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养生

1、请介绍一下宋代人们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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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物》第五章 食物体系的确立：宋朝及诸征服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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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朝

宋朝时期，中国的农业和食物最后成形。食物生产更为合理化和科学化。到宋朝末年，不再由汉人统治的华北已在农业上成熟。此后直至20世纪中期，就很少再发生变化了。华南在此后历朝中扩大了农耕，并增加了新的农作物，但那里的模式还是在宋朝确立的，而且并未伴有多少技术上的基本变化。

中国伟大的烹调法也产生于宋朝。唐朝食物很简朴，但到宋朝晚期，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精致烹调法已被充分确证。地方乡绅的兴起推动了食物的考究：宫廷御宴奢华如故，但却不如商人和地方精英的饮食富有创意。

据伊懋可所说，宋朝发生了农业革命。的确，它可以被描绘为中国的第二次绿色革命，而第一次则发生于战国晚期和秦汉时代。这场革命的内容如下所述：

（1）新的知识、工具的改良与创新、粪肥、河泥、石灰等肥料的推广，使农民学会了有效保持地力。(2)高产、耐旱、早熟品种的引入，使一年两熟成为可能。(3)水利技术日臻完善，使空前复杂的灌溉网络得以建成。(4)除了基本的粮食作物以外，商业使得其他农作物有可能更加专门化，所以各种得天独厚的资源被更有效地利用起来。(伊懋可，1973年，第118页。)

可是，周金声1974年却告诉我们，“农耕技术与较早时代并无差别，只有信贷和土地利用有所不同”(第96页)。怎样看待这些歧见?审视之，首要之点在于下述事实：伊懋可所说的革命是量而不是质。施肥、整土、侵蚀控制、二熟制、水车以及包括戽水车、踏车在内的其他灌溉设备、灌溉管理和商业，全都是中国久有之物。宋朝的不同之处是所有这些事物的增加。至于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增加，则不成太大的问题：商业和市场的扩大导致了高产的需求，中亚、跨亚洲的贸易，最终整个华北的失地，更使农业必然高度强化。对此有所裨益的是政府的开明政策及印刷业的兴起。政府保持较低的赋税(特别是免税平摊以后)，鼓励贸易，从事大规模的征购，开发新土地并鼓励移民(常将无地游民安置其上)，还发布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实施技术援助政策。书籍印刷(发明于唐朝，到宋朝普及开来)便利了农业知识的迅速传播。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写于分裂时期，印行后不久就跟着出现了一大批农书，这些农书或长或短，切合宋朝现状，因地制宜，有的是全国性的，有的是地区性的。出版物的大量涌现在宋亡以后达到高潮，其中包括蒙古人主持的《农桑辑要》与王祯的《农书》(白馥兰，1984年；伊懋可，1973年)。这些著作收录了汉人于传统时代积累起来的大部分农业知识。

宋时最为重要和惟一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是采用了新的农作物品种。这些品种中最出名和意义最大的是来自占婆的生长季短的稻子，宋朝的

佛教作者释文莹对此作了记述：

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菉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西天中印度得菉豆种二石，……秋成日宣近臣尝之，仍赐占稻及西天菉豆御诗。(何炳棣，1956—1957年，第200—218页。)

这种稻在1011年被分发，而到1012年则广泛传播。确实，只有中国人才会乐于不仅引种这类农作物，而且接着赋诗赞颂之。引文中提到的西天菉豆好像是绿豆的一个变种，即现代中国的青豆，故而这也可以视为极有价值的农作物的引进。成熟得快和耐受性强的占婆稻，使人们得以扩大稻谷的栽培并广泛增加二熟制，这在中国整个东南部渐成定制。其他农作物的引种罕见记载。葫芦巴(fenugreek)经由阿拉伯商人——仍在中国沿用的这个名称从阿拉伯语派生而来——从南方港口传入(罗佛，1919年，第446页)。西瓜和高粱出现于北部各王朝，并在那里站稳脚跟，而不久后就找到了去中国其余地方的途径——尽管高粱或许直到元代才抵达；不待言，它在此之前并非一种重要的农作物(安德森与保罗·布尔，稿本；哈格蒂，1940年；罗佛，1919年)。这些农作物中，无论哪个品种都没有革命性的影响，尽管西瓜和高粱行将成为华北干旱景观中的台柱，并且成为整个国家的重要食物。无论如何，重要性更大的是棉花的传播，它真正革新了中国人的衣着。1221年，长春真人途径中亚来到成吉思汗宫廷，把棉花推举为一项新的和有价值的东西(魏礼，1931年，第86页)。它也许在唐朝便已进入中国，但在当时肯定很稀罕。到宋亡时，它虽不常见，却已为人熟知，从南方和西北传播开去(谢和耐，1962年，第130页)。中国的主要保暖方法——填入棉花的衣服和床垫(棉花吸存热气)——可能在宋以前并不存在。这仿照了历史悠久的丝绸衣服缝制技术，但棉花却使大众得到了保暖，并且肯定使冬季劳动无与伦比地扩大了，更不必提其纯粹生存的意义了。

可能还有其他新的农作物。大量的物品通过不断扩大的贸易与朝贡使团从南亚和东南亚带来(赫什与罗克希尔，1911年；内托利茨基，1977年；惠特利，1959年)。宋朝船只一般有100英尺长，排水量为150吨(托马斯·李，1975—1976年)。很多小宗作物准是跟占婆稻和西天菉豆一起到来的。甘蔗尤其是这样，它在中国宋朝变得极为重要，取代了粮食作物，正像如今许多国家的情形一样(伊懋可，1973年，第129页，苏切塔·梅祖姆达，人物集注)。

创新集中在城镇周围的田庄和其他高度商业化地带，尤其是南部和东部

（伊懋可，1973年；谢和耐，1962年)。但西瓜、高粱和棉花在北方的传播却表明，不光是宋朝知道了农业的好处。像以往一样，政府竭尽所能地积极支持农业发展，这种态度还由于大地主和官僚之间的联系而得到助长。政府由大地主和潜在大地主组成，这些地主强烈依赖货币化的市场出售其产品，不会过重地依靠农业部门。然而，偏僻地区的大田庄所有者却没有理由进行现代化(他们正干得相当不错)，并还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不这样做：它会给实际上正在学习和实施新技术的佃户以太多的能力。如果佃户变得非常老练、眼界开阔和不可缺少，就难以控制他们了。而小地主和较富裕的自耕农，特别是当其想为专门化市场生产并与其他同类商业化生产者竞争时，却有一切动机去跟上通行的技术。

然而，农业的强化却导致了生态问题。土壤的侵蚀、加重了的洪涝以及别的灾难均在此列(梅布尔·平华·李，1921年)，尽管金朝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并试图阻止它。这种致命的衰退因砍伐森林而大大加快。大田庄对公地的圈占，使大量林地从可能会有资源保护意识的村民那里割让出来。制铁业、陶瓷业、印刷业(松木烟灰被用做油墨)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发展，导致了对木材的史无前例的需求。人们最后大量地转以煤炭作为替代能源，但木材的消费仍很大，而且大量的损害早已形成。华北、华中及东南部分地区的荒芜与遭破坏的景观正是突出地归咎于宋和金。当时的观察家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除了扩大煤的使用外，便不知如何阻止它。生态恶化长期以来构成了中国景致的一部分，但在宋朝，恶化的速度却严重增长了。

在宋朝，谷物的重要性经历了实质性的(假如无法量化的话)变迁。稻子变得越发重要，最终取得了现代作为中国主要谷物的地位。小麦也因唐朝中期引进新技术继续获得发展。高粱也在传播，至少在宋朝控制之外的僻远西部和北方是如此。北方在阿尔泰人首领的统辖下，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古代的粟，尽管也有一些稻、小麦、大麦和其他农作物，但稻子却是宋朝的神奇作物。甚至在占婆稻引进之前，稻子的品种就多样而优良。

甚至在北宋灭亡和宋王朝被限制在产稻区以前，稻子大概就已变成主要的食粮了。到宋朝末年，由于王朝局限于稻作区，并因集约耕作已成惯例，稻子的品种竟多得难以置信。早熟的和晚熟的、耐旱的和耐涝的、硬的和软的稻子已众所周知。据悉，在谷物中还有黄、粉红和其他的颜色(谢和耐，1962年，第85页)。人们发现了粘性不同的稻米；而最具粘性的则被指定用于酿酒，伊懋可(1973年，第121—127页)错误地把这种粘性归于面筋。稻子不会有面筋；这种粘性因一种淀粉醣而产生。再无别的谷物具有如此多的品种、如此高的产量，或对劳动投入有如此好的回报。的确，稻作在中国对劳动密

