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满清的功劳和罪过哪个更大，请讲专业一点
满清的罪过远远大于功劳，原因如下：
一、十四项罪过
1、破坏民生，役民为奴。
解说：后金（满清）在与明朝作战的过程中，每每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既抢劫大量牲畜财物以为战利品，更劫掠大量人口带回关外。后金的南犯不仅给明朝的民生造成极大破坏，使大明朝东北地区的民众生不如死并遭到大批屠杀，华北地区的黎民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更将劫持到关外的人口视为牲畜，任意驱使、盘剥和杀戮。尚处在农奴制社会的满清，其骑兵为什么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原因恐怕在于他们平日一概不事生产，而专以打猎、骑射、战争、劫掠为业。事实上，被劫持过去的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人口，是被他们当作奴隶役使的，农奴们的劳动所得，除极少量留给自己勉强糊口之外，其余的全部被满人无偿地剥夺和占有。而且满人可以任意买卖和处置这些农奴，稍有不合意处，满人就可对这些“农奴”施以肉刑乃至处死。
2、种族屠杀，规模之大，状况之惨为世所罕见。
解说：自满清入关挥戈全国，直到平定三藩，在长达37年的时间里，对各民族的抵抗尤其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明朝军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大屠杀（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种族大屠杀）。据有关学者估算，以汉族为主的明朝各民族百姓被屠杀的不下五千万（比20世纪日本侵华时期还要多得多）！当时的中国大地，屠城现象可谓比比皆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广州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四川之屠以及汾州、太谷、泌州、泽州之屠等等，当时的中国，真可谓人间地狱。
3、篡改明史，丑化明朝。
解说：清代诸帝组织修撰明史耗时近百年，过程中大肆篡改明代的真实历史，销毁大量明代的原始史料及许多有关明史的专著。比如丑化明朝皇帝及一些历史人物的形象，隐匿明代对东北地区的征讨史和治理史，抹煞南明的历史存在，等等。毁坏了历史的原貌，败坏了中国自司马迁以来一直坚持的以“秉笔直书”为史家之本的优良传统。
4、大兴文字狱，禁锢知识分子的言论与思想。
解说：康雍乾三帝当政的一百余年间，炮制的有记载的文字狱案件就超过了一百五十起，平均每年总有一两起，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超过历朝历代。比如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黄培诗案、徐骏“清风不识字，何故事乱翻书”案、伪孙嘉淦奏稿案、刘震宇阐述“更易衣服制度”案、胡中藻“一把心肠论浊清” 案、王锡侯《字贯》案，等等。大量的文字狱败坏了思想文化界的风气，也败坏了官场的风气，使得知识分子只能泯灭思考以图自保，也使官员丧失了直言犯谏的传统和勇气。
5、销毁大量古书，摧残中华文化。
解说：好大喜功的乾隆组织文人修撰《四库全书》，仿似有超越《永乐大典》的雄心（实则是东施效颦，天壤之别）。但在收集天下图书以备为《四库全书》之用时，却趁机检查全国图书，别有用心地篡改和销毁了无数书籍。不计其数的有价值的古籍和今典就此消亡。不仅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史作品遭到大力销毁，不仅对反映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给予清剿，就连《天工开物》《武备志》这样的科技类书籍都在被禁毁之列（这两本书连同《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书，均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后才在日本被发现）。这可真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浩劫！难怪有学者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难怪章太炎在《哀焚书》中说彼时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而当代某学者根据海宁的某记载，则认为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总数的十倍。
6、强行改变汉族的发式、衣冠与服饰，试图抹掉汉族的民族身份。
解说：满清入关不久，即在全国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政策。在汉族人的观念中，头发受之父母，是不能随便剪掉的，否则就是不孝。这一政策于是激起了无数汉人的抵制和反抗，结果又是一片血雨腥风！大量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被屠杀。当汉族几千年不易的发式、衣冠与服饰被强行改换了之后，满清统治的疆域内就长久地丧失了汉人的自豪与风采，我们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自豪感也遭到了极大的伤害。
7、跑马圈地，使民为奴，野蛮霸占明朝国民的私有土地和财产。
解说：满清入关后，曾多次在北京附近及各地跑马圈地，凡满人看中的土地，不论这土地的汉族主人是平民百姓还是官僚地主，均悉数划归己有，并其中的房屋、财物亦然。而当中的汉民则成为满人的奴隶，从此失去人身自由，全凭奴隶主盘剥役使，甚至被满人打死也无须偿命，满人只须受轻微处罚。满人还不用缴纳税金税赋。
8、实行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制度。
解说：满人进了北京后，强令北京城内的居民全体搬迁到城外居住，而把城内的住宅全部分配给满人居住。在全国各城市，满人和汉人也是分区居住。满人汉人不得通婚。
9、资本主义萌芽被窒息。工商业严重衰退。
解说：明代的商业、手工业生机勃勃，明朝晚期，资本主义萌芽更是四处发生，但是满清大量的屠城行为毁掉了众多繁华的城市，也无情地扼杀了明代繁荣的工商业和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并且此后两百年都恢复不过来。
10、政治制度上比明朝更为集权，中断了明朝内阁权力日益扩大的趋势。
解说：满清入关后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在大体继承明朝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把皇权推向了中国历史上的专制顶峰，由此中断了明朝内阁权力日益扩大的趋势，更阻绝了明朝政治体制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可能性很大的进步。
