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传统养生理论有那几种学说
《黄帝内经》与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
路新国 (扬州大学烹饪与营养科学系,江苏扬州 225001)
摘要:《黄帝内经》阐述了饮食营养的重要意义,强调“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及饮食营养在预防医学中的重要地位。在膳食结构上,提出了“谷养、果助、畜益、菜充”的全面平衡膳食模式;在消化生理上,提出了“脾胃学说”;在食物性能上,提出了“气味学说”;在饮食养生上,提出了“调和阴阳”、“谨和五味”、“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等基本法则;在疾病的治疗上,提出了“食疗学说”;在疾病恢复期的饮食营养上,提出了“食复学说”;在养生食疗上,提出了“食忌学说”等。所有这些论述都为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内经;营养学;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
中图号:R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222(2001)04-0174-05
《黄帝内经》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经典著作,它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确立了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理论体系的框架,为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对饮食营养意义的论述
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正如《素问•六节脏象论》(以下《素问》原文皆引自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黄帝内经素问》)所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所谓“地食人以五味”,即是指饮食营养之“五味”。其中,“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合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问•六节脏象论》);“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灵枢•刺节真邪》,以下《灵枢》原文皆引自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等,强调了饮食五味、谷气、水谷之精气是人体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灵枢•五味》);“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水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也”(《灵枢•平人绝谷》)。故曰“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素问•平人气象论》)。
2 对预防思想与饮食营养的论述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灵枢•逆顺》也指出:“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强调预防为主的思想。在预防医学中,饮食营养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谷肉果菜,食养尽之”。这是有关“食养”概念较早的记载。《素问•上古天真论》又指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黄帝内经》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养生原则和方法,如“法于阴阳”、“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等,但由于“人以水谷为本”,故最重要或最基础的还在于“食养”,在于饮食营养的“食饮有节”。
3 对膳食结构的论述
《素问•脏器法时论》指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素问•五常政大论》也指出:“谷肉果菜,食养尽之”。这是世界营养学史上最早根据食物的营养作用对食物进行分类,并认为膳食应以上述四类食物为主组成,进而用于指导人们饮食生活的记载,是我国古代营养学领域的一大发现,它“精辟地、纲领性地向人们揭示了饮食的要义,是世界上最早而又全面的饮食指南”[1],对于指导人们保持合理的平衡膳食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近代营养学家将食物分为“六群”或“四群”,用于指导居民保持平衡膳食的方法[2],其精神实质也与《黄帝内经》相一致。《黄帝内经》中这种“谷养、果助、畜益、菜充”的全面平衡膳食模式,曾对指导中华民族的饮食生活、增进民族的健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世界上都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即使是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它对于预防由于经济发展、膳食模式西化所产生的所谓“文明病”或“富裕病”仍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4 对消化生理的论述
在消化生理上,《黄帝内经》提出了“脾胃学说”。认为“胃者,水谷之海也”(《素问•五脏别论》);“人之所受气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玉版》);“胃为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素问•刺法论》);“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灌五藏”(《灵枢•五味》)等,指出胃的主要生理功能是接受和消化饮食物。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都必须首先经过胃的消化和吸收,才能转化为机体可以直接利用的气、血等物质,故称“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并将胃的这种功能概括为“胃气”。由于“胃气”对于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至关重要,故曰“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则死”(《素问•平人气象论》);“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根本也”(《素问•玉机真藏论》)。有鉴于“胃气”之盛衰对人体生理的重要意义,因此,在营养学上也就应十分重视保护“胃气”。不仅如此,《黄帝内经》还进一步指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素问•经脉别论》);“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四支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素问•太阴阳明论》);“脾主为胃行其津液也”(《素问•厥论》);“脾合胃,胃者,五谷之腑”(《灵枢•本输》)等,进一步阐述了胃的这种消化生理功能,还必须得到脾的运化功能的配合,才能使饮食物转化为精微物质,以化生气血,并运送到全身,从而供养机体。除此之外,人体的消化生理还关系到大肠和小肠,如“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素问•刺法论》)。由于人体是以五脏六腑为中心,故脾胃就构成了人体消化生理的核心。任何饮食物的摄取,都取决于脾胃的运化功能,包括各种营养补充品等,最终都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和输送。由于脾胃在消化生理上的这种重要作用,故又称“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这实际上是从理论高度概括了脾胃在饮食营养消化生理上的重要意义,这在传统饮食营养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即强调饮食营养,必须首先重视脾胃的运化功能这一内因,必须以脾胃为本,重视保护和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促进人体饮食营养的消化、吸收和输送,这对于解决在食物资源较为丰富的今天,为什么仍然存在着的许多营养不良性疾病提供了十分有效的方法,并正在影响着近代营养科学的发展。这种饮食营养以脾胃为本的思想也成为中国传统饮食营养科学的特点之一。此外,《黄帝内经》还对消化病理进行了论述。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的“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等。