集型农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正当宋朝越来越依赖稻子之时，北方王朝却继续依靠古老的粟(魏特夫与冯芝生，1949年)。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其他北方谷物。长春真人明确地记录，在中亚的蒙古人中缺少荞麦(魏礼，1931年，第105页)，由此可知它在中国肯定很重要，并且无疑在干旱、寒冷、山多的地区最为兴盛。契丹族和女真族遵循北方部落的传统，过着狩猎、放牧、捕鱼和小规模非集约农耕的生活。狩猎被认为对保持士兵的战斗力很重要；捕鱼则很少附有这种目的，不过就连辽国皇帝也喜爱捕鱼旅行。猎物作为食品微不足道，但鱼类在邻近宽阔水面的任何地方都很重要。这些人和蒙古人食用的最重要肉食是奶制品，且几乎总是酸的或发酵的。酸奶酪、酸奶油、干酪、马奶酒和其他产品是用各种动物的奶制成的，但其中绵羊最为重要。这些奶制品消费量很大。来自宋朝的汉人使节被奶和粥搞得心烦意乱，而当其辽国主人在其上加了奶油或黄油以后，有人就觉得太过分了(弗里曼，1977年，第170页；魏特夫与冯芝生，1949年，第116页)。从极为简单的部落烹调(类似于历史上蒙古人和通古斯人部落的烹调)起步，这些王朝发展出相当精致的烹调法来，此类方法以它们原先的配料为基础，但却包含了刚刚具备了中国烹调术特征的复杂加工工艺。中国人对于记载一些食谱甚有兴趣，它们至今尚存。②这构成了我们有关北方诸王朝食物知识的主要部分。北方诸王朝有果树——苹果树、桑树、枣树——以及野生的葱和韭；有各种甜瓜，并在中亚栽培无可匹敌的波斯式甜瓜，即今日哈蜜瓜的始祖。长春真人(魏礼，1931年)这类的旅行家既吃惊又高兴地记录了它们；其大小、甜度和味道都令人惊讶。部落民族尽可能多吃肉，但他们的牲畜之于奶制品和运输太宝贵了，除了特殊场合外，是不能宰杀食用的。即使这样，被淘汰的和自然死亡的牲畜也保证了对大家的肉类供应(赤贫者除外)。旱獭和鸟之类的小猎物也补充了肉食。

在宋朝的疆域内，我们对此知道得比北方各王朝更多，那里显现出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弗里曼，1977年；谢和耐，1962年)。马奶酒在北宋仍然常见和流行，但可能是在宋末年间，汉人开始对奶制品冷淡起来。汉人从未钟爱过奶制品，不过从魏到唐，强大的中亚影响使奶制品得到更广泛的使用。而宋朝的中心则是在东南部(中亚的影响在那里最弱)，且阿尔泰人的王朝又被认为是仇敌，奶制品遂变成了蛮夷和敌人的标记。这种态度在随后的蒙元统治时代被再次肯定，而明代复兴的汉族主义又增强了对奶制品的排斥。尽管有此例外，宋朝却是一个在食物模式上宽宏大量兼收并蓄的时期。南方族群的不同口味影响了那里的汉人，而不断扩大的贸易、商业和专门化农业也拓宽了食物的选择。美食与品评之风在繁华的都市中盛行。

宋朝食物方式的变化在文学比喻中有反映。麦、豆及葵不再是表示贫困的诗歌用语，尽管它们仍在仿古文本中出现。不同等级的稻常在诗中被提乃。一些低产品种(它们在碾米过程中也失去了不少分量)被认为是高级食物，而新的占婆稻则似乎跟现代的高产谷物一样，常常难以被消费者接受；它由此而成为穷人的食物。低级官吏的配给口粮被苏轼生动地形容为“年深转至损坏尽为土壤”的陈米(伯顿·沃森，1974a，第217页)。另外，腌渍的蔬菜取代了葵，成为诗作里的穷人食物。在南方，薯蓣和芋头是淀粉类主食，对非汉民族来说尤其如此，故而这两种块茎就被比做蛮荒之地的粗糙饮食；然而，它们在整个华南和中原也被食用(谢弗，1969年)。苏轼在童年和晚年于南方逗留期间认识了芋头(伯顿·沃森，1965年)。反过来讲，上等的精白米则是标准的细粮。然则对特殊膳食最常见的比喻，在该时代的诗作中却多为鱼类。在唐朝，尤其是从玄宗时起，鸡便让位给了鱼，而到了宋朝，鸡实际上已不再成为诗歌中高频率出现的字眼了。这证明了中国人并非总是使用古词古语，至少在一些入诗的材料上如此。鱼在饮食中越发重要，不仅因为与南迁导致的生态因素相关，还因为中国社会的中心转移到了这样一个地区，在那里鱼和所有的水中生物，一向在养殖上受到重视，并深受钟爱。咸鱼是一种主要的制品。鱼的养殖成了一种产业，而且像在现代中国一样，有专人向养鱼者供应活鱼苗。南北之间的一些成见——如取笑吃蛙——在宋朝继续存在，但南方的习俗日渐得到认可。

经济境况较好的人有很多的“下饭”[其字面意思是“downing the rice”(下咽米饭)，即“something to make the rice go down'’(使米饭下咽之物)，这与相应的法文短语——“it helps the bread go down'’(帮助面包下咽)相对照]，并且显然是现代汉字“菜”(“vegetable'’或“dishes t0 go on rice'’)和广东话“餸”(“food to eat on rice'’)的宋朝同义字。它和汤都被做成今天这个样子：下饭是炒或蒸成的，且大部分由蔬菜构成，较好的则有一点肉或鱼；汤是一种稀薄的、以蔬菜为基础的菜肴。然而，经济境况较好者还要吃大量的肉和鱼。他们也继承了唐朝对生食的喜好。西诺达(1977年)把宋朝描述为“中国酥食(sushi)制作的黄金时代”(第490页)。这种酥食由米、醋、酒和任何能搞到的肉做成，而生鱼显然也在可选之列。别的肉一般说来则要烧煮。猪肉始终是主要的肉食，但绵羊肉、山羊肉甚至驴肉也很常见，而且所有种类的猎物和次要家畜均被食用。家禽——鸡、鸭、鹅、鹌鹑、雉和猎物——丰富多样。牛肉也很有名，但似乎因为印度的宗教影响而逐渐为人淡忘。有关吃人肉，甚至有关专事此业之店铺的虚饰故事也很常见(谢和耐，1962年，第1—35页)。其中最有名者当推在小说《水浒传》中流传不衰的故事，它写于元朝却酝酿于宋朝。谢和耐将此种纯粹虚构的叙述看做对该时代的如实描写，但事实绝非如此。很显然，人肉只是在大饥荒时期才被食用。

蔬菜包括甘蓝、大葱以及诸如大蒜、菠菜、芜菁和萝卜之类的亲族植物、黄瓜和葫芦、茄子(它被认为是色味俱佳)、水芹、胡萝卜，此外尚有许多别的蔬菜，特别是栽培和野生的绿色蔬菜。水果广为传播，并像往常一样广受欢迎，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则是巨梨。马可·波罗宣称，最大的梨“每个有10磅重”(弗里曼，1977年，第149页)，这可以与陆游观察到的巨梨相对应(1981年，第171页)。巨梨早在魏朝就已被注意到。其他普通水果包括苹果、桑葚、枣子、荔枝、柿子、木瓜、红桔和中国柑橘、杏和梅、山楂、浆果莓、桃子、李子、石榴、香蕉、椰子和木菠萝(常从东南亚进口)。松子、扁桃、栗子、胡桃、狐果(出自Euryale ferox，为一种水生植物)以及别的水果也很重要。有的植物(如枣、荔枝和柑桔)已有专书介绍其性质和栽培技术。而其他旨在为庄园主所用的书则论及了竹笋等。美食家也喜欢那些谈论野生蘑菇、蟹和别的野生品种的书籍(西诺达，1977年，第490页)。水果被晒干，并做成蜜饯，为此而利用了刚刚普及的白糖。

吴自牧所说的其他两样必需品即盐和茶需要特别考察。盐在整个宋朝均处于政府控制之下，但这种控制起初相当轻微和间接；后来却强化了专卖。在曰益严格的控制下，商人们被特许经销盐；政府则征收大量税款。盐是这样生产的：让海水漫入田里，海水先被蒸发，后被提纯和煮浓，随之结晶体就被从土中扫起。在一种制作过程中，熬盐的炉灰在灌水前就被撒到田里，并由此而获取凝聚到植物上的天然盐(沃西，1975年)。此类方法具有极大的营养学意义，可以保证盐里含有海水和草木灰中的钾、碘、镁、铜和其他离子类的微量无机物。草木灰含钾尤为丰富。此类方法将微量元素引入了中国人的饮食，而撒草木灰的方法也有助于保持人体的钠-钾平衡。与西方相比，中国人对盐的摄取量大，而对健康的危害较少，概因在其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中含钾量极高；草木灰的使用则使这种状况进一步改善。盐在中国西部却产自盐井中，故而不富含微量无机物。营养问题在那里肯定很常见，和近代的情况相同。

食物被辅以当地佐料，特别是生姜、肉桂和花椒、肉豆蔻，也被辅以各种印度与近东的香料果实及种子。糖已用来保存食物，制作种种甜食与糖果，其外型为人、兽、鸟、花、果等(谢和耐，1962年，第65页)。Bean curd 豆腐”，日语为tofu——在宋初被首次提到，但该文本将其发明归于汉朝的刘安，这却是十分荒谬的。事实上这一日用品发明于晚唐或宋初，并可能是由道教徒和／或淮南人出于某种尊敬而将之归于信奉道教的淮南王刘安名下(B． W．-C．扬，人物注)。佛教徒们迅速接受了这一食物，把它当成了在佛教文学中非常重要的肉和奶制品的很好替代物。毫无疑问，它是在某人把普通的海盐放入豆浆后被发明的，他也许着眼于保存它，结果却发现它凝结成了一种令人喜爱的食物(舒特莱夫与青柳秋池，1983年，第92页)。浓盐卤至今仍是最好的凝固媒介，尽管石膏被使用得更普遍；钙和镁离子充当着主要的媒介。

