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陕西省有几个市?分别叫什么名字?
陕西省有13个市,分别叫:
1、商洛市,2002年设市据《隋书·地理志》载,商洛之名源于商山洛水。而商洛之名,始于汉代。

2、安康市,2000年6月23日设市,秦巴腹地,汉水之滨。安康市在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
3、兴平,1993年设市,作为咸阳的一个县级市,兴平工业已形成航海、航空、电子、医药、纺织、食品、装备制造等50多个行业。
4、华阴,1990年12月设市,《太平寰宇记》:“以在太华山之阴,故名”。
5、榆林市,1988年9月2日设市,榆林,古称“上郡”,始于春秋战国,兴于明清,明朝九边重镇“延绥镇“。
6、渭南市,1984年设市,渭南,始于前秦苻坚甘露二年(公元360年),以县城在渭河南岸得名。

7、韩城市,1983年设市,龙门是韩城最早的代称,史载,大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
8、延安市,1972年设市,延安,古称肤施、延州。
9、铜川市,1958年4月5日设市,铜川原称同官,因与“潼关”同音。
10、汉中市,1953年设市,汉中市地处中国版图地理几何中心。

11、咸阳市,1953年1月,咸阳位于中国的中心,是中国大地原点所在地。
12、宝鸡市,1949年7月16日设市,宝鸡之名始于唐至德二年。
13,西安市,1928年设市,西安自古帝王都。
2、急求《庸人自扰》的译文
庸人自扰”的真实来历
唐代陆象先,曾在益州任都督府长史兼剑南道按察史,后又任蒲州刺史。他处理政事提倡仁恕,反对严刑峻法。
有一次,有个小官吏犯了罪,陆象先只是责备了他几句就算了。小官吏的上司说:“像这样的罪犯应该判杖刑。”陆象先说:“人情是相差不多的,我的话难道他不了解吗?如果要用杖刑,应该从你开始。”
陆象先经常对人说:“天下本来没有那么多的事,只是庸人自找烦恼,(“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把事情越弄越复杂。处理问题只要能弄清是非,正本清源,事情自然就简单了。”
——转自http://www.ndcnc.gov.cn/datalib/2004/Opus/DL/DL-20040209105735
这段记载,见于『唐书』『陆象先传』。后来的人便将之引申为「庸人自扰」一句成语。庸人,指普通平凡的人;自扰,即自己滋扰自己,自作自罪;全句比喻常常有人对他自己遇不去,遇事生非,疑神疑鬼的自找麻烦。
但据上庸学者华赋桂先生考证,“庸人自扰”的故事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
……居住在堵河沿岸的人群自称为“庸人”,其地方称为“上庸”。上庸得名于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典故,因抟土、炼石,那座称为“天梯”的灵山之巅被削平,《地名志》说:“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补天之梯也,在今竹山县西七十里,上庸山是也。”
“上庸”一名的由来固然神奇,但能够懂得这个名词所象征的文化学底蕴的人也许不多。众所周知:庸者,中而平也。守中持平,正是中华文化的真谛。孔子哲学的根底正深植于“中庸”二字里。中庸不是折中主义,不是庸人消极避世,而是在洞悉宇宙大道物极必反的深层真谛后采取的最佳生活态度,即“抱中守一”而臻于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不善不恶的解脱化境。
……据王国维对庸史的研究成果和<通志·氏族略)及蒙文通的<古代民族迁徙者)记叙:堵河流域的上庸,尧时是其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发明围棋,与父帝尧战于丹水之浦。“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围棋,无疑进一步开启了民智:反叛和聪颖。
在夏商时代,庸人有一些独特的文化风采,比如:因善于铸造青铜器被称为“镛人”,据说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人的杰作;因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称为“墉人”,史载公元前1059年,周请庸人筑都于洛邑,今竹山县文丰乡皇城村的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仍然屹立,表明庸人的建筑艺术的确很高;庸人又是史料中所称的最早饮茶的先民,“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然而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庸人的军事艺术水平,“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古代战事考》)。
商代,庸为侯国。定都于竹山城东南四十一里的方城山。《括地志》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湖北通志》载:“方城天险之保障”。《民俗博览》载:“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在商代崇尚巫风祭祀的时代潮流中,堵河的巫文化得以张扬。
至周代,庸国因率群蛮伐纣有大功被封子国。《尚书》说:“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灭商之后,庸国作为南方群蛮的领袖以军事实力奠定了,疆域也拓展为占有今陕西的山阳、镇安、柞水、安康、汉阳、紫阳、岚皋、平利、镇坪,四川的巫溪、巫山、奉节,湖北的竹山、竹溪、房县、神农架、兴山、姊归、巴东等县,即整个秦巴山区的大部为庸之辖属。国都仍在竹山的方城。
至春秋时代,庸国与楚国抗衡,东威摄楚国的崛起,西牵制秦国的扩张。庸人主要的敌人是楚国。楚国后于庸而崛起,有代庸而为“百濮之长”的态势。
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在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楚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楚国危在旦夕。
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公元前611年,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为三国所灭。实现了“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壮志。
梁启超在评价庸国亡时说:“楚庄即位三年,联秦、巴之师灭庸,春秋一大事也。巴庸世为楚病,巴服而庸灭,楚无内忧,得以全力争中原。”更为重要的是楚人兼并上庸国后吸收了庸先进文化国力大增,据考证,屈原先祖是庸人,庸文化成为楚文化的先河。