5 对食物性能的论述
在食物性能理论上,《黄帝内经》提出了“气味学说”。如“气味和而服之”,“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素问•五脏别论》);“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黄帝内经》中有关食物性能理论的“气味学说”,主要包括了五味与四气两个方面的内容。关于对食物五味的认识,《黄帝内经》中有着较多的论述。《灵枢•五味》说“谷气有五味”。所谓的“五味”,是指饮食物所具有的“甘、苦、辛、咸、酸、淡”几种不同的味。在这里,包括淡味在内虽然已超出了五种味,但习惯上仍将淡味归属于五味。关于“五味”的作用及阴阳属性,则“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脏病,随五味所宜也”(《素问•脏气法时论》),“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咸味涌泻为阴,淡味渗泻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素问•至真要大论》)。关于饮食五味与人体五脏的关系,则“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灵枢•五味》);“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咸入肾,淡入胃,是谓五入”(《灵枢•九针论》);以及“酸走筋,辛走气,苦走走血,咸走骨,甘走肉,是谓五走也”(《灵枢•九针论》)等,说明“五味”还与归经学说等有着内在的联系,不同的“味”与五脏有着不同的亲和力。此外,《黄帝内经》还运用五行学说阐明了五味之间的关系,如“酸伤筋,辛胜酸;苦伤气,咸胜苦;甘伤肉,酸胜甘;辛伤皮毛,苦胜辛;咸伤血,甘胜咸”(《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关于具体食物的“五味”归属,在《黄帝内经》中也有论述。如《灵枢•五味》的“五谷:禾亢米甘,麻酸,大豆咸,麦苦,黄黍辛。五果:枣甘,李酸,栗咸,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咸,羊苦,鸡辛。五菜:葵甘,韭酸,藿咸,薤苦,葱辛”。五味之外,在《黄帝内经》中还提出了“五臭”的概念,即臊、焦、香、腥、腐:“肝,其臭臊。心,其臭焦。脾,其臭香。肺,其臭腥。肾,其臭腐”(《素问•金匮真言论》)。关于对食物四气的认识,虽然在《黄帝内经》中直接的论述较少,但从其所论述的治则等方面也可以体现出来。
如“热者寒之,寒者热之”(《素问•至真要大论》);“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水谷之寒热,感则害六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说明食物同样具有寒、热、温、凉四种不同的食性。其中,寒凉性质的食物主要用于热性体质或热性病证,温热性质的食物主要用于寒性体质或寒性病证。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黄帝内经》在食物营养成分的认识上不可能通过实验室来进行分析研究,而将食物的营养物质统称为水谷之“精微”(《灵枢•五味》)、“精气”(《灵枢•平人绝谷》)、“食气”(《素问•经脉别论》)、“谷气”(《灵枢•刺节真邪》)等。对食物“精微”物质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食物作用于人体的反应来进一步归纳为“气味学说”,从而构成了传统饮食营养科学中独特的“食物性能理论”。也正是传统饮食营养学这种以人为本、从作用认识食物营养的方法,它较之于西方近代营养学从成分认识食物的方法有其特色和优势。西方近代营养学在食物成分的认识上,受实验室条件的限制,对食物成分的认识也就存在其局限性。而中国传统营养学从食物作用于人体来观察其功能,也就有可能比较全面地认识食物的营养价值。
6 对饮食营养基本法则的论述
有关饮食营养基本法则的论述,在《黄帝内经》中总体概括为“食饮有节”(《素问•上古天真论》)。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了调理阴阳、谨和五味、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等方面的内容。其中,《黄帝内经》中的有关论述,虽大多指的是针法或治法,但从“医食同源”的观念出发,也同样适用于饮食营养学。
6.1 调理阴阳的饮食营养法则《素问》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生气通天论》)。又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由于阴阳的相对平衡是保持机体健康的重要条件,因此饮食营养也必须围绕调理机体的阴阳来进行,以保持机体阴阳的相对平衡为目标。由此,调理阴阳也就构成了传统饮食营养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法则。
6.2 谨和五味的饮食营养法则《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阳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素问•五脏生成》也指出:“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皱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认为饮食五味虽然可以养生,但是偏嗜五味,导致饮食五味太过又会损伤人体,因此应“谨和五味”,才能享有天赋的寿命。
6.3 因人制宜的饮食营养法则“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灵枢•寿夭刚柔》);“人之肥瘦、大小、寒温,有老、壮、少、小”(《灵枢•卫气失常》)。《灵枢》更有“阴阳二十五人”,根据人的禀赋等的不同,将人分为25种不同的体质特性,此外,尚有《灵枢•通天》的“阴阳五态人”等。由于人的体质、性别、年龄等的不同,因此在饮食营养上也应“必知形之肥瘦,营卫血气之盛衰”(《素问•八正神明论》),必“先知二十五人”,“别五态之人”,“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灵枢•经水》),“审有余不足,盛者写之,虚者补之”(《灵枢•通天》)。因此,根据不同的体质等情况,采取相应的饮食营养方法,就构成了传统饮食营养学“因人制宜”的基本法则。