宋朝的菜肴种类根本难以胜数。光一次宴会就可能上两百多道菜，从许多不同的米制食品到“基于水果和甜食的菜肴”(谢和耐，1962年，第138页)。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每一种汤、馅饼、汤团、面条和小吃，在宋朝似乎均可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而且显然经常相当接近于其现代形式。如今称做“点心”的小糕点好像特别丰富多彩，而且常比现在的更大更实在。出现了许多品种的糕饼，有些称为“胡饼”(Iranian cakes)。在城市里，餐馆因经营特色菜肴而闻名(谢和耐引用了几项记载；1962年，第127页)。京城的早餐由油条、汤、热炊饼和油炸松饼组成。食品小贩卖的中午便餐可能包括糖粥、烧饼、馒头和许多别的糕饼。血汤、牛肚汤和其他“杂碎”名目繁多。开封也曾有过特色餐馆，供应热的或冷的、地方风味的或一般口味的食物。

地方性的烹调法发展得很快，和在都城人们乐于光顾地方性餐馆的趋势相匹配。宋朝作家对以肉为基础、使用奶制品和旱作谷物的北方烹调跟基于稻米和水产的南方烹调做了基本区分。四川烹调因其辛辣和使用山货及香草而早已受到关注，其风味也很独特。这是现代模式的始祖；后来惟有广东烹调才被承认。地方餐馆的习俗发端于招待思乡的移民，并通常多由这类生意维持，不过甚至在唐朝以前，也有些人出于好奇和冒险而光顾这类餐馆，至宋朝时多样化的享用更成为它们的主要吸引力。京城里的居民喜欢品尝衢州风味的肉末面和鱼虾面，或四川的辛辣食物(谢和耐，1962年，第134页)。

由政府资助印行的大部头的新修本草。1061年出版的《图经本草》为植物插图确立了一个新标准，也许在中国堪称绝响。数百种食物被示例说明，并被绘成图形。印刷术使医学著作和食谱书普及于大众。宋朝新儒家学派和高水平的生物学及其他科学导致了医学观念的重塑，它与该学派的形而上学及宇宙论密切相关，此种趋向诚为理智上的挑战，但就科学而言却属不幸。与此同时，道教徒则继续重视饮食并戒食五谷、肉类和其他想像中的秽物。佛教徒对肉和葱或蒜味的禁忌也继续影响着中国的饮食方式。向会众供应合意食物的特色餐馆及寺庙食堂，日渐受到寻求多样化的城市居民的欢迎。日常知识也打上了医学信念、宗教或礼节的些许痕迹，如苏东坡的《物类相感志》云：“薄荷去鱼腥……食蒜令口中不臭，用生姜子同食，或呷醋一口，或食芝麻尤妙。”(谢和耐，1962年，第230页，引自宋朝文本。)各种节日也涉及到特殊的食物。不过普通百姓却尽可能地自我满足。散曲家卢挚写道：

学邵平坡前种瓜。

学渊明篱下栽花。

旋凿开菡萏池。

高竖起荼蘼架。

闷来时石鼎烹茶。

无是无非快活煞。

锁住了心猿意马。

(施莱普，1970年，第52—53页；我重译了最后一行。)

2、宋朝的礼仪有些什么特点？

“三礼”（《仪礼》、《礼记》、《周礼》）的出现标志著礼仪发展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书中描述的宋代对礼仪的研究也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在宋代，礼仪被提升到了国家政治的高度，在封建政府的引导下对礼学研究也有了突出的成果。礼仪与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相融合，把礼仪和礼教交杂在一起，实施礼教成为帝王进行行政统治的有效工具之一。行礼为劝德服务，繁文缛节却也造就了一个温文儒雅的宋朝。
夏建国前后，宋朝正在大力提倡因循保守的孔孟懦学。它不能不在党项贵族中产生某些影响，阻碍着党项的前进。野利仁荣早就对元吴提出，“斤斤言礼言义”，决没有益处。元昊长子宁明喜学懦、道，元吴对他很是厌恶。一天，元昊问宁明，什么是“养生之道”。宁明答：“不嗜杀人”。又问什么是“冶国之术”。宁明答“莫善于寡欲”。元昊大怒，说“这小子说话不论不类，不是成霸业的材料”。西夏建国，正需要巩固和发展奴隶制度，展开大规模的掳掠和镇压，保守的儒学当然完全不适合新兴的西夏国的需要。元吴和野利仁荣极力消除儒学的影响，顺应本民族的发展需要，也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定仪服——元昊建国称帝，不再采用宋朝的衣冠，改穿白色窄衫，戴红里的毡帽，脑顶后垂红结绶。这是采择了吐蕃赞普和回鹘可汗的服制。文武官员的服式也有规定。文官戴戴幞头（幞音符fú），穿靴执饬，穿紫衣、绯衣，基本还是宋朝的样式。武官按照等级戴镂金、镂银和黑漆冠，穿紫衣，系涂金的银束带。平民穿青绿衣，以分别贵贱等级。

3、中国古人的起居养生观是什么？

我国古人认为“起居有常”，“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起居无常，故半百而衰也”，把起居有常看作是人的长寿原因之一。

例如，古人把早起梳头当作一件养生要事，发需常梳，因为常梳头发既可以梳去灰尘头屑，保持头发的干净和发根空气的通畅，还可改善和增进血液循环，防止脱发和延缓白发的过程。明朝人沈仕《摄生要录》认为，每天梳发一次，可以疏通血脉，散风湿。谢肇《五杂俎》卷十二还就养生家的话提出，梳发的次数是每天一千下，古代养生家称木梳为“木齿丹”，说每日清晨梳千下，则固发去风，容颜悦泽。这里值得回味的是，养生家把木梳称作“木齿丹”，可见虽是木梳一把，却着实有着灵丹妙药的效用。由于梳发的神奇作用，还有人把它唤作“神仙洗头法”。清朝人俞樾《茶香室丛钞》引宋朝人之说：“周天岉言冬至子夜时，梳头一千二百，以赞阳出滞，使五脏之气终岁流通，谓之神仙洗头法。”

头和脚是人体顶天立地的上下两个极端，临睡前既梳头又洗脚，可以增进健康，夜睡安稳。宋朝时，甚至有人把这两件事称为养生的大要。宋朝人张端义《贵耳集》记载：“郭尚贤耽书落魄，自阳翟尉致事，尝云服饵导引之余，有二事乃养生之要，梳头浴脚是也。尚贤云：‘梳头浴脚长生事，临睡之时小太平。’”从诗中可以看出，梳头浴脚不仅有益长生，还着实是人生临睡之时的一项享受呢!

古人常把“洗”、“漱”放在一起。“漱”是漱口，目的是清洁口腔，防止口齿之疾。《千金要方》说：“食毕当漱口数过，令人牙齿不败，口香。”《老老恒言》也说：“食后微渣留齿隙，最为齿累。”“如食甘甜物，更当漱。每见年未及迈，齿即落者，乃甘甜留齿，渐至生虫作慝。”食后漱口，尤其更要注意食甜食后漱口。再则，古代养生术还认为，早起和入睡之前都要漱口，其中入睡前漱口的作用，更远胜于早起漱口。“夜漱却胜朝漱”，就是《琐碎录》所说的。至于漱口用的水，以不温不冷较为理想，但如果能习惯用冷水漱口，则效果更好，“可以永除齿患，即当欲落时，亦免作痛。”

小便、大便之事提到纸面上来虽有伤大雅，但在生活中却是难以避免的事。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的小便大约每隔1至4小时一次，入晚则因新陈代谢减慢而减少。大便最好每天一次，形成习惯。为了不违背正常的生理功能，除了特殊情况，平时千万不要强忍小便和憋大便。明朝人沈仕《摄生要录》告诫：“忍尿不便成五淋，膝冷成痹；忍大便成五痔，努(用力)小便足膝冷；呼气，努大便，腰疼目涩。”可见“忍”和“努”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古人认为如能在大小便时用力咬紧牙关，持之以恒，可以免除牙齿疼痛动摇的忧虑。

4、宋朝食物有那些

宋朝：创造美食的朝代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宋朝打破了唐朝城市的政治区域与平民区域的划分严格的格局，将平民的工商业的经营扩大到全城各个角落，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宋朝人口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城市，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由于市民阶级的发展壮大，宋朝的世俗文化各发面都突飞猛进长足的发展，小市民发展了富裕了那就自然追求精品生活了，这里只说说宋朝的美食，只要你打开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看看“州桥夜市”、“饮食果子”等章节你就会被眼前的各种特色小吃美食菜单看得眼花缭乱不觉得口水暗流，你会为宋朝有那么多的美食而叹服钦佩。下面我就说说几种我所知道的在宋朝发明制作出来的美食……
火腿

火腿发明于宋朝，最早出现火腿二字的是北宋，苏东坡在他写的《格物粗谈·饮食》明确记载火腿做法，“火腿用猪胰二个同煮，油尽去。藏火腿于谷内，数十年不油，一云谷糠。”

另，据传北宋代抗金名将宗泽回家乡后，回京时带回了几块老家浙江义乌的咸肉，给宋高宗赵构品尝，赵构切开见到肉色鲜红如火，尝后味道鲜美，大喜便给它赐名为“火腿”。火腿的制作需要多个工艺流程，火腿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及蛋白质不仅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而且还是强身的补品。至今中国浙江地区的金华火腿不仅畅销国内，而切远销欧美。它依然散发着它千百年特有的巨大的诱人魅力……
火锅

中国历史上真正有记载的火锅出现在宋代。宋人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记到，“师云：山间只用薄批，酒酱、椒料活之。以风炉安桌上，用水半铫，候汤响一杯后，各分以箸，令自夹入汤摆熟，啖之，乃随意各以汁供。”

