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 难养生论

1、向秀的人物生平

向秀虽然没有完整的文集传世，但在当时他却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大哲人、大文豪。其主要著作有《庄子注》，时人称此注“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晋书·向秀传》）。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他到洛阳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庄子思想的研究之中。于是闭门谢客，潜心作注，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
向秀所著一书、一论、一赋三种作品，均为问鼎之作：其《庄子注》开创玄学注《庄》新思路，后人难望其项背；《难养生论》匠心独运，与嵇康难分高下；《思旧赋》更是堪称绝唱，魏晋时期无赋可与之比肩。
关于向秀注《庄子》，还有个有趣的插曲。开始向秀注释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向秀不如不注。后来向秀注基本写就，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
向秀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难养生论》为向秀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而著，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并非其真实意识表示。
据《晋书·向秀传》中记载：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猖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司马昭在杀了嵇康以后，还要威逼向秀吞下这枚“苦果”：你以前不是要隐居吗，怎么不学人去采薇了呢？向秀为保命计，只得顺其意说：“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的人，并不了解尧帝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但他内心中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吗？在强权之下的生命，就像浮尘一样轻忽。
向秀去世后，他的儿子还小，没有将父亲的注释光扬天下，被郭象将文稿窃取，“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以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了。此事见于《世说新语·文学》，《晋书》因之。其后千百年来，世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视了向秀的显著功绩。这大概是中国文化历史上最著名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例了。 1、向秀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主张本体论玄学。
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广弘明集》卷18），《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秀）弱冠著《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2、向秀对《庄子·逍遥游》的注解
庄子逝世后，他的学说沉寂了数百年，终于在魏晋之际，在竹林七贤的心中复活。嵇康、阮籍沿着《庄子》的游心之路，激烈反对社会体制，打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旗帜：嵇康奋起反抗，白白送掉了性命；阮籍借助虚幻的神仙境界，却抑郁而终。面对现实，向秀“觉悟”了。他清醒地看到，在社会体制的铜墙铁壁面前，个人的反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脱离社会的自由逍遥只是幻想，沿着“游世”方向前行，恐怕是惟一的出路。他不愿步嵇康后尘，在朝廷与山林之间，他无奈地选择了前者。作为最后一个出山的竹林名士，向秀准备与早已入仕的山涛、王戎一起，在高官厚禄中“逍遥”。
在混迹于西晋宫廷的日子里，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竟然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向秀运用这一发现刷新了思想界对“逍遥”的理解，融铸在其《庄子注》中。 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 “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情欲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抱榆枋即止的尺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
如此，自由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意义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 1、向秀《思旧赋并序》
参见：思旧赋
2、《难嵇叔夜养生论》
参见：参考资料

2、竹林七贤的嵇康一生是怎样的？

很有趣的一篇文章，给你展现一个饱满灵动的嵇康

大约是白帝城刘备托孤的前一年，在魏国的谯郡铚县，今天的安徽宿县，一个嵇姓外来户生了个男孩。谁也没有料到，日后，这个孩子居然在历史的心窝狠狠捣了一拳，并且让人久久难忘。他的名字，叫做嵇康。

二十多年后，大幕拉开，聚光灯刷地点亮，嵇康亮相了。只听台下一片尖叫，无数女生顿时昏倒——嵇康真是太帅了。据说见到嵇康的人，都感慨地称赞他如同松下吹过的清风，高昂而从容。“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朋友山涛，评论嵇康时说他如同独立的孤松，连喝醉了要栽倒在地的样子，都像即将崩倒的玉山一样，帅得一塌糊涂。很多年以后，有人在王戎面前夸赞嵇康的儿子长得帅，王戎却只轻描淡写地回答了一句：“你还没见到他爹呢。”此后，历代史书或笔记小说描述嵇康的风姿仪表都是不惜笔墨，型男嵇康的“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完全达到了庄子“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绝对标准。

一

由于父亲早逝，母亲和兄长对他溺爱娇宠。嵇康从小天资聪颖过人，由着性情读了许多道家书籍，对儒家经学几乎不感兴趣。这般过度自由宽松的受教育经历，让嵇康的气质里从小就渗透了一股天成的“自然”，而长大以后，那一派“半入仙风”的神韵，就更加让人望而不及，仿佛一个“画中人”，原本就不属于这世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自由自在的成长环境给了嵇康发展的自由，也养成了他骄傲、任性、单纯的人格，单亲家庭的艰难也让他变得激愤而脆弱。

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嵇康已经是诗词歌赋无一不通了，一袭长袍，满腹文章，再背上一把古琴，长风中，往那山头一站，清风明月的神采，竟被惊为天人。

在今天河南焦作市区的东面，有一个县叫修武，又称山阳。二十岁离家的嵇康很快就为这里秀美的景色和人文气质所打动，决定长住下来。于是，嵇康隐居在山阳的竹林之下，开了一间打铁的铺子，一边为乡邻打制和修理农具，换取生活必需品，一边埋头做学问，撰写文章，或者出门访友，广结人缘，与众多志同道合者谈书论道。

二十四岁这年，嵇康带着他的成名作《养生论》来到京城，整个洛阳城竟“惊艳”一般为之倾倒。人们开始兴奋地传说：“真正的名士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去看看那位写下《养生论》的嵇叔夜，你就知道啦。”成名来得如此之快，几月间，他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超男”。甚至皇室也青眼有加，曹操的儿子沛穆王曹林，竟不顾嵇康的平民身份，欣然把女儿长乐亭公主嫁给他。这一切如此出乎嵇康的意料，他成了曹氏的女婿。与此同时，嵇康也就卷入了魏晋的政治漩涡，做了魏政权的中散大夫。这是他人生悲剧的开端。

嵇康的《养生论》传到黄河以北的怀县，向秀看了后禁不住拍案叫绝。但他又觉得嵇康的“帖子”有失偏激，特别是受政治影响较大。向秀在家里思想半天，终于还是忍耐不住，决定亲自到山阳一趟，去见见这篇文章的作者，同时就文章里的问题讨教一二。向秀于是拿着自己对《养生论》的意见稿《难养生论》去见嵇康。嵇康此时正在家里的铁匠铺子里帮人打制农具，他光着膀子，用钳子夹出炉子里已经烧红的锄头，放在铁砧上，挥动大锤向锄头打去。

小小的铁匠铺里，火星飞溅，烟尘弥漫，迎视着嵇康傲岸、冷峻、挑剔、审视的目光，向秀镇定自若，底气很足。向秀说：“你太屌了，你是这个黑暗时代最明亮的星辰”。嵇康骂了他一顿：“你忒会忽悠人啊。这些恭维话，让我很囧。告诉你，哥只是一个传说，哥就是一个铁匠，不是什么文化精英。哥打的不是铁，是寂寞。”哥儿俩就这样不打不相识，他们在河边散步，谈古论今，在铁匠铺中打铁，嵇康抡锤，向秀拉风箱。两人虽然有分歧，但是彼此都很快乐，觉得找到了平生的至交。

