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玄理

1、关尹子的历史人物

关尹子：名喜，曾为关令，为道教的文始真人，与太上老君(即老子)同时，老子《道德经》五千言，是应他的邀请而撰著。著有《关尹子》九卷，被历代文人所推崇。
刘向谓：“喜著书凡九篇，名关尹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关尹子》九篇，旧题周尹喜撰。亦即后世所谓之文始真经也。其著是书，当在老子《道德经》后，而道亦近似，故《庄子·天下》叙古之道术以老子与关尹子并述。其大要在贵本重神，澹然无为，清静自守，独任虚无，随物因应。
尹喜，字文公，号文始先生，又称文始真人，他在道教中的地位较高。一说他是周至县龙乡闻仙里（今陕西周至县）人。或说他是天水（今甘肃天水市）人。周昭王时为函谷关令尹喜，先秦时圭阝县（今天水市人），母鲁氏，生喜。眼有日精，天日之表。少好坟（三皇之书）、索（八卦之书，书名）、素（《太公素 书》）、易（《易经》）之书。善天文秘纬。仰观俯察，莫不洞澈。不行俗礼，隐德行仁。后因涉览山水，于雍州终南山周至县神就乡闻仙里结草为楼，精思至道。 因以其楼观星望气，故号其宅为楼观。周王闻之，拜为大夫。后复招为东宫宾友。
相传老子骑青牛云游天下，以传讲道家学说经国济世，向西域开化。时任函谷关令的尹喜已知老子学识渊博，心藏大智，便叮嘱下属为有形貌脱俗之人，不得听任其 过关。自己还派人洒扫道路，焚点香火，恭候圣人到来。老子行至函谷关，尹喜闻讯，迎至家中，行弟子大礼，再三叩拜，敬请老子留下，但老子不肯，之后尹喜便 托病辞官，随老子一起西行，经关中、越秦岭、沿渭水受尽千辛万苦，行至他的故乡秦州伯阳。
老子和尹喜二人在伯阳龙山上筑庵讲道，一住便是好多年。老子日夜著书立德，修行练功，经常把自己的著述和所思所想讲给尹喜。老子为了使其学说得以广泛 传播，将所著《道德经》授于尹喜，独自西行，不知去向。尹喜铭记师父教诲，虔心研读《道德经》五千言，能解其奥妙，释其玄理，又自著九简，名曰《关尹子》（即尹真人文始经九篇），既高深，又广大，深得历代文人所崇拜，关尹子的贵清思想对中华清概念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此文以后成了道家经典之一，收录在《百子全书》之中。
司马迁《史记》记述了一个故事：老子久住周都研究道德学问，后见周朝衰败，就离开周都，到了函谷关，关令尹喜说：“您就要隐居了，请勉为其难为我们写 本书吧”。当时老子就写了一本书，分上下篇，阐述道德的内容，共5000多字。这就是历史上老子西度过函谷关留下《道德经》五千言的故事。尹喜是春秋战国 时的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后来，庄子称他为“古之博大真人”。
《列他传》曰：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星宿，服精华，医隐德仁行，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后回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与老子俱之流豆沙之西，服巨胜实，莫知其所终。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也记述尹喜得道经过：周康王时尹喜为巨大夫，后为东宫宾友，结草为楼，仰观乾象。一日，观见东方紫气西迈天文显瑞，知有圣人当度关而 西，乃求出为函谷关令。遇老子，迎为师，拜求至道；老子因接喜玉历三十五章及道德经五千言而去。喜欣争持诵，奉行道成。
尹真人得道成仙后，老君授他玉册金文，号文始先生，证位为无上真人，玉清上相，为天府四相之一。赐紫芙蓉冠，飞青羽裙，丹得绿袖，交泰霓裳，罗纹目黄级，九色之节，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统领八万仙士。元顺帝至元三年（1266）加封文始尹真人，无上太初博文文始真君。道教派别之一“楼观道”奉为祖师。
关尹在道教中地位崇高，常配祀于老子侧。《古今图书集成》载“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关尹喜见紫气，知有真人当过，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于是，关尹执弟子 礼，向老子请教，老子亦知其奇，应其所求，著道德经五千余言，留传世上，并尽传关尹以内外修炼之法。后随老子“俱游流沙，莫知所终”。
据有关史料记载，尹喜在日常生活中清虚自守，要求自己象射箭一样保持“心平体正”，并解释说：“非独射也。国之存也，国之亡也；身之贤也，身之不肖也；亦 皆有。以圣人不察存亡、贤、不肖，而察其所以也”。说明这种心平体正的修持方法，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法，不仅能够治身治国，而且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老子授其道德经并约定“后会蜀之青羊肆”。之后，喜托疾不仕隐居谷内，后入蜀，归栖于武当山三天门石壁下。公元五世纪，南朝人郭仲产《南雍卅记》载： “武当山有石门石室，相传云尹喜所栖之地”。武当山大顶之北有“狮子峰”，岩壁上有尹喜岩，一名仙岩。其下有涧名牛槽涧、青羊涧。留传有老子会访尹喜的神 话故事。元代刘道明《武当福地总真集》记尹喜岩“古有铜床玉案，今无”。元代罗霆震呤《尹仙岩》诗曰：
道之所隐即仙灵，心印函关道德经。不待邛州乘鹤去，此山仙己是天崖。
尚未找到尹喜的生卒年代，也不知其详细的生平事迹，但历代武当山志都记有他在武当山活动的踪迹。勿庸质疑，尹喜成为第一位来武当山实践，传播道家思想的历史人物。并被道教教徒尊称为“玉清上相”。