由此可见这种吃法不再是炖和煮而是“涮”。林洪还根据当时“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的美景。为这种吃法取了一个浪漫的名字叫“拨霞供”。后来“拨霞供”的吃法传开，人们争先效仿。不久人们已用各种肉类和蔬菜等，都用此种方法涮食。宋代的火锅和现代的火锅在造型与结构上毫无二致，不禁使人不得不钦佩叹服……

东坡肉

苏东坡可谓一位美食大家，他有关美食的诗歌及文章极多，现在以“东坡”命名的名菜就有：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豆腐、东坡饼、东坡羹、东坡酥、东坡玉掺、东坡芽脍、东坡豆花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东坡肉，东坡肉是苏东坡在黄州亲手创制出来的，他被贬黄州后生活拮据，见当地猪肉价便宜而很少有人买，于是便亲自烹调猪肉，创制出名誉千古的“东坡肉”来。有诗《猪肉颂》为证：“洗净铛，少着水，柴头罨烟馅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东坡肉”味美香醇，脍灸人口，肥而不腻。人们争相模仿这种做法，“东坡肉”的美名自然传开，还有人以“东坡肉”命名开店。至今都是中国很多地区的一道名菜。另，传说东坡肉发明于苏东坡整治杭州西湖之时。

“慢著火，少著水”是制作东坡肉的主旨，他的另一首《雨后行菜》：“谁能视火候，小灶当自理。”说明火候的关键。慢火煮使汤质稠浓肉烂而味美香气扑鼻，诱人食欲大开。经研究发现，猪肉经过慢火煮1—2小时，饱和脂肪酸锐减30%—50%，而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则成倍增加，由此可见，“东坡肉”不仅不肥腻降人，而且有利于人。真乃合乎养生之道的美味佳品……

豆芽菜

豆芽作为蔬菜食用始于宋朝，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以水浸黑豆，曝之及芽，以糠秕置盆中，铺沙植豆，用板压。及长，则复以桶，晓则晒之，……越三日出之，洗，焯以油、盐、苦酒、香料可为茹，卷以麻饼尤佳。色浅黄，名鹅黄豆生。”这里不仅明确记载了豆芽菜的制作方法还有食用方法，“卷以麻饼”正是北京的薄饼卷豆芽这吃法的鼻祖。宋人苏颂《图经本草》：“绿豆，生白芽为蔬中佳品。”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也屡次提到豆芽菜，如：“以绿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篮彩缕束之，谓之“种生”。”南宋诗人方岳还写有一首名为《豆苗》的诗，对发豆芽的过程记述得详细具体。据宋朝的书籍记载，宋代就最起码有五种豆芽，黄豆芽、绿豆芽、豌豆芽、芽蚕豆、赤豆芽。

豆芽菜物美价廉，雅俗共爱。即可登上大雅之堂奢华的宴席，也可是平民的家常之菜。豆芽菜的营养价值极高，近来西方的研究发现豆芽菜可以抗疲劳、抑癌、治癫痫，西方营养学家认为豆芽菜不仅有极高的营养还有极高的治病价值，他们一致认为豆芽菜是理想得近乎完美的食品。没想到千百年前中国祖先发明的豆芽菜竟是如此的神奇了不起……

爆米花

爆米花也是发明于宋代，范成大在《吴郡志·风俗》中记载：“上元，……爆糯谷于釜中，名孛娄，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年之休咎。”在新春来临之际宋人用爆米花来卜知一年的吉凶，姑娘们则以此卜问自己的终身大事。宋人把饮食加入文化使之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爆米花松脆易消化，可作为日常的可口零食。爆米花的发明更折射出中国饮食的丰富多彩，它有更深的含义，就是开创了一种食物的加工方式澎化食品。说明中国古代的食品加工不止仅仅是食品简单的加热作熟，而是通过的物理的高温高压作用原理来改变食物的状态口感，这种加工方式就是现代新兴的澎化食品。这种加工方式使普通不和口的食品变为可口有特色的食品小吃，可以说千百年前的爆米花是近现代各种五花八门澎化食品零食小吃的祖先……

宋朝发明创造的小吃很多很多如“角子”（饺子）、“索饼”（面条）、“焦碱水锥”（炸元宵）、“浮团子”（汤圆）等等，连调味品酱油也是发明于宋代。据传还有“油条”、“蛋炒饭”等，宋朝真是美食的天堂。

5、苏东坡是我国宋代大文豪，著有养生专著《东坡养生篇》，苏东坡的养生之宝是什么？

曾被杭州人称为“ 老市长”的苏东坡，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而且对养生很有研究，在他的诗作中，有不少是写养生的，体现了他运动养生、食物养生、环境养生等系统的养生观。后人将沈括与苏轼写的《良方》与《苏学七方》合编成的《苏沈良方》，至今仍被医界沿用。他创制的“东坡肉”更是养生菜谱的一张金名片；他为官杭州时，疏浚西湖，构筑苏堤，形成美化西湖的生态结构，至今仍为全国人民环境养生所享用。

寄情江山风月

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但处事达观，常寄情祖国美丽的江山风月。虽贬官湖北黄州，面对昔日古战场，仍不忘游景怀古：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倾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此为 《前赤壁赋》之引文，写出了苏东坡在黄州赤鼻矶月夜泛舟，清风明月下的超然之乐与不患得失的宽广胸怀。苏东坡晚年更以游历美好山水以愉情。

谪居淡无事，何异老且休。虽过靖年节，未失斜川游。春江渌夫波，人卧船自流，我本无所适，泛泛随鸣鸥。中流遇洑徊，舍舟登层丘。有口可与饮，何必逢我俦，过子诗似翁，我唱而辄酬。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否。

写出了苏东坡在贬官期间无事，驾舟出游，在碧波轻荡的春江之上，任凭小舟随鸣叫的海鸥泛泛漂流，中流遇旋涡而舍舟登高丘，父子诗歌相酬，陶醉于 大自然美景，纵然身居世外桃源的陶渊明，也未必有此乐。

“和”“安”养生

《黄帝内经》第一篇《上古天真论》 有一句话这么说：“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意思是一个人不要有太多的欲望，“ 少则得，多则惑，”只要心态清静了，什么样的疾病、外邪都侵入不了我们的身体，这样身体就健康了。

苏东坡才华横溢，好仗义直言，不善逢迎，因此得罪权贵。自他中年后，遭遇了人生的最大挫折，先后被贬官湖北黄州、流放海南。四起四落，坎坷一生。但他始终热爱生活，对人生抱着积极的态度，并善于在困难挫折之际，恬淡虚无，乐观自处，且善用养生法宝“和”“安”二字贯于行。记载他与沈括合著的有关医药论述 《苏沈良方：问养生》中认为：养生以“和”“安”二字为至上。“ 和”即顺心，以顺和来适应外界事物的变化；“安” 即静心，以减少外界的诱惑。因为“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则生理备矣。”也即一个人处在任何环境下，都要保持心境的安适随和、头脑冷静，才能适应客观外界环境的突然变化，经受得住社会生活事件的变故和突如其来的打击，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以求得身体健康。苏东坡正是以此精神对待仕途的跌荡起伏和人生的坎坷，所以，尽管有诸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他还是保持着健康的体魄，过着快乐的人生。

《东坡志林》 的保健四味药

苏东坡的《东坡志林》记述说，有人向他请教养生药方，苏东坡说：“ 吾闻战国中有一方，吾服之有效，故以奉传。其药四味而已。”他提笔写下的四味药是：”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

第一味药：无事以当贵

人不要为杂事烦恼。人活于世，一定是杂事纷繁，个人事、子女事、家庭事、单位事、社会事，不善处者，事事累体累心，久之，必然影响人体健康，缩短人的寿命。因此，务必要学会抓大事，尽量减少扰神的杂事；如果一旦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也要沉着处理，切忌过多的因事烦心。相信如果天塌下来，一定会有比我个子高的人顶着。

第二味药：早寝以当富

说的是让人不要熬夜。可见当时苏东坡对人体生物钟现象已经有所研究，“早寝”作为四味药之一，可见他已经发现熬夜对人体健康的破坏性 影响之大。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研究成果最接地气的解释就是让人们不要熬夜。因为睡眠是养生的一大基本功能，是受人体生物钟控制的，而熬夜会打破人体内精妙的时钟，疾病就来了。

第三味药：安步以当车

劝人多步行。说明处于宋代的苏东坡已经发现随着交通工具的发展，人类活动减少而带来有害于身体健康的现象，所以提出了“安步以当车”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家家有汽车，满地跑小车，人体活动量大大减少，安有不患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之理？所以苏东坡“安步以当车”的观点，还是能对当前的常见慢性病防治起到指导作用。

第四味药：晚食以当肉

提醒人饥饿了再吃饭。因为胃进食后一般是四小时排空，进食后食物的消化、吸收，能量的消耗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饥饿了再进食是有科学道理的，人类几千年来养成的一日 三餐用餐规律，是符合人体生理机能需要的。苏东坡特别说：“夫已饥而食，蔬食有过于八珍”，也就是说，饥了再吃，蔬食也比八珍更能补益。

食物养生与环境养生

苏东坡主张少吃肉，说“ 甘腻肥浓”是“腐肠之药”，并使人肥胖；认为用少量的肉与蔬菜同烹调，吃了会使人不胖不瘦，能起到保持健美体形的作用，此与现代营养学提出的荤素搭配，科学膳食的理论是一致的，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苏东坡的食物养生观点。