二

山涛在京城担任州府官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那就是他遇到了阮籍，并且把阮籍介绍给了嵇康。三个人一见如故，很有惺惺相惜之感。后来，山涛的妻子韩氏发觉山涛与阮籍、嵇康的交往甚密，就好奇地问丈夫：“这两人就这么了不起，值得你如此深交？你们仨每天厮混在一起，难道他们比我还重要？”山涛长叹说：“我可以称为知己的，只有这两个人了。”韩氏于是便向丈夫提了个要求：“春秋晋国，僖负羁的妻子曾经亲自隔墙观察过狐偃和赵衰。我也想看看你那两个朋友，可以吗？”山涛欣然允许了。有一天，嵇康、阮籍两个来了，山涛就留他们在家过夜，并准备了酒肉。夜里，韩氏从墙缝里偷窥他们，并且孜孜不倦一直偷窥到天明。次日早晨，山涛问道：“你对他们印象如何？”韩氏说：“简直酷毙了，极品人物啊，你比他们差远了，好好跟人家学学吧。”

各大“版主”结识，并且一见如故，使竹林好友的聚会成为可能。接着，“竹林七贤”中的另外几位也逐一聚合。在这个未经官方批准的“作协”组织里，打头的是嵇康，排在后面的是阮籍，接下来依次是山涛、向秀、阮咸和刘伶，年少的王戎来的时候，大家已经“在路上”了。那正是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党派诛灭之后，司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政权，知识分子的生命朝不保夕、如履薄冰。这一群文人，他们厌倦了官场的奸诈、权谋和血腥，来到山阳的乡下，摆下酒，撑起船，或者驾着牛车，旅行去也。他们的旅行也是向往山水的清新，乡间活动的自在，带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棵草去。来了，他们就没有打算再回去，与草、水、树、风声相亲，一生足也。轻松自在，宛若仙人。

竹林七贤们好玩。从掌握的史料来看，他们的玩法大概有：饮酒、服药、行散、清谈、弹琴、长啸、吹箫、打铁、裸奔，当然离不开行文作诗。好玩也会玩，生性如此，也是时代使然。在这些玩法中，他们玩出了仕途，玩出了性格，玩出了友情，有的也玩掉了生命。

七个人志趣相似，聚于山阳县的竹林之下，悠游山水，服食养生，养生全身，不理政治，任诞旷达，行事潇洒，把山阳的文人雅集打理得风生水起，把竹林的“新文化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闭目试想一下，1700多年前，七位名士就在河南云台山的一片幽林中聚会，开怀畅饮，放歌长啸，抱琴行吟，谈玄论道，弋钓草野，亲旧叙阔。终日沐浴在先贤老庄的自由春晖之中，“天地与我养生，万物与我齐一”，他们深知，生命的尊严源于自由，唯独拥有自由，才可能拥有善的人生。当礼教以极端的表情端起虚伪的嘴脸，在礼与情之间，他们也极端地偏向了后者，通过重情尚真、任情随性的言行举止实践道家的自由精神，追求生命的肆意酣畅。

在当时的学术界，他们的地位不但是历史选择的，也是他们的才华决定的。“竹林七贤”们接过了建安七子和正始名士们的文学接力棒，重新发现了庄子，把玄学的研究对象由老子推进到了庄子，提出了“越名教，任自然”新观点，最后发展出“名教就是自然”的新思想。七个人都是自幼熟读老庄，对这些经典著作非常熟悉，不但在思想上崇尚庄子，而且在行为上狂放不羁，当时的清流名士皆以谈玄清议为能事，以非薄礼教为时尚，《世说新语》里满篇大话、怪话、俏皮话，便是最好的明证。魏晋清谈，大多是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完成的，但其学术质量远比现在流行的某些所谓的学术研讨会高出许多。

作为“非法作协组织”的头目，嵇康除了写出《养生论》、《答向秀难养生论》、《释私论》等华彩丽章，创作《赠兄喜秀才入军诗》、《幽愤诗》、《琴赋》、《酒赋》那些清缈飘逸的诗赋，他又是养生专家，医药知识丰富，不但亲自上山采药，对炼制五石散也很在行。他还精于笛，妙于琴，善于音律。尤其是他对琴及琴曲的嗜好，为后人留下了种种迷人的传说。嵇康的音乐理论文章《声无哀乐论》虽然未在“SSCI核心期刊”发表，在中国音乐理论史上却名闻名遐迩，他在论文中讨论了音乐有无哀乐、音乐能否移风易俗的问题，涉及音乐美学上的一系列重大课题。

三

文人墨客从来都是统治者的棋子。与司马懿相比，司马师的凶残和狡诈一点都不比父亲差。魏晋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把人性的丑恶发扬到了极致的时代，它衡量人才，不只是看你的才能和学识，还看你所站立的阵营和用心。竹林这七个人的名声又是如此之大，一定不能允许他们从宦海之中挣扎而出的。无论他们愿意与否，都必须接受被御用的命运。就这样，原本希望不问世事的几个人被强行推到政治的风口浪尖上。向秀、阮咸、阮籍被迫入仕，山涛，王戎投靠朝廷。司马政权不费吹灰之力，就瓦解、分化了竹林七贤，中国历史上最为光芒璀璨的文人团体最终分崩离析、各散东西。

摆在嵇康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归隐，另一条是投靠合作。因为当时曹魏大势已去，司马氏掌权大局已定，真要避祸，最好的办法是投靠司马氏，和他们合作。山涛、阮籍、王戎都走的是这条路。这些人不但最终都得以全生，而且有的仕途还相当顺畅。可嵇康却坚持不与司马氏合作。

其实，对于合作还是不合作，嵇康也曾有过痛苦的思考。在《卜疑》中，他一连提出了二十八种处世态度作为选择，主要分三大类，一类是积极入世，一类是游戏人间，再一类便是逍遥出世。最后，他借太史贞父之口，做出了选择，那就是只要“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他也会做出“交不为利，仕不谋禄”的妥协的。由此观之，在遗世和用世的两难间，在自矜与自责的纠葛中，他的心情始终是痛苦而矛盾的。

对于真理，他看得太过峻切，所以无法容忍虚假；对于生命，他爱得太过浓烈，因此不能妥协庸俗。如此看来，嵇康的痛苦已经不是在合作或不合作间的抉择。而是根本就没办法合作。因此，他只能选择隐退，远远逃离那个荒唐得近乎可笑，扭曲得几欲疯狂，无趣得近乎残酷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说，不是世教不容他，而是他不容世教。司马氏不是没想过“化敌为友”，一次次伸出过橄榄枝，嵇康硬生生拒绝了。