2、《答谢中书书》注释和译文

正文: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1)。青林翠竹，四时(2)俱备。晓雾将歇(3)，猿鸟乱鸣；夕日欲颓(4)，沉鳞竞跃(5)。实是欲界之仙都(6)。自康乐(7)以来，未复有能与(8)其奇者。

课下注释：
（1）本文选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四十六。
(2)五色交辉：这里形容石壁色彩斑斓。五色，古代以青、黄、黑、白、赤为正色。交辉，交相辉映。
(3)四时：四季。
(4)歇：消散。
(5）夕日欲颓：太阳快要落山了。颓，坠落。
(6)沉鳞竞跃：潜游在水中的鱼争相跳出水面。沉鳞，潜游在水中的鱼。
(7)欲界之仙都：人间天堂。欲界，佛教把世界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是没有摆脱世俗的七情六欲的众生所处境界，即指人间。仙都，神仙生活于其中的美好世界。
(8)康乐：指南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他继承他祖父的爵位，被封为康乐公。是南朝齐梁间文学家。
(9)与（yù）：参与，这里指欣赏。

译文:

山河的壮美，是自古以来人们共同谈论的话题。这里的高峰插入云霄，清流澄澈见底,河流两岸悬崖峭壁，在阳光下各种光彩交相辉映。苍青的密林和碧绿的竹子，一年四季常青葱翠。每当早晨，夜雾将要消歇，可听到灵猿丽鸟啼鸣；每当傍晚，夕阳将落，可见到水中的鱼儿竞相跳跃。这里实在是人间的仙境啊！自从谢灵运之后，还没有人能置身这佳美的山水之中。

单句剖析

《答谢中书书》最后一句话“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有什么言外之意？

这句话表达了作者要像谢灵运那样，陶情怡乐于这美妙的山水之中，抒发了归隐林泉的终身志趣。

情感：

自然景物的绮丽风光，本身就构成优美的意境，作家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感受，以饱和着感情的语言激起读者的兴致，从而形成文学作品的意境。山水相映之美，色彩配合之美，晨昏变化之美，动静相衬之美相互作用，构成一幅怡神悦性的山水画。全文只有68个字，就概括了古今，包罗了四时，兼顾了晨昏，山川草木，飞禽走兽，抒情议论，各类皆备。先以感慨发端，然后以清峻的笔触具体描绘了秀美的山川景色，最后以感慨收束。全文表达了作者沉醉山水的愉悦之晴与古今知音共赏美景的得意之感。这篇文章中有直抒胸臆的句子，文章开头写道“山川之美，古来共谈”，这个“美”字，是山川风物的客观形态，也是作者对山川风物的审美感受——愉悦，“实是欲界之仙都”，将在山水之中飘飘欲仙的得意之态表露无疑。“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自从谢灵运以来，没有人能够欣赏它的妙处，而作者却能够从中发现无尽的乐趣，带有自豪之感，期与谢公比肩之意溢于言表。

