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志林 养生说

1、苏轼墓志铭写作背景

读苏轼传记，使人感到，在苏轼的禀性中，有一种天然的道家素质。《宋史，苏轼传》说苏10岁时，父亲苏洵游学四方，苏轼就由老师张易简与其母程氏教读。到了苏20岁左右时，他对庄子思想就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 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这就是说，在苏轼未读(庄子》之前，就已形成了与庄子相似的人生观，只是还未能用文字把它们表达出来而已，待到见了《庄子》，才知道庄子已经讲了他心中要讲的话。两个文化巨人，相距千年而心心相契，可谓是“忘年交”了。 苏轼不仅很早就建立了道家的人生观，而且从小就与道士有交往。据苏轼自述，他8岁开始读书，即拜家乡眉山道士张易简为师： 吾八岁入小学， 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 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其后， 余谪居黄州， 有眉山道士陆惟忠自蜀来， 云太初已尸解矣。(《东坡志林》) 予幼时尝学于道士张易简观中。(《东坡诗话》) 苏轼成人后，也经常与道士交往，他除了自号“东坡居士”外，还有一个不为人熟知的号——“铁冠道人”，又叫“铁冠道士”： 郑介夫……元佑初， 东坡公荐之复官。绍圣初，再谪 英。时坡公眨惠州，始与相遇，一见如故交。政和戊戌，介夫在福清， 梦客至， 自通“铁冠道士”，遗诗一章，视之，乃坡公也。坡在海上尝自称“铁冠道人”，时下世十七年矣。(《夷坚志》丙志卷十三)[1]诗人从小就跟着道士学习，成年又自号玉堂仙，晚年又自称道士，从中不难看出诗人对道教情感的深厚。 苏轼本人非常崇信道教服食法。茯苓是道士经常服用的一种药物，东坡对此药有很深的研究： “东坡作茯苓妙法：取好茯苓，去皮滓，水澄过，曝干，净蜜和匀捏团，装瓦坛中，隔汤煮三炷香，即成团矣。”(《六砚斋二笔》)松树耐寒长青，道士便有不少人去吃松针松根，苏轼对松树的药性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食松不仅可以使人长生，而且用不同的调制方法，可以医治不同的疾病(见《曲洧旧闻》)。苏轼还炼过丹，《席上腐谈》说：“东坡诗云： ‘暮年眼力嗟犹在，多病颠毛窃未华。故作明窗书小宇，更开幽室养丹砂。’黄鲁直注云： ‘按先生与王定国书云： “近有惠丹砂少许，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教以养火，观其变化，聊以悦神度日。”又诗云：‘曹南刘夫子，名与子政齐。家有鸿宝书，不铸金安蹄。促席问道要，遂蒙分刀圭。不忍独不死，尺书肯见梯。”’关于这个刘夫子，《席上腐谈)说：“《毗陵后集》赵尧卿注云：刘安世带制，字器之，曹南人，得养生炼丹术，公尝师之。”’甚至诗词文集中写过大量隐语丹诗。 但在学习这些养生术积累精炼时，总不能持久。《豫章集》说：“东坡平生好道术，闻辄行之，但不能久，又弃去。谈道之篇传世，欲数百千字。”《避暑录活》还记载了他与众多道士密切交往的情况，有时受了道士的欺骗仍相信不已。 苏轼与道士的交往，有些颇具神秘色彩，他本人就讲过这样一件事：予在白鹤新居， 邓道士忽叩门，时已三更， 月色如霜。有衣桄榔叶， 手携斗酒， 丰神英发喳。吕洞宾者， 曰： “子尝真一酒乎?”就坐各饮数杯，击节高歌。合江楼下，风振水涌， 大鱼皆出。袖出一书授予， 乃真一法及修养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书。”既别恍然。(《尝真一酒》)除了这件奇事外，诗人在《记退之诗》中还讲了这样几件事：贬居黄州时，时人盛传苏东坡已升仙为上帝作文去了，连宋神宗也信以为真，为此唏嘘不已。后贬往海南，京师又盛传他得道后乘小舟入海不还了。此后他的儿子又来信，讲广州太守说东坡已升仙（古代升仙、仙去、圆寂、涅槃等为死的代称），只留下平时穿的道服。这些故事出自苏轼之口，说明他与道教有密切的关系，也说明他平时闲居喜穿道服。 苏轼对当时的道家道教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在《上清储祥宫碑》中把它们的内容分为以清净无为为主的黄老学说和以丹药奇技、符篆小数为主的方士之言，认为前者为本，后者为末，黄老学说高于方士之言。但他紧接着又说：“修其本而末自应。”对方士之言并未偏废。同当时大多数文人一样，苏东坡很想修道成仙，因此学习道教方术就成了苏轼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写过不少这方面的诗文。曾储《道枢》录有苏轼胎息、内丹养生说， 《韵语阳秋》讲苏轼写有《天庆观乳泉赋》、 《养生论》、 《龙虎铅汞论》等。《苏轼文集》卷七十三、七十四以及各卷等收有不少有关养生修炼的文字。苏本人还讲： 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欲成而炉鼎败。来日忠州刺史除书到。乃知世间、 出世间， 事不两立也。仆有此志久矣， 而终无成者，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东坡志林》卷 一)正是由于苏轼与道家道教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当苏轼死时及死后，都与道家道教纠缠在一起，苏东坡临死时的情况同《庄子》中圣人死时的情况相同： (苏东坡临死前)独以诸子侍侧， 曰：“吾生无恶， 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犁往问之， 曰：“叱!避!无怛化。”(《庄子·大宗师》) 由于庄子的影响，苏轼死得想和庄子心目中的圣人一样潇洒。在苏死后，道士还曾巧妙地帮助过他： “崇宁大观间，蔡京当国，设元佑正入党籍之禁，苏文忠公文辞字画存者，悉毁之。王铭以重刻《醉翁亭记》，至于削籍，由是人莫敢读其文。政和中，令稍弛其禁，且阴访求墨迹，皆以为大挡梁师成自言为公出妾之子，故主张是，而实不然也。时方建上清宝篆宫，斋醮之仪备极诚敬，徽庙每躬造焉。一夕，命道士拜章伏地，逾数刻乃起，扣其故，对曰： ‘适至帝所，值奎宿奏事， 良久方毕， 臣始能达章。’上颇叹异，问奎宿何如人，其所奏何事，曰：‘所奏不可得闻，然此星宿者，故端明殿学士苏轼也。’上为之改容，遂一变前事。”((夷坚志补)卷二十三) 至于苏轼诗文中的道家道教内容，多得不可胜举，有些作品甚至是用老庄的语言写成的。http://ke.baidu.com/link?url=-GNw__