有一回，就在嵇康打铁打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司马昭的宠儿钟会突然来访。嵇康懒得理他，连头都没抬。钟会尴尬了一会儿动身要走，嵇康问话了，很幽默：“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得也很机巧：“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四

嵇康的竹林好友山涛为人敦厚，他推荐嵇康做官是一片好意，却惹得嵇康怒不可遏。1400多字的《与山涛绝交书》写得十分痛苦，但嵇康认为这对双方都是痛苦的解脱。嵇康在信中对山涛说：“您提议我替代您的职务，由此知道你原本就不了解我。”嵇康说山涛要他做官是把直木变曲成车轮，是用死老鼠喂神鸟，是要把他推到沟里逼他发疯，没有深仇大恨不会这么做的。信中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说套着民服正襟危坐，搔挠虱子很不方便，真让人难受。嵇康这封绝交书无疑是一篇与当权者决裂的宣言，文辞犀利地批评统治者“非汤武而薄周孔”，谴责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对儒家精神的歪曲和背离，这句话更是深深的刺痛了大将军司马昭，挑战了司马王朝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难怪司马昭听说后勃然大怒。

这个异见分子，太率性太有骨气，也太极端太无机变，加上又是曹氏的女婿、魏政权的旧官，就只好承受苦难的命运。愤世嫉俗，这个性格上的致命弱点，最终为嵇康招来杀身之祸。可是，这也是他“刚肠疾恶，轻肆直言”的一生中最明亮的一面铜镜。

嵇康因替朋友鸣不平却惹来杀身之祸。这个朋友叫吕安，其妻十分漂亮，被他的哥哥吕巽奸污了。吕巽做贼心虚，反到司马昭那里污告吕安不孝。司马昭标榜以“孝”治天下，不孝可以定死罪，吕巽这样做是将亲弟弟送上死路，简直禽兽不如。嵇康怎么也想不到朋友圈子里冒出这么一个阴险的无赖，当即宣布与吕巽绝交，绝交书每个字都气得发抖。嵇康拍案而起为吕安出庭作证。他走进的是一个等他等了很久的卑鄙的陷阱。嵇康为朋友抱不平被打入死牢，罪名是“不孝者的同党”。欲加其罪，何患无词。他得罪司马统治集团太多太多了，他孤愤狂傲让小人丢尽颜面，他才高俊美致俗人心生嫉恨，他文章风流使庸人自惭形秽，他人格刚正令官府满怀畏惧。比如钟会在向司马昭进谗言时，就首先指出嵇康是“卧龙”一般的人物，这就暗示嵇康的个人影响力和人格魅力都非同一般。具有如此影响力的“持不同政见者”，为己所用则可，如不能，必杀之。现在，收拾他的时候到了，灭绝他的时候到了。这一天，他们等了很久很久了。

嵇康入狱，被定死罪。于是，太学生的集体上书，地方豪杰的群起响应，当时名士联名救援，无疑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示威。然而，中国历代的专制统治者，从来也没有在民意前，退让过哪怕半步。客观地说，嵇康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反而加速把自己推上断头台。

行刑之日，司马昭密令大量军队戒严在法场四周，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等一切部署妥当，他才派人进入法场，向大家宣布维持嵇康死刑原判的法令。

此法令一经宣读，在法场上炸开了锅。三千血气方刚的太学生群情激愤，“释放嵇康，释放嵇康”的声浪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响彻刑场所在的东门。此时，嵇康的眼神却是空无一人的孤独。他回头看了看日影，知道时候尚早，就对哥哥嵇喜说：“哥，我的片玉古琴带来了吗？”

嵇喜哽咽着把琴递给嵇康。嵇康摸着他心爱的片玉古琴，若有所思，随后便用他那纤尘不染的双手，拨响一曲《广陵散》，以完成人生最后的谢幕。神色从容的嵇康在高台坐定，在士子的注目礼中，开始拨弄琴弦。悠扬的琴声中，无杀伐之声，也无幽怨之声，而是“感天地以致和”的清正之音。一曲弹罢，场上一片死寂。嵇康凝视弦琴片刻，叹息一声，说道：“以前袁孝尼想跟着我学广陵散，我没有教他，广陵散于今绝矣，”于是，离席起身，引颈赴死，年仅四十岁。

围观的浩浩人流中，有一位面容妩媚、玉立亭亭的女学生含泪悲泣，她低语：“嵇康老师赴刑的样子真性感，他是史上最性感的铁匠。”

尽管书面绝交且不理不睬，可嵇康对山涛的深情厚谊并未真的断绝。临死前嵇康曾对儿子嵇绍说：“有你山涛叔叔在，你不会孤单的。”这番宽慰，足见他与山涛相交之深、相知之笃，怎能说他们内心不是相互挂牵的？在嵇康去世后的漫长岁月里，山涛对嵇绍呵护备至。