6.4 因时制宜的饮食营养法则《灵枢•四时气》说“四时之气,各有所在”。《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又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更指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灵枢•本神》)。因此,饮食营养应顺应四时气候的变化,根据季节寒热的不同,制订相应的饮食营养方法,这也是传统医学“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在传统饮食营养学中的具体体现。正如《素问》所说“热无犯热,寒无犯寒,从者和”;“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6.5 因地制宜的饮食营养法则“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素问•五常政大论》)。《素问•异法方宜论》又说“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之大体也”。我国国土辽阔,各个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等各有不同,因而对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也就不一样。因此,在饮食营养上还应兼顾到地域环境的不同情况,制订相应的饮食营养方法,即因地制宜的饮食营养法则。
7 对食疗的论述
食疗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临证学中疾病治疗的重要手段和特色之一,在《黄帝内经》中也有较多的论述,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学“医食同源”、“药食同用”的思想。如“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泻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素问•脏气法时论》)。又如“五宜:脾病者,宜食禾亢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肾病者,宜食大豆黄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黄黍、鸡肉、桃、葱”(《灵枢•五味》)等。不仅如此,《黄帝内经》中还记载了以药物和食物配伍治疗疾病的内容,已具有了“药膳”的含义,可谓是最早的食疗药膳方。如“半夏秫米汤(粥)”,并详述对用水、用柴、用火等的要求。《素问•腹中论》以“四乌鱼则骨一
2、传统养生保健的原理和特点
定义：传统养生是以我国传统哲学为理论基础，以强健体魄、调养身心为目的的保养生命的思想、手段和方法。重人贵生思想是我国养生学的理论基础
生命整体观：祖国医学认为：认得生命包括了“精气神”三个部分，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天人合一观：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阴阳平衡观：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非常朴素、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哲学专思想。
经络理论：经络不仅是行气血、调阴阳的通道，而且也是联系人与自然的要津，它对人体生命有着重要的意义。
传统养属生的内容：气功养生、运动养生、按摩养生、饮食养生、药物养生
传统养生的特点：传统养生是以人体生命的整体观为理论基础，注重从人的整理出发，
3、为什么魏晋时期是传统养生的哲理化时期?解释哲理化的意义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大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魏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了。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食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象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个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之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頠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象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象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象他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很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事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雇花匠种数十盆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象。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主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魏晋风度」是文化史上一个专有名词，以何晏、王弻及其竹林七贤等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在言行和作品中否定两汉以来的传统价值观，提倡不为物累、任性自恣、风流潇洒的人生态度，这一思潮在文学史上被称为魏晋风度。由于他们强调人的个体需要和欲求的合理性，因此一些当代学者将这一文化现象的思想意义概括为人的觉醒。只要一提魏晋士人魏晋风度，人们便会立即联想到魏晋士人的这些特殊的与酒、与药、与山林相伴的脱略形骸的生命方式。而名士们的饮酒情态恐怕比服药给人的印像更深。
《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了大量饮酒名士的不同寻常的言行。如：“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进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日：‘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不辍，神色自若。”有意表现出对虚伪的礼法和虚伪言礼之人的鄙视。阮籍本就是性情中人，率性任真，只是当时的形势不容他实现自己的真实意愿。他既矛盾又清醒，他自己放浪，是万般无奈，但他却不赞同自己的儿子任诞作达：“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可见这样任达并非自然的、发乎内心的，而是不得已做作出的一种姿态，有深沉高远之思的阮籍们，当然不愿以如此过于表现的形容举止来表白自我。
魏晋时期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政权交替频繁、政治迫害残酷，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许多悲天悯人有济世志的士人都茫然不知所之。在无比黑暗的处境中，在迷惘中，魏晋士人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士人都格外地珍视个体生命，自觉地地积极地思索生命的价值以及保全并完善生命的途径。这种种自觉、急切以至于狂放的追求方式，构成了魏晋士人独特的存在方式。
4、中华传统养生文化的哲学基础有
祖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奥秘
•祖国传统养生文化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多的因素，集中华民族数千年养生文化于一身，以独特的理论体系为基础，以丰富的临床经验为特点，在世界传统养生文化中举世无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保健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与其他生物一样，都离不开生、长、壮、老、死的自然规律，但人为的力量可以促进生长发育，增强体质、延缓衰老，以至避免夭亡，其关键就在于积极的预防和及时的治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中曾提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也就是说没病的时候要预防疾病的发生，若已经得病则应尽早治疗 ，阻断疾病的发展，善于养生的人，常先处理没有发病时的隐患，驱除潜伏于体内外的种种危险因素。
