音为“ㄋㄢˋ（nàn）”。《难经》是阐发《黄帝内经》的疑难和要旨的第一部书。后世将其列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还分析了一些病证。其中一至二十二难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为针法。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俞穴；69～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
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 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张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称为医圣。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
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 伤寒杂病论现了。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国汉族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以三品分类法，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
规定了药物的剂型
《本经·序录》认为：“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主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此处一方面体现了在2000年前中药剂型已有的成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药物剂型工艺以及对哪些药宜用哪种剂型的研究经验，如消石“炼之如膏”，术“作煎饵”，茺蔚子“可作浴汤”（外用洗剂），葡萄“可作酒”，白芷“可作面脂”，牛角、牛胆“可入丸药”，蝟皮“酒煮杀之”，露蜂房“火熬之良”，当归治“金创煮饮之”，雷丸“作膏摩，除小儿百病”，蛇蜕“火熬之良”，贝子“烧用之良”等等。此处既讲了药物炮制加工方法，同时也说明了不同药物在具体应用时要采用不同的剂型，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其治疗效果。对现今中医业医者只采用汤药成药的现象具有很大的批判性的价值。
对药物治病取效的客观评价
《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脏未虚，六府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此处首先告诫人们，有病必须早治；其次强调了疾病的痊愈与否，不能完全依赖药物的作用，主要是机体的防御机能和在药物干预下机体驱邪愈病的内在能力。
强调辨证施药
《神农本草经·序录》提出“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鬼疰蛊毒以毒药，痈肿疮疡以疮药，风湿以风湿药，各随其所宜。”此语不但突出了辨证施治用药的主旨，还提示在辨证施治用药的前提下，务必要辨别疾病的性质（寒、热）用药，辨别病因而审因论治（如“饮食不消”、“风湿”），辨别病情轻重并根据病情轻重而施以用药（如“鬼疰蛊毒”均为重危病证），还要辨别躯体病（如“痈肿疮疡”、“风湿症”）与内脏病（如“鬼疰蛊毒”）的差异而用药。前者用“疮药”、“风湿药”，后者用“毒药”。若通览书中365味药物的功效和主治，还可以发现，书中根据内科疾病、妇科疾病、外科疾病、五官科疾病、皮肤病等等不同病种而施以不同药物予以治疗，这些内容都充分体现了辨证施治的用药思想。
重视服药时间与疗效的关系
《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这说明本书作者在认真总结前人用药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服药时间与药物疗效之间的密切关系。
践行“药有阴阳”理论的价值
《内经》首先提出了“药有阴阳”理论，《本经》对这一理论予以践行。所谓“药有阴阳”，其含义甚广。若仅从植物药与矿物药分阴阳，矿物药质地沉重而主降，属性为阴，植物药质地轻清而属阳。若就植物药而言，凡药用其花、其叶、其枝者多属阳，若用其根、其干者多为阴。如若对药物深层的内涵以阴阳分，则“阳为气，阴为味……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具体内容可详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
《本经·序例》所谓“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其本义是指人们可以品尝到的药物真实滋味以及其对人体气血阴阳的作用。药物真实滋味不止五种，由于受事物五行属性归类理论的影响，于是自古至今，将药物之滋味统统纳之于五味之中，并将涩味附之于酸，淡味附之于甘，以合药物五味的五行属性归类。
药物“有寒热温凉四气”
《本经》所言药物有“寒、热、温、凉四气”。四气，即四性，是药物或食物的寒热温凉四种性质，与人们味觉可感知的五味相对而言，四气属阳， 五味属阴，也就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为气，阴为味”之意。事物之阴阳属性是可分的，“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故药物寒热温凉之性还可再分阴阳。温性、热性为阳，凉性、寒性属阴。热甚于温，寒甚于凉，其中只是程度的差异。温热药有微温、温、热、大热的不同量级；寒凉药有凉、微寒、寒、大寒的不同量级，如果在性质上没有寒热温凉明显的性质差异，于是就用“平”标定其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