魏晋以前与魏晋以后的无数时代，再没有一个如嵇康般饱满、健全的生命，在这个局促的世界上从容地展现。

3、竹林七贤

能解决你的问题就行了，要什么原创啊！

竹林七贤
中国魏晋时期7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的合称，成名年代比“建安七子”晚一些。7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其中，嵇康的成就最高。
1.嵇康
嵇康
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国时曹魏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竹林七贤”之一，世称嵇中散。善于音律，创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合称“嵇氏四弄”，与东汉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临涣镇)，因家居侧有嵇山，故改姓嵇。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其罪证之一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于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爱好打铁。曾被孙登说：“保身之道不足”。 在人生哲学上，他的主张是：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 有趣的是，嵇康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山巨源）。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
2.阮籍
阮籍(210－263)，三国时期曹魏末年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 阮籍
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另据史料记载，因为阮籍才华横溢，在当时名气很大，掌权的司马集团很想拉拢他，但阮籍和司马集团总是若即若离。阮籍曾经当过司马集团给他的一个官——东平太守。他骑驴上任，进了衙门便令人拆去隔墙，十几天后又骑驴离开了，好像开一个玩笑似的。后来他又主动要了一个官干，当了一名步兵校尉，其动机就是看上了步兵营中有一位厨师很会做酒，而且营中藏有美酒300斛。在两任官职期间，他也每日只是与刘伶饮酒吃肉，成天醉倒在酒乡里，从不发表任何政治见解。后来，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3.山涛
山涛(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于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山涛虽在竹林七贤年龄最长，可是很晚才开始为官。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喙，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晋书·山涛传》他第一次做官大约在正始六年左右没当多久就逃走了。山涛初次入仕时间极短，到正始八年就开始同嵇康、阮籍同做竹林之游。短短的几年隐居生活后，山涛开始了第二次入仕。 山涛第二次入仕虽与婚姻有关，但它在此后的三十多年的官场生活，还是对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作用，它为当时的晋朝选取了大量人才，在当官时选贤任人，对自己约束甚严，对于贿款而能一直坚守其节，在那时的政治风气下实属不易。 山涛
山涛是司马氏政权的骨干力量，所以历代文人从正统观念出发对他有所非议，甚至被后世视为「贰臣」然而就如此断定山涛的评价，不免也失之公平，因为当他在为官期间并未有迫害曹氏成员的记载，更没有杀害过正直之士，而是对有才之人大力提拔，这对社会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拜赵国相，遣尚书吏部郎，文帝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榖二百斛。《晋书·山涛传》由上可知山涛在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并没有像一些官僚那样大肆兼并，生活奢华，而是雅操清明。他为朝廷选拔人才，并不营私结党，而是选举任能。 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提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有此可知山涛与其他竹林七贤有其相当的差别在于任官方面，他的积极出仕跟其他人来比的确有一段差距，他曾三次举谏阮咸为吏部郎，虽然嵇康写了与他的「绝交书」但嵇康的儿子嵇绍后来也是由山涛举谏而进入仕途的。 山涛一生的宦途生涯几近似十年之久，从四十岁开始任郡主簿，功曹之职，因预见曹爽的被杀而隐居不仕，但是不久之后又即被召回，以后任官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的三代政权，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得力助手，他与阮籍嵇康不同，他的一生鲜少有反司马氏思想，反而紧密的围绕在司马氏政权左右，并成为司马氏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在他的职历中最重要的是尚书吏部郎吏部尚书尚书仆射等职，这些都是属于吏部的官职，其职权是以派任官吏人事为主，属于中枢性的部门，这必须通晓官界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同时还需有识人的气度，这对一向以自己的政治器识为豪的山涛来说，正是适得其所。 与其他六贤之差异 ：山涛虽然年轻时崇尚老庄思想加入了竹林七贤之列，可是本质上他却不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或忘情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拘守世俗礼法的彬彬君子。山涛的性格基本上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真能忘情逍遥世外的人，他还是身在红尘之中有野心想立身扬名于世，只不过因他政治上的远识，使他在政争最厉害的时候避世远遁，一旦机会来了他还是会出仕的，他与嵇康阮籍之交也可说是偶有交会迸出的火花罢。所以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到“足下傍通多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所谓“偶与足下相知耳”正道出了这其中的实情。 对《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一节略做补充。其实，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另一个层面上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好朋友，有了这封绝交书，就不会因为自己不配合政府的态度而连累到好朋友。后来嵇康被杀害，临死前把自己的儿女托付给山涛，留言：“巨源在，汝不孤矣。” 山涛为人磊落大度，生活节俭，做官不过多要求什么，对待朋友赤诚坦坦。后世者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牵强附会。
4.向秀
向秀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他又与吕安同在山阳地方灌园以自给。山阳是嵇康住宅所在之地，可见他们三人交往甚密。但是种田、栽培蔬菜并不是他们的嗜好所在。以田园工作换取生活所需，一旦有了空闲，就相携出游于大自然间，逃脱政治的黑暗樊笼，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虽然他们三人的行止如此亲近，但向秀的性格却是与嵇、吕相异，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而超迈俗人，向秀则好读书，所以常被他们所嘲笑。三心灵的交流从向秀的《思旧赋》可看出：“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 据晋书本传的说法，向秀是喜好老庄之学的，但是从年轻时就喜欢读书的向秀，对儒家思想也是相当有研究的。他二十岁时，曾写过一篇《儒道论》，从他后来的《庄子注》一书中的思想满可以约略猜出，这篇文章大约是想将儒道两家的思想做一调和。（《儒道论》现已失传）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 向秀有感于历来读【庄子】的人虽然很多，但为之作注者却很少，便想替【庄子】作注，完成此工作后，请嵇康、吕安批评，看完之后，几乎给予一致的赞叹。可见向秀的【庄子注】确乎超越了有旧家的注解，而直通庄子的心灵，故颜延年的【五君咏】：「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晋书】本传：「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史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今日向秀的【庄子注】已佚失，其中一些佚文散见于张湛的【列子注】中。 向、郭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哲学著作，也是当时崇有派的代表作品，其中许多观点是和贵无派对立的。这部著作，力图把道家学说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而且，更多地从儒家观点修正了道家的学说。何晏、王弼的贵无学，主张不要干涉门阀世族的特权，使世家大族的利益得以无限地扩张；而何、王的贵无论，到向、郭崇有论的转变，反映了魏晋时期门阀世族的内部争权及发展过程。 祟有论：在本体论方面，向、郭不赞成贵无派「无能生有」理论，提出了「物各自造」和「造物者无主」的说法。认为万物的形成和变化都是「自己而然」，万有本身就是自足的，在万有自身以外并没有生化万物的独立实体；所谓无，只意味著万有的自生自得；万有都是永恒存在的，虽变万化，终不能归于无。这种学说，否定了道和无生化万物的观点，肯定了万有的实性。但这种学说也同时否认了万有之间在时间上有因果的联系，否认了万物进化的过程。 这种崇有论，表现在社会问题上，提出了「天理自然」和「安分自得」的人生观，得出了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结论，认为自然和社会的秩序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物的各种差异和它们所处的各种地位也都是天然合理的；万物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追求自己分外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自由和快乐；无为并非消极无所作为，而是所作所为不应超过自己的本分；圣人身居富贵之位，同样可以享受山林隐士的清高生活等等。所有这些观点，在于论证名教并不违背自然，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能于自己的等级名分，以巩固已有的秩序。 难养生论：向秀的思想之有异于嵇康，尚表现在他的【难养生论】一文中。【养生论】为嵇康的作品，文中主张寡欲养生，而向秀却持反对的看法，他的这种思想是将魏晋时已经盛行的老庄思想中尊重自然的想法加以推广，但是从他的表现和论理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已是站儒家的立场。纵使他对老庄思想有极度的兴趣，但却不曾以此来做为他生活态度的指针。所以，后来嵇康和吕安被处死的事件发生时，他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受到当朝者的注意，准备援引为官。这也是他们思想的歧异之处。曾与司马昭的有过对谈，司马昭当时掌握实际政权。 嵇中散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蹉。 （箕山是山名，传说尧要让位给巢父、许由，二者不愿接受，就隐遁在箕山，故箕山之志即隐居之志），即使向秀在处理实际问题和思想与他的两位好友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在互相争论中愈亲密，因此他对于两位死于非命的好友，那种痛惜哀伤之情，是发自本心的。自洛阳归山阳嵇康旧居时，忍不住写下了有名的《思旧赋》，文中所表现暗藏的政治黑暗与恐怖，呈现消极抵抗政治的态度，司马昭死后，向秀仍继续做他的官，只是极不得意。晋书本传说：「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不任职、容迹而已，可看出他仅挂个做官的空名，还能保持这个空有其位的空名罢了。