•祖国医学以整体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全身各系统组织的协调统一，以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的理论为主导思想，认为人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未病先防，有病防变“的原则，因人、因时、因地制宜，通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判断，来探索生命的奥秘。
祖国传统养生之道——“清调补”
•健康就是长寿的基础，而健康是指体内没有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与毒素存在。目前人们把人群分为三类，一类是健康者占有5%，一类是患者占有15%，而约80%的人群是亚健康人群，这种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就是没有发病前时常体内有所隐患，却无大碍的危险状态，在这个时期人们需要的是清、调、补，清理脾胃肠道；调节气血阴阳；补充营养不足；从而达到预防保健的目的。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阴阳平衡的失调会影响脏腑功能紊乱，如果有一个脏器受损，其他的脏器都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人体平衡的失调，因此要提早清理体内不利因素，调节平衡、补充营养，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是指人体正常的功能活动和抗病能力，而邪气是指各种致病因素，当病邪作用于人体，正气奋力抗邪，引起邪正相争，破坏了人体的阴阳平衡或使脏腑功能失常，气血运行紊乱，而产生一系列的病理变化，若正气强盛，邪气消退，则疾病趋于好转、痊愈。若正气虚弱，邪气强盛，则疾病日趋严重，甚至恶化、衰亡。
养生文化 ‘天人相应’
•由此可见人们在平时的养生保健是何等的重要，往往致病因素已在体内潜伏而未发病的状态下，很容易忽视，认为自己处在健康状态，谁知身体犹如大坝“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只有把潜伏病灶祛除，才不至于身体受损，而人们往往是得到疾病的信息后才开始补救，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若想体质犹如冰块般坚实，必须平时注重保养、保健，而在遇到流行病灾时，就可轻松避过了，那么在平时应该如何保健养生呢？首先要明白人生活在自然界中，是要靠阴阳五行的作用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平衡，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在不同的时节、地域、时间的状态下要有不同方法进行调补，方能达到“天人相应”。
阴阳五行与自然界的对立统一
•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万事万物都离不开阴阳，有“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的道理之说，世界是物质的整体，世界本身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阴和阳代表着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物质属性，人与自然都与五行----金木水火土不可分隔，木曰曲直升发、条达通畅而为阳，水曰润下而为阴，火曰炎上而为阳等等，而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如水润下为阴而水面为阳水底为阴，这说明阴阳五行对立统一的整体观念思想，人与自然都与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而孳生、衰亡。犹如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在阴阳平衡的状态下，相互资生、相互助长身强体壮延年益寿，而任何一个脏器受到影响都会累及其他的脏器，与五脏相表里的六腑----胆、大肠、胃、小肠、膀胱、三焦，也同样受累。
阴阳五行与‘清调补’
•祖国传统医学的五行所谓‘木火土金水’，是构成世界最基本的物质，它所相对应的则是自然界中的‘春夏中秋冬’，而对于人体来说则是‘肝心脾肺肾’，我们应采取的相应的措施“清、调、补，以维持人体、生态、自然的的平衡。当今社会环境污染严重，人食五谷杂粮难免吸收一些有害物质，而使身体受到侵害，因此首先伤害到的是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主持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而先天之元气（肾气）充足与否要看脾胃功能有无伤害，人体所需的能量是靠脾胃吸收、运化、输送到全身，然后调心肝肺之气血，补充肾之元气，预防病害侵入。
•通过五脏六腑与形体诸窍的联系，与精神活动的关系，来沟通 体内外环境之间的联系，维持其相对的平衡协调，五行以生克来调节体内脏器而达平衡，就五行而论可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木火土金水与人体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五官目舌口鼻耳；五季春夏长夏（中）秋冬；五气风暑湿燥寒；五味酸苦甘辛咸；五方东南中西北；五志怒喜思悲恐；五液泪汗涎涕唾等等。
•这些人与自然的现象为我们养生保健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在了解五行与自然界的关系后，可分析可能发生的疾病，因而推演出方位、季节、邪气、脏腑及口味的变化，五官九窍的感应及神经的反射，无处不在提醒着你的身体改变的预兆，由此可做到未卜先知，防患未然，预防保健，强体健身、延年益寿。这即是祖国传统养生文化独到之处。
总之，‘清调补’是一个健康体魄的养生之道，清除体内毒素、调节体内机能、补充均衡营养，从而达到预防保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目的，这就是祖国传统养生之道的奥秘所在。
5、谈谈中国传统养生学理论基础和原则是什么
中国传统养生学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养生学是研究养生活动的一门学科，是在研究人类生命规律、衰老机理的基础上，阐述促进健康、预防疾病，以达到延年益寿、提高生命质量的理论和方法的学说。
中国传统养生文化融各种防病、治病、健身、修炼方法于一体,它以中国哲学为理论基础,汇集道、儒、佛、医、武的思想精华,不仅具有健身延年的实用价值,而且映射出中华民族文化品格、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的特色。中国传统养生,其来源范围之广、内容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了解中国传统养生文化,旨在表述养生对人类生命全方位的影响。它是一门学问,是一门中国的传统学问,有理论也有方法。这门古老的学问,目前正在焕发新的活力,也越来越受到今人的重视。养生要养好,一鳞半爪地学习一些养生方法是不够的,必须懂得养生理论,理解其思想真谛。
中国养生学以古代中国传统生命哲学思想为基础，是具有浓郁东方色彩及独特效果的健身延年理论和方法。在基础的传统哲学思想中，包括气一元论、太极阴阳五行学说 、形神合一、性命学说、天人相应论等思想都对养生起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气一元论
“气”是构成宇宙万物最基本的物质形态，是世界的本元。为天地间的起始物质；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世间万事万物均在于一气之变化，物的产生是气之聚，物的灭亡则是气之散，全字宙只是一气而已。《内经》认为，气是万物的本元，形态万千的物类，均为太虚元气一气所化，故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气也是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又称“原气”、“元气”、“真气”。气遍布全身脏腑经络、四肢百骸，无所不到。人体与自然界皆本源于“气”， “人与天地同纪”、人与天地相应。《内经》云：“气之在人，和则为正气，不和则为邪气。凡表里、虚实、逆顺、缓急，无不因气所致”。