11、满人不用劳动，全民族均为寄生，所有满民终生皆有俸饷和各种优待。
解说：满人男孩一出生，就享受每月数两银子的待遇，直到从军改领俸银。满人女孩，自出生之日起，每月不发晌银而给口粮，直到出嫁为止。满人男子全民皆兵，八旗官兵的俸饷，比历代官兵都要多，即使是普通满兵，每年可领到的俸银和禄米，也比汉人考上进士通过激烈竞争当上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监丞、七品知县之类的官所获得的薪水要略多。
12、闭关锁国，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奴才哲学。
解说：满清为巩固统治，长时间地断绝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以全方位的愚民政策刻意造就中国民众愚昧、麻木、驯服等劣根性，致使奴才哲学成为整个国家的哲学。慈禧所说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可谓是这一哲学的精彩表演。
13、禁绝火器，使中国的军事科技倒退到冷兵器阶段从此不再发展。
解说：14世纪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火器在中国的战场上就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郑和的船队也配备有精良的火器，到明清交战时，明军的火器甚至要了努尔哈赤的命。可是清朝呢，当西方的火器越来越完善的时候，19世纪的八旗兵却基本还在使用大刀长矛，入关两百年后都没有一丝一毫的进步，甚至还不如明朝的军备。如此，满清能不在一次又一次的中外战争中被动挨打吗？
14、科技和生产力水平完全停滞不前。
解说：康熙喜欢学习，对西方的科技知识也很有学习的兴趣，但却只当作宫廷里的个人喜好，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在全社会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更没有有关的制度安排。所以生产力水平比起明朝来完全没有一点进步，甚至在大多数传统领域还远不如明朝的水平。
二、三项功绩：
1、扩大了西部与正北方向的领土。
解说：对比明清两朝的地图可知，明朝比起同为汉人建立的汉唐宋三朝来，疆域的优势主要在东北和西藏，换句话说，这两块地方是为之前的三个汉族王朝所没能拥有的。明朝的弱项在西部的新疆和蒙古人盘踞的北部草原（或许朱元璋和朱棣在心里就没看上那些荒漠之地，打一打可以，都懒得费力去占有）。比起明朝来，清朝却在基本继承了明朝原有的领土之外，还把新疆和蒙古人的地盘给收编了进来（当然汉唐两朝在西域和北部草原上也颇有作为）。总之，今天的中国所继承的满清疆域，与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比较起来，面积还算是可观的。
2、较好地解决了少数民族问题。
解说：自秦汉以来，汉族从来就没能解决好北部草原的问题，秦代有蒙恬战匈奴，汉代有汉武帝击匈奴……明代有成祖五征漠北，但无论怎样，似乎都没有找到解决好民族问题的灵丹妙药。不过到满清这里却似乎是解决好了，至少把新疆、蒙古、西藏都给收编了不是。不过对于蒙古，满清却比如满人通过与蒙古人的通婚，成功得赢得了蒙古对于中华帝国的加盟，
3、保存了明朝的建筑遗产。
解说：满清入关事发突然，就像天上掉了个馅饼给他们捡着了，运气真是好。不过满人之所以没有毁坏北京城、紫禁城、天坛、十三陵等各类建筑而重新营造，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烧了北京城然后仍旧退回沈阳，那这天下恐怕也不会落到满人的手里。而要留在北京夺取天下，其时他们又哪来的条件和能力来修建大规模、高水准的宫殿与城池？1644年的时候，几大军事力量较量正酣，谁都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将会怎样，满清毁北京城等固然容易，可一旦毁了，他们又将在何处安身？难道紫禁城和北京城是那么好建的？在明朝休养生息了三十多年后，朱棣于永乐盛世期间花了大量银子征集了大量民力才营建成今天的故宫和北京城的（上个世纪50年代，恢弘的北京城墙竟然给拆除了，真是可惜！）。事实上，满清入关后，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整个国家一直都处在硝烟弥漫之中。当然，在天下太平了之后，满清统治者并没有再行毁坏之，这倒也可以算作一大功绩吧。其实如果明朝没有倾覆，其建筑等自然也就不会被毁坏之可能。
2、清朝时期,国家强盛,人民休养生息,这种局面称为什么？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是中国清王朝前期统治下的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
3、历史对清朝的评价是怎样的
“清朝建国近300年，自入关迄逊位，亦268年，凡13朝（太宗天聪崇德两朝）12君，颇多英明之主：太祖太宗，创业开国，勇武睿智，自不必说。世祖年幼，赖多尔衮以为治，驾驭贰巨，混一天下，痛董妃之逝而思逃掸，其聪慧也有过人处。圣祖六十一年，是清朝培植根基的时候，文治武功，都很可观，因为他有好学不俗的精神，宽大爱民的治术，虽末叶稍流纵弛之弊，但休养生息，乃是守成必不可少的阶段。世宗刚毅明察，完全是政治家的作风，任法治，尚廉洁，吏道澄清，海宇又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的性质，扫除几百年颟顸无为的消极思想，社会出不至于停滞腐化而不进了。无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颇不易得人民的谅解，遂致有暴崩之传说。高宗席累朝之积德，作太平之粉饰，好大富功，稽古右文，虽有全盛的规模，却种衰弱的肇因。乾嘉以后，武力不竞，纪纲败坏，教徒纷起，民不聊少，但仁宗之醇厚，宣宗之节俭，皆有可称。只以19世纪为世界剧烈变动的时代，西力压迫，门户洞开，多少年民族革命的酝酿造成了太平天国的大乱，书生倔起，政权逐渐转移于汉人手中。文宗穆宗，撰懦童矣，曷能当此大局？然而他们也没有显著的失德。同治以后，完全是慈禧太后的天下了。她的才能敏捷，意态坚强，信用曾胡左李诸人，遂有中兴之盛业，惟好逸乐，贪财货，阉寺弄柄，吏治日偷，揽权竞势，顽固骄虚，内阻自强之机，外召联军之祸，卒为清室灭亡的最大原因。德宗毫无秦始皇的才干，偏有宋神宗的理想，以一个懦夫如何敌得过三次专政的宫廷老妇呢？结果变法无成，身被囚死，可怜亦复可哀！溥仪乳臭小儿，生父是亲贵的班首，嫡母乏西后的才略，大厦将倾，赖人支持，又不度德，不量力，自加斤伐，就不免土崩瓦解了。”