5.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市）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他身高仅一公尺四十，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因此也加入了七贤的行列。 他在官职方面，做到建威参军。据说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了官以后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终于嗜酒寿终。反而在那文人动辄被杀的乱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寿终，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 《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裏抱著一壶酒，命仆人提著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醀然已醉矣。」 【任诞篇】 （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著把剩馀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一定要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又喝得大醉了。） 从这骗取酒肉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他滑稽多智、放荡不羁的一面。不但是人，就连鬼神也不放在眼中。 关于喝酒，竹林七贤裏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喝酒，但刘伶却独以酒而闻名，可见他的酒量之多。他的喝酒，或许同阮籍一样，是因为受逼于黑暗的政治，污浊的社会，但他确能沉醉在酒乡的混沌世界中，不像阮籍、嵇康是充满著愤懑之心的，阮籍甚至还在酒后吐了血。他喝酒的方式也是极其豪迈的。伴随著狂饮而来的，自然是行为上的放荡。 刘伶是个醉鬼，他的思想接近庄子。刘伶经常沈湎于酒中，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从嵇康、阮籍那裏学到一些皮毛，放荡荒唐、玩世不恭者有之，学识胆量皆无，终日醉醺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裏脱光了衣服饮酒。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 （客人进屋找他，假如有人来讥讽他，刘伶大言不惭，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裏来？」）此外他更将这种境地，表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 作品《酒德颂》 【酒德颂】 「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活在污浊的乱世，却又无力挽救当时的社会，刘伶只好放浪形骸，同时阮藉著酒醉的言辞行动，来表示他憎恨虚伪的道德礼教，以及自己内心对自然纯真的追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酒是务，焉知其馀。 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电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攘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待侧焉，如踝赢之与螟蛉。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有所谓大人先生者，他将宇宙看做是自己的家，以为一万年不过是转瞬之间而已，他随著自己的意思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只有酒是他的乐趣，其他的乐趣他瞧都不瞧。贵公子、搢绅处士们，听到他的风评，没有一个人怒目相向的，拿礼法来非难他。但先生手中却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落在髯上的浊酒，陶然醉倒。他不觉寒暑，也没有利欲之情，将这个世上的杂然万物，完全看做是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 这样的人生观，也不外是「齐祸福、一死生」的老庄思想。《晋书》本传说他：「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在文章中，他藉著所谓的「大人先生」寄托了他求追精神自由的心境，并攻击那虚伪的世俗礼教中的贵公子、搢绅处士。全文充满了奔放自在的讽刺意味。 阮籍虽然厌恶那个社会，但他却不得不活在魏朝的官僚社会裏，尤其与专权的司马氏有著若断若离的关系，使得他满腔的苦闷，一旦发泄出来。便成为锐利痛快的怒骂（《大人先生传》）。而刘伶则与之相反，一开始便在官场上不得意，不被那个官僚社会所接受，因此他在《酒德颂》中对于礼法之士所表现的不屑，便尽是一片揶揄嘲笑的态度了。
6.阮咸
阮咸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 阮咸不仅擅长演奏，也精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据说就是他所作，李季兰在同名诗中有“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的诗句。195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持阮弹奏的阮咸画像，神情专注。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杆挂大布犊鼻褌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任诞篇】 在七月七日这天有晒衣习俗，阮咸家贫，竟以长杆挂犊鼻裤（短裤、贫贱者之服，魏晋名士夏日喜欢穿犊鼻裤，表示洒脱）于院中，与北阮纱罗锦绮形成对照，自然地表现出阮咸任达不拘礼节，然而亦说明，阮咸虽家贫，而其士族之优越门第和身分并不减。阮咸虽未能免俗，但所作所为亦不同流俗。这时候的他其实还只是个少年，但作风却也与阮籍不相上下，而那位以「穷途之哭」而著称的阮籍，就是他的叔父，两人合称为「大小阮」。虽然叔侄间有辈分差距，但却不拘形迹，经常像朋友一样共同游息，那种放浪不羁的生活作风，也的确各有千秋。 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也很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崇尚老庄之说，鄙视种种所谓的繁文缛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当代权贵们的一种实际抗议。由于此时的政治主流乃是以礼法为主，主张「以孝治天下」，不同于曹操当时的「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把原本抛弃了的礼法，拿来当成为巩固权位的藉口。阮籍曾愤懑地说：「礼教岂为我辈而设。」而阮咸也在母丧期间，穿著孝服，骑驴去追自己私恋的一个鲜卑婢。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任诞篇】 这种超越自古的传统礼制，其实都是对礼法尊严的一大讽刺。因为当时的礼法已经失去它原先的意义。 在当时礼法甚严，阮咸纵情越礼，放浪自适、饮酒享乐的行为，或多或少阻碍了他的仕途。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任诞篇】 读完此文，其实猪也是天地万物所生，又何必区分地位的高低及卑贱。想想仲容与群猪为瓮共饮盛况，也能体会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那种放达不羁的豪气。且阮咸的「达」是任意而为之，随心所欲，较不同于阮籍的「达」是因对世俗礼法无奈而为之，这是他们两个不同之处。 然而这些行为，在名教社会，有冲击礼法和解放个性的积极作用。因为在当时，一些礼法之士卑鄙而无气节，名士们的不拘礼法恰好是对礼法虚伪的揭露及抗议。因此，不拘礼法仅只是其一方面的表现，而还有另一方面的表现。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赏誉篇】 （晋书阮咸传）说：「山涛举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这对阮咸是很高的评价，阮咸虽不拘礼法，而能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不为外物移心，这乃是老庄玄学之素养，越名教而任自然。这表明不拘礼法乃其表现形式，而贞素寡欲为其内心世界，此乃名士的精神本质。如果仅有不拘礼法，则不过是狂人，是不能成为真正的名士。只可惜，晋武帝仍以阮咸的沈溺于酒乡，不予以重用。 【阮咸与荀勖】 七贤之中，除了阮籍、嵇康对音乐有深厚的素养外，阮咸也是杰出的音乐天才。他虽然名列「竹林七贤」，但他的文学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反而是因音乐上的成就而为世人所认识。颜延之说他：『达音何用深，识为在金奏』即是赞扬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很高。 荀勖善解音声，时论为之暗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后有一田夫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 【术解篇】 阮咸的神解，当比荀勖暗解为高，阮咸是真正了解音韵的，他之所以批评荀勖，本来也是出于好意，希望他能够发现自己的缺点，有所改正。无奈荀勖本人，心高气傲，自以为音乐造诣旷世无敌，面对阮咸的指责，更视为是存心捣蛋，并在晋武帝前进谗言，贬除了阮咸的职位。但也由于这样，而使阮咸在中国音乐史
7.王戎
王戎
王戎(234—305)，字浚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生于大富之家 ，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在七贤当中，王戎的年纪是最轻的，他比山涛小二十九岁，比阮籍小二十四岁，比嵇康小十一岁。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可以得知，在稽康受刑而死的时候，王戎二十九岁，则王戎九岁的时候便认识稽康，同时还交往甚密。王戎认识阮籍是在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王浑，官任上书郎与阮籍是同事并有亲交。王戎也跟著父亲住在尚书郎的官舍中，阮籍每一次来拜访王浑，谈不到几句话，就转到王戎的房间，这对忘年之交，一谈就是大半天。阮籍这样对王浑说：「浚冲清俊绝伦，不是你比得上的。与阿戎说话，比与你说话来的有趣多了。」虽然这样，但王戎毕竟在气质上，抱负上与阮籍、稽康有很大的不同。 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4、向秀故事