疾病治疗的关键，即在于调整失调之气机、气化，使之复归平衡。养生的目的，也在于保养精气，使体内之气平衡协调，顺应自然界的变化。
二、太极阴阳五行说
太极。源于《周易》。太极是指宇宙的本始，指原始混浑之气。《易•系辞上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是宇宙变化的过程。太极是宇宙变化的开始。原始混沌之气运动而分为阴阳两种对立的力量。由阴阳而生春夏秋冬四时，产生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进一步则推衍为宇宙万事万物。
阴阳。万物都有阴阳两个对立面。阴阳的对立和统一，是万物发展的根源。凡是旺盛、萌动、强壮、外向、功能性的，均属阳；相反，凡是宁静、寒冷、抑制、内在、物质性的，均属阴。阴是指人体实质的物质，阳则指人体非实质的物质，即身体的机能和气。 阴阳运动变化的规律如下：阴阳的互根（各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条件；“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的消长（运动斗争，经常会发生阴消阳长或阳消阴长的偏盛偏衰的不平衡状态）；阴阳的转化（通过一定的条件可以互相转化；如：水——云——雨；人体功能与物质（气与血）；“重阴必阳，重阳必阴”；事物异常发展到极点，必然向着对立面转化）。
养生锻炼的目标在于协调阴阳，使躯体内环境趋于平衡，并顺应外部阴阳环境的变化，保持人与天地之间的平衡。《内经》云：“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
我们平时的养生锻炼中，应把握以下阴阳原则：
选择锻炼功法应顺应季节阴阳；
锻练时应顺应时辰阴阳；
选择锻炼项目应区别体质阴阳；
辨别病情阴阳去养生；
练呼吸调和明阳；
用意念平衡阴阳；
不同的锻炼姿势可以协调阴阳。
又有古人语：寄语学道诸君子，不识阴阳莫乱为。
五行，即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及其运动变化。五行中的“五”，指由宇宙本原之气分化的构成宇宙万物的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行”，指这五种物质的运动变化。
五行之间存在着生、克、乘、侮的关系。五行相生的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的相克次序为：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相生相克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生，事物就无法发生和生长；而没有克，事物无所约束，就无法维持正常的协调关系。只有保持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才能使事物正常的发生与发展。如果五行相生相克太过或不及，就会破坏正常的生克关系，而出现相乘或相侮的情况。
6、养生的基本理论是什么？
养生原则，是指实施养生活动时所必须遵循的总的法则。古人在长期的养生实践活动中，不断地研究人体生命活动现象和规律，探索衰老的机理，研究致病和导致早衰的原因和条件，并在中国古代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养生原则。遵循这些原则，对于养生方法的制订、运用及其发展创新，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顺应自然
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思想指导下，《素问·宝命全形论》提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类生存于自然界中，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息息相关。《灵枢·邪客》称之为“人与天地相应”。在自然界的变化中，存在着以四时、朔望、昼夜为标志的年月日周期性节律变化，并由此产生了气候变化和物候变化所呈现的生长化收藏规律等。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与之近乎同步的生理节律和适应外界变化并做出自我调适的能力。因此，人若能顺应自然而摄生，各种生理功能便可循其常性，节律有序而稳定，机体则处于阴阳和谐的健康状态；若违逆自然，则各种生理功能节律紊乱，适应外界变化和防御抗邪能力减弱，而易罹患疾病。诚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说：“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所以，顺应自然是中医养生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养生顺应自然，旨在要求人们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主动采取各种综合措施来顺应其变化，使人体生理活动与自然变化节律同步，保持机体内外环境的协调统一，以避邪防病，保健延衰。对此，《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提出了根据四季变化以调养形神的原则与方法，并强调指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
2．形神共养
形，指形体，即脏腑身形；神，指以五神、五志为特征的心理活动。形神共养，是以形神统一的生命观为其理论基础。一方面，形体为生命的基础，形具而神生，五脏及其所藏的精气是产生“五神”活动的物质基础。《灵枢·天年》说：“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葛洪《抱朴子·内篇·至理》以堤和水、烛和火的关系比喻人体形与神关系时说：“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而命终。”强调神依赖于形。另一方面，神乃形之主，为生命的主宰。人体脏腑的功能活动、气血津液的运行，都受神的主宰和影响。张介宾《类经·摄生类》说：“虽神由精气而生，然所以统驭精气而为运用之主者，则又在吾心之神。”强调神可以反馈地作用于精和气，影响甚至调控整个生命过程。对于形神的辩证关系，明末医家绮石在《理虚元鉴》中曾精辟地归纳说：“以先天生成之本体论，则精生气，气生神；以后天运用之主宰论，则神役气，气役精。”正由于形神统一是生命的基本特征，故中医养生强调形神共养，养形以全神，调神以全形，最终达到“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素问·上古天真论》）的目的，正如《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原道论》所言：“全生之术，形气贵乎安，安则有伦而不乱；精神贵乎保，保则有要而不耗。故保而养之，初不离于形气精神。”
3．惜精固本
精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有形精微物质，是生命之源，具有促进生长发育和生殖繁衍、化生血液、抗御邪气等多方面的作用，在人体生命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后世医家将精、气、神合称为人身之三宝，故在养生中，中医学很重视保养精气以固先天之本。
类》即明确指出：“善养生者，必宝其精，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身健则病少，神气坚强，老而益壮，皆本乎精也。”要达到惜精固本之目的，一方面对性欲要有所节制，做到既不禁欲，也不纵欲；若纵情泄欲，可使精液枯竭，真气耗散而致未老先衰，如《千金要方·养性》所言：“精竭则身惫。故欲不节则精耗，精耗则气衰，气衰则病至，病至则身危。”另一方面，精禀于先天，有赖后天水谷精气以充养，若后天充盛，五脏安和，则精自然得养，故惜精固本也可通过养五脏以不使其过伤，调情志以不使其过极，忌劳伤以不使其过耗，药食调补以壮其精，来达到养精保精之目的。
4．综合调养