“我们综论关内10帝，性格和成就都不相同，但是和明朝的君主比较，尚觉高明倍蓗；明朝除开国之君外，率多昏庸逸惰，不理朝政，一任权臣宦官胡闹；清朝只咸丰帝沉溺酒色，同治帝好作微行，可是也汉有像明武宗那样荒淫！慈禧隆裕宠用李莲英小德张，招权纳贿，也没有像明朝的“客魏之祸”。明君贤相，仁政惠绩，都比明朝来得多，权奸巨憝，苛政暴敛，也比明朝来得少。为什么我们的先民，还时时刻刻要打倒它呢？这显然是出于种族的关系。二百几十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完全为“蛮夷猾夏”的意识所驱使，何况“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又留下许多血痕呢？所以一部清史，实在可以说：就是一部民族革命史了。
4、福建总督范承谟：开垦荒地，安抚岛内土著山民，减免税负，休养生息，之朝廷大幸。原文是怎么说的么？
范承谟
〔清〕字觐公（一六二四至一六七六），一字螺山，镶黄旗汉军人。顺治九年（一六五二）进士，官福建总督。谥忠贞公。诗宗盛唐，字则骨劲神清，法兼颜、米。虽不以书见长，而字里行间，一种方正严毅之气令人起敬。卒年五十三。《陆光旭忠贞遗墨跋、频罗庵集》
镇南王耿精忠近来整天的烦躁不安，每当想几年来康熙和吴三桂之争，他心中就凭空生出许多烦恼。眼下自己已是深深的陷入此旋涡之中，虽说多少有些自甘情愿，但此事的结局也实在难料。目前满人羽翼渐丰，实力强大，要与他们一争天下实是不智之策。耿精忠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早年其祖父耿仲明领大明辽东参将，随总兵孔有德降清，他带领手下部佐为大清朝屡立战功，可由于满人猜疑，坐罪谋反，自经而死。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子孙不受满清的杀戮，死前叮嘱子孙切不可再叛清。可耿精忠从祖父的眼泪中看出，他对当年叛明降清的是深感后悔的，所以耿精忠的内心里对满人是充满了仇恨。但他父亲耿继茂性格要软弱一些，父亲顾及到在京中做人质的两个儿子的的安全，当他将藩王之位传给耿精忠后就一再告戒说要效忠皇上，不要有非分之想。原本这些话耿精忠也是听的进去的，可这小皇帝近两年觉得翅膀硬了，千方百计的要撤藩，撤哪儿去？到那鸟不拉屎的辽东去？这三藩几十万之众都到了那里不就光等着下海喂鱼了吗！这明明是要将我等往死路上推，看来要想活命只有拼死一搏，想想这些年受满人的鸟气，想想自己在福建被康熙和总督范承谟屡屡刁难作弄，再想想自己部下的满腹怨气，与康熙这一仗定不可免！
虽然心中定下打仗的决心，可看看周围的情形又感到前景并不乐观。往京城一趟，看看百姓生活日渐安稳，百姓渴望安居之心日益突出。再说原本三个藩王都是前明降将，当年帮助满人杀戮汉人都是不遗余力，如今造反将很难获得世间百姓的拥戴。加上朝廷势力强盛，以三藩之力何以撼动之？再说这四方官府，各地汉军将佐虽是多有怨气，可各地府、道却与朝廷日见同心。还有那吴三桂、尚之信两藩，一个专横跋扈，一个阴险狡诈，皆非易与之辈，结盟反清难保都他们是真心实意，若是各自为战，这仗定是要败的。
年初耿精忠奉旨回京，他想着可能要被削了权利，结果康熙只是款待一番并无其他表示，想是那吴三桂称病不到，让康熙一时无计。在京日子虽不长但却让耿精忠明白了两件事，一是康熙撤藩心意已定；二是撤藩后必要清算前怨。想想平西王既然敢抗命，自己若不抓住时机也抗争一番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当年郑芝龙、李成栋的下场至今还历历在目（注）。不反一定会死，反了可能会死，不如豁出去了，再与满人大干一场，兴许能争得一片天地。耿精忠从京城回来以后，就更是加快了反叛的步伐。首先他召集心腹谋事，将京中所见及自己的打算一一说了，他的心腹多是跟他多年的武将，原本就与他同心，闻此也都纷纷发誓效忠。他又念及当年闽浙一带，战事激烈，此地镇兵，多为降虏。他们也是受满清多年责辱，想必心怨丛生，此时起事，可为盟友。耿精忠将自己的几个心腹派往福建、浙江、江西各处，联络各方藩镇，结为盟党，一旦动起手来，这些盟友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实际上耿精忠多年经营，闽、浙、赣各地府台、总兵多有联络，各自心中都有算计，他们多是与镇南王投契，也是为日后有些铺垫。耿精忠还联系了台湾的郑经，商议双方罢兵议和之事，只是双方积怨太深，一时还谈不拢。想到自己盟友尚众，耿精忠心中总有些许安慰。这里正在运筹帷幄，不想广东平南王尚可喜上疏自请撤藩，让耿精忠有些措手不及。看康熙一副静候发展的模样，不得已耿精忠只得随着他自请撤藩，搞的三藩几人都十分被动。看看撤藩几成定局，他和吴三桂、尚之信加强了联系，几人约定今后协调行动，共同进退。
近些年耿精忠也在做些准备以防不测，他在福建已有了五万兵马，粮秣军需也在不断征集之中。只是由于仅据福建一地，维持原本已是不易，何来多余粮款？福建一地原就贫寒，加之几十年战乱纷争，福建始终是乱源之一，所以钱物消耗原本就大，加上缺少人丁，经济始终不见起色。为了遏制三藩，朝廷对钱粮军需控制严密，就是盐、铁、马匹也很难获得。所以耿精忠想要急速扩充实力也是妄想。他虽为一方边关大员，可为了对抗朝廷，这些年在福建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竟至私设盐课，擅立海事，乱抓民夫，买卖人口，勒索钱粮；一时间闽地乌烟瘴气，民怨丛生。
耿精忠对现状很清楚也很无奈，因为福建一地受多方掣肘。那个总督范承谟，其父范文程是三朝元老，因带头降清用功，深得清帝厚爱，所以范承谟子从父贵，是康熙的心腹之一。虽然耿、范两家乃是谊关亲戚，但范承谟谨尊上意，把福建的财权、人权牢牢的握在手中，使耿精忠不能尽情施展，逼的耿精忠刮民狠了许多，福建经济日见凋敝。还有一个是台湾的郑经，郑家原来就经营福建，其在福建余党众多，特别其属下还有一个叫天地会的组织，其成员遍布全国，而福建是他们活动的重点。原来耿、郑两方互相拼杀多年，今天要泯灭前仇、结盟而战，谈何容易！每当念及此时耿精忠就坐卧不安，可一时又无良策，看来只有顺其发展了。
平南王尚之信的心情比耿精忠要好多了。因为其父尚可喜极力遵从皇权，几次朝廷的撤藩举动都是尚可喜首先提议或响应，这样广东在整个撤藩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动的位置，让尚之信可进可退，游刃有余。原平南王尚可喜年已老迈，康熙十二年初自请告老，上疏朝廷以世子尚之信继承爵位，掌管广东军事，康熙允之。尚之信外刚内精，给外人粗犷之感，实际上诸事算计极为精到。朝廷撤藩势在必行，撤藩之后哪里还会有他尚之信的容身之地，到时候不就任人宰割了吗。可这抗命忤逆之事无论如何是不能挑头的，对于朝廷和吴三桂的撤藩之争，在他看来这仗是一定要打的，真打了起来尚之信拿定主意是两不相帮，谁的势力大就投靠谁。实际从内心他还是倾向于吴三桂的，因为撤藩是死路一条，加上康熙有些过于强横，像自己这种桀骜不逊的人必不为他所容，自己的手下也多看不惯满人欺负汉人，再说他们也多是华南人，让他们到北方去他们必不愿意，笼不住部下自己岂不要做光杆将军。但要彻底投向吴三桂也不行，一来朝廷的势力很强大，最后谁胜谁负很难讲；再说吴三桂飞扬跋扈，跟他合作到时侯吃亏的可能是自己。眼下当务之急是赶快发展壮大自己。
尚之信在广东为所欲为，他和父亲的隔阂越来越深了，父亲从京城回来以后按康熙的旨意自请撤藩，尚之信极为不满，多次悖逆父亲行事。任由部下私充盐商，开设港口，苛税纳银。私下里与吴三桂、耿精忠通款，三人商定共同进退。虽然尚可喜一再反对，可尚之信还是我行我素，一直扩军，目前其麾下也有近五万兵马了。尚可喜有些后悔将爵位传于尚之信，几次想上请将爵位改传二子尚之孝，但又怕之信作乱，只得罢议。