同时，他还认为人类的居住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比吃肉更重要，从而主张在人类居住之处的周围要广植竹木以绿化美化环境，可起到调节情绪，静心安神的作用，体现了苏东坡的环境养生观点。民间广为流传一首他饮食长寿的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此间哪有扬州鹤。”此诗大意是：吃饭可以没有肉，但住处不可没有竹。不吃肉令人消瘦，没有竹令人卑俗。人瘦还可以发胖，人俗不可医治。旁人笑我这样说，好象是高傲，好象是痴呆。如果一味快意吃肉，世间还有人能驾鹤升仙吗？

6、中国古人的起居养生观是什么样的？

我国古人认为“起居有常”，“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起居无常，故半百而衰也”，把起居有常看作是人的长寿原因之一。

例如，古人把早起梳头当作一件养生要事，发需常梳，因为常梳头发既可以梳去灰尘头屑，保持头发的干净和发根空气的通畅，还可改善和增进血液循环，防止脱发和延缓白发的过程。明朝人沈仕《摄生要录》认为，每天梳发一次，可以疏通血脉，散风湿。谢肇《五杂俎》卷十二还就养生家的话提出，梳发的次数是每天一千下，古代养生家称木梳为“木齿丹”，说每日清晨梳千下，则固发去风，容颜悦泽。这里值得回味的是，养生家把木梳称作“木齿丹”，可见虽是木梳一把，却着实有着灵丹妙药的效用。由于梳发的神奇作用，还有人把它唤作“神仙洗头法”。清朝人俞樾《茶香室丛钞》引宋朝人之说：“周天岉言冬至子夜时，梳头一千二百，以赞阳出滞，使五脏之气终岁流通，谓之神仙洗头法。”

头和脚是人体顶天立地的上下两个极端，临睡前既梳头又洗脚，可以增进健康，夜睡安稳。宋朝时，甚至有人把这两件事称为养生的大要。宋朝人张端义《贵耳集》记载：“郭尚贤耽书落魄，自阳翟尉致事，尝云服饵导引之余，有二事乃养生之要，梳头浴脚是也。尚贤云：‘梳头浴脚长生事，临睡之时小太平。’”从诗中可以看出，梳头浴脚不仅有益长生，还着实是人生临睡之时的一项享受呢!

古人常把“洗”、“漱”放在一起。“漱”是漱口，目的是清洁口腔，防止口齿之疾。《千金要方》说：“食毕当漱口数过，令人牙齿不败，口香。”《老老恒言》也说：“食后微渣留齿隙，最为齿累。”“如食甘甜物，更当漱。每见年未及迈，齿即落者，乃甘甜留齿，渐至生虫作慝。”食后漱口，尤其更要注意食甜食后漱口。再则，古代养生术还认为，早起和入睡之前都要漱口，其中入睡前漱口的作用，更远胜于早起漱口。“夜漱却胜朝漱”，就是《琐碎录》所说的。至于漱口用的水，以不温不冷较为理想，但如果能习惯用冷水漱口，则效果更好，“可以永除齿患，即当欲落时，亦免作痛。”

小便、大便之事提到纸面上来虽有伤大雅，但在生活中却是难以避免的事。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的小便大约每隔1至4小时一次，入晚则因新陈代谢减慢而减少。大便最好每天一次，形成习惯。为了不违背正常的生理功能，除了特殊情况，平时千万不要强忍小便和憋大便。明朝人沈仕《摄生要录》告诫：“忍尿不便成五淋，膝冷成痹；忍大便成五痔，努(用力)小便足膝冷；呼气，努大便，腰疼目涩。”可见“忍”和“努”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古人认为如能在大小便时用力咬紧牙关，持之以恒，可以免除牙齿疼痛动摇的忧虑。

7、宋朝食物有哪些？

宋朝：创造美食的朝代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宋朝打破了唐朝城市的政治区域与平民区域的划分严格的格局，将平民的工商业的经营扩大到全城各个角落，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宋朝人口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城市，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由于市民阶级的发展壮大，宋朝的世俗文化各发面都突飞猛进长足的发展，小市民发展了富裕了那就自然追求精品生活了，这里只说说宋朝的美食，只要你打开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看看“州桥夜市”、“饮食果子”等章节你就会被眼前的各种特色小吃美食菜单看得眼花缭乱不觉得口水暗流，你会为宋朝有那么多的美食而叹服钦佩。下面我就说说几种我所知道的在宋朝发明制作出来的美食…… 

火腿 

火腿发明于宋朝，最早出现火腿二字的是北宋，苏东坡在他写的《格物粗谈·饮食》明确记载火腿做法，“火腿用猪胰二个同煮，油尽去。藏火腿于谷内，数十年不油，一云谷糠。”

另，据传北宋代抗金名将宗泽回家乡后，回京时带回了几块老家浙江义乌的咸肉，给宋高宗赵构品尝，赵构切开见到肉色鲜红如火，尝后味道鲜美，大喜便给它赐名为“火腿”。火腿的制作需要多个工艺流程，火腿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及蛋白质不仅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而且还是强身的补品。至今中国浙江地区的金华火腿不仅畅销国内，而切远销欧美。它依然散发着它千百年特有的巨大的诱人魅力…… 

火锅 

中国历史上真正有记载的火锅出现在宋代。宋人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记到，“师云：山间只用薄批，酒酱、椒料活之。以风炉安桌上，用水半铫，候汤响一杯后，各分以箸，令自夹入汤摆熟，啖之，乃随意各以汁供。” 

由此可见这种吃法不再是炖和煮而是“涮”。林洪还根据当时“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的美景。为这种吃法取了一个浪漫的名字叫“拨霞供”。后来“拨霞供”的吃法传开，人们争先效仿。不久人们已用各种肉类和蔬菜等，都用此种方法涮食。宋代的火锅和现代的火锅在造型与结构上毫无二致，不禁使人不得不钦佩叹服

东坡肉 

苏东坡可谓一位美食大家，他有关美食的诗歌及文章极多，现在以“东坡”命名的名菜就有：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豆腐、东坡饼、东坡羹、东坡酥、东坡玉掺、东坡芽脍、东坡豆花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东坡肉，东坡肉是苏东坡在黄州亲手创制出来的，他被贬黄州后生活拮据，见当地猪肉价便宜而很少有人买，于是便亲自烹调猪肉，创制出名誉千古的“东坡肉”来。有诗《猪肉颂》为证：“洗净铛，少着水，柴头罨烟馅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东坡肉”味美香醇，脍灸人口，肥而不腻。人们争相模仿这种做法，“东坡肉”的美名自然传开，还有人以“东坡肉”命名开店。至今都是中国很多地区的一道名菜。另，传说东坡肉发明于苏东坡整治杭州西湖之时。 

“慢著火，少著水”是制作东坡肉的主旨，他的另一首《雨后行菜》：“谁能视火候，小灶当自理。”说明火候的关键。慢火煮使汤质稠浓肉烂而味美香气扑鼻，诱人食欲大开。经研究发现，猪肉经过慢火煮1—2小时，饱和脂肪酸锐减30%—50%，而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则成倍增加，由此可见，“东坡肉”不仅不肥腻降人，而且有利于人。真乃合乎养生之道的美味佳品

豆芽菜 

豆芽作为蔬菜食用始于宋朝，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以水浸黑豆，曝之及芽，以糠秕置盆中，铺沙植豆，用板压。及长，则复以桶，晓则晒之，……越三日出之，洗，焯以油、盐、苦酒、香料可为茹，卷以麻饼尤佳。色浅黄，名鹅黄豆生。”这里不仅明确记载了豆芽菜的制作方法还有食用方法，“卷以麻饼”正是北京的薄饼卷豆芽这吃法的鼻祖。宋人苏颂《图经本草》：“绿豆，生白芽为蔬中佳品。”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也屡次提到豆芽菜，如：“以绿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篮彩缕束之，谓之“种生”。”南宋诗人方岳还写有一首名为《豆苗》的诗，对发豆芽的过程记述得详细具体。据宋朝的书籍记载，宋代就最起码有五种豆芽，黄豆芽、绿豆芽、豌豆芽、芽蚕豆、赤豆芽。 

豆芽菜物美价廉，雅俗共爱。即可登上大雅之堂奢华的宴席，也可是平民的家常之菜。豆芽菜的营养价值极高，近来西方的研究发现豆芽菜可以抗疲劳、抑癌、治癫痫，西方营养学家认为豆芽菜不仅有极高的营养还有极高的治病价值，他们一致认为豆芽菜是理想得近乎完美的食品。没想到千百年前中国祖先发明的豆芽菜竟是如此的神奇了不起

爆米花 

爆米花也是发明于宋代，范成大在《吴郡志·风俗》中记载：“上元，……爆糯谷于釜中，名孛娄，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年之休咎。”在新春来临之际宋人用爆米花来卜知一年的吉凶，姑娘们则以此卜问自己的终身大事。宋人把饮食加入文化使之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爆米花松脆易消化，可作为日常的可口零食。爆米花的发明更折射出中国饮食的丰富多彩，它有更深的含义，就是开创了一种食物的加工方式澎化食品。说明中国古代的食品加工不止仅仅是食品简单的加热作熟，而是通过的物理的高温高压作用原理来改变食物的状态口感，这种加工方式就是现代新兴的澎化食品。这种加工方式使普通不和口的食品变为可口有特色的食品小吃，可以说千百年前的爆米花是近现代各种五花八门澎化食品零食小吃的祖先