中医养生方法众多，不同的方法作用于人体不同的系统、层次，具有不同的效能。如顺时摄养重在协调人体机能活动与外环境的关系；调摄精神主要是通过对神调养以保养精气；慎起居、防劳伤以养生，可使脏腑功能协调；运动锻炼、针灸、推拿，调节经络、脏腑、气血，可使经络通畅，气血周流，脏腑机能协调；药物保健则借助药物，以强壮身体，益寿延年。诚如李梴《医学入门·保养说》中所言：“避风寒以保其皮肤六腑”，“节劳逸以保其筋骨五脏”，“戒色欲以养精，正思虑以养神”，“薄滋味以养血，寡言语以养气”。所以，养生应综合各种方法，动静结合、劳逸结合、补泻结合、形神共养，从机体全局着眼，进行全面调理保养，使机体内外协调，适应自然变化，增强抗病能力。要避免出现过偏、失度，过偏、失度则失去了养生的意义，虽有延年益寿的愿望，也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只有按照生命活动的自然规律，综合适度、持之以恒地进行调摄，才能真正达到“尽终其天年”（《素问·上古天真论》）的目的。诚如《太平御览·方术部·养生》所言：“凡养生者，欲令多闻而贵要，博闻而择善，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
5．因人施养
因人施养，是根据年龄、性别、体质、职业、生活习惯等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相应的摄生保健方法。人类本身存在着较大的个体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于不同的种族，而且存在于个体之间。不同的个体由于年龄、性别、体质、职业、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可有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所以，养生只有因人施养，方能有益于健康，达到养生之目的。如就年龄因素而言，少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但生机蓬勃，生活尚不能自理，故少儿养生应注意合理喂养、寒温适度、体格锻炼、免疫防病，并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40~60岁时，生命活动开始由盛转衰，工作繁忙，压力较大，养生应注意静神少虑、切勿过劳，并节制房事。《景岳全书·中兴论》说：“故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则再振根基，尚余强半。”即强调了中年养生的重要性；进入60岁以后的老年期，脏腑机能衰退，生理与心理适应能力减退，养生应注意知足谦和、老而不怠，加强饮食调养，生活起居有节，运动锻炼动静结合。就性别而言，女性有月经、胎孕、产育、哺乳等特点，养生自当有所区别。人的体质又有偏于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血瘀、痰湿、气郁之异，养生方法亦各有特点。另外，人的体质、生活习惯又受所处地域环境的影响，故养生尚需考虑不同区域的地理特点，采取相应的保健措施，充分利用有利于健康的各种因素，努力克服不良地理条件对人体的影响，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统一，以达到防治疾病、益寿延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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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养生观的理论基础有哪些？
在理解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主张人与自然的调和、协和、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易学说、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都有“天人合…”的理论观念，即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排斥“天人合一”观。这说明天人合一养生观是有深厚的理论底蕴的。
1.易学的天人合一理论易学认为，人与天地宇宙（简称“天”）有着深刻的统一性，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人的道德、养生以及其他一切社会生活，都应当与天相应相通。《文言传·乾》日：“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里所说的“鬼神”，与《系辞上传））“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中的鬼神同义，指气往来屈伸之运化。按照《周易》，人的品德、意志和实践都必须在遵从天地之道，与天运相合的基础上，充分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达于理想之境。所谓“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系辞下传》），就是要人们认识天地，参赞天地，成就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亦即后来道教所说：“每当天地交合时，夺取阴阳造化机。”只要人掌握了自然法则，就可以改变自然所给予的东西，创造出奇迹。
中国文化中的所谓养生，决不是一个单纯生理学的、医学的或自然科学的概念，也决不仅仅是为了健康长寿。养生同时就包含着道德以至治世。在易学和中国哲学看来，养生、修德、治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而且就是同一过程。因此，天人合…既是易学、哲学的理论，也是极为重要的养生理论。2.传统医学的天人合一理论我国传统医学也主张天人合～，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黄帝内经》继承了《周易））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把人体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在观察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时，主张不能仪仅孤立地着眼于人的肌体本身，而应看到人与自然界存在着的有机联系。《黄帝内经》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索问·气交变大沦》）也就是说，只有像“周易》所阐明的把天道、地道、人道相互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观察，才能正确地把握医道。由于《黄帝内经》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因而特别强调天时物候的变化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并一再指出，要想正确把握人体病情的变化，必须首先做到“因天之序，盛虚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素问·八正神明论》）把正确掌握日月星辰、季节气候的变化，看作是正确把握人体生理病变的前提条件。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认识到人的肌体与天时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天时气候的反常和交互影响，会引起人的肌体的适应性的变化，因而常会因此引起各种病变。这种它化乍看难以捉摸，但又是：仃规律可循的。这是rl{11臼传统医学中朴素的唯物沧观点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它使中国传统医学一开始就避免了那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的机械的方法。《黄帝内经））强调用的“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来考察人体生理病理的方法，奠定了中国古代医疗气象学的基础，作为指导临床辨症论治的重要参考依据，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学“法天则地，合以天光”的独特风格。西汉严君平著《老子指归》中还详细地阐述了天人合一的基础。他说：“由此观之，天地人物，皆同元始，共一宗祖，六合之内，宇宙之表，连属一体，气化分离，纵横上下，剖而为二，判而为五。或为白黑，或为水火，或为酸碱，或为徵羽，人物同类，或为牝牡。”“人主动于迩，则人物应于远。人物动于此，则天地应于彼。彼我相应，出入无门，往来无户，天地之间，虚廓之中，辽远广大，物类相应，不失毫厘者，同体故也。”道教对“天人合一”的认识非常深奥，这里不多赘述，简单地说，道教的“天人合一”阱究的是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人应返璞归真，顺其自然。