2、东坡志林三老语中除了说大话的有三位老人外还有一个人是谁呢他说了什么大话呢？

苏东坡《三老语》苏轼《东坡志林》：“尝有三老人相遇，或问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记，但忆少年时与盘古有旧。’一人曰：‘海水变桑田时，吾辄下一筹，尔来吾筹已满十间屋。’一人曰：‘吾所食蟠pan桃，弃其核于昆仑山下，今已与昆仑齐矣。’以余观之，三子者与蜉fu蝣you朝菌何以异哉？”【翻译】：曾经有三个老人碰到一起，有人问他们多大年纪了，其中一个老人说：“我也不记得我有多少岁了，只记得小时候认识一个叫盘古的人。”另外一个老人说：“每当沧海变成桑田的时候，我就拿一个竹筹记录一次，现在已经积满十间屋子了。”第三个老人说：“我曾经吃了一个蟠桃，把桃核丢在了昆仑山下，现在这枚桃核长出的树已经和昆仑山一样高了”。在我看来，如此长的寿命与朝生夕死的浮游、朝菌有什么区别呢？

3、东坡志林·记六一语的译文

译文：

某年初，孙莘老结识了欧阳修，曾乘机拿写文章的事向他请教。

欧阳修说：“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勤奋读书并经常写文章，自然会有长进；但是世上一般人的毛病是练笔的机会很少，还懒于读书，而且一篇文章写好后，马上要求它超过别人，像这样很少有成功的。文章缺点也用不着别人指出来，自己多练笔就能发现了。”

原文：

顷岁，孙莘老识文忠公，尝乘间以文字问之。云：“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又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

出处：出自宋代苏轼的《东坡志林》。

《东坡志林》，苏轼[宋]著。此书所载为作者自元丰至元符年间二十年中之杂说史论，内容广泛，无所不谈。其文则长短不拘，或千言或数语，而以短小为多。皆信笔写来，挥洒自如，体现了作者行云流水涉笔成趣的文学风格。

此书宋时或称《东坡手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即著录《东坡手泽》三卷，并注云：“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也。”《四库全书总目》以为“盖轼随手所记，本非著作，亦无书名。其后人裒而录之，命曰《手泽》；而刊轼集者不欲以父书目之，故题曰《志林》耳。”

(3)东坡志林 养生说扩展资料：

作者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

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志林》《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4、世说新语东坡志林两则文言文翻译？

世说新语东坡志林两则文言文翻译？
【原文】今日颇多贼，两夜皆来入吾室。吾近护魏王葬，得数千缗，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当是不知耳。”
【试解析】今天很多贼，两个晚上都来进入我的家。我最近护魏王葬，得到几千缗，几乎已经散去，这个窃贼一定是不知道罢了。”
这是东坡先生的一短文《梁上君子》，内容当然不是说鼓上蚤时迁那类神偷的。而是轻松地嘲笑了那类太没有水平的小蟊贼。
文章极尽调侃之能事，足以映证东坡先生乃当之无愧的幽默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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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轼《东坡志林》鸟说 ？？？？？

(甲)吾昔少年时，所居书室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窥也。又有桐花凤四五百，翔集其间，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驯扰，殊不畏人，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此无他，不忮之诚，信于异类也。