庸国占有逐鹿中原而问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窥中原之虚而入之,实在是“庸人自扰”。(编者:这才是真正来历。)究其原因是:庸国人背离了地域传统文化“守中抱一、和合通变”的内在精神,过份张扬武力、得意忘形,以致坐失良机。然而,庸国的灭亡是上层贵族势力的不幸而非堵河文化的溃灭,恰恰相反,堵河地域文化在“朝秦暮楚”的政治动荡中吸取异域的秦、楚文化得以在隐逸中保存下来。自此,堵河以古巫养生为特质的地域文化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隐居于民俗之中绵延下去。
——转自《今日竹山》网站华赋桂先生文章《堵河地域文化源流考》
由此看来,假如当年庸人进攻楚国的时候筹划再周密些,准备再充分些,也许今天我们日常使用的可能就是“楚人自扰”、“秦人自扰”之类了,断然不会出现“平庸”“庸医”“庸官”等诸如此类引申的贬义词。历史上“成王败寇”的故事举不胜举,罢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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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庸的阶段叙述
(神农时代——公元前611年)
炎帝作为汉水流域文化宗师开创了南方文化新的繁荣时代。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六千年前,秦岭——淮河以南就已经广泛种植稻谷。稻谷的种植大大解放了劳动力,使人们有空闲从事娱乐,文艺就得到发展。那时的文艺以巫术治病走向巫舞傩戏的祈天娱人,因此出现出土文物中的那些石、骨、玉等质地的装饰品和岩画作品。
居住在堵河沿岸的人群自称为“庸人”,其地方称为“上庸”。上庸得名于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典故,因抟土、炼石,那座称为“天梯”的灵山之巅被削平,《地名志》说:“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补天之梯也,在今竹山县西七十里,上庸山是也。”
“上庸”一名的由来固然神奇,但能够懂得这个名词所象征的文化学底蕴的人也许不多。众所周知:庸者,中而平也。守中持平,正是中华文化的真谛。孔子哲学的根底正深植于“中庸”二字里。中庸不是折中主义,不是庸人消极避世,而是在洞悉宇宙大道物极必反的深层真谛后采取的最佳生活态度,即“抱中守一”而臻于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不善不恶的解脱化境。
居中而庸,是生命直趋升华的一条捷径,是人类智慧峰顶上的灿然常开的一朵雪莲。惟有中庸,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和合通变、直人大乐的永恒幸福。堵河人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智若愚,虽然居于文明的峰顶之上,仍然守着中庸的那份清醒、那份慧悟、那份解脱,数千年如一日,冷眼看历史沧桑变幻,一如既往地守候着这方创世的圣地,这块流浪者们最初的旅行驿站。居上而庸,这就是堵河人寄寓在地名词义上的大智慧。
据王国维对庸史的研究成果和<通志·氏族略>及蒙文通的<;古代民族迁徙者>;记叙:堵河流域的上庸,尧时是其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发明围棋,与父帝尧战于丹水之浦。“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围棋,无疑进一步开启了民智:反叛和聪颖。
在夏商时代,庸人有一些独特的文化风采,比如:因善于铸造青铜器被称为“镛人”,据说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人的杰作;因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称为“墉人”,史载公元前1059年,周请庸人筑都于洛邑,今竹山县文丰乡皇城村的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仍然屹立,表明庸人的建筑艺术的确很高;庸人又是史料中所称的最早饮茶的先民,“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然而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庸人的军事艺术水平,“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古代战事考》)。
商代,庸为侯国。定都于竹山城东南四十一里的方城山。《括地志》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湖北通志》载:“方城天险之保障”。《民俗博览》载:“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在商代崇尚巫风祭祀的时代潮流中,堵河的巫文化得以张扬。
至周代,庸国因率群蛮伐纣有大功被封子国。《尚书》说:“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灭商之后,庸国作为南方群蛮的领袖以军事实力奠定了,疆域也拓展为占有今陕西的山阳、镇安、柞水、安康、汉阳、紫阳、岚皋、平利、镇坪,四川的巫溪、巫山、奉节,湖北的竹山、竹溪、房县、神农架、兴山、姊归、巴东等县,即整个秦巴山区的大部为庸之辖属。国都仍在竹山的方城。
至春秋时代,庸国与楚国抗衡,东威摄楚国的崛起,西牵制秦国的扩张。庸人主要的敌人是楚国。楚国后于庸而崛起,有代庸而为“百濮之长”的态势。
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在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楚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楚国危在旦夕。
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公元前611年,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为三国所灭。实现了“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壮志。
梁启超在评价庸国亡时说:“楚庄即位三年,联秦、巴之师灭庸,春秋一大事也。巴庸世为楚病,巴服而庸灭,楚无内忧,得以全力争中原。”更为重要的是楚人兼并上庸国后吸收了庸先进文化国力大增,据考证,屈原先祖是庸人,庸文化成为楚文化的先河。
庸国占有逐鹿中原而问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窥中原之虚而入之,实在是“庸人自扰”。究其原因是:庸国人背离了地域传统文化“守中抱一、和合通变”的内在精神,过份张扬武力、得意忘形,以致坐失良机。然而,庸国的灭亡是上层贵族势力的不幸而非堵河文化的溃灭,恰恰相反,堵河地域文化在“朝秦暮楚”的政治动荡中吸取异域的秦、楚文化得以在隐逸中保存下来。自此,堵河以古巫养生为特质的地域文化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隐居于民俗之中绵延下去。 (公元前611年—公元968年)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秦楚争雄的此消彼长,上庸归属不定,朝秦而暮楚。