作者介绍

陶弘景(456年～536年)，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卒谥贞白先生。南朝南齐南梁时期的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医学家。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自幼聪明异常，十五岁著《寻山志》。二十岁被引为诸王侍读，后拜左卫殿中将军。三十六岁梁代齐而立，隐居句曲山（茅山）。梁武帝早年便与陶弘景认识，称帝之后，想让其出山为官，辅佐朝政。陶于是画了一张画，两头牛，一个自在地吃草，一个带着金笼头，被拿着鞭子的人牵着鼻子。梁武帝一见，便知其意，虽不为官，但书信不断，人称“山中宰相”。他的思想脱胎於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道教，杂有儒家和佛教观点。工草隶行书尤妙。对历算、地理、医药等都有一定研究。曾整理古代的《神农百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成《本草经集注》七卷，共载药物730种，并首创沿用至今的药物分类方法，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实分类，对本草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原书已佚，现在敦煌发现残本）其内容为历代本草书籍收载，得以流传。另著有《真诰》、《真灵位业图》、《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陶隐居本草》、《药总诀》等。
弘景自幼聪明，十岁读葛洪《神仙传》，便立志养生。不足二十，作诸王侍读。虽在公门，不善交际，专心读书。三十六岁辞官隐居。梁武帝早年便与陶弘景认识，称帝之后，想让其出山为官，辅佐朝政。陶于是画了一张画，两头牛，一个自在地吃草，一个带着金笼头，被拿着鞭子的人牵着鼻子。梁武帝一见，便知其意，虽不为官，但书信不断，人称“山中宰相”。
弘景为人，《梁书·处士传》称：“圆通谦谨，出处冥会，心如明镜，遇物便了”。又作浑天象，高三尺，刻有二十八宿度数，七曜行道，不但用于天文历法，对修道也有帮助。曾梦佛受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于是到阿育王塔自己发誓，受五大戒。大同二年去世，时年八十五岁（一说八十一岁），颜色不变，屈申自如，香气满山，数日不散。先生学问渊博，著述丰富，今列于后：《学苑》一百卷，《孝经》`《论语》序注十二卷，《三礼序》一卷，注《尚书》`《毛诗传》一卷，〈〈老子内外集〉〉四卷，〈〈玉匮记〉〉三卷，〈〈三国志赞述〉〉一卷，〈〈抱朴子注〉〉二十卷，《世语阙字》二卷，《古今州郡记〉〉三卷，并造〈〈西域图〉〉一张，〈〈帝王年历〉〉五卷，〈〈续临川康王世说〉〉二卷，《太公孙吴书略注》二卷，〈〈员仪集要〉〉三卷，〈〈七曜新旧术数〉〉二卷，〈〈风雨水旱饥疫占要〉〉一卷，〈〈算术艺术杂事〉〉一卷，〈〈卜筮略要〉〉一卷，〈〈灵奇秘奥〉〉一卷，〈〈举百事吉凶历〉〉一卷，〈〈登真隐诀〉〉二十四卷，〈〈真诰〉〉十卷，〈〈合丹药诸法式节度〉〉一卷，〈〈本草经注〉〉七卷，〈〈肘后百一方〉〉三卷，〈〈梦书〉〉一卷，〈〈效验施用方〉〉五卷，〈〈集金丹药白方〉〉一卷，〈〈服云母诸石方〉〉一卷，〈〈服食草木杂药法〉〉一卷，〈〈断谷秘方〉〉一卷，〈〈消除三尸诸要法〉〉一卷，〈〈服气导引〉〉一卷，〈〈人间却灾患法〉〉一卷。
另据唐李延寿〈〈南史〉〉：“撰而未讫又十部，唯弟子得之”，藏于敦煌石室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当是其中的一部。是现今为止，唯一记载〈〈汤液经法〉〉内容的医学文献，提出了五脏辩证的提纲，在《伤寒论》与《汤液经法》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可算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典巨著。他撰写的著作很多，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真诰》、《登真隐诀》、《养性延命录》、《集金丹黄白方》、《药总诀》、《华阳陶隐居集》等。能书善画，通琴棋医术。书法工于草隶，其画清真。书画有《二牛图》、《山居图、《瘗鹤铭》。

3、有人知道!历史上有吴猛这个人吗?

吴猛是晋朝的人，字世云。自幼就是非常孝顺的人。

刚入夏，吴猛发现父母的眼睛老是布满血丝，红红的。没有一点精神。他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经多次细心的观察，吴猛发现了原因。

原来吴猛家境非常贫寒，住在偏僻落后的地方。屋子破旧，又靠近小河边，所以蚊子异常多。可家中又穷得买不起蚊帐。所以每逢夏夜，满屋子的蚊子便嗡嗡的响，叮得父母这里一个包，那里一个包。搅得父母睡不了觉。

而且父亲每天都起早摸黑的到外面干活儿，在外已经被炎炎烈日晒得头晕脑胀，筋疲力尽了，回来后应该好好休息，睡一觉，第二天才有精神和体力继续干活。而母亲也要大清早就到外头去帮佣，赚一点钱补贴家用。劳累了一天的母亲也疲惫不堪。父母本应该好好的休息。可都因为蚊子叮的睡不好。原来已经很疲惫的父母，是因为蚊子叮得晚上睡不好觉，才经常眼睛里布满血丝。