尚之信和吴三桂、耿精忠一样，其部下多为前明降将。但吴三桂和耿精忠的队伍里原来的老部下多些，便于辖制。而尚之信的部下中多有当年在南方抗清的乌合之众，许多都是山魈惯匪，为人凶残毒辣，处事狂妄暴虐，尚之信为了降住他们，在人前显的更为暴戾。他嗜酒好杀，动辄以剑伤人，下人护卫莫不畏惧，手下将佐皆服之。尚之信此人也颇有心机，广东一地并不明着去做违逆朝纲之事，而他将粤境内一些忠君之士或坐罪斩首，或威逼利诱，再不成就设计暗害了事，一时粤境尚无贰言，他在广东便可为所欲为了。尚之信还收买亲信，委以重任，广东各地总兵、参将多为其心腹，他们各自控制地方，大开敛财之道。而尚之信通过他的手下将广东银、粮、盐、茶、场、矿牢牢握住，另又多方招商开港设厂，后又采纳吴六奇之计沿海广造盐田，引人造船，广纳四海商客，广东经济一时竟有兴盛之势。
平西王吴三桂那里就有些变景了。康熙就位之初，吴三桂逼缅甸王献明桂王朱由榔，并用弓弦绞杀其父子，灭了朱明最后的香火。康熙为此加封其为亲王，兼辖云贵，称平西王。吴三桂先以原明桂王所居五华山故宫为藩府，充原明黔国公沐天波庄田七百亩为藩庄，大兴土木，极尽奢华。吴三桂又使尽手段将云贵各省盐、铜各业揽于己手，通衢关事，尽归所有，几年下来，所获甚丰。后平西王疏令云贵各省广开利市，上通达赖喇嘛，下至辽东旧地，各地属部各取特产，就地采运，所货之直，统属云贵。一时间西南平西王处货财充溢，王府又将之贷于富贾，谓之“藩本”，一时间“藩本”行遍天下，滇商云集海内。后吴三桂自行委任部属，手下多为前明降将，历经百战，勇健好斗。暗里又择诸将弟子，四方宾客，或肆武备，或开讲坛，谓之“西选”备之。西南日益势张，有御史上疏论劾。吴三桂闻知，就挑出疏中“防微杜渐”语请皇上下旨论其诬陷罪。康熙见吴三桂日渐势大，未与答应，并开始采取措施遏制藩王扩张之举。先是严控“藩本”肆意行事，渐又不准货殖军需，后又除去平西王免吏之权，朝廷与三藩不睦渐明。
以后几年，双方各使心计，互相算计，先是吴三桂为揽事权，构衅苗蛮，借以生事用兵。藩属将士人众，一用兵动辄糜俸数万，各省输税尚显不足。不得已征税江南，每年需白银二千万两之多。康熙见吴三桂骄恣尤甚，先用与之龃龉者甘文琨为云贵总督，用以掣肘吴三桂。后将吴三桂送京治罪的云南巡抚朱国治放还原任，以示心迹。吴三桂见康熙如此作为，这才召集手下精心准备谋反事宜。这里先将朱国治等人严密监控起来，那边调动人马卡住要道关隘。着令手下将领兴军历练，军需粮秣细细盘备。
平西王吴三桂这里虽是准备谋反，可他心里一直在犹豫，真要和康熙闹翻吗？他时常想，世上的事就是如此，天理迢迢，轮回有序。此前自不待言，清顺治帝在位的时候对自己恩宠有加，有时心里想着满人怎会对自己如此放心？他们天天在皇宫里想的事情竟就如此简单？他们是否认为眼下还不是剪除自己的时候？亦或是在等更为强悍的皇帝出现？他还希望下一个皇帝能像顺治帝一样软弱一些才好。所以新帝一即位他就十分关心他的情况，开始几年，一个髫龄少年也没什么出奇的，只是听说几个议政王不大听他们祖母子的，所以吴三桂把工夫都花在收买王公大臣上了。可看看后来他们内斗越来越激烈，吴三桂还想着鳌拜若要真是主政了还不如这个毛孩子呢，因为鳌拜老奸巨滑，又多年征战，实难对付。可这小孩子能有什么出奇的，到时还不是要仰仗自己，况且从京里传回的消息说鳌拜把少帝欺负的够戗。自己正准备看鳌拜是怎么收场呢，突然传来康熙设计在宫中将鳌拜拿了，并很快庭议斩立决。这等霹雳手段让吴三桂出了不少冷汗，难道自己以前的想法都是真的？这时才细想当时京里传回的关于康熙的评说：少年老成，行事果断，满腹经纶，中兴之君。难道老了还让自己摊上这么一个主？唉！世上的事儿就是如此，善恶分明，必有因果，想当年自己有负天下，现如今老天爷派人来报复了。
康熙拿下鳌拜以后两年里还没什么，可老虎渐渐露出了他的利齿，先是收了吴三桂的大将军印，后又罢了吴三桂的除吏之权，吴三桂自己提请辞去云贵总管也照准。实际上吴三桂在康熙亲政之初并没有造反之心，可康熙肃清内患以后开始步步进逼。也是云贵这里摊子太大，一时尾大难除，自己想顺从，可这么大的家业不允许，这么多的特权不舍得，这么多年的准备又不能白费。可真要打起来自己能胜吗？最好是把南方数省占了，和康熙平分天下，最坏也要在云贵和康熙周旋起来，等着镇南王耿精忠和平南王尚之信他们行动起来，再与康熙决战；再想起在京城里的做人质的世子吴应熊，想他在京十数年，受了许多冷眼和屈辱，为平西王府在京城里笼络人心，网络党羽立下了汗马功劳，可真要打起来他不就……，想到这里吴三桂不敢想下去了。
一年来的形势发展也让吴三桂感到很被动，先是平南王告老，康熙准之，广东军权归尚之信；后有康熙召藩王进京，吴三桂召集谋臣计议多时决定称病不至。这时吴三桂已决意要反，他开始让手下谋士四处联络，合谋共举大事；结果耿精忠、尚之信都答应一道反了，广西的孙延龄受公主孔四贞钳制一时无法定议；陕西的王辅臣是自己的旧部原就待他不薄，加上他也屡受满人诬垢，想来不会有异；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各地都有不少地方官员和将领愿意归顺，甚至河南、河北也有前来投好者，看到这些吴三桂心里也有了一些豪气。谁知又是尚可喜这个老王八蛋竟上折自请撤藩，耿精忠又附之，这可把吴三桂气的七窍冒烟，商议多时无果，看看康熙也没什么动静，想他可能知道撤藩凶险。再说自己为大清戎马征战多年，这次他可能听从太皇太后那老太婆的话不会对自己真下手，所以也写了一个自请撤藩的折子交了上去。谁知这下正中下怀，这不前日刚传来京里消息，康熙假惺惺的让众臣在厅上争闹一番，然后自己采纳多数人的意见：同意撤藩！皇上的使者不日即到，怎么办？看来自己真是掉到康熙给自己挖的陷阱里去了。
吴三桂仔细盘算一下自己的优劣。自己的盟友不少，大多都兵镇各地，西南数省尤甚之，所以兵力上尚有一搏。虽然在汉人中自己的名声不好，但满清也好不到哪里去，大战一起民心应是各占一半。军队的准备也是如此，自己手下猛将如云，他们身经百战，对满清多有不满，眼下撤藩又牵扯到他们的身家性命，他们多会拼死相搏。至于自己的军队已是历练经年，而满清八旗却似失去了往日的锋健，相信自己的军队应该比满清的军队更强大，取得战争的胜利是可能的。还有就是战争的物质准备自己已做了多年，自己已有了一些连续作战的物质基础，包括钱、粮、兵器、枪械、火药等军需用物是充足的。而种种迹象表明清廷的战争准备并不充分，他们还有也兵马尚未调动，有些军需用具尚显不足。自己这里原就有所准备，近年四川有了个丁勉，自己这个娇客人不大，经商却是一等一的好手，川南的铁矿让他经营的红火。原来还担心朝廷控制南方钢铁用物，可自从有了这盐源铁矿，不仅自己队伍里兵器打造有了保证，而且还可向其他盟友提供些帮助；再有那盐业经营，正如他所说盐产量大了许多，周围逐省眼下吃盐要看他吴三桂的脸色了；粮食用了他种双季稻的主意，云贵各省粮食大增。从内心里吴三桂对丁勉越来越喜欢了。
可在这场围绕着撤藩与否而进行的斗争中，自己这里的劣势也很明显，清廷可利用他正统的名义号令天下，他们可以调动的战争工具比自己多，他能汇集全国的人力、物力来制服三藩。再一点三藩盟友多是一方枭雄，各怀异志，没有统一目的，更谈不上统一指挥，统一作战，战事一起怕是会各自保命，自顾自的多些。目前来看耿精忠对满清有家仇，而且他在福建让康熙挤兑的窝囊，打起来他是会尽全力的。而尚之信怕会脚踏两支船，真是如此战事一起，就要派兵在到他家门口逼一逼，他才会反。
不论如何眼下康熙已举起了刀，自己只有应战才有活下去的可能，故而此战已不可免！
注：明将郑芝龙降清，因其子郑成功不肯归附而被满人斩首。明总兵李成栋在吴淞率部降清，为清廷灭明立下大功，曾参与嘉定三日屠，嘉定城中数万军民无一幸免；后又组织江阴五日屠，江阴城中二十万军民仅存五十三人。但李成栋自恃功高，桀骜不逊，被满清斩杀于广东.