3.儒家学说的天人合一理论儒家强调“天道”与“人道”或“自然”与“人为”的合一。战国时由子思、孟子提出“天人合一”理论。此后，儒家的一代代弟子们便从“理”、“性”、“命”等方面来沦证。儒家“天人合一”观念，其本义并非直接时论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认识沦上，儒家以“主客二分”为前提强调“天人合德”的价值观，讲究人对于自然万物在精神价值上的统一，以“兼爱”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在承认人与自然差别的基础上，把人类之爱推之于自然万物，从而以博爱主义将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一起来。如《礼记》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本于天，修道为教化，天命、道德、教化相通。又谓“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天地神人合一而成“礼”。《中庸》所讲的“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也即在价值上实现人与天、地的三者合一。
对人体的健康与养生而言，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一是要注重人改变事物发展的能动性；二是要注重人的精神价值，以“仁”、“博爱”取得内外的和谐，表现了法天与顺民、明道与事功、心性与性理、仁政与理义等复杂的协调关系。
4.天人合一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排斥“天人合一”观念。在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时，有…种片面的观念一直影响我们正确地理解，这种观点就是：“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这是片面地扩夫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地位和能力，对人类所具有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进行妄自尊大的理解。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意，近年来来自自然界对人类的巨大影响也证明：我们不可能完全掌握和控制大自然。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具有舣重属性，即：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社会属性。作为个体的人是自然存在物，它与自然界的关系应具有能动性与规律性的统一。
既不能夸大人的能动能力，也不能夸大人在大自然面前的软弱无力。在论述共产主义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给我们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表现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理解，我们不难看到，这里说的“人类和自然界的矛盾的解决”，就是到了共产主义，自然界已不再是人类的一种异己力量。而自然界对人类来说，则如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已通过人类实现了“自我意识”，从而实现了“自我改造”；而从人类来看自然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改造已经达到了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程度，就是说，人类的自身自然和对象自然都与人类的本性融为一体了。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给我们描述的共产主义，人与自然是和谐的统一体。仅以此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排斥“天人合一”观。
除此以外，如果从系统论和控制论等现代哲学理论的观点理解，人类作为自然界大系统中的一个环节，作为自然控制的一个动力，“天人合一”的观念对客观理解和认识我们自身，达到人与自然科学合理的统一，都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8、中国传统养生学的基本理论与原则
中国传统养生学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养生学是研究养生活动的一门学科，是在研究人类生命规律、衰老机理的基础上，阐述促进健康、预防疾病，以达到延年益寿、提高生命质量的理论和方法的学说。
中国传统养生文化融各种防病、治病、健身、修炼方法于一体,它以中国哲学为理论基础,汇集道、儒、佛、医、武的思想精华,不仅具有健身延年的实用价值,而且映射出中华民族文化品格、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的特色。中国传统养生,其来源范围之广、内容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了解中国传统养生文化,旨在表述养生对人类生命全方位的影响。它是一门学问,是一门中国的传统学问,有理论也有方法。这门古老的学问,目前正在焕发新的活力,也越来越受到今人的重视。养生要养好,一鳞半爪地学习一些养生方法是不够的,必须懂得养生理论,理解其思想真谛。
中国养生学以古代中国传统生命哲学思想为基础，是具有浓郁东方色彩及独特效果的健身延年理论和方法。在基础的传统哲学思想中，包括气一元论、太极阴阳五行学说 、形神合一、性命学说、天人相应论等思想都对养生起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气一元论
“气”是构成宇宙万物最基本的物质形态，是世界的本元。为天地间的起始物质；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世间万事万物均在于一气之变化，物的产生是气之聚，物的灭亡则是气之散，全字宙只是一气而已。《内经》认为，气是万物的本元，形态万千的物类，均为太虚元气一气所化，故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气也是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又称“原气”、“元气”、“真气”。气遍布全身脏腑经络、四肢百骸，无所不到。人体与自然界皆本源于“气”， “人与天地同纪”、人与天地相应。《内经》云：“气之在人，和则为正气，不和则为邪气。凡表里、虚实、逆顺、缓急，无不因气所致”。
疾病治疗的关键，即在于调整失调之气机、气化，使之复归平衡。养生的目的，也在于保养精气，使体内之气平衡协调，顺应自然界的变化。
二、太极阴阳五行说
太极。源于《周易》。太极是指宇宙的本始，指原始混浑之气。《易•系辞上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是宇宙变化的过程。太极是宇宙变化的开始。原始混沌之气运动而分为阴阳两种对立的力量。由阴阳而生春夏秋冬四时，产生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进一步则推衍为宇宙万事万物。
阴阳。万物都有阴阳两个对立面。阴阳的对立和统一，是万物发展的根源。凡是旺盛、萌动、强壮、外向、功能性的，均属阳；相反，凡是宁静、寒冷、抑制、内在、物质性的，均属阴。阴是指人体实质的物质，阳则指人体非实质的物质，即身体的机能和气。 阴阳运动变化的规律如下：阴阳的互根（各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条件；“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的消长（运动斗争，经常会发生阴消阳长或阳消阴长的偏盛偏衰的不平衡状态）；阴阳的转化（通过一定的条件可以互相转化；如：水——云——雨；人体功能与物质（气与血）；“重阴必阳，重阳必阴”；事物异常发展到极点，必然向着对立面转化）。