5、求向秀《难养生论》全文

黄门郎向子期难曰：若夫节哀乐，和喜怒，适饮食，调寒暑，亦古人之所脩也。至于绝五谷，去滋味，窒 情欲，抑富贵，则未之敢许也。何以言之?

夫人受形于造化，与万物并存，有生之最灵者也。异于草木，[1] 不能避风雨，辞斧斤；[2] 殊于鸟兽，[3] 不能远网罗，而逃寒暑。有动以接物，有智自辅，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闭而默之，则与无智同，何贵于有智哉！

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得[4] 若绝而外之，则与无生同，何贵于有生哉？且夫嗜欲：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生于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崇高莫大于富贵。然则[5] 富贵，天地之情也。贵则人顺己[6] 行义于下；富则所欲得以[7] 财聚人，此皆先王所重，开[8] 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当求之以道，不苟非[9] 义。在上不骄无患，持满以损歛[10] 不溢，若此何为其伤德邪？或 富贵之过，因惧而背之，是犹见食之有噎，因终身不 耳。

神农唱[11] 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殖[12] 之业。鸟兽以之飞走，生民以之视息。周孔以之穷神，颜冉以之树德。贤圣珍其业，历百代而不废。今一旦云：五谷非养命[13] 之宜，肴醴非便性之物，则亦有和羹，黄耇无疆，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皆虚言也。博硕肥腯，上帝是飨，黍稷惟馨，实降神祗。神祗且犹重之，而况于人乎？肴 入体，不逾旬而充，此自然之符，宜生之验也。

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日）〔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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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晋书》中有传并且终身未娶者

向秀
魏晋间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生卒年不详。少颖慧。与嵇康等友善。向秀本隐居不出，景元四年 (263)嵇康被害后，在司马氏的高压下，他不得不应征到洛阳。后任散骑侍郎，又转黄门散骑常侍。
向秀好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颇流传，但旧注"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作《庄子隐解》，解释玄理，影响甚大，对玄学的盛行起了推动作用。但向秀未注完《秋水》、《至乐》。稍后，郭象在《庄子隐解》的基础上补完《秋水》、《至乐》注释，又加发挥，成为今日所见的《庄子注》。
向秀今存赋、文各一篇。《思旧赋》作于入洛途经嵇康故居时，赋（及序）中描写了重睹故人旧庐时的感受,表达了对亡友深挚的怀念之情。此赋情景交融,充满了清凄悲怆的情调。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险恶，作者不能直抒胸臆，所以它仅限于写思念之情，而不及有关的事实。鲁迅曾指出这篇赋"刚开头却又煞了尾"（《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难嵇叔夜养生论》是为了让嵇康发表正面主张而写的引发性文字，并非向秀本人的思想表述。它与嵇康的《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实际上是一组完整的文章,阐发他们"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的养生之道。

7、《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一生是怎样的？

嵇康（224年—263年，一作百223年—262年），字叔夜。汉族，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

嵇康为曹魏宗室的女婿，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度。官至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隐居不仕，屡拒为官。因得罪钟会，遭其构陷，而被司马昭处死，时年四十岁。

嵇康与阮籍等竹林问名士共倡玄学答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袁宏称其为“竹林名士”之一。他的事迹与遭遇对于后世的时代风气与价值取向有着巨大影响。内嵇康工诗善文，其作品风格清峻。他注重养生，曾著《养生论》。有《嵇康集》传世。容他的作品反映出时代思想，并且给后世思想界、文学界带来许多启发。