秦汉时期,分天下为郡县,上庸县属汉中郡。大批不满秦朝专制苛政的难民纷纷逃入秦巴山间的上庸郡大山老林中。
三国时期,为上庸郡。甘露四年(259年)为新城郡,下领堵河流域七县,孟达曾任太守,曾有长诗《上堵吟》著称于世。“魏咸熙元年为公国,封刘后主(禅)”(《华阳国志》)
两晋时期,上庸郡曾为清河康王子铨封地庸王国”。上庸郡成为逃避战乱和苛政的最佳避难所,这就有上庸郡治下的武陵县渔人闯入桃花源的故事,成为千古佳话。
南朝时期,上庸郡领九县。是为“上庸郡领九县”。
宋天监四年改上庸置安城县,立罗州。西魏废帝元年(552年),罗州治上庸,以扶猛为刺史,统上庸一郡。废帝改新丰为上庸县,改安城为竹山县。即今竹山县南部为上庸县,北部为竹山县。
隋开皇十八年(599年),改罗州为房州,领竹山、上庸三县。大业三年废州置郡,郡治在擂鼓与竹溪界边的县河堡,领光迁(房县),永清(保康)、竹山、上庸四县。
唐朝时期天下分十道,竹山、上庸属山南东道房州,州府设在方城山,贞观十年移治房陵。
唐贞观十年是个转折点,竹山(上庸)作为秦巴山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
宋开宝年间(968—975),省上庸县入竹山县,奠定了沿用至今的竹山县建制规模范围与名称。“竹山县”的历史开始了。
自公元前611年到公元968年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堵河地域文化史随着中华大地政治风云变幻而进入辉煌后的沉寂。
然而,竹山一带的《竹枝词》通过刘禹锡的发现介绍给盛唐诗坛吹送了一股强劲清丽的新风。一时间,堵河人口头传唱歌谣成了唐宋以降的大诗人骚客效仿的范本。下里巴人,和者众多。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巴山楚水奉献给华夏文苑的就是这样优美的绝唱。
堵河文化是典型的自娱型民俗文化,它弃绝了一切的功利主义,它是堵河人内在情感世界的自然流露和无意识宣泄。堵河文化没有文字、书籍作载体,也没有代表性的士族文豪,更没有为皇帝御用的大翰林大学士,它扎根在泥土中,绽放在人迹罕至的秦巴山间。“君子以无名自隐为务”,以致使后人难以借助显态文化表征来给它诠释,只能从口传心授至今的民俗丰富载体中去感悟当年的那份飘逸、那份自由、那份坚实、那份神奇、那份豪野之气。 (968年一1949年)
自宋开宝元年上庸、竹山二县合一为竹山县开始,堵河流域的主要地区竹山县建制趋于稳定。此际中国进入稳定的封建时代。
元代置行省,竹山县属房州襄阳路。明置布政司,竹山属湖广布政司郧阳府。清隶湖北省郧阳府。
堵河流域位于川陕鄂三省交界处,历来为“秦楚走廊”、“楚蜀通道”。堵河为“通向四川的盐道”和“通向江汉的中药材之路”。这个地区的居民由东西南北流民杂居混成:⑴远古土著先民后裔;⑵庸人后裔;⑶巴人后裔;⑷濮人后裔;⑸;蜀中流民;⑹三秦流民;⑺荆楚流民;⑻豫中流民;⑼叛逆巨匪流民;⑽流放士族后裔。多地区、多民族、多阶层、多成份的流民把堵河作为逃避战争、早涝、赋税、瑶役、仇杀的“避风港”和“桃花园”,在这块相对肥沃、偏僻、封闭的土地上共同开拓新的家园。与此同时带来各地区、各民族、各行业独具风格的异域异质文化因子,给堵河文化带来新的冲击、新的形态。
对堵河文化给予巨大冲击与极大丰富的历史契机有三次。
第一次是明代成化年间的荆襄大移民浪潮。明朝周洪谟在《创置郧阳府纪》中说:“成化七年,荆襄流民百万,有司逐之,渴疫者过半。天子籍流民十二万三千余户,因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割郧津之地置郧西,使流寓、本著参错以居。于是就郧县城置郧阳府,以统房、竹六县。”此次移民仅堵河流域的竹山、竹溪一带即安置七万余户近三十万人。其数目大于土著人一倍。自此,这占人口1/2的荆襄移民自然而然地将江汉平原先进的平川农耕文明和集市商贸文明带进堵河,使堵河土地、资源得到更有力的开发利用,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以中药材等土特产交易为主的对外贸易活动,培育出外向型农业文化。
第二次是清朝末年太平天国和白莲教起义军残余大量逃人竹山,以隐蔽形式定居下来,约有5万余人,繁衍为特殊的部族。据《清史稿》载:竹山一直是白莲教和太平军的大本营,也是他们劫后余身的幸存之地。据《竹山县志》记载:“竹山匪患连绵不绝,每三年平均一次大暴动”。农民起义军后裔继承了先辈的刚烈血性,敢于反抗、善于斗争。竹山近一千多年历史上爆发过600余次大大小小的起义。特殊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种族心理培养出李来亨、王聪儿、马二姐、张振武、施洋、熊光文这样的志士。在堵河人血液里涌动的既有“竹枝词”山歌里的那种柔情蜜意,也有施洋怒斥吴佩孚演讲词里的那种匕首投枪。堵河文化温柔敦厚、中庸平和的背后蕴藏着时代飓风的“风暴眼”。阴柔和阳刚的交融构成万物变化的两面性的有机统一,当民族和人民的生存处于危险关头时,刑天舞干戚的金刚怒目正如佛门智者的“狮子吼”,把沉迷于酣梦中的人们唤醒。反叛精神从另一面丰富了堵河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加强“穷则变,变则通”的创新色彩。
第三次机遇是抗日战争时期,武昌、黄冈一带的商人被迫迁徙于堵河,这时,为逃避战乱,约有8万人逃进竹山、竹溪一带定居,带来的是“九头鸟”的商业文化因子和黄梅戏。使得堵河文化得以同站在时代前列的武汉都市相接轨,并产生城关、宝丰、官渡这样较繁华的秦巴集市。与此同时,外面世界的洋货进山了,山里的土特产顺着堵河流进了湖广。
与移民文化粉墨登场的同时,堵河地方特有的古巫文化在民众中仍保持鲜活的生命力,给乱世、衰世的人们心灵上频添了许多安慰。
三次移民潮给堵河地域文化带来先进的平原耕作技术,先进的商品经销意识,蔑视权威的反叛精神和大都市的价值观念,使堵河文化在痛苦的蜕变中迈向近代化。
接受了新因子的堵河文化在经历外来异域文化板块的撞击与挑战后,在时代精神的洗礼中重新进行整合。在文化整合的造山运动中,堵河为辛亥革命奉献出军事总指挥、国民党元勋张振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奉献出中国劳工第一位大律师、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施洋,张振武和施洋以秦巴山一般伟岸刚烈、以堵水一般豪迈奔放屹立中国社会大改组、大变迁的最前列,参与缔造民主与自由的新世界的大运动,生动地体现出堵河文化风采和这种特色文化培育出的独具魅力的人格,尤其表现出堵河人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和合通变的革新意识。
顺应自然,善于养生;改造世界,敢于创新;追求自由,热爱和平;致力幸福,不断革命。——堵河地域特色文化赋予堵河人刚柔相济和合通变的鲜明性格。