宋朝发明创造的小吃很多很多如“角子”（饺子）、“索饼”（面条）、“焦碱水锥”（炸元宵）、“浮团子”（汤圆）等等，连调味品酱油也是发明于宋代。据传还有“油条”、“蛋炒饭”等，宋朝真是美食的天堂。

8、放下所谓忙碌，看看宋代文人怎样生活

假如您生在宋朝，不管您是什么身份、从事什么工作，有什么业余爱好，估计都能加入自己中意的集会。假如您生在清朝，就别轻易往人群里凑了，更别跟人结拜兄弟——那是很危险的。
宋词里的集会
近来闲翻宋词，发现里面有很多集会。
北宋神宗年间，进士黄裳在《青门引》中写道：“置俎争来，四乡宴社，且看翠围红绕。似可扪青汉，到北扉，两城斜照。醉翁回首，丹台梦觉，钧天声杳。”时间是立秋以后，地点是山东青州，黄裳出门闲逛，一路上到处见到聚饮的乡民。这是农民集会。
还是北宋神宗年间，另一位进士晁端礼在《醉蓬莱》中写道：“因念当时，乱花深径，画楫环溪，屡陪欢醉。踪迹飘流，顿相望千里。水远山高，雁沉鱼阻，奈信音难寄。吟社阑珊，酒徒零落，重寻无计。”此时晁端礼在外地工作，初秋时分，倍感孤独，想起以前在老家的时候，经常跟诗社的朋友们一起联诗喝酒。这是文人集会。
南宋高宗年间，退休老干部朱敦儒在《沁园春》中写道：“君休怪，近频辞雅会，不是无情。岩扃旧菊犹存，更松偃，梅疏新种成。爱静窗明几，焚香宴坐，闲调绿绮，默诵黄庭。莲社轻舆，雪溪小棹，有兴何妨寻弟兄。”什么意思呢？朱敦儒说他老了，不爱热闹了，不想再参加诗社了，近来开始学佛，做了居士，倒希望加入莲社，多跟出家人打打交道。这是佛教信徒集会。
还是南宋高宗年间，另一位退休老干部曾慥在《调笑令》中写道：“净友如妆就，折得清香来满手，一溪湛湛无尘垢。白羽轻摇晴昼，远公保社今何有，怅望东林搔首。”曾慥对佛教不感兴趣，晚年潜心养生，妄想修炼成仙，平日爱跟道士来往，一帮人“白羽轻摇”，探讨白日飞升的技术。这是道教信徒集会。
宋朝人的自由
在整个帝制时代，宋朝的自由化程度算是最高的，政府压在百姓头上的税赋和徭役负担虽然沉重，却在人身权利上给大家松了绑，允许你自由流动，也允许你自由集会。
当时法律上对民间结社和集会的限制极少，我查过《宋刑统》，只找到一条针对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诸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也就是说，除了不能扰乱公共秩序之外，绝大多数集会都是被允许的，事前不需要向有关单位申请，事后也不需要找有关单位汇报。
国家的限制少了，民间的集会自然会活跃起来。前面几阕宋词里提到的“乡社”、“吟社”和“莲社”，就属于宋朝民间比较普遍的几种集会。“乡社”每年两回，分为春社和秋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例如今年3月19日)举行春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例如今年9月25日)举行秋社，社日那天，同村或同族的居民一起祭神、拜祖、看戏、喝酒、互送食物，热闹如过年。
“吟社”是文人集会的统称，具体称呼有“词社”、“诗社”、“文社”、“锦心绣口社”等等，规模比乡社小，集会日期也不固定，但是参加集会的成员是固定的，往往还定出“社约”，也就是集会的规则。“莲社”的组织纪律性最强，规模一般也很大，社内成员定期集会，或请高僧说法，或为寺院筹资，信徒们互相激励，有点儿像今天的基督教信徒每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
据宋人笔记《武林旧事》和《齐东野语》记载，南宋杭州活跃着学子发起的同文社、文士发起的西湖诗社、专业诗人发起的律华社、武士发起的射弓蹋弩社、相扑运动员发起的角社、蹴鞠运动员发起的齐云社、杂剧演员发起的绯绿社、说书人发起的雄辩社、皮影人发起的绘革社、傀儡艺人发起的傀儡社、理发师发起的梳剃社。
建筑师发起的台阁社、园艺师发起的奇花社、刺青爱好者发起的锦绣社、弓箭爱好者发起的锦标社、武术爱好者发起的英略社，还有净土宗信徒发起的莲社和净业会、道教信徒发起的灵宝会和真武会，甚至还有阔太太和富家小姐们发起的明为供佛实为比阔的斗宝会，以及由妓女发起的类似行业协会性质的翠锦社。
不夸张地说，假如您生在宋朝，不管您是什么身份、从事什么工作以及有什么业余爱好，应该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社团加入进去。这种情形常常让我想起大学生活，现在的大学就跟南宋的杭州一样，也是活跃着一大堆社团，每个社团也都有自己的集会。

9、宋代主要食物是什么？

宋代饮食:于雅俗间变化

宫廷饮食流风之下，让羊肉成为宋时矜贵而美味的象征，也让看盘在民间公私宴会上得以流传。但真正细论之下，真正影响宋代饮食却并非宫廷，而是民间。

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朝代上承千年饮食之美，下启中华八大菜系之端，却能在刻板的礼仪，不仅留下市井饮食广告的谐趣，更有着一本菜谱洛阳纸贵的传奇，这就是两宋的饮食文化。它犹如宋代流行的斗茶游戏，时而端庄于庙堂，时而传递在贩夫走卒手中，在亦雅亦俗间变换间回味无穷。

不吃猪肉的皇宫

历朝历代作为时代饮食旗帜，莫过于宫廷的饮食。宋代宫廷一改唐代宫廷饮食“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这种夸张杜撰大于现实的作风，不仅留下了确切的御宴宫廷菜品明细，甚至还有着流传至今的原料及做法。从那些充满浓浓生活气息的记录上，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习俗，两宋皇宫“御厨止用羊肉”，原则上“不登彘（猪）肉”。据记载，宋太祖宴请吴越国君主钱俶的第一道菜是“旋鮓”，即用羊肉制成；而仁宗禁止宫廷为半夜饥饿时进贡上“烧羊”，所以羊肉是宋代的宫廷食材用量上的至尊。当时陕西冯翊县出产的羊肉，时称“膏嫩第一”。宋真宗时，“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就是买于陕西。而随着王朝的传续，宋代宫廷这种嗜吃羊肉为主要肉类的习俗，有增无减。大致在宋仁宗、英宗时，朝廷从“河北榷场买契丹羊数万”。而神宗时代御厨帐本上更“吓煞人”般记录一年中“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这里尽管记载着有少量的猪肉支出，但绝大部分的猪肉是上了“看碟”和配菜之列。

北宋皇宫这一饮食习惯甚至立都杭州的南宋都得以传承，宋高宗都傲气地表示宫中主用羊肉，不用猪肉乃祖宗习俗。即使到南宋孝宗时，皇后“中宫内膳，日供一羊”。纵是因为地处南方，产羊不多，剩下的食料也是用南方特长的鱼虾水产来替补，而绝非猪肉。

百飨珍味前的看菜

在宋代笔记的御宴记载中，不难发现有着“绣花高饤八果垒”，“乐仙干果子叉袋儿”“缕金香药”之类的菜名。这令人遐想的菜品可并非用来品尝的，它们仅仅属于宴席上的“看菜”，比如 “绣花高饤八果垒”就是以着各式珍贵的器皿分别堆垒着香圆、真柑、石榴、橙子、鹅梨、乳梨、花木瓜。而“缕金香药”则是脑子花儿、甘草花儿、朱砂圆子、木香丁香、水龙脑、史君子、缩砂花儿、官桂花儿、白术人参、橄榄花儿十盒香料。这些堆叠的水果和香料的名菜，仅仅是用餐前以其美丽的色泽、精巧的摆设用以观看来刺激食欲或清新一下空气。在宋代它们名为“看菜”、“看果子”、看食。看菜的具体起源不可考证，但是在唐代的御宴“烧尾宴”已经出现，而富庶繁华的宋朝则把这种习俗发扬光大，正式成为宴席和日常饮食中的定制。唐代的御宴中“素蒸音声部”的看菜，是用素菜和蒸面做成一群蓬莱仙子般的歌女舞女，共有70件，可谓庞大而壮观。而宋的看菜却在精细上更见工夫。具体的御宴看碟做法已经不可考，但是从民间和王公府第的看果子，我们可以窥豹一斑其精细。如汴梁东京市民喜欢的雕花蜜煎。其中的雕花，就是在东京饮食市场上用瓜雕刻成的花样食品，即“药瓜”。不仅是东京，各城市饮食市场也推出自己的杰作，如浦城的冬瓜—就是安置在寿架台上的一条三尺长冬瓜，刻上了假山、龟、鹤、寿星、仙女，异常精妙。

当然水平较高者还是王公府第的厨师，他们用杨梅、冬瓜、金桔、鲜姜、嫩笋等，雕成甜酸的花梅球儿、清甜的蜜冬瓜鱼、微辣带甜的花姜，而且还在金桔、橙子、木瓜上雕出花及大段花、方花，又在青梅上雕出荷叶儿。

值得一题是这些御宴中看食并非约定俗成就是果品、香料。在《东京梦华录》中就曾记载，御宴时各国使节和群臣面前都“分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而辽国使节面前加“独羊鸡鹅连骨熟肉为看盘，皆以小绳束之，又生葱韭蒜醋各一碟”，这是因为辽国饮食风俗粗劣、最尊贵的食礼就是熟肉上摆放生葱蒜韭。而在南宋又因口味偏甜，看盘上的蜜雕果子、雕花蜜饯也逐渐多了。这种看菜的盛行流传至今日就是工艺菜的始祖。