8、写出竹林七贤中人物和他们的行事作风

竹林七贤
中国魏晋时期7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的合称，成名年代比“建安七子”晚一些。7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其中，嵇康的成就最高。
1.嵇康
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国时曹魏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竹林七贤”之一，世称嵇中散。善于音律，创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合称“嵇氏四弄”，与东汉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临涣镇)，因家居侧有嵇山，故改姓嵇。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其罪证之一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于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爱好打铁。曾被孙登说：“保身之道不足”。 在人生哲学上，他的主张是：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 有趣的是，嵇康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山巨源）。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
2.阮籍
阮籍(210－263)，三国时期曹魏末年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 阮籍
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另据史料记载，因为阮籍才华横溢，在当时名气很大，掌权的司马集团很想拉拢他，但阮籍和司马集团总是若即若离。阮籍曾经当过司马集团给他的一个官——东平太守。他骑驴上任，进了衙门便令人拆去隔墙，十几天后又骑驴离开了，好像开一个玩笑似的。后来他又主动要了一个官干，当了一名步兵校尉，其动机就是看上了步兵营中有一位厨师很会做酒，而且营中藏有美酒300斛。在两任官职期间，他也每日只是与刘伶饮酒吃肉，成天醉倒在酒乡里，从不发表任何政治见解。后来，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3.山涛
山涛(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于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山涛虽在竹林七贤年龄最长，可是很晚才开始为官。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喙，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晋书·山涛传》他第一次做官大约在正始六年左右没当多久就逃走了。山涛初次入仕时间极短，到正始八年就开始同嵇康、阮籍同做竹林之游。短短的几年隐居生活后，山涛开始了第二次入仕。 山涛第二次入仕虽与婚姻有关，但它在此后的三十多年的官场生活，还是对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作用，它为当时的晋朝选取了大量人才，在当官时选贤任人，对自己约束甚严，对于贿款而能一直坚守其节，在那时的政治风气下实属不易。 山涛
山涛是司马氏政权的骨干力量，所以历代文人从正统观念出发对他有所非议，甚至被后世视为「贰臣」然而就如此断定山涛的评价，不免也失之公平，因为当他在为官期间并未有迫害曹氏成员的记载，更没有杀害过正直之士，而是对有才之人大力提拔，这对社会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拜赵国相，遣尚书吏部郎，文帝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榖二百斛。《晋书·山涛传》由上可知山涛在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并没有像一些官僚那样大肆兼并，生活奢华，而是雅操清明。他为朝廷选拔人才，并不营私结党，而是选举任能。 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提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有此可知山涛与其他竹林七贤有其相当的差别在于任官方面，他的积极出仕跟其他人来比的确有一段差距，他曾三次举谏阮咸为吏部郎，虽然嵇康写了与他的「绝交书」但嵇康的儿子嵇绍后来也是由山涛举谏而进入仕途的。 山涛一生的宦途生涯几近似十年之久，从四十岁开始任郡主簿，功曹之职，因预见曹爽的被杀而隐居不仕，但是不久之后又即被召回，以后任官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的三代政权，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得力助手，他与阮籍嵇康不同，他的一生鲜少有反司马氏思想，反而紧密的围绕在司马氏政权左右，并成为司马氏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在他的职历中最重要的是尚书吏部郎吏部尚书尚书仆射等职，这些都是属于吏部的官职，其职权是以派任官吏人事为主，属于中枢性的部门，这必须通晓官界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同时还需有识人的气度，这对一向以自己的政治器识为豪的山涛来说，正是适得其所。 与其他六贤之差异 ：山涛虽然年轻时崇尚老庄思想加入了竹林七贤之列，可是本质上他却不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或忘情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拘守世俗礼法的彬彬君子。山涛的性格基本上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真能忘情逍遥世外的人，他还是身在红尘之中有野心想立身扬名于世，只不过因他政治上的远识，使他在政争最厉害的时候避世远遁，一旦机会来了他还是会出仕的，他与嵇康阮籍之交也可说是偶有交会迸出的火花罢。所以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到“足下傍通多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所谓“偶与足下相知耳”正道出了这其中的实情。 对《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一节略做补充。其实，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另一个层面上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好朋友，有了这封绝交书，就不会因为自己不配合政府的态度而连累到好朋友。后来嵇康被杀害，临死前把自己的儿女托付给山涛，留言：“巨源在，汝不孤矣。” 山涛为人磊落大度，生活节俭，做官不过多要求什么，对待朋友赤诚坦坦。后世者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牵强附会。
4.向秀
向秀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他又与吕安同在山阳地方灌园以自给。山阳是嵇康住宅所在之地，可见他们三人交往甚密。但是种田、栽培蔬菜并不是他们的嗜好所在。以田园工作换取生活所需，一旦有了空闲，就相携出游于大自然间，逃脱政治的黑暗樊笼，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虽然他们三人的行止如此亲近，但向秀的性格却是与嵇、吕相异，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而超迈俗人，向秀则好读书，所以常被他们所嘲笑。三心灵的交流从向秀的《思旧赋》可看出：“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 据晋书本传的说法，向秀是喜好老庄之学的，但是从年轻时就喜欢读书的向秀，对儒家思想也是相当有研究的。他二十岁时，曾写过一篇《儒道论》，从他后来的《庄子注》一书中的思想满可以约略猜出，这篇文章大约是想将儒道两家的思想做一调和。（《儒道论》现已失传）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 向秀有感于历来读【庄子】的人虽然很多，但为之作注者却很少，便想替【庄子】作注，完成此工作后，请嵇康、吕安批评，看完之后，几乎给予一致的赞叹。可见向秀的【庄子注】确乎超越了有旧家的注解，而直通庄子的心灵，故颜延年的【五君咏】：「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晋书】本传：「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史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今日向秀的【庄子注】已佚失，其中一些佚文散见于张湛的【列子注】中。 向、郭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哲学著作，也是当时崇有派的代表作品，其中许多观点是和贵无派对立的。这部著作，力图把道家学说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而且，更多地从儒家观点修正了道家的学说。何晏、王弼的贵无学，主张不要干涉门阀世族的特权，使世家大族的利益得以无限地扩张；而何、王的贵无论，到向、郭崇有论的转变，反映了魏晋时期门阀世族的内部争权及发展过程。 祟有论：在本体论方面，向、郭不赞成贵无派「无能生有」理论，提出了「物各自造」和「造物者无主」的说法。认为万物的形成和变化都是「自己而然」，万有本身就是自足的，在万有自身以外并没有生化万物的独立实体；所谓无，只意味著万有的自生自得；万有都是永恒存在的，虽变万化，终不能归于无。这种学说，否定了道和无生化万物的观点，肯定了万有的实性。但这种学说也同时否认了万有之间在时间上有因果的联系，否认了万物进化的过程。 这种崇有论，表现在社会问题上，提出了「天理自然」和「安分自得」的人生观，得出了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结论，认为自然和社会的秩序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物的各种差异和它们所处的各种地位也都是天然合理的；万物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追求自己分外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自由和快乐；无为并非消极无所作为，而是所作所为不应超过自己的本分；圣人身居富贵之位，同样可以享受山林隐士的清高生活等等。所有这些观点，在于论证名教并不违背自然，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能于自己的等级名分，以巩固已有的秩序。 难养生论：向秀的思想之有异于嵇康，尚表现在他的【难养生论】一文中。【养生论】为嵇康的作品，文中主张寡欲养生，而向秀却持反对的看法，他的这种思想是将魏晋时已经盛行的老庄思想中尊重自然的想法加以推广，但是从他的表现和论理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已是站儒家的立场。纵使他对老庄思想有极度的兴趣，但却不曾以此来做为他生活态度的指针。所以，后来嵇康和吕安被处死的事件发生时，他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受到当朝者的注意，准备援引为官。这也是他们思想的歧异之处。曾与司马昭的有过对谈，司马昭当时掌握实际政权。 嵇中散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蹉。 （箕山是山名，传说尧要让位给巢父、许由，二者不愿接受，就隐遁在箕山，故箕山之志即隐居之志），即使向秀在处理实际问题和思想与他的两位好友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在互相争论中愈亲密，因此他对于两位死于非命的好友，那种痛惜哀伤之情，是发自本心的。自洛阳归山阳嵇康旧居时，忍不住写下了有名的《思旧赋》，文中所表现暗藏的政治黑暗与恐怖，呈现消极抵抗政治的态度，司马昭死后，向秀仍继续做他的官，只是极不得意。晋书本传说：「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不任职、容迹而已，可看出他仅挂个做官的空名，还能保持这个空有其位的空名罢了。