5、清朝一生可以说是辉煌还是腐败
现分三篇将台湾著名史学家对清朝历史的评价做一简明辑录，也算给自己的观点找一点对照。这些学者的论点和论据并不完全一样，但他们的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本篇为辑录的首篇，介绍他们对整个清朝历史的综合评价： 张其昀，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1949年以后，任台湾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长，1950年改任国民党宣传部长，1952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兼任秘书长，1954年任教育部长，1958年任国防研究院主任、院长，中华学术院院长，中华文化学院董事长。50年代末，主持编修清史，任台湾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台湾《清史》编纂后记中说： “明清递嬗之际，我国士大夫基于民族大义，崇尚气节，表现忠勇，单求恢复明室，而光大汉家天者，前仆后继。虽至事无可为，犹能秉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之故训。笃行实践。此种伟大精神，实天地间浩然正义之所寄，用能深入人心。终清之世，其间以民族大义相号召而反抗异族者，史不绝书，卒召致辛亥革命之成功。是则明代忠臣义士之肝脑涂地，其所得代价，乃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之异彩。” 萧一山，19岁时，由山西中学考入北京大学。21岁，所撰《清代通史》上卷完成，梁启超赠序刊行，随后推荐萧一山往清华大学任教。英国剑桥大学访问研究。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中央大学教授，北平文史政治学院院长，河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部聘教授及国民参政员。抗战胜利后，任蒋介石北平行辕秘书长。1948年，当选为“监察院”监察委员。1960年，任台湾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在清史研究方面有两个重要观点：一、他认为清史就是中国近代史；二、他认为清史就是民族革命史，并自诩为民族革命史观的创始人。他在台湾《清史》绪言中说： “清朝建国近300年，自入关迄逊位，亦268年，凡13朝（太宗天聪崇德两朝）12君，颇多英明之主：太祖太宗，创业开国，勇武睿智，自不必说。世祖年幼，赖多尔衮以为治，驾驭贰巨，混一天下，痛董妃之逝而思逃掸，其聪慧也有过人处。圣祖六十一年，是清朝培植根基的时候，文治武功，都很可观，因为他有好学不俗的精神，宽大爱民的治术，虽末叶稍流纵弛之弊，但休养生息，乃是守成必不可少的阶段。世宗刚毅明察，完全是政治家的作风，任法治，尚廉洁，吏道澄清，海宇又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的性质，扫除几百年颟顸无为的消极思想，社会出不至于停滞腐化而不进了。无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颇不易得人民的谅解，遂致有暴崩之传说。高宗席累朝之积德，作太平之粉饰，好大富功，稽古右文，虽有全盛的规模，却种衰弱的肇因。乾嘉以后，武力不竞，纪纲败坏，教徒纷起，民不聊少，但仁宗之醇厚，宣宗之节俭，皆有可称。只以19世纪为世界剧烈变动的时代，西力压迫，门户洞开，多少年民族革命的酝酿造成了太平天国的大乱，书生倔起，政权逐渐转移于汉人手中。文宗穆宗，撰懦童矣，曷能当此大局？然而他们也没有显著的失德。同治以后，完全是慈禧太后的天下了。她的才能敏捷，意态坚强，信用曾胡左李诸人，遂有中兴之盛业，惟好逸乐，贪财货，阉寺弄柄，吏治日偷，揽权竞势，顽固骄虚，内阻自强之机，外召联军之祸，卒为清室灭亡的最大原因。德宗毫无秦始皇的才干，偏有宋神宗的理想，以一个懦夫如何敌得过三次专政的宫廷老妇呢？结果变法无成，身被囚死，可怜亦复可哀！溥仪乳臭小儿，生父是亲贵的班首，嫡母乏西后的才略，大厦将倾，赖人支持，又不度德，不量力，自加斤伐，就不免土崩瓦解了。” “我们综论关内10帝，性格和成就都不相同，但是和明朝的君主比较，尚觉高明倍蓗；明朝除开国之君外，率多昏庸逸惰，不理朝政，一任权臣宦官胡闹；清朝只咸丰帝沉溺酒色，同治帝好作微行，可是也汉有像明武宗那样荒淫！慈禧隆裕宠用李莲英小德张，招权纳贿，也没有像明朝的“客魏之祸”。明君贤相，仁政惠绩，都比明朝来得多，权奸巨憝，苛政暴敛，也比明朝来得少。为什么我们的先民，还时时刻刻要打倒它呢？这显然是出于种族的关系。二百几十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完全为“蛮夷猾夏”的意识所驱使，何况“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又留下许多血痕呢？所以一部清史，实在可以说：就是一部民族革命史了。 吕士朋，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研究两年。历任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该校历史研究所指导教授兼所长。多年致力于明清史及东南业史之研究。他在《清代的理藩院》中说：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王朝的殿后朝代，如果吾人把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摆在平等地位，而不以汉族本位主义观点来看中国历史的话，那么清代毫无疑问地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王朝。有清一代的最大贡献，厥为对边疆的经营，使得近代中国的广大版图得以真正巩固而确定。虽清季衰世，列强交侵，尤其是俄国在1850年至1881年间，对我东北、西北边疆鲸吞蚕食，但至民国元年（1912）二月清帝退位之日，其遗留给中华民国的领土，仍广达1120余万平方公里。此一对我民族的丰功伟业，即以汉唐盛世版图相况，亦不能与之比拟。” 张玉法，台湾师范大学毕业，政治大学研究所硕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他在《清季的革命团体》中说： “清政府是一个不孚民望的政府，作为一个王朝，它在中期以后不能应付内忧外患；对臣民中绝大多数的汉人而言，它是异族统治者。中国古代以文化为本位，种族间的芥蒂不大，文王是西夷之人，舜是东夷之人，都可以成为中国的良君。宋代以前，夷狄之人或吸收中国文化而后入主中国，或入主中国后吸收中国文化，苟无种族歧视，都是被接受的。元朝不以平等待汉人，乃有朱元璋的民族其命。清代的情形，与元相似，自始即有种族之见所造成的冲突，及西方民族独立、民权革命等思潮输入，更增强了反满的情绪。 邓明炎，在《梁启超的生平及其政治思想》中说： “大清帝国是一个多变的时代，经过康雍乾三朝的盛世，嘉庆时已是盛极而衰，白莲教之乱最先亮起了红灯。道光时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敲开了闭关自守的门户，也暴露了满清政府的腐败。接着是洪秀全举起了民族革命排满的旗帜，虽然最后为以维护“名教”为号召的湘军所败，却已启发了汉人的民族思想，也提高了汉人在满清王朝的政治地位。鸦片战争失败后，国人已感觉国势之危弱，失败之可耻。林则徐、魏源、梁廷楠等均深知有模仿西法之必要。魏源更根据林则徐所编之《四川志》，及中外书志所栽，撰成《海国图志》一书，其自叙是书“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于是掀起了满汉朝臣的自强运动。初期中枢有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桂良，文样等赞助，疆吏则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各于辖区内推行新政。