市坊之间广告声

宋代饮食风尚虽然以宫廷的好恶为旗帜，但一如历代引领时尚潮流的却永远不会是宫廷的，是民间的饮食文化。两宋时代城市饮食休闲行业异常发达，令皇城之间的君王在夜半都望着城中漫天灯火为之向往。这首先归功于宋代经济的繁荣，除了酒肆之间不再如唐代被约束在市坊中间，两宋百姓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正式开始三餐制的。在此之前，按礼仪天子一日四餐,诸侯一日三餐，平民两餐。西汉时，给叛变被流放的淮南王的圣旨上，就专门点出，“减一日三餐为两餐”。而至这个普通平民日常饮食能从两餐到三餐为习俗，除了证明宫廷刻板的饮食礼仪规定对民间约束的失效，更折射出了两宋不必史官曲笔礼赞的繁华。

三餐制直接带动的餐饮业的繁华，也带来了市坊餐饮间的竞争，除了在各种菜品、餐具上的争奇斗艳，当时招幌广告、节日促销外加环境促销已经成为饮食商铺三大促销手段。饮食广告业在宋代初具雏形。一般著名的酒楼如樊楼、白矾楼会不惜千金请人赋写诗词以增加自家酒楼的名气。而一些不知名的小店也会打出“孙羊肉”、“李家酒”等特色招牌广告。在《鸡肋编》中甚至记载了一游走街边卖环饼的小贩，为别出心裁，挖空心思想出的叫卖词：“吃亏的便是我呀”。结果当在他在哲宗被废的孟皇后居处瑶华宫前也这样叫卖时，引起开封府衙役的注目，疑他借此讽刺皇帝废后不当，所以将其抓捕审讯。审后才得知他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饼，便责打100后放出。此后，此小贩便改口喊“待我放下歇一歇吧”。这则传为一时笑谈的故事，无一不生动描述酒楼旗肆飞扬，叫卖喧嚷不息的宋代饮食风俗。

名士风流和饮食

当然任何民间的饮食风俗，最直接的记录者就是当代的文人。宋代的文人为当时的饮风食俗的推广、流传是不余遗力的。宋代的饮食著作大致可分为食经类、茶学类和酒学类等三类，其中不仅数量和种类大大增加，更通过文人的编写让饮食著作在书籍中的地位有了很大地提高。 比如宋代时期，仅仅食经的郑樵《通志·艺文略》将食经单独作为一个门类列出，共收录了41部360卷著作目录。

而把饮食描写融入吟咏的诗词文赋，在宋更是比比皆是，象一代文豪苏轼就写有大量的这方面的诗文，《东坡羹颂》、《猪肉颂》、《老饕赋》、《试院煎茶》、《和蒋夔寄茶》等。当然他为买饼老妇人写的广告诗 “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 夜来春睡知轻重，压匾佳人缠臂金。”更是流传千古的佳话 。

同样这些风流名士了除了在保存、撰写饮食类书籍诗文，不少墨客干脆身体力行参与饮食发明制作，象书法与诗文都颇负盛名北宋的郑文宝，他创制的云英面，就极受人欢迎 。据记载其法是将藕、莲、菱、芋、鸡头、荸荠、慈菇与百合混在一起，再配以瘦肉烂蒸，然后用风吹凉，在石臼中捣细，再加上四川的糖和蜜蒸熟，然后再入臼中捣，使糖、蜜和各种原料拌均匀，随后取出作一团，等冷了变硬，再用刀切着吃。这道美味后来甚至还被专门收入宋代食谱。

最为有名的还是苏轼与“东坡肉”。苏轼在在黄州作团练副使时，曾将当时流行的猪肉烧制法揣摩一番后得以创造出一道新菜。苏东坡还专门写成打油诗一首来记载做法：“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如前所提及，羊肉是当时公认的贵重佳肴，流风所在，所以便宜的猪肉令当时富贵人家瞧不上眼。反经大文豪的一番创制推荐后，很快便在宋代市民中广为传播，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东坡肉”。

同时两宋在物产极大丰盛之际，加之没有任何宗教饮食的禁忌，所以一些珍奇的食物就纳入文人尝新追逐之列，例如在宋代的士人中，吃河豚成为一种时尚。名士梅圣俞，喜欢邀朋呼友来家里吃河豚，他在《河豚鱼》写到，“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扬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而河豚有剧毒，需要祛毒后才能烹调，苏东坡拼死吃河豚的诙谐掌故也正是出于此时。因为河豚的价格的昂贵，美食家竟然发明了假河豚的做法。类似此在《山家清供》还所记着有“假煎肉”的制作：葫芦和面筋都切成薄片，分别加料后用油煎，然后加葱、花椒油、酒，放一起炒，葫芦和面筋不但炒得像肉，而且它的味道也和肉味相同。后来类似这样制法的假河豚、炸油河豚、油炸假河豚，已作为名菜，纷纷出现在食店里。可以想象正是因为文人美食家对各类饮食的总结、撰写、身体力行的传播，让两宋市民得以认识这些新奇的食物，而且，饮食商家能够闻风而上，也能将模仿海鲜制作出，从而形成民间饮食流风。这些逸事已不足一一漫谈。

而时至今日，两宋的繁华虽早已经化成书页间记载的辉煌，不过细致处象漫步在河南街头，早餐皆是羊肉汤一统的局面；粗略处时时可见的饮茶风尚，却让人无形似乎窥见两宋的饮食风俗早已走入民间，虽经千年，不曾失落！

10、宋朝之前有哪些医疗著作

不少，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等等，还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很多，我也就不一一点明了，现在我主要讲一讲《黄帝内经》以及《千金要方》、《伤寒杂病论》这三部著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一.《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成编於战国时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现存最早的中医药学著作《黄帝内经》收载的成方13首中，就有10种中成药，并有丸、散、酒、丹等剂型。
《黄帝内经》是早期中国医学的理论典籍。世简称之为《内经》。最早著录于刘歆《七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原为18卷。医圣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为伤寒杂病论”，晋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称“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九卷》在唐王冰时称之为《灵枢》。至宋，史嵩献家藏《灵枢经》并予刊行。由此可知，《九卷》、《针经》、《灵枢》实则一书而多名。宋之后，《素问》、《灵枢》始成为《黄帝内经》组成的两大部分。
《黄帝内经》是什么意思呢? 内经，不少人认为是讲内在人体规律的，有的人认为是讲内科的，但相关专家认为《黄帝内经》 是一部讲“内求”的书，要使生命健康长寿，不要外求，要往里求、往内求，所以叫“内经”。也就是说你要使生命健康， 比如有了病怎么治病，不一定非要去吃什么药。
实际上《黄帝内经》整本书里面只有13个药方，药方很少。它关键是要往里求、往内求，首先是内观、内视，就是往内观看我们的五脏六腑，观看我们的气血怎么流动，然后内炼，通过调整气血、调整经络、调整脏腑来达到健康，达到长寿。所以内求实际上是为我们指出了正确认识生命的一种方法、一种道路。这种方法跟现代医学的方法是不同的，现代医学是靠仪器、靠化验、 靠解剖来内求。中医则是靠内观、靠体悟、靠直觉来内求。