堵河以古巫为特质的地域文化以其特有的包容性和同化力将异域异质移民文化纳入自己的旗帜下,贯注以伏羲、女娲伟大的创世精神,蚩尤、丹朱强烈的反叛精神,以及庸人特有的和合通变的文化基因,使整合后的新型堵河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实现异域移民文化的本土化。 (1949—)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堵河地域文化漫长的发展之旅终于矗立起划时代的界碑。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在农民翻身的热烈鼓点声中升起鲜艳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以强大的力量改造着地域文化,下里巴人竹枝词和堵河号子、竹山高腔被赋予强烈的政治内容和时代新生活的色彩;傩戏和巫术被当做封建迷信而受到批判和抛弃;由地域文化中的糟粕所滋生的各种邪教、反动会道门组织受到有力的镇压,新型社会主义农民文化应运而生。这种文化仍然继承了巴楚文化中的浪漫热烈、奔放豪迈的高调浓色。
地域特色文化怎样才能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这个课题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仍然没有得到很圆满的解决。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思潮泛滥,文化成了政治简单的传声筒,时代精神成了简单的几句政治口号,地域传统文化的精华被当作糟粕抛弃了,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特色。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堵河地域特色文化出现复苏的生机。余曼白代表的堵河剪纸艺术进入国际艺坛,展现出堵河地域文化独特的审美视野和表现风格;罗维扬主编的县级文艺刊物《堵河文艺》进入国际文化交流展厅,代表当时中国县级文艺刊物的水准,并以之为阵地培养了一大批文学艺术作者群,乡土文化得以张扬。小荷才露尖尖角,堵河文化以艺术的幼苗显示的是土壤的肥厚。
九十年代中期,竹山县全面开展旨在提高人民群众素质,消除精神贫困的十星级系列文明创建活动。农民自觉地用政治、道德、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规范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十星级创建活动将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同当代历史发展对农民的必然要求结合起来,致力于农民的全面发展。
竹山十星级系列文明创建活动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各大新闻传媒的重视和关注,1996年冬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把学习“竹山经验”作为主题,由此,“竹山经验”走向全国,成为精神文明创建史册上的一个专有名词。1997年春,竹山县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定为国家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示范点,同时成为与张家港、天津和平区、大连并肩的全国“四大文明创建典范”。
透过社会纷纭复杂的表象,我们透视到“文化力”的巨大作用,“文化力”往往是某些泡沫似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乃至经济运动幕后的导演。竹山作为贫困山区的特困县一举成名并非偶然,实际上是地域文化独特的丰厚底气使然。地域文化发展走势和民众的心理需求构成戏剧性突变的“内因”,而时代精神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则是其“外缘”。
社会主义需要精神文明创建成为群众自觉行动,民众需要精神理念作为生活的目标与动力,地域文化需要在暗河低谷中寻求振起的突破口,三者的内在机制在历史特定时空点跨世纪转折关头终于因缘和合,揭开了地域文化复兴的序幕。
堵河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文化根的苏生,是世界文化壮丽的回归,让文化更好地为人的自由与幸福服务,推动人类由物我对立的必然王国向物我一体的自由王国进化。——这就是堵河文化始终不渝的神圣使命。
因此,堵河文化必须重新审视人类文化所有成果并予以最大限度的吸纳消融,在壮丽的回归中重建新型范式;堵河文化必须借助强大的文化复兴浪潮和思想与实践的双重启蒙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堵河文化必须抛弃实用主义和盲目迷信的枷锁,在跨世纪戏剧性矛盾冲突中再度振起,凤凰涅磐。

6、陕西茶的所有品种
陕西名茶--秦巴雾毫
【类别】:绿茶
【产地】 陕西镇巴
【特点】
扁平光滑匀整,色绿,该茶产于高山云雾之中,故取“雾”字,秦巴雾毫的采制技术十分精湛。秦巴雾毫,条扁壮实,毫尚显,色油润;内质香气具有熟板栗香,浓郁持久,汤色清澈明亮,滋味醇和回甘,叶底鲜嫩明亮,成朵。
“秦”是陕西省的简称,“巴”为陕西的镇巴县;“秦巴”又是秦岭和巴山两山的简称。“雾”取意于该茶产于高山云雾之中。“毫”反映该茶茸毛多的品质特征。
【产地】
秦巴雾毫产于陕西省汉中地区的镇巴县。境内气候温和,“盛夏无暑,寒冬不凛”,雨量充沛,云雾多,日照少,空气湿度大,土壤肥力好,蕴育了该茶区嫩芽肥壮,持嫩性强,叶肉厚,茸毛多的鲜叶原料。该茶为高山云雾富硒名茶。
该茶在创制期的1981年与1982年,连续两年荣获陕西省名茶优质奖;1985年陕西省名茶评比会上,名列第一。并被选送1985年全国优质农产品展览会上展出。“秦巴雾毫”系列茶多次被评为部省级“名优茶”。
【样式】
秦巴雾毫于每年的清明前采摘,标准为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初展。条毫清晰,色油润;香气诱发,浓郁持久,汤色明亮滋味醇和回甘。
冲泡后,白毫尚现,香气高涨。汤色清澈明亮。
陕西名茶--西乡县午子仙毫
【类别】 绿茶
【产地】 陕西省西乡县南名山午子山
【简介】
产于陕西省西乡县南名山午子山。1985年初月通过省级技校及新产品鉴定。茶园地处陕西南部,汉中地区东部,年平均温度14.7℃,年降雨量1000~1500毫米,海拔高度600~1200米。土壤呈微酸性,有机质含量高。茶区内林木茂盛,空气清新,土质肥沃,具有“雨洗青山四季春”的宜茶环境。成品状似兰花,色泽翠绿,白毫满披;香高持久,滋味醇厚,爽口回甘,汤清明亮;叶底芽叶成朵。
【采制工艺】
鲜叶于清明前至谷雨后10天采摘,以一芽一二叶初展为标准,干茶每公斤6.2万个芽头。鲜叶经摊放(35个小时)、杀青、清风揉捻、初干做形、烘焙、拣剔等七道工序加工而成。
【品质特点】
午子仙毫选用细嫩鲜叶精制而成,其条型微扁,形似兰花,翠绿显毫,汤色嫩绿明亮,清香持久,富含天然锌、硒等微量元素,其中锌含量为53.5-67.5微克/克,硒含量0.858微克/克,氨基酸3.5-5.23%,咖啡碱4.43%,茶多酚32.87%,水浸出物44.57%。
【社会评价】
它是西乡县茶叶科技人员研制开发的国家级名优绿茶。该茶形似兰花,挺秀微扁,翠绿显毫,滋味鲜爽,嫩香持久,汤色清澈鲜明,叶底嫩绿匀亮,富含天然锌、硒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品质优异。1986年获全国名茶称号,1990年通过全国名茶复评,1991年获杭州国际茶文化节“中国文化名茶”奖,同年获全国名茶品质认证,1995年通过绿色食品认证,1997年被评为陕西省名牌产品。是陕西省政府外事礼品专用茶,人称“茶中皇后”。