5.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市）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他身高仅一公尺四十，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因此也加入了七贤的行列。 他在官职方面，做到建威参军。据说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了官以后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终于嗜酒寿终。反而在那文人动辄被杀的乱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寿终，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 《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裏抱著一壶酒，命仆人提著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醀然已醉矣。」 【任诞篇】 （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著把剩馀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一定要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又喝得大醉了。） 从这骗取酒肉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他滑稽多智、放荡不羁的一面。不但是人，就连鬼神也不放在眼中。 关于喝酒，竹林七贤裏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喝酒，但刘伶却独以酒而闻名，可见他的酒量之多。他的喝酒，或许同阮籍一样，是因为受逼于黑暗的政治，污浊的社会，但他确能沉醉在酒乡的混沌世界中，不像阮籍、嵇康是充满著愤懑之心的，阮籍甚至还在酒后吐了血。他喝酒的方式也是极其豪迈的。伴随著狂饮而来的，自然是行为上的放荡。 刘伶是个醉鬼，他的思想接近庄子。刘伶经常沈湎于酒中，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从嵇康、阮籍那裏学到一些皮毛，放荡荒唐、玩世不恭者有之，学识胆量皆无，终日醉醺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裏脱光了衣服饮酒。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 （客人进屋找他，假如有人来讥讽他，刘伶大言不惭，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裏来？」）此外他更将这种境地，表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 作品《酒德颂》 【酒德颂】 「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活在污浊的乱世，却又无力挽救当时的社会，刘伶只好放浪形骸，同时阮藉著酒醉的言辞行动，来表示他憎恨虚伪的道德礼教，以及自己内心对自然纯真的追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酒是务，焉知其馀。 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电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攘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待侧焉，如踝赢之与螟蛉。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有所谓大人先生者，他将宇宙看做是自己的家，以为一万年不过是转瞬之间而已，他随著自己的意思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只有酒是他的乐趣，其他的乐趣他瞧都不瞧。贵公子、搢绅处士们，听到他的风评，没有一个人怒目相向的，拿礼法来非难他。但先生手中却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落在髯上的浊酒，陶然醉倒。他不觉寒暑，也没有利欲之情，将这个世上的杂然万物，完全看做是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 这样的人生观，也不外是「齐祸福、一死生」的老庄思想。《晋书》本传说他：「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在文章中，他藉著所谓的「大人先生」寄托了他求追精神自由的心境，并攻击那虚伪的世俗礼教中的贵公子、搢绅处士。全文充满了奔放自在的讽刺意味。 阮籍虽然厌恶那个社会，但他却不得不活在魏朝的官僚社会裏，尤其与专权的司马氏有著若断若离的关系，使得他满腔的苦闷，一旦发泄出来。便成为锐利痛快的怒骂（《大人先生传》）。而刘伶则与之相反，一开始便在官场上不得意，不被那个官僚社会所接受，因此他在《酒德颂》中对于礼法之士所表现的不屑，便尽是一片揶揄嘲笑的态度了。
6.阮咸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 阮咸不仅擅长演奏，也精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据说就是他所作，李季兰在同名诗中有“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的诗句。195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持阮弹奏的阮咸画像，神情专注。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杆挂大布犊鼻褌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任诞篇】 在七月七日这天有晒衣习俗，阮咸家贫，竟以长杆挂犊鼻裤（短裤、贫贱者之服，魏晋名士夏日喜欢穿犊鼻裤，表示洒脱）于院中，与北阮纱罗锦绮形成对照，自然地表现出阮咸任达不拘礼节，然而亦说明，阮咸虽家贫，而其士族之优越门第和身分并不减。阮咸虽未能免俗，但所作所为亦不同流俗。这时候的他其实还只是个少年，但作风却也与阮籍不相上下，而那位以「穷途之哭」而著称的阮籍，就是他的叔父，两人合称为「大小阮」。虽然叔侄间有辈分差距，但却不拘形迹，经常像朋友一样共同游息，那种放浪不羁的生活作风，也的确各有千秋。 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也很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崇尚老庄之说，鄙视种种所谓的繁文缛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当代权贵们的一种实际抗议。由于此时的政治主流乃是以礼法为主，主张「以孝治天下」，不同于曹操当时的「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把原本抛弃了的礼法，拿来当成为巩固权位的藉口。阮籍曾愤懑地说：「礼教岂为我辈而设。」而阮咸也在母丧期间，穿著孝服，骑驴去追自己私恋的一个鲜卑婢。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任诞篇】 这种超越自古的传统礼制，其实都是对礼法尊严的一大讽刺。因为当时的礼法已经失去它原先的意义。 在当时礼法甚严，阮咸纵情越礼，放浪自适、饮酒享乐的行为，或多或少阻碍了他的仕途。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任诞篇】 读完此文，其实猪也是天地万物所生，又何必区分地位的高低及卑贱。想想仲容与群猪为瓮共饮盛况，也能体会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那种放达不羁的豪气。且阮咸的「达」是任意而为之，随心所欲，较不同于阮籍的「达」是因对世俗礼法无奈而为之，这是他们两个不同之处。 然而这些行为，在名教社会，有冲击礼法和解放个性的积极作用。因为在当时，一些礼法之士卑鄙而无气节，名士们的不拘礼法恰好是对礼法虚伪的揭露及抗议。因此，不拘礼法仅只是其一方面的表现，而还有另一方面的表现。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赏誉篇】 （晋书阮咸传）说：「山涛举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这对阮咸是很高的评价，阮咸虽不拘礼法，而能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不为外物移心，这乃是老庄玄学之素养，越名教而任自然。这表明不拘礼法乃其表现形式，而贞素寡欲为其内心世界，此乃名士的精神本质。如果仅有不拘礼法，则不过是狂人，是不能成为真正的名士。只可惜，晋武帝仍以阮咸的沈溺于酒乡，不予以重用。 【阮咸与荀勖】 七贤之中，除了阮籍、嵇康对音乐有深厚的素养外，阮咸也是杰出的音乐天才。他虽然名列「竹林七贤」，但他的文学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反而是因音乐上的成就而为世人所认识。颜延之说他：『达音何用深，识为在金奏』即是赞扬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很高。 荀勖善解音声，时论为之暗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后有一田夫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 【术解篇】 阮咸的神解，当比荀勖暗解为高，阮咸是真正了解音韵的，他之所以批评荀勖，本来也是出于好意，希望他能够发现自己的缺点，有所改正。无奈荀勖本人，心高气傲，自以为音乐造诣旷世无敌，面对阮咸的指责，更视为是存心捣蛋，并在晋武帝前进谗言，贬除了阮咸的职位。但也由于这样，而使阮咸在中国音乐史
7.王戎
王戎(234—305)，字浚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生于大富之家 ，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在七贤当中，王戎的年纪是最轻的，他比山涛小二十九岁，比阮籍小二十四岁，比嵇康小十一岁。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可以得知，在稽康受刑而死的时候，王戎二十九岁，则王戎九岁的时候便认识稽康，同时还交往甚密。王戎认识阮籍是在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王浑，官任上书郎与阮籍是同事并有亲交。王戎也跟著父亲住在尚书郎的官舍中，阮籍每一次来拜访王浑，谈不到几句话，就转到王戎的房间，这对忘年之交，一谈就是大半天。阮籍这样对王浑说：「浚冲清俊绝伦，不是你比得上的。与阿戎说话，比与你说话来的有趣多了。」虽然这样，但王戎毕竟在气质上，抱负上与阮籍、稽康有很大的不同。 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