养生锻炼的目标在于协调阴阳，使躯体内环境趋于平衡，并顺应外部阴阳环境的变化，保持人与天地之间的平衡。《内经》云：“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
我们平时的养生锻炼中，应把握以下阴阳原则：
选择锻炼功法应顺应季节阴阳；
锻练时应顺应时辰阴阳；
选择锻炼项目应区别体质阴阳；
辨别病情阴阳去养生；
练呼吸调和明阳；
用意念平衡阴阳；
不同的锻炼姿势可以协调阴阳。
又有古人语：寄语学道诸君子，不识阴阳莫乱为。
五行，即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及其运动变化。五行中的“五”，指由宇宙本原之气分化的构成宇宙万物的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行”，指这五种物质的运动变化。
五行之间存在着生、克、乘、侮的关系。五行相生的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的相克次序为：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相生相克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生，事物就无法发生和生长；而没有克，事物无所约束，就无法维持正常的协调关系。只有保持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才能使事物正常的发生与发展。如果五行相生相克太过或不及，就会破坏正常的生克关系，而出现相乘或相侮的情况。
三、 形神合一论
所谓形，是指形质、形体、身形而言。包括了人体的皮肉、筋骨、脉络、脏腑及充盈其间的精血，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外壳 ，属自然范畴的物质实体。所谓神，包括了精神、意识、思维活动，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内在主宰。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神”，指人体生命活动外在表现的总称；狭义的“神”，指意识思维。
“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 一方面，形的存灭决定了神的存灭，神只能依形而存，决不能离形而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一方面，神的健康与否，也直接影响形体的盛衰存亡，“精神内伤，身必败亡。”运用形、神的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阐述生命活动本质的理论，即为“形神合一论”。
在形与神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神占有主导的地位。养神为首务。 “太上养神，其次养形”。心主神明，为君主之官，为全身脏腑经脉气血津液之主宰，“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神以形为物质基础，又作用于形而成为“形之主”、“身之制”，主宰机体进行正常的生命运动。
无论老子或是庄子，都十分强调“神”的内在主宰作用。庄子主张：“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要形与神俱存，就应“修形”与“保神”并进。臻至“形神合一”的境界，才能收到预期的实效；否则，两者缺一，不管缺的是哪一者，都将是蹩脚的养生，绝对收不到实效。
四、性命学说
性，指人的精神、意识活动的基础或本原；命，指人体机能活动的基础或本原。性与命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体的生命，故“性命”又可理解为生命。研究性、命及性命相互关系的学说，称为“性命学说”。
有的养生家就按性命学说将气功分为性功、命功及性命双修。性功注重精神的炼养，命功注重气的炼养，性命双修则神气并重，身心兼练。
性与修性。性，有元性、质性之别。元性是先天固有的“天赋之性”，又称“元神’；质性是后天获得的“气质之性”，又称“识神”。性命学说中的“性”主要指“天赋之性”，因为“天赋之性”是“天质之性”的根本。古人认为，后天的气质之性消耗元气，成年人因“元性微，质性彰”，故日趋衰老。 性命锻炼的原则就是恢复元性的主导地位，使“本元之性胜气质之性”，恢复元神，是使人体精气神充盈的先决条件。
修性以炼神为主，重在精神、意识的锻炼。古人认为，修性的关键在于心静，心静则“神全”，神全而后“性现”。
命与修命。命，是“气”的本原。人体功能活动是“气”的运动状态，而“命”则是“气”的本原，指肾中元精所化之元气。命常潜于脐，古人认为，胎儿在母腹中时，靠脐带与母体相连，随母体呼吸以为呼吸，因此脐部即为命之根蒂。下丹田在脐中，是元气潜藏之所。
修命以炼精炼气为主，重在身体素质的锻炼。
性命双修。性与命不能截然分开，性无命不立，命无性不存。佛家坐禅讲究修性，修心养性；道家功法中有单以修命为主者，强调炼升肾中元气。宋元以后的内丹术则开始主张性命双修，成为我国传统静功的主流。性命双修思想建筑于形神统一、身心一体的生命观上，认为无形则神无以化，无神则形无以生。
五、 天人相应论
天人相应是指人体与自然界存在着共同的变化规律。
运用“天人相应”的观点阐述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规律，指导诊断、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理论，即为天人相应论。
《内经》认为，自然界是产生生命的源泉，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人体的气血运行与气候的寒热温凉变化相关：天热则气血畅通易行，天寒则气血凝滞沉涩。
人体的生理过程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存在同步关系。《灵枢》提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人体的与自然万物同受阴阳五行法则的制约，并遵循同样的运动变化规律。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构成物质。人和万物一样，都是天地之气合乎规律的产物。
综上所述，无论根据气一元论、太极阴阳五行学说 、形神合一、性命学说、天人相应论中的任一理论来养生，都要明白人生活在自然界中，是要靠阴阳五行的作用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平衡，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灵枢》：“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
做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力求“一年之内，春防风，又防寒；夏防暑热，又防因暑而致感寒；长夏防湿；秋防燥；冬防寒，又防风。”早晨阳气始生，日中而盛，日暮而收，夜半而藏。为了资助阳气的发生，早晨应多开展室外活动，吐故纳新，流通气血，旺盛生机；傍晚日落，阳气开始潜藏，于是要相应减少活动，避免风寒和雾露之气的侵袭。 “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
《吕氏春秋•尽数》篇中有：“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寿长焉” 。
《黄帝内经》倡导“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的养生原则。
其实传统养生即是追求人的形与神的健康、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和人与人和谐的整体和谐状态。
9、谈谈中国传统养生学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顺天，参见《黄帝内经》
人生乎天地，便应顺于四时，依照天地的变化规律来持行生活的条理，就可以将生命寄托于天地，从而获得长寿。其实人本身的寿命很长，之所以现在这么短暂，就是因为copy人们平时的生活没有按照天时。因为人生于天地，自然与天地有着联系，一旦违背天时，就相当于违背自身的正常运转，自然生病，不得长久。
而天地的运行有其天时，古人以阴阳五行将之概括出来，所以按照一定的阴阳五行的规律生活，就可以顺应天地，得享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