陕西名茶--八仙云雾茶
“入山无处不飞翠,八仙云雾百里香”。
八仙云雾茶,原名“八仙茶”,产于陕南平利县八仙区松牙乡一带,因其地云雾缭绕,故名。
八仙云雾茶,是80年代平利县茶技站科技人员和当地茶农创制的新名茶。1984年开始研制,1986年7月通过省级鉴定,1987年被评为陕西省优质产品,1988年获“陕西省优质名茶”称号,1990年在中国西部名茶研讨会上获“陆羽杯”奖,1991年荣获中国优质保健产品金奖,成为中国和陕西名茶的后起之秀。
平利八仙区位居巴山主脊,群峰矗立,山峦重叠,雄伟秀丽,气势磅礴。古时神话传说,铁拐李等八仙云游四海来到这里,被巴山深处幽静奇异的山光水色所迷恋,曾留步此地。至今在八仙区与岚皋县接壤的神仙台之顶,还存有汉钟离与铁拐李的棋阵遗迹。后来人们在这深山峻岭、荒无人迹的茫茫原始森林中,发现一垛大屋,周围古木参天,团团围住,屋内还有野炊的痕迹可辨。木壁周围的古树上,留有8位仙人的大名,“八仙”之地名,遂由此得。
八仙云雾茶的主产地在平利县八仙区松牙乡,原来这里并不产茶。相传,在300多年前的清康熙年间,移民张氏由湖南带来茶种,种在牙河脑磨子沟。由于气候适宜,生长繁茂,茶香袭人。因茶叶品质极好,传出去后,你种我栽,不几年就栽遍了东山西沟。新中国建立后,又不断发展,现有茶园2000余亩,年产茶叶8万公斤以上,是1980年的20倍以上。无论总产和单产,均居全县14个产茶基地乡之首。
八仙云雾茶,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松牙乡的地形特殊,据旧《平利县志》记述:“将军擂鼓入云峰,百步仙梯尚有踪,大小师凸环太极,象鼻门牙锁双龙”,形象生动地描写出牙河山势交错,地形封闭,具有高山特点的小天地。这里群山环抱,峰峦陡峻,山高谷深,竹木葱茏。最高的山峰海拔1700余米,一般海拔800米左右,自然形成茶园屏障和特殊的小气候。山清水秀,云缠雾盖,没有污染,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而且多是宵雨昼雾,昼夜温差较大,有利于茶叶营养成分和芳香物质的形成和积累。茶园多分布在海拔1000~1400米深山幽谷之中。加之光照适度,土壤松透,土质肥沃,是茶树生长的良乡沃壤。茶树生长在这样优异的自然环境中,饱受阳光雨露的滋润,叶质柔嫩,叶片肥厚,具有“高山云雾出好茶”的优势。有人曾赞美道:“雾锁千树茶,云开八仙峰,香飘千里外,味在一杯中。”
陕西名茶--商南泉茗
这是中国茶叶研究所所长陈启坤研究员1988年6月15日在陕举行的名茶评审会议上,当场为“商南泉茗”书写的赞词。该茶最初叫“毛尖”后定名“泉水清”茶,1987年6月14日中国茶叶研究所对“泉水清”茶的审评鉴定意见中指出,该茶外形细嫩显毫,具有嫩栗香、滋味鲜醇、叶底黄绿明亮,属半烘半炒的高档优质绿茶,建议将原名改为“商南泉茗”。
陕西名茶--汉水银梭
【简介】
汉水银梭产于陕西省南郑县。由南郑鲜蚕茶果开发公司研制。
茶区地处秦岭以南,巴山北麓,汉水上游,境内丘陵起伏,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
成品扁平似梭,翠绿批毫;嫩香持久并带花香,汤色浅绿,清澈明亮,滋味鲜出、耐泡回甘;叶底柔嫩、芽头肥壮、黄绿匀亮。由于产于汉水上游,形似扁梭,满披白毫,色亮发银,故名“汉水银梭”。
陕西名茶--勉县定军茗眉
定军茗眉采摘自海拔1000±200m有机茶园清明前后初露草芽、独芽或一芽一叶,经先进技术结合传统工艺精制而成。茶叶外形匀齐,显毫细秀如眉,色泽嫩绿,叶底完整,嫩香持久,滋味鲜爽,汤色黄绿明亮。经理化分析,含氨基酸3.56%,咖啡碱3.40%,茶多酚30.5%,水浸出物 44.35%,等多种微量元素等物质,是品饮、养生的上品。定军茗眉因其外形似少女之秀眉而得名,色、香、味形俱佳,实为不可多得的茶中"珍品"。
【荣誉】
汉水银梭是陕西省南郑县近年来新创制的名茶。于1986年通过技术和品质鉴定,1989年获农业部名茶称号。
7、庸人自扰的翻译
唐代陆象先,曾在益州任都督府长史兼剑南道按察史,后又任蒲州刺史。他处理政事提倡仁恕,反对严刑峻法。
有一次,有个小官吏犯了罪,陆象先只是责备了他几句就算了。小官吏的上司说:“像这样的罪犯应该判杖刑。”陆象先说:“人情是相差不多的,我的话难道他不了解吗?如果要用杖刑,应该从你开始。”
陆象先经常对人说:“天下本来没有那么多的事,只是庸人自找烦恼,(“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把事情越弄越复杂。处理问题只要能弄清是非,正本清源,事情自然就简单了。”
8、陕西省有多少个市?
2019年,陕西省下辖10个地级市、30个市辖区、5个县级市、
9、陕西安康大健康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 陕西安康大健康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属于陕西安商投资集团旗下,由安商投资、深圳亿洲集团和安康中元实业共同出资成立。公司致力于生态农业、健康产业和富硒产业的研究、开发、推广、整合拓展安康富硒产业和生态健康产业资源优势,以打造国内富硒产业上中下游全生态健康产业链为目标,以引领和带动富硒产业健康发展为己任,秉持“特色、生态、健康”三大核心理念,最终建立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的富硒产业发展之路。
公司下设“两园一中心”,即三大业务板块,其中:
农业板块:位于安康市岚皋县南宫山,占地5300亩,总投资2.5亿元,规划打造高品质的现代农业智慧谷,致力
于发展智慧农业、精细农业、观光农业,该板块分三期开发,一期种植富硒有机水稻、富硒有机弥
猴桃、高山茶园和林下种养殖等;二期开发新型生态旅游业,建设一个以陕南农耕文化为主题,以
南宫山风土人情、农家生活情趣为特色的现代农业观光休闲体验区;三期建设一个集居住、商业服
务、养生、养老为一体的候鸟式硒疗度假小镇。
工业板块:位于安康市恒口工业园区的大健康富硒产业园,占地约150亩,高起点、高标准建设园区和展示交易中
心,形成集研发、生产、展示、交易、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为一体的富硒全产业链交易平台。该项目
2016年已被列为安康市级重点建设项目。
国际商贸板块:运营中心和对外交流窗口位于古都西安,依托公司原有国内、国际的成熟渠道和人才资源,让安康
富硒品牌踏上一带一路,迈向世界。目前线下线上业务已全面展开。线下“三硒堂•健康生活馆”已
在西安、北京、上海和深圳荣耀面市,线上建立的自营交易平台正式运营。
做生态健康食品专家,快乐品质生活的引导者是大健康人不断的追求。
法定代表人:钱超
成立时间:2016-05-25
注册资本:10800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612400100042559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地址: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恒口示范区工业产业园区大道3号
10、竹山有哪些传说?