《黄帝内经》包括现存之《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内经》并非一时一人之手笔。它既不属于某一时期的作品，也绝非某位医家的个人著述。其中既有战国至西汉初期的篇章，也有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的作品；既有魏晋以后的新作，更有唐、宋医家的补充，如唐代王冰补入了七篇大论，宋代又增补了两章遗篇。可见它是一部由战国至两汉时期许多不同时代的医家，搜集当时医学成果，分别整理加工和补充成篇后，汇集而成的医学总集。
《黄帝内经》的内容极为丰富，它全面阐述了包括生理、病理、药理、诊断、治疗及预防、养生等在内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所涉遍及中医理、法、方、药的各个方面，因而对中医理论基础的奠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仅就它的主要精神，分别简介如下：
一、整体观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基本观点之一。贯穿《内经》全书的整体观，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1、人体本身
《内经》把人体各部看成是互相联系、内外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一认识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古朴的系统论观点。系统论认为，人微言轻整体并非局部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一种不同于任何局部的新质。由于人体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整体系统，因此更需要从普遍的联系上来加以对待。
《内经》正是强调从彼此相属、互有联系的整体观出发去观察人体各部生理、病理的种种表现和变化。就脏腑关系而言，虽各有所主，但却离不开彼此的密切配合。
《内经》以“藏象”统括人体之生理与病埋，就证是体现了内脏与休表是相互沟通、表里相关的有机整体。唐·王冰说过，“象，谓所见于于外，可阅者也”，明·张介宾也说:“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中医四诊中所称“有诸内必形诸外”“以表求里”的根据即在于此。
2、人与自然
对人体必须与自然界相统一的认识，是《内经》整体观的又一重要体现。《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天覆地盖，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当四时气候发生变化时，人体必然会产生与之相应的反应，如春夏两季阳气发泄，气血易趋向于表，因而使皮肤松弛，少溺多汗；秋冬时节，阳气收藏，气血趋向于里，故皮肤致密，少汗多溺。四时气候的变化，还是生物界(人体亦不例外)生、长、化、收、藏的重要条件。
此外，《灵枢·岁露论》还告诉人们。四时气候的正常与否，还直接影响着人体健康和疾病的流行，所渭“因岁之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甚至一些疾病的流行也常带有季节的特点，而《素问·异法方宜论 》所载某些“地势使然也”的地方病，还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3、机体与情志(即形神统一观)
对机体与情志间的辩证关系，《内经》同样具有一定的科学见解。《素问·六节脏象论》认为“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这是说明机体对情志的决定作用；而《灵枢·本藏论》所指出的”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则旨在表明情志对机体的调节功能。《内经》认为情志活动乃人之正常生理功能。但若太过，可能造成内脏功能紊乱，气血运行失常，从而导致疾病，如怒伤肝，喜伤心，悲伤肺，思伤脾，恐伤肾。因而十分注重通过调节情志，以有助于消除病理变化，恢复生理功能。
4、人与社会
内经》对社会环境与人体发病的关系，也有若干论述。在分析病因、病理时，除了注意外邪的侵袭和人体正气的盛衰外，还告诫医家应结合患者所处社会环境、经历和个人遭遇等全盘考虑。
二、脏腑经络学说
《内经》所系统论述的脏腑经络学说，是以研究人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一门重要学说，是中医进行辩证论治的基础和依据。在祖国医学中占有特殊地位。
三、阴阳、五行学说
《内经》在总结和阐述中医基本理论问题的过程中，还运用和发展了我国固有的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学说的运用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过:“《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由于《内经》是把阴阳的对立统一看成是宇宙间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因而对人体之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诊断及药物治疗，亦无不是以阴阳的对立统一规律来加以概括和阐述的。
在正常情况下，人体阴阳两个方面应该是相对平衡的，一旦由于阴阳的偏盛偏衰而使这种平衡状态破坏时，人体就会发病。所谓“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素问·调经论》)。而《素问·生气通天沦》所载:“阴平阳秘，精神乃冶;阴阴离决，精气乃绝”，就是旨在说明这个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治病用药，就是借助药物的阴阳偏性，以改善或调节人体阴阳失调的现象，从而恢复“阴平阳秘”的正常状态，达到治疗的目的。
五行学说的运用
古人认为，构成客观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金木水火土，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依存和彼此制约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叫做“相生”，如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而彼此制约的关系就称做“相克”，如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五行学说之所以引入医学，关键不在于这五种物质的本身，而在于它们的不同展性和相生相克的关系。根据《内经》的记载，世间各种事物，包帖四季气候变化、人体生理、病理乃至精神情态表现，都可与五行相配，如表所列：
五行 时令 五气 五态 五色 五味 五脏 五志 五臭 五音 五谷
木 春 风 生 青 酸 肝 怒 臊 角 麦
火 夏 热 长 赤 苦 心 喜 焦 徵 黍
土 长 夏 湿 化 黄 甘 脾 思 香 宫
金 秋 燥 收 白 辛 肺 忧 腥 商 稻
水 冬 寒 藏 黑 咸 肾 恐 腐 羽 豆
根据五行生克关系，《内经》认为各脏腑器官也是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如谓:“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歹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并常以五行生克的理论来描述疾病的传变和推论其死生。
总之，《内经》中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反映了当时对人体内部矛盾的对立统一，脏腑间的 相互依存、制约、转化的关系已有相当认识。诚然，由于时代的限制，以上认识仅在于直观的范围，还不可能认识统一性与斗争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四、重视预防，反对迷信
《内经》关于预防的论述，常与养生学相结合，如谓“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并告诫人们要节制色欲，切忌“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医生治病应当见微知著，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切不可对疾病的发展视而不见，迁延观望，坐失良机，以致酿成难以救治之危症。《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过：“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冶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里，预防医学思想昭然可见，至今犹不失为至理名言。
《素问·五脏别论》中指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表明医学与迷信是水火不相容的。
《内经》的撰成，标志着我国医学跨进了由经验医上升为理论医的新阶段。它不仅总结了我国秦汉以前的医药成就，同时也为秦汉以后的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在整体观、矛盾观、脏腑经络学说、病因病机学说、养生预防学说和诊治原则等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因而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两千多年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后世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探讨，具有明显的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和学派在学术和实践两方面的新建树，无不与《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甚至直刊今天仍不失为一部颇具生命力和实用价值的医学巨著。
二.《千金要方》
千金要方《备急千金要方》
综合性临床医著。本书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孙思邈认为生命的价值贵于千金，而一个处方能救人于危殆，价值更当胜于此，因而用《千金要方》作为书名,简称《千金方》。30卷。明代后有按《道藏》经义析为93卷者，内容同。唐代孙思邈撰于永徽三年(约652年)。作者以人命重于千金，故取“千金”为书名。是感于当时的方药本草部秩浩繁，仓卒间求检不易，乃博采群经，删繁去复，并结合个人经验而撰成 。卷 1医学总论及本草、制药等；卷2～4妇科病；卷5儿科病；卷6七窍病；卷7～10诸风、脚气、伤寒；卷11 ～20系按脏腑顺序排列的一些内科杂病；卷21消渴、淋闭等症 ；卷22疔肿痈疽；卷23痔漏；卷24解毒并杂治；卷25备急诸术；卷26～27食治并养性；卷28平脉；卷29～30针灸孔穴主治。总计233门，合方论5300首。书中所载医论、医方较系统地总结了自《内经》以后至唐初的医学成就，是一部科学价值较高的著作。1949年后有影印本。
该书第一卷为总论，内容包括医德、本草、制药等；再后则以临床各科辨证施治为主，计妇科2卷，儿科1卷，五官科1卷，内科15卷（其中10卷按脏腑分述），外科3卷；另有解毒急救2卷，食治养生2卷，脉学1卷及针灸2卷。共计233门，方论5300首。
《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医学成就，书中首篇所列的《大医精诚》、《大医习业》，是中医学伦理学的基础；其妇、儿科专卷的论述，奠定了宋代妇、儿科独立的基础；其治内科病提倡以脏腑寒热虚实为纲，与现代医学按系统分类有相似之处；其中将飞尸鬼疰（类似肺结核病）归入肺脏证治，提出霍乱因饮食而起，以及对附骨疽（骨关节结核）好发部位的描述、消渴（糖尿病）与痈疽关系的记载，均显示了相当高的认识水平；针灸孔穴主治的论述，为针灸治疗提供了准绳，阿是穴的选用、“同身寸”的提倡，对针灸取穴的准确性颇有帮助。因此，《千金要方》素为后世医学家所重视。《千金要方》还流传至国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简史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219年，张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在那个年代，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这两本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四部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另有一种说法，中医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影响
《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去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可以作为今天的教科书，现在西医的治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据。
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它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并被学术界誉为讲究辨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书中所列药方，大都配伍精当，有不少已经现代科学证实，后世医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疗效。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据统计，截至2002年，光是为研究《伤寒杂病论》而出版的书就近2000种。
《伤寒杂病论》不仅成为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特别在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在日本一些著名的中药制药工厂中，伤寒方一般占到60%以上。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一）
公元2世纪以前，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更由于当时传染病不断流行，据《后汉书》记载，在光武建成13-26年(公元 37-50年)之间，曾有7次大疫，灵帝建宁4年到中平2年(公元17l一185年)之间，曾有5次大疫，因此也就促进了医学家们对疾病防治的认识，在从事医疗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其中最具价值的要推医学家张仲景的著作--《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二）
总之，三阳经证多为热症、实症，三阴经证多为寒症、虚症；六经论治在指导临床实践方面，使人们有了规矩可循。
通过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采用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方法。因为疾病的来由，都是人体抗病能力的正气同致病因素的邪气作斗争的表现，其结果不是邪盛就是正衰，或者是正胜则邪退。所以在治疗上就要运用扶正祛邪，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方法。这些都是按照扶正祛邪的原则而制定的。
此外，张仲景还提出“舍脉从证，舍证从脉”的灵活辨证方法，在讨论治疗中要根据病情的标本缓急，运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以及表里兼治的方法，并对治疗的禁忌，以及针灸综合疗法，都有所论述。
今天读到的《伤寒论》和《金匿要略》
《伤寒论》中制定了22篇、397法，立113方；《金匿要略》则制定了25篇，立262方。从其记载的内容，可以知道，祖国医学早在公元2世纪时，经过医学家张仲景的实践和总结，已能正确使用解热药、导泻药、利尿药、催吐药、镇静药、兴奋药、健胃药、截疟药、止痢药等等，其中极大多数方药，已由现代科学证实它的疗效可靠。
人们还可以在《金厦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篇中看到：“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今九窍闭塞……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保养谨慎，勿使致病的邪风侵犯经络，要是刚中经络，还未流传到脏腑，就给予治疗，四肢一感到不方便，就用调整呼吸，施用针灸、推拿，使得耳目口鼻以及大小便都畅通……穿衣服要调节冷热，饮食要注意甜酸苦辣，勿使人体有所衰退，疾病就不可能侵入肌肉皮肤。这是指导人们对疾病作斗争的认识和方法，要求人们做到末病先防、有病早治。
一千七百年前的张仲景，在祖国医学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是巨大的。《伤寒论》和《金医要略》总结了我国在公元3世纪以前的医学经验，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严密选择疗效可靠的方药，对掌握疾病的防治以及推动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承先启后作用。此后，历代很多医家对张仲景学说作了进--步的探讨，他们从不同角度进行钻研，有所发挥、有所前进，从而形成了祖国医学中的伤寒学派。
据有关记载，除《伤寒杂病论》外，张仲景尚著有如下著作：《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口齿论》；《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等等。上述各种书目，可能是《伤寒杂病论》分解出来的部分内容的单行本，未必是另有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