后期中枢主持人为醇亲王奕譞，李鸿章仍居重要地位，外省督抚中张之洞、刘坤一等全力从事建设，声望日隆，各方面均在向现代化迈进，一时颇有中兴气象。惟各种建设仅以军事为出发点，后期虽亦发展轻工业，仍未能把握重点。殊不知近代化国防尚须配合近代化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就军事言，当时的陆海军虽居东亚第一位，但甲午一战仍然败于日本，30年来所努力经营的自强运动的心血尽付流水。甲午战后，已证明在朝之救亡工作失败，亡国危机已迫在眉睫，遂激起在野的民间救亡运动。” 段昌国，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中兴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在《中国近代史》中说： “就中国历史来说，清朝是相当修明的朝代。无论是开疆拓土、行政规画，都不让于汉、唐；若说到外威、宦官，这些中国历朝的通病，清朝几乎免疫，可说还超美于前代。它在近代史上不幸的遭遇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中国传统中的夷夏观念，使它一直免不掉在种族立场上被歧视的地位；一是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大变局，使它一直承受着在民族立场上被侵略的地位。前者随时代的进步，其观念已湮没不彰，早被淘汰；后者却随时代的演变，愈演愈烈，回顾往事，仍然是更增愤慨。”
6、如何正确评价清朝?
现分三篇将台湾著名史学家对清朝历史的评价做一简明辑录，也算给自己的观点找一点对照。这些学者的论点和论据并不完全一样，但他们的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本篇为辑录的首篇，介绍他们对整个清朝历史的综合评价：
张其昀，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50年代末，主持编修清史，任台湾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台湾《清史》编纂后记中说：
“明清递嬗之际，我国士大夫基于民族大义，崇尚气节，表现忠勇，单求恢复明室，而光大汉家天者，前仆后继。虽至事无可为，犹能秉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之故训。笃行实践。此种伟大精神，实天地间浩然正义之所寄，用能深入人心。终清之世，其间以民族大义相号召而反抗异族者，史不绝书，卒召致辛亥革命之成功。是则明代忠臣义士之肝脑涂地，其所得代价，乃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之异彩。”
萧一山，19岁时，由山西中学考入北京大学。21岁，所撰《清代通史》上卷完成，梁启超赠序刊行，随后推荐萧一山往清华大学任教。英国剑桥大学访问研究。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中央大学教授，北平文史政治学院院长，河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部聘教授及国民参政员。抗战胜利后，任蒋介石北平行辕秘书长。1948年，当选为“监察院”监察委员。1960年，任台湾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在清史研究方面有两个重要观点：一、他认为清史就是中国近代史；二、他认为清史就是民族革命史，并自诩为民族革命史观的创始人。他在台湾《清史》绪言中说：
“清朝建国近300年，自入关迄逊位，亦268年，凡13朝（太宗天聪崇德两朝）12君，颇多英明之主：太祖太宗，创业开国，勇武睿智，自不必说。世祖年幼，赖多尔衮以为治，驾驭贰巨，混一天下，痛董妃之逝而思逃掸，其聪慧也有过人处。圣祖六十一年，是清朝培植根基的时候，文治武功，都很可观，因为他有好学不俗的精神，宽大爱民的治术，虽末叶稍流纵弛之弊，但休养生息，乃是守成必不可少的阶段。世宗刚毅明察，完全是政治家的作风，任法治，尚廉洁，吏道澄清，海宇又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的性质，扫除几百年颟顸无为的消极思想，社会出不至于停滞腐化而不进了。无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颇不易得人民的谅解，遂致有暴崩之传说。高宗席累朝之积德，作太平之粉饰，好大富功，稽古右文，虽有全盛的规模，却种衰弱的肇因。乾嘉以后，武力不竞，纪纲败坏，教徒纷起，民不聊少，但仁宗之醇厚，宣宗之节俭，皆有可称。只以19世纪为世界剧烈变动的时代，西力压迫，门户洞开，多少年民族革命的酝酿造成了太平天国的大乱，书生倔起，政权逐渐转移于汉人手中。文宗穆宗，撰懦童矣，曷能当此大局？然而他们也没有显著的失德。同治以后，完全是慈禧太后的天下了。她的才能敏捷，意态坚强，信用曾胡左李诸人，遂有中兴之盛业，惟好逸乐，贪财货，阉寺弄柄，吏治日偷，揽权竞势，顽固骄虚，内阻自强之机，外召联军之祸，卒为清室灭亡的最大原因。德宗毫无秦始皇的才干，偏有宋神宗的理想，以一个懦夫如何敌得过三次专政的宫廷老妇呢？结果变法无成，身被囚死，可怜亦复可哀！溥仪乳臭小儿，生父是亲贵的班首，嫡母乏西后的才略，大厦将倾，赖人支持，又不度德，不量力，自加斤伐，就不免土崩瓦解了。”
“我们综论关内10帝，性格和成就都不相同，但是和明朝的君主比较，尚觉高明倍蓗；明朝除开国之君外，率多昏庸逸惰，不理朝政，一任权臣宦官胡闹；清朝只咸丰帝沉溺酒色，同治帝好作微行，可是也汉有像明武宗那样荒淫！慈禧隆裕宠用李莲英小德张，招权纳贿，也没有像明朝的“客魏之祸”。明君贤相，仁政惠绩，都比明朝来得多，权奸巨憝，苛政暴敛，也比明朝来得少。为什么我们的先民，还时时刻刻要打倒它呢？这显然是出于种族的关系。二百几十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完全为“蛮夷猾夏”的意识所驱使，何况“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又留下许多血痕呢？所以一部清史，实在可以说：就是一部民族革命史了。
吕士朋，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研究两年。历任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该校历史研究所指导教授兼所长。多年致力于明清史及东南业史之研究。他在《清代的理藩院》中说：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王朝的殿后朝代，如果吾人把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摆在平等地位，而不以汉族本位主义观点来看中国历史的话，那么清代毫无疑问地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王朝。有清一代的最大贡献，厥为对边疆的经营，使得近代中国的广大版图得以真正巩固而确定。虽清季衰世，列强交侵，尤其是俄国在1850年至1881年间，对我东北、西北边疆鲸吞蚕食，但至民国元年（1912）二月清帝退位之日，其遗留给中华民国的领土，仍广达1120余万平方公里。此一对我民族的丰功伟业，即以汉唐盛世版图相况，亦不能与之比拟。”
张玉法，台湾师范大学毕业，政治大学研究所硕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他在《清季的革命团体》中说：
“清政府是一个不孚民望的政府，作为一个王朝，它在中期以后不能应付内忧外患；对臣民中绝大多数的汉人而言，它是异族统治者。中国古代以文化为本位，种族间的芥蒂不大，文王是西夷之人，舜是东夷之人，都可以成为中国的良君。宋代以前，夷狄之人或吸收中国文化而后入主中国，或入主中国后吸收中国文化，苟无种族歧视，都是被接受的。元朝不以平等待汉人，乃有朱元璋的民族其命。清代的情形，与元相似，自始即有种族之见所造成的冲突，及西方民族独立、民权革命等思潮输入，更增强了反满的情绪。
邓明炎，在《梁启超的生平及其政治思想》中说：