竹山县,湖北省十堰市的一个县,在鄂西北。
竹山村,全南县陂头镇的竹山村。
竹山村,广东省吴川市黄坡镇牛路头管区的竹山村。
竹山县:
开启中国古史宝藏的钥匙——庸国 (传说中的“庸人自扰”……)
庸人自扰、庸庸碌碌、平庸无为……庸,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含贬义的字,庸人,则是一群没有才干、没有理想、没有智慧的人的代称。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上古时代,正是一群“庸人”建立了一个以“庸”为名的国家。庸国这个古国,在历史上并不平庸。
盛极一时的庸国
古庸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发祥地,与黄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样,同是中华文化之摇篮。在辉煌文明的推动下,古庸国曾经盛极一时。
庸国的疆土,比早期的秦及周宗姬封侯国及巴国还大,与南方自己崛起的楚国不相上下。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时,最大的宗姬国不过百里,小者仅五十里,秦在春秋周平王时只有一个赵城,周早期的巴国疆土限于四川的东、北部及重庆的东、西、北部,楚国疆土限于江汉平原至鄂东、南及湖南北部一带。而古庸国,则是一个横跨长江至汉水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
以前,人们对庸国不是很了解,以为庸国是楚国的附属国。实际上,庸国包括麇(jūn)、儵(shū)、鱼、夔等附属小国,其东部含古麇属地,东南部含鄂西及湖南张家界市及慈利、桑植等县,今巴东、兴山、秭归、建始等县,是古代夔国的领地,当然也是庸国所属。历史上著名的屈原就是秭归人,其先祖就是庸国的一位国君伯庸。
事实上,商汤至周早期的庸国疆土还应包括现今的荆州市及荆门市的南部到今钟祥一带。楚国国都原本在丹阳(今河南淅川)。今天所说的楚国都城郢(现荆州市北纪南城),原本应为庸国所属,后被楚国侵占。
庸国的南部包括今天重庆的东北地区,含万洲、开县、梁平以北各县。《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四川首州府,周庸国地……四川大宁、奉节、云阳、万县、开县、梁山(今重庆梁平)皆其地也。”
庸国的西部应包含现今的陕西省汉中市大部分属地。《华阳国志·汉中志》说:“(汉中)本附庸国,属蜀。”也就是说,汉中原本是庸国属地。
庸国的北部包含今天的湖北郧西县、陕西旬阳县及商洛东部。郧西县古称上津县,隶属金州(今安康市)。《太平环宇记》、《舆地纪胜》都说,金州“于周为庸国之地。”在史书的记载中,陕西商洛一带在夏商时期的归属并不明了。大概其东部部分地区也属于庸地。据《魏书》记载:“皇兴四年置东上洛,永平四年改为上庸郡。辖商、丰阳二县。”上庸郡就是商洛东部丹凤、商南、山阳一带。名为庸郡,可能与曾经是庸国属地有直接的关系。
庸国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这样大的一个独立古老国家,被误解成楚国的附属,是非常可笑的。
疆域广大的庸国并非是徒有其表,其国力也非常强大,地位、声望都很高。
庸国在商朝时期,是群蛮之首,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这与庸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实力、威望是分不开的。庸国在春秋时期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打败楚国几次入侵,以至于给楚国造成迁都的威胁。最后的庸楚之战,楚如果不联合巴、秦,单靠某一个诸侯国想灭掉庸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庸国不仅国力强大,其爵位也很高。《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仪礼》说:“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其他诸侯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周时分封制度是严格的,非伯者不能称其为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给其封号,“欲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庸即为伯,说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证明庸国的强盛。
庸国大事记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武王伐纣时,周武王联合西土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和方国,进攻商国。庸国名列于八国之首。
公元前611 年(楚庄王三年),庸国趁楚国闹饥荒之际兴师进攻。楚庄王联合秦国、巴国反攻,灭亡庸国。
分历史阶段叙述:
(一)史记中南蛮领袖时期(神农时代——公元前611年)
炎帝作为汉水流域文化宗师开创了南方文化新的繁荣时代。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六千年前,秦岭——淮河以南就已经广泛种植稻谷。稻谷的种植大大解放了劳动力,使人们有空闲从事娱乐,文艺就得到发展。那时的文艺以巫术治病走向巫舞傩戏的祈天娱人,因此出现出土文物中的那些石、骨、玉等质地的装饰品和岩画作品。
居住在堵河沿岸的人群自称为“庸人”,其地方称为“上庸”。上庸得名于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典故,因抟土、炼石,那座称为“天梯”的灵山之巅被削平,《地名志》说:“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补天之梯也,在今竹山县西七十里,上庸山是也。”
“上庸”一名的由来固然神奇,但能够懂得这个名词所象征的文化学底蕴的人也许不多。众所周知:庸者,中而平也。守中持平,正是中华文化的真谛。孔子哲学的根底正深植于“中庸”二字里。中庸不是折中主义,不是庸人消极避世,而是在洞悉宇宙大道物极必反的深层真谛后采取的最佳生活态度,即“抱中守一”而臻于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不善不恶的解脱化境。
居中而庸,是生命直趋升华的一条捷径,是人类智慧峰顶上的灿然常开的一朵雪莲。惟有中庸,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和合通变、直人大乐的永恒幸福。堵河人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智若愚,虽然居于文明的峰顶之上,仍然守着中庸的那份清醒、那份慧悟、那份解脱,数千年如一日,冷眼看历史沧桑变幻,一如既往地守候着这方创世的圣地,这块流浪者们最初的旅行驿站。居上而庸,这就是堵河人寄寓在地名词义上的大智慧。
据王国维对庸史的研究成果和<通志·氏族略>及蒙文通的<古代民族迁徙者>记叙:堵河流域的上庸,尧时是其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发明围棋,与父帝尧战于丹水之浦。“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围棋,无疑进一步开启了民智:反叛和聪颖。