译文:
我在少年的时候,所居住的书房前,种有翠竹松柏以及一些花草,郁郁葱葱地长满在庭院里,许多鸟在上面筑巢。武阳君对杀生的行为很痛恨，嘱咐家里的小孩、奴婢及仆人，都不能捕捉鸟雀。几年的时间下来，鸟巢把树枝都压弯了，鸟巢里孵的小鸟低下头去都可以偷偷地看得到。还有一种叫桐花凤的鸟也有四五百只，飞翔在院子里，这种鸟的羽毛是最为珍贵很难得见得到的，但（这种鸟）却能很驯服不受干扰（地待在那儿），而且也不怕人。乡村里的人见到这种现象，都认为是很奇怪的事情。（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不外乎是（主人）对待这些鸟雀的诚心，对待这些不同于人类的动物一直守信用的原因。

(乙)有野老言：鸟雀巢去人太远，则其子有蛇、鼠、狐狸、鸱、鸢之忧，人既不杀，则自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观之，异时鸟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甚为於蛇、鼠之类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译文:有乡间老人说：“鸟雀的巢离人很远，就一定会有蛇、鼠、狐狸、鸱、鸢的忧患，人若不杀鸟雀，（他们）自然就亲近人，以免去这样的忧患。由此来看，那时鸟雀的巢不敢靠近人，真是因为人比蛇鼠之类的更凶恶。“严酷的政策比虎凶猛”，（我）信了！

7、材料：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说：街巷中，人们听三国故事，听到刘备败了，大家就不断皱眉头流泪

我只有点解析，大致如下
我们中国古代是封建社会，要王权独尊，而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刘备是汉室之胄，是皇亲国戚，自然是正统，而在人们的心中，刘备要赢，才符合他们当时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才是正统的，其他人都是篡逆。次之、刘备一直以仁义为本，这就让他在民间的口碑很好，一代代流传下来，刘备无疑就被“圣”化了，在百姓心中就树立起了一个仁义的形象。对于这种“好人”的失败，自然就会难过。

我认为的话，这还是我们中国古代那种封建王朝的思想、为了中央集权、为了王权独尊，就需要在人们的脑海里灌输这种王室正统的思想。

8、出自东坡志林中的《医生》翻译

1、译文：欧阳修曾经跟我摆谈过这样的事情：有人生了病，医生问他是怎么得病的，他回答说：“坐船时遇上刮大风，惊恐害怕，然后就病了。”医生就在使用了多年、被舵工手上出的汗水浸透了的船舵把柄上用刀刮下一些碎屑来，加上丹砂、茯神一类的药，泡水给他喝了，他的病就好了。现在的《本草注别药性论》上说：“治疗出汗多的毛病，可以用麻黄的根节（麻黄，中药名，以茎枝入药，性温、味辛微苦，功能发汗；根节入药，性平、味甘，功能止汗）和被人用旧了的竹扇（上面浸透了人的手汗）来打成碎末让病人服用。”欧阳修就说：“医生凭借自己的揣度配药大都像这样，初看好像儿戏，但有时还真有效，恐怕这其中的道理还不容易招致责难吧。”我就对欧阳修说：“把毛笔、墨锭拿来烧成灰给学生吃，能够治疗愚蠢和懒惰吗？推而广之，那么，喝了伯夷（古代最清廉的人）的洗手水，就可以治疗贪心；吃了比干（古代最忠诚的臣子）吃剩下的饭菜，就可以改掉谄媚的毛病；舔一舔樊哙（古代勇敢的壮士之一）用过的盾牌，就可以医治胆小的毛病；嗅一嗅西施（古代最美的女人）的耳环，就可以治好天生的丑怪残疾啦。”欧阳修听了我的话，大笑起来。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润八月十七日，我坐船进入颍州地界，因而想起20年前在这颍州拜见欧阳修的事，偶然回忆起当年跟欧阳修的一番笑谈，姑且把它了记下来。

2、原文：欧阳文忠公尝言：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舵牙为舵公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及故竹扇为末服之。”文忠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予因谓公曰：“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食比干之餕馀，可以已佞；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公遂大笑。元祐六年闰八月十七日，舟行入颍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见文忠公于此，偶记一时谈笑之语，聊复识之。

9、寻找苏轼逸闻

苏轼（1037～1101）享年64岁，又名苏东坡，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和诗人。嘉佑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佑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他还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家三口人被评为唐宋八大家，称“三苏”，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 》等。在政治上属旧党。豪放派词人。
【苏轼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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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
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文学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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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 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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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元丰二年 (1079)，苏轼移任湖州 (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狱，他们指证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个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结一句话，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认难逃死罪。最后终能幸免一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县），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获释离开御史台之狱。后人把这桩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由于这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的见习史官）舒覃、何正臣等，因此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致祸的原由，除上述的“莫须有罪名”外，据说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王安石。当时人的笔记里曾记载其事。

说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幺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

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幺，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幺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幺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

这段记载的真伪已不可考。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轼，错改两句诗似乎不是王安石讨厌苏轼的真正原因。其实质上的原因，当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方有如此刑名之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