“大清帝国是一个多变的时代，经过康雍乾三朝的盛世，嘉庆时已是盛极而衰，白莲教之乱最先亮起了红灯。道光时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敲开了闭关自守的门户，也暴露了满清政府的腐败。接着是洪秀全举起了民族革命排满的旗帜，虽然最后为以维护“名教”为号召的湘军所败，却已启发了汉人的民族思想，也提高了汉人在满清王朝的政治地位。鸦片战争失败后，国人已感觉国势之危弱，失败之可耻。林则徐、魏源、梁廷楠等均深知有模仿西法之必要。魏源更根据林则徐所编之《四川志》，及中外书志所栽，撰成《海国图志》一书，其自叙是书“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于是掀起了满汉朝臣的自强运动。初期中枢有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桂良，文样等赞助，疆吏则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各于辖区内推行新政。后期中枢主持人为醇亲王奕譞，李鸿章仍居重要地位，外省督抚中张之洞、刘坤一等全力从事建设，声望日隆，各方面均在向现代化迈进，一时颇有中兴气象。惟各种建设仅以军事为出发点，后期虽亦发展轻工业，仍未能把握重点。殊不知近代化国防尚须配合近代化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就军事言，当时的陆海军虽居东亚第一位，但甲午一战仍然败于日本，30年来所努力经营的自强运动的心血尽付流水。甲午战后，已证明在朝之救亡工作失败，亡国危机已迫在眉睫，遂激起在野的民间救亡运动。”
段昌国，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中兴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在《中国近代史》中说：
“就中国历史来说，清朝是相当修明的朝代。无论是开疆拓土、行政规画，都不让于汉、唐；若说到外威、宦官，这些中国历朝的通病，清朝几乎免疫，可说还超美于前代。它在近代史上不幸的遭遇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中国传统中的夷夏观念，使它一直免不掉在种族立场上被歧视的地位；一是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大变局，使它一直承受着在民族立场上被侵略的地位。前者随时代的进步，其观念已湮没不彰，早被淘汰；后者却随时代的演变，愈演愈烈，回顾往事，仍然是更增愤慨。”参考资料：http://hi.baidu.com/yinran/blog/item/1e01d73f1a4ed6c27c1e7100.html
7、清代最鼎盛的时期经历了怎样的文化发展？
清代中叶是清朝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由恢复进入繁荣和发展。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休养生息，清朝人口大大增加了，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业产品日益丰富。明末以来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这时突破清初的限制和打击工商业的政策而急遽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在文化上也是有清以来的鼎盛时期。从官方来说，乾隆三十八年开设了“四库全书馆”，征求天下遗书，编辑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编辑，尽管从统治者的愿望来说是借此消灭反清文献，转移人们现实斗争的视线；但客观上，这种图书整理工作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的整理和保存，对于文化的发展也有一定贡献。从民间来说，这一时期考据学发达，并形成了后来的乾嘉学派，他们在整理和考订中国古典文献方面都有不少成就。乾隆后期，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清朝由盛而衰迅速走向败落。特别是乾隆末年和嘉庆初年爆发的历时九年，遍及川、楚、陕、豫、甘五省的白莲教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动摇了它的统治基础。
8、清朝康雍乾实行( )政策
这个命题太广了，关于经济方面的政策大概有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改土归流等等，军事方面大概是康朝的击败葛尔丹，平定三番，收复台湾。雍朝的是击败入侵新疆的准格尔部和反叛的罗卜藏丹津，乾朝的是平大小金川，苗疆，安西藏，统新疆，不过康雍乾三朝的帝王都对吏治很是重视，如果真要说实行什么一样的政策那可能就跟吏治有关吧。。
9、如何评价清朝
现分三篇将台湾著名史学家对清朝历史的评价做一简明辑录，也算给自己的观点找一点对照。这些学者的论点和论据并不完全一样，但他们的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本篇为辑录的首篇，介绍他们对整个清朝历史的综合评价：
张其昀，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1949年以后，任台湾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长，1950年改任国民党宣传部长，1952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兼任秘书长，1954年任教育部长，1958年任国防研究院主任、院长，中华学术院院长，中华文化学院董事长。50年代末，主持编修清史，任台湾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台湾《清史》编纂后记中说：
“明清递嬗之际，我国士大夫基于民族大义，崇尚气节，表现忠勇，单求恢复明室，而光大汉家天者，前仆后继。虽至事无可为，犹能秉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之故训。笃行实践。此种伟大精神，实天地间浩然正义之所寄，用能深入人心。终清之世，其间以民族大义相号召而反抗异族者，史不绝书，卒召致辛亥革命之成功。是则明代忠臣义士之肝脑涂地，其所得代价，乃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之异彩。”
萧一山，19岁时，由山西中学考入北京大学。21岁，所撰《清代通史》上卷完成，梁启超赠序刊行，随后推荐萧一山往清华大学任教。英国剑桥大学访问研究。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中央大学教授，北平文史政治学院院长，河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部聘教授及国民参政员。抗战胜利后，任蒋介石北平行辕秘书长。1948年，当选为“监察院”监察委员。1960年，任台湾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在清史研究方面有两个重要观点：一、他认为清史就是中国近代史；二、他认为清史就是民族革命史，并自诩为民族革命史观的创始人。他在台湾《清史》绪言中说：