吴猛非常心疼父母，很是着急。他想来想去，最后干脆就把衣服脱掉，先去躺在床上，任凭屋子里的蚊子来叮咬他。尽管蚊子那么多，统统围在他的身上，他还是忍耐着。为了父母，他能忍受着痛、忍受着痒，忍受这些蚊子在他身上任意的叮咬。因为他怕他赶走了这些蚊子后，蚊子再去叮咬他的父母，他不忍心让父母被咬，就任凭蚊子吃得饱饱的。希望蚊子叮了自己之后，不要再去咬父母。结果吴猛经常被蚊子咬得伤痕累累，满身是包。而且整个夏天都如此坚持下来。

4、读了陶渊明移居二首二这首诗的体会。800字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试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陶渊明于公元405年（义熙元年）弃彭泽令返回柴桑里，四年后旧宅遇火。公元408年（义熙七年）迁至南里之南村，是年四十七岁。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而”（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目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种乐趣岂不比什么都美吗？不要匆匆离开此地吧！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5、古诗《移居二首》的详细鉴赏是什么？

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向来以朴素平淡、自然真率见称。这种独特的风格，正是诗人质性自然的个性的外化。从这首诗来看，所写移居情事，原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但在诗人笔下款款写来，读者却感到亲切有味。所用的语言，平常如口语，温和高妙，看似浅显，然嚼之味醇，思之情真，悟之意远。如写移居如愿以偿：“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纯然日常口语，直抒人生见解。“何必”二字，率直中见深曲，映出时人普遍追名逐利的心态，矫矫脱俗，高风亮节，如松间白鹤，天际鸿鹄。又如诗人写和谐坦诚的邻里友谊，仅以“时时来”出之，可谓笔墨省净，引人遐想。欣赏奇文，状以“共”字，分析疑义，状以“相与”，均是传神笔墨。如果奇文自赏，疑义自析，也无不可，却于情味锐减，更无法深化移居之乐的主题。

6、玄学家的影响

从嵇康、阮籍、张湛、韩伯、陶渊明、袁宏等玄学家的思想可以看出，如果说，魏晋玄学是精致的形而上的哲理玄思，则当时的道教可谓是通俗的信仰和实践中的操作，这二者，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对此，汤用彤早已指出：“中华方术与玄学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术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其中演变之关键有二要义，一日佛，一目道。由此二义，变迁附益，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0”①牟宗三先生也说过：“道家工夫自心上作，而在性上收获。无论是‘不离于宗’之天人，或不离于精不离于真之至人、神人，皆是从心上作致虚守静之工夫。从此作虚静浑化之玄冥工夫，始至天人、至人、神人之境，而养生之义亦摄于其中矣。”这一论断甚为精透。道家本体的实体性、实在性，透过养生、长生说即可转化为神仙术。他又说：“通过修炼之工夫而至长生，成仙，则是顺道家而来之道教，已发于第二义。当然第二义亦必通于第一义。”他认为：“原始道家并不自此第二义上着眼，嵇康之《养生论》却正是自此第二义上着眼，而向、郭之注庄，却是自第一义上着眼。”②这是哲学与宗教的差别。由修行或服药登仙，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自化内化。不过，把玄学与道教的关系视为哲学与宗教，这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道教当时也出现了颇有哲理意味的著作，如《周易参同契》、《抱朴子》等。如果说玄学重在通过语言文字认识事物的方式是认知，则道教重在通过实践修炼认识事物的方式是证知。二者的终极目标都是形而上的哲理和信仰。这决定了道教与魏晋玄学之间不可能完全没有相互影响。例如，葛洪在《抱朴子·用刑》中说：“世人薄申韩，嘉老、庄之诞谈……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这里抨击的对象就是魏晋玄学，说明葛洪对魏晋玄学并非不知情。前面说过，王充、扬雄的思想是玄学的前导和渊源，而葛洪对这两个人都有极高的评价③，颇为欣赏他们的思想。这说明葛洪对玄学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其实，按《晋书》卷七二《葛洪传》和刘知几《史通·序传》的观点，葛洪也是玄学的清谈家之一。只是此说并未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佛教初传，为了扩大在本土的影响力逐附会玄学,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传教，因佛教开始流行，初与道家文化相结合，依附道教宏传，故有佛道之争，老子化胡之说。安世高与支谶等自西域东来译经，佛学渐盛，不过“佛教在汉世，本视为道术之一种，其流行之教理行为，与当时中国黄老方技相通。”中国古代文化以道家为本，在魏晋时代，老庄的玄学特盛，“方术与玄学，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士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以故般若学与老庄学相近。佛教到东晋时，其势大盛，西域大师接踵而来，中国寺僧，渐具规模。般若之学大行，谈玄说妙。最可称道者为罗什之东来，法显之西行，道安之领袖群伦，罗什之大开译业。什之门下十哲四圣，皆当时精研老庄的第一流学者。时北方世乱，道安高足慧远隐居匡庐，研究般若，毗昙，提倡弥陀净土，一时名贤大集，成为江南佛法之重镇。后有真谛之译唯识诸论，罗什法显等又译十诵、五分、四分等律。诸宗经论于是大备。从僧肇道生以来，中国佛教则因容纳了老庄道家的对规律性实在性等的认识，使佛性论原有的条件性相对性的成分继续保留的同时，真实性与永恒性的因素空前增长。中国化佛教肯定了真实无妄的本体世界的存在，突破了印度佛教的范围，弥补了印度佛教的逻辑断裂，使其认识得以进一步的深化。就此而论，佛教教义只有在中国化佛教中才真正走向了圆融之境，达到了佛教对宇宙人生认识的最高水平。由此佛教大为盛行。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南北朝时期佛教才逐步独立，至隋唐方高度发展并形成各种宗派。佛教般若思想大约是两晋之际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佛教徒借玄学的概念、命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以便使这种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但是，由于过多地使用老庄玄学概念、命题去比附译解般若经典，则使佛学在某种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玄学内部有许多的派别，如贵无派、崇有派、独化派等等，这些派别的影响使佛教内部发生分化，东晋时期，佛教内部因对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现了所谓“六家七宗”的争论。东晋时，玄学家虽然精通佛教，却不在注老庄列中运用佛教理论。南北朝道教也开始大量吸收老庄玄学理论构建神学。玄学衰落后分别被道教，般若，禅宗所继承。