在夏商时代,庸人有一些独特的文化风采,比如:因善于铸造青铜器被称为“镛人”,据说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人的杰作;因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称为“墉人”,史载公元前1059年,周请庸人筑都于洛邑,今竹山县文丰乡皇城村的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仍然屹立,表明庸人的建筑艺术的确很高;庸人又是史料中所称的最早饮茶的先民,“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然而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庸人的军事艺术水平,“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古代战事考》)。
商代,庸为侯国。定都于竹山城东南四十一里的方城山。《括地志》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湖北通志》载:“方城天险之保障”。《民俗博览》载:“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在商代崇尚巫风祭祀的时代潮流中,堵河的巫文化得以张扬。
至周代,庸国因率群蛮伐纣有大功被封子国。《尚书》说:“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灭商之后,庸国作为南方群蛮的领袖以军事实力奠定了,疆域也拓展为占有今陕西的山阳、镇安、柞水、安康、汉阳、紫阳、岚皋、平利、镇坪,四川的巫溪、巫山、奉节,湖北的竹山、竹溪、房县、神农架、兴山、姊归、巴东等县,即整个秦巴山区的大部为庸之辖属。国都仍在竹山的方城。
至春秋时代,庸国与楚国抗衡,东威摄楚国的崛起,西牵制秦国的扩张。庸人主要的敌人是楚国。楚国后于庸而崛起,有代庸而为“百濮之长”的态势。
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在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楚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楚国危在旦夕。
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公元前611年,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为三国所灭。实现了“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壮志。
梁启超在评价庸国亡时说:“楚庄即位三年,联秦、巴之师灭庸,春秋一大事也。巴庸世为楚病,巴服而庸灭,楚无内忧,得以全力争中原。”更为重要的是楚人兼并上庸国后吸收了庸先进文化国力大增,据考证,屈原先祖是庸人,庸文化成为楚文化的先河。
庸国占有逐鹿中原而问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窥中原之虚而入之,实在是“庸人自扰”。究其原因是:庸国人背离了地域传统文化“守中抱一、和合通变”的内在精神,过份张扬武力、得意忘形,以致坐失良机。然而,庸国的灭亡是上层贵族势力的不幸而非堵河文化的溃灭,恰恰相反,堵河地域文化在“朝秦暮楚”的政治动荡中吸取异域的秦、楚文化得以在隐逸中保存下来。自此,堵河以古巫养生为特质的地域文化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隐居于民俗之中绵延下去。
(二)辉煌后的沉潜时期(公元前611年—公元968年)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秦楚争雄的此消彼长,上庸归属不定,朝秦而暮楚。
秦汉时期,分天下为郡县,上庸县属汉中郡。大批不满秦朝专制苛政的难民纷纷逃入秦巴山间的上庸郡大山老林中。
三国时期,为上庸郡。甘露四年(259年)为新城郡,下领堵河流域七县,孟达曾任太守,曾有长诗《上堵吟》著称于世。“魏咸熙元年为公国,封刘后主(禅)”(《华阳国志》)
两晋时期,上庸郡曾为清河康王子铨封地庸王国”。上庸郡成为逃避战乱和苛政的最佳避难所,这就有上庸郡治下的武陵县渔人闯入桃花源的故事,成为千古佳话。
南朝时期,上庸郡领九县。是为“上庸郡领九县”。
宋天监四年改上庸置安城县,立罗州。西魏废帝元年(552年),罗州治上庸,以扶猛为刺史,统上庸一郡。废帝改新丰为上庸县,改安城为竹山县。即今竹山县南部为上庸县,北部为竹山县。
隋开皇十八年(599年),改罗州为房州,领竹山、上庸三县。大业三年废州置郡,郡治在擂鼓与竹溪界边的县河堡,领光迁(房县),永清(保康)、竹山、上庸四县。
唐朝时期天下分十道,竹山、上庸属山南东道房州,州府设在方城山,贞观十年移治房陵。
唐贞观十年是个转折点,竹山(上庸)作为秦巴山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
宋开宝年间(968—975),省上庸县入竹山县,奠定了沿用至今的竹山县建制规模范围与名称。“竹山县”的历史开始了。
自公元前611年到公元968年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堵河地域文化史随着中华大地政治风云变幻而进入辉煌后的沉寂。
然而,竹山一带的《竹枝词》通过刘禹锡的发现介绍给盛唐诗坛吹送了一股强劲清丽的新风。一时间,堵河人口头传唱歌谣成了唐宋以降的大诗人骚客效仿的范本。下里巴人,和者众多。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巴山楚水奉献给华夏文苑的就是这样优美的绝唱。
堵河文化是典型的自娱型民俗文化,它弃绝了一切的功利主义,它是堵河人内在情感世界的自然流露和无意识渲泄。堵河文化没有文字、书籍作载体,也没有代表性的士族文豪,更没有为皇帝御用的大翰林大学士,它扎根在泥土中,绽放在人迹罕至的秦巴山间。“君子以无名自隐为务”,以致使后人难以借助显态文化表征来给它诠释,只能从口传心授至今的民俗丰富载体中去感悟当年的那份飘逸、那份自由、那份坚实、那份神奇、那份豪野之气。
(三)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时期(968年一1949年)
自宋开宝元年上庸、竹山二县合一为竹山县开始,堵河流域的主要地区竹山县建制趋于稳定。此际中国进入稳定的封建时代。
元代置行省,竹山县属房州襄阳路。明置布政司,竹山属湖广布政司郧阳府。清隶湖北省郧阳府。
堵河流域位于川陕鄂三省交界处,历来为“秦楚走廊”、“楚蜀通道”。堵河为“通向四川的盐道”和“通向江汉的中药材之路”。这个地区的居民由东西南北流民杂居混成:(1)远古土著先民后裔;(2)庸人后裔;(3)巴人后裔;(4)濮人后裔;(5);蜀中流民;(6)三秦流民;(7)荆楚流民;(8)豫中流民;(9)叛逆巨匪流民;(10)流放士族后裔。多地区、多民族、多阶层、多成份的流民把堵河作为逃避战争、早涝、赋税、瑶役、仇杀的“避风港”和“桃花园”,在这块相对肥沃、偏僻、封闭的土地上共同开拓新的家园。与此同时带来各地区、各民族、各行业独具风格的异域异质文化因子,给堵河文化带来新的冲击、新的形态。
对堵河文化给予巨大冲击与极大丰富的历史契机有三次。
第一次是明代成化年间的荆襄大移民浪潮。明朝周洪谟在《创置郧阳府纪》中说:“成化七年,荆襄流民百万,有司逐之,渴疫者过半。天子籍流民十二万三千余户,因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割郧津之地置郧西,使流寓、本著参错以居。于是就郧县城置郧阳府,以统房、竹六县。”此次移民仅堵河流域的竹山、竹溪一带即安置七万余户近三十万人。其数目大于土著人一倍。自此,这占人口1/2的荆襄移民自然而然地将江汉平原先进的平川农耕文明和集市商贸文明带进堵河,使堵河土地、资源得到更有力的开发利用,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以中药材等土特产交易为主的对外贸易活动,培育出外向型农业文化。