“清朝建国近300年，自入关迄逊位，亦268年，凡13朝（太宗天聪崇德两朝）12君，颇多英明之主：太祖太宗，创业开国，勇武睿智，自不必说。世祖年幼，赖多尔衮以为治，驾驭贰巨，混一天下，痛董妃之逝而思逃掸，其聪慧也有过人处。圣祖六十一年，是清朝培植根基的时候，文治武功，都很可观，因为他有好学不俗的精神，宽大爱民的治术，虽末叶稍流纵弛之弊，但休养生息，乃是守成必不可少的阶段。世宗刚毅明察，完全是政治家的作风，任法治，尚廉洁，吏道澄清，海宇又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的性质，扫除几百年颟顸无为的消极思想，社会出不至于停滞腐化而不进了。无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颇不易得人民的谅解，遂致有暴崩之传说。高宗席累朝之积德，作太平之粉饰，好大富功，稽古右文，虽有全盛的规模，却种衰弱的肇因。乾嘉以后，武力不竞，纪纲败坏，教徒纷起，民不聊少，但仁宗之醇厚，宣宗之节俭，皆有可称。只以19世纪为世界剧烈变动的时代，西力压迫，门户洞开，多少年民族革命的酝酿造成了太平天国的大乱，书生倔起，政权逐渐转移于汉人手中。文宗穆宗，撰懦童矣，曷能当此大局？然而他们也没有显著的失德。同治以后，完全是慈禧太后的天下了。她的才能敏捷，意态坚强，信用曾胡左李诸人，遂有中兴之盛业，惟好逸乐，贪财货，阉寺弄柄，吏治日偷，揽权竞势，顽固骄虚，内阻自强之机，外召联军之祸，卒为清室灭亡的最大原因。德宗毫无秦始皇的才干，偏有宋神宗的理想，以一个懦夫如何敌得过三次专政的宫廷老妇呢？结果变法无成，身被囚死，可怜亦复可哀！溥仪乳臭小儿，生父是亲贵的班首，嫡母乏西后的才略，大厦将倾，赖人支持，又不度德，不量力，自加斤伐，就不免土崩瓦解了。”
“我们综论关内10帝，性格和成就都不相同，但是和明朝的君主比较，尚觉高明倍蓗；明朝除开国之君外，率多昏庸逸惰，不理朝政，一任权臣宦官胡闹；清朝只咸丰帝沉溺酒色，同治帝好作微行，可是也汉有像明武宗那样荒淫！慈禧隆裕宠用李莲英小德张，招权纳贿，也没有像明朝的“客魏之祸”。明君贤相，仁政惠绩，都比明朝来得多，权奸巨憝，苛政暴敛，也比明朝来得少。为什么我们的先民，还时时刻刻要打倒它呢？这显然是出于种族的关系。二百几十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完全为“蛮夷猾夏”的意识所驱使，何况“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又留下许多血痕呢？所以一部清史，实在可以说：就是一部民族革命史了。
吕士朋，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研究两年。历任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该校历史研究所指导教授兼所长。多年致力于明清史及东南业史之研究。他在《清代的理藩院》中说：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王朝的殿后朝代，如果吾人把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摆在平等地位，而不以汉族本位主义观点来看中国历史的话，那么清代毫无疑问地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王朝。有清一代的最大贡献，厥为对边疆的经营，使得近代中国的广大版图得以真正巩固而确定。虽清季衰世，列强交侵，尤其是俄国在1850年至1881年间，对我东北、西北边疆鲸吞蚕食，但至民国元年（1912）二月清帝退位之日，其遗留给中华民国的领土，仍广达1120余万平方公里。此一对我民族的丰功伟业，即以汉唐盛世版图相况，亦不能与之比拟。”
张玉法，台湾师范大学毕业，政治大学研究所硕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他在《清季的革命团体》中说：
“清政府是一个不孚民望的政府，作为一个王朝，它在中期以后不能应付内忧外患；对臣民中绝大多数的汉人而言，它是异族统治者。中国古代以文化为本位，种族间的芥蒂不大，文王是西夷之人，舜是东夷之人，都可以成为中国的良君。宋代以前，夷狄之人或吸收中国文化而后入主中国，或入主中国后吸收中国文化，苟无种族歧视，都是被接受的。元朝不以平等待汉人，乃有朱元璋的民族其命。清代的情形，与元相似，自始即有种族之见所造成的冲突，及西方民族独立、民权革命等思潮输入，更增强了反满的情绪。
邓明炎，在《梁启超的生平及其政治思想》中说：
“大清帝国是一个多变的时代，经过康雍乾三朝的盛世，嘉庆时已是盛极而衰，白莲教之乱最先亮起了红灯。道光时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敲开了闭关自守的门户，也暴露了满清政府的腐败。接着是洪秀全举起了民族革命排满的旗帜，虽然最后为以维护“名教”为号召的湘军所败，却已启发了汉人的民族思想，也提高了汉人在满清王朝的政治地位。鸦片战争失败后，国人已感觉国势之危弱，失败之可耻。林则徐、魏源、梁廷楠等均深知有模仿西法之必要。魏源更根据林则徐所编之《四川志》，及中外书志所栽，撰成《海国图志》一书，其自叙是书“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于是掀起了满汉朝臣的自强运动。初期中枢有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桂良，文样等赞助，疆吏则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各于辖区内推行新政。后期中枢主持人为醇亲王奕譞，李鸿章仍居重要地位，外省督抚中张之洞、刘坤一等全力从事建设，声望日隆，各方面均在向现代化迈进，一时颇有中兴气象。惟各种建设仅以军事为出发点，后期虽亦发展轻工业，仍未能把握重点。殊不知近代化国防尚须配合近代化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就军事言，当时的陆海军虽居东亚第一位，但甲午一战仍然败于日本，30年来所努力经营的自强运动的心血尽付流水。甲午战后，已证明在朝之救亡工作失败，亡国危机已迫在眉睫，遂激起在野的民间救亡运动。”
段昌国，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中兴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在《中国近代史》中说：
“就中国历史来说，清朝是相当修明的朝代。无论是开疆拓土、行政规画，都不让于汉、唐；若说到外威、宦官，这些中国历朝的通病，清朝几乎免疫，可说还超美于前代。它在近代史上不幸的遭遇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中国传统中的夷夏观念，使它一直免不掉在种族立场上被歧视的地位；一是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大变局，使它一直承受着在民族立场上被侵略的地位。前者随时代的进步，其观念已湮没不彰，早被淘汰；后者却随时代的演变，愈演愈烈，回顾往事，仍然是更增愤慨。”
10、在封建社会里，许多朝代在开朝之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请你举一个事例进行说明
是汉初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的主要原因。说 明汉初统治者对强秦速亡进行了反思，认识到暴政、滥用民力、严刑峻法是 导致人民造反的原因。因此，在战乱后，吸取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宽刑薄 赋，培养民力，采取恢复发展经济以稳定统治的措施。这就是休养生息政策 的基本点。讲解时应引据史实，强调汉初统治者能如实听取陆贾的意见，采 取正确的治国政策。汉初统治者是经过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几代人、几十年的努力才得以实现恢复经济，稳定统治的目 的的。恢复经济的关键是重视农业生产，汉景帝说的 农业是天下的根本的论述，识。
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结果是“海内殷富，国力充实”，出现了“文景之
治”的安定局面。对各项休养生息政策的具体措施，应指导学生分条款在教 材中划出并要求掌握。汉高祖时采取的措施有四条：
（一）士兵复员生产，免除若干年徭役；
（二）让战时逃亡在外的人回乡，发还田宅；
（三）释放奴婢为平民；
（四）定田租为十五税一。 汉文帝时又提出了两点改进措施：
（一）进一步减轻赋税和徭役，连续 12 年全免田租；
（二）徭役 3 年一次，减刑罚，废肉刑。汉景帝时，田租定为三十税一， 进一步减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