第二次是清朝末年太平天国和白莲教起义军残余大量逃人竹山,以隐蔽形式定居下来,约有5万余人,繁衍为特殊的部族。据《清史稿》载:竹山一直是白莲教和太平军的大本营,也是他们劫后余身的幸存之地。据《竹山县志》记载:“竹山匪患连绵不绝,每三年平均一次大暴动”。农民起义军后裔继承了先辈的刚烈血性,敢于反抗、善于斗争。竹山近一千多年历史上爆发过600余次大大小小的起义。特殊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种族心理培养出李来亨、王聪儿、马二姐、张振武、施洋、熊光文这样的志士。在堵河人血液里涌动的既有“竹枝词”山歌里的那种柔情蜜意,也有施洋怒斥吴佩孚演讲词里的那种匕首投枪。堵河文化温柔敦厚、中庸平和的背后蕴藏着时代飓风的“风暴眼”。阴柔和阳刚的交融构成万物变化的两面性的有机统一,当民族和人民的生存处于危险关头时,刑天舞干戚的金刚怒目正如佛门智者的“狮子吼”,把沉迷于酣梦中的人们唤醒。反叛精神从另一面丰富了堵河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加强“穷则变,变则通”的创新色彩。
第三次机遇是抗日战争时期,武昌、黄冈一带的商人被迫迁徙于堵河,这时,为逃避战乱,约有8万人逃进竹山、竹溪一带定居,带来的是“九头鸟”的商业文化因子和黄梅戏。使得堵河文化得以同站在时代前列的武汉都市相接轨,并产生城关、宝丰、官渡这样较繁华的秦巴集市。与此同时,外面世界的洋货进山了,山里的土特产顺着堵河流进了湖广。
与移民文化粉墨登场的同时,堵河地方特有的古巫文化在民众中仍保持鲜活的生命力,给乱世、衰世的人们心灵上频添了许多安慰。
三次移民潮给堵河地域文化带来先进的平原耕作技术,先进的商品经销意识,蔑视权威的反叛精神和大都市的价值观念,使堵河文化在痛苦的蜕变中迈向近代化。
接受了新因子的堵河文化在经历外来异域文化板块的撞击与挑战后,在时代精神的洗礼中重新进行整合。在文化整合的造山运动中,堵河为辛亥革命奉献出军事总指挥、国民党元勋张振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奉献出中国劳工第一位大律师、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施洋,张振武和施洋以秦巴山一般伟岸刚烈、以堵水一般豪迈奔放屹立中国社会大改组、大变迁的最前列,参与缔造民主与自由的新世界的大运动,生动地体现出堵河文化风采和这种特色文化培育出的独具魅力的人格,尤其表现出堵河人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和合通变的革新意识。
顺应自然,善于养生;改造世界,敢于创新;追求自由,热爱和平;致力幸福,不断革命。——堵河地域特色文化赋予堵河人刚柔相济和合通变的鲜明性格。
堵河以古巫为特质的地域文化以其特有的包容性和同化力将异域异质移民文化纳入自己的旗帜下,贯注以伏羲、女娲伟大的创世精神,蚩尤、丹朱强烈的反叛精神,以及庸人特有的和合通变的文化基因,使整合后的新型堵河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实现异域移民文化的本土化。
(四)社会主义时代精神贯注和提升时期(1949—)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堵河地域文化漫长的发展之旅终于矗立起划时代的界碑。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在农民翻身的热烈鼓点声中升起鲜艳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以强大的力量改造着地域文化,下里巴人竹枝词和堵河号子、竹山高腔被赋予强烈的政治内容和时代新生活的色彩;傩戏和巫术被当作封建迷信而受到批判和抛弃;由地域文化中的糟粕所滋生的各种邪教、反动会道门组织受到有力的镇压,新型社会主义农民文化应运而生。这种文化仍然继承了巴楚文化中的浪漫热烈、奔放豪迈的高调浓色。
地域特色文化怎样才能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这个课题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仍然没有得到很圆满的解决。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思潮泛滥,文化成了政治简单的传声筒,时代精神成了简单的几句政治口号,地域传统文化的精华被当作糟粕抛弃了,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特色。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堵河地域特色文化出现复苏的生机。余曼白代表的堵河剪纸艺术进入国际艺坛,展现出堵河地域文化独特的审美视野和表现风格;罗维扬主编的县级文艺刊物《堵河文艺》进入国际文化交流展厅,代表当时中国县级文艺刊物的水准,并以之为阵地培养了一大批文学艺术作者群,乡土文化得以张扬。小荷才露尖尖角,堵河文化以艺术的幼苗显示的是土壤的肥厚。
九十年代中期,竹山县全面开展旨在提高人民群众素质,消除精神贫困的十星级系列文明创建活动。农民自觉地用政治、道德、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规范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十星级创建活动将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同当代历史发展对农民的必然要求结合起来,致力于农民的全面发展。
竹山十星级系列文明创建活动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各大新闻传媒的重视和关注,1996年冬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把学习“竹山经验”作为主题,由此,“竹山经验”走向全国,成为精神文明创建史册上的一个专有名词。1997年春,竹山县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定为国家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示范点,同时成为与张家港、天津和平区、大连并肩的全国“四大文明创建典范”。
透过社会纷纭复杂的表象,我们透视到“文化力”的巨大作用,“文化力”往往是某些泡沫似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乃至经济运动幕后的导演。竹山作为贫困山区的特困县一举成名并非偶然,实际上是地域文化独特的丰厚底气使然。地域文化发展走势和民众的心理需求构成戏剧性突变的“内因”,而时代精神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则是其“外缘”。
社会主义需要精神文明创建成为群众自觉行动,民众需要精神理念作为生活的目标与动力,地域文化需要在暗河低谷中寻求振起的突破口,三者的内在机制在历史特定时空点跨世纪转折关头终于因缘和合,揭开了地域文化复兴的序幕。
堵河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文化根的苏生,是世界文化壮丽的回归,让文化更好地为人的自由与幸福服务,推动人类由物我对立的必然王国向物我一体的自由王国进化。——这就是堵河文化始终不渝的神圣使命。
因此,堵河文化必须重新审视人类文化所有成果并予以最大限度的吸纳消融,在壮丽的回归中重建新型范式;堵河文化必须借助强大的文化复兴浪潮和思想与实践的双重启蒙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堵河文化必须抛弃实用主义和盲目迷信的枷锁,在跨世纪戏剧性矛盾冲突中再度振起,凤凰涅磐。
《山海经》中的记载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乔木,其阴多铁。有草焉,其名曰黄囗,其状如樗,其叶如麻,白华而赤实,其状如赭,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阳多竹箭,多苍玉。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鱼。有兽下,其状如豚而白毛,大如筓而黑端,名曰豪彘。
出自《山海经 西山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