7、求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的翻译和赏析，谢谢了。

移居二首
【其一】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⑴。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⑵。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⑶。
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⑷。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⑸。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⑹。
【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⑺。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⑻。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⑼。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⑽。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⑾。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⑿。[1]

作品注释：
⑴南村：各家对“南村”的解释不同，丁福保认为在浔阳城（今江西九江）下（见《陶渊明诗笺注》）。卜宅：占卜问宅之吉凶。这两句是说从前想迁居南村，并不是因为那里的宅地好。　 　⑵素心人：心地朴素的人。李公焕注云：“指颜延年、殷景仁、庞通之辈。”通，名遵，即《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之庞主簿。数：屡。晨夕：朝夕相见。这两句是说听说南村有很多朴素的人，自己乐意和他们朝夕共处。　
⑶怀此：抱着移居南村这个愿望。颇有年：已经有很多年了。兹役：这种活动，指移居。从兹役：顺从心愿。这两句是说多年来怀有移居南村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了。　
⑷蔽庐：破旧的房屋。何必广：何须求宽大。蔽床席：遮蔽床和席子。取足床席：能够放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取了。　
⑸邻曲：邻居，指颜延之、殷景仁、庞通等，即所谓“索心人”。据他的《与殷晋安别》诗云：“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可见殷景仁当时曾是他的邻居。抗：同亢，高的意思。抗言：高谈阔论或高尚其志的言论。谈在昔：谈论古事。这两句是说邻居经常来访，来后便高谈阔论往事。　
⑹析：剖析文义。魏晋人喜欢辩难析理，如《晋春秋》记载：“谢安优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娱。”陶渊明也不免有这种爱好。所谓析义，主要是一种哲学理趣，与一般分析句子的含义不同。这两句是说共同欣赏奇文，一起剖析疑难文义的理趣。
⑺这两句是说春秋多晴朗天气，恰好登高赋诗。　
⑻斟：盛酒于勺。酌：盛酒于觞。斟酌：倒酒而饮，劝人饮酒的意思。这两句是说邻人间互相招呼饮酒。　
⑼农务：农活儿。相思：互相怀念。这两句是说有农活儿时各自回去耕作，有余暇时便彼此想念。　
⑽披衣：披上衣服，指去找人谈心。厌：满足。　
⑾此理：指与邻里过从畅谈欢饮之乐。将：岂。将不胜：岂不美。兹：这些，指上句“此理”。这两句是说，这种邻里之间过从之乐岂不比什么都美？不要忽然抛弃这种做法。　
⑿纪：经营。这两句语意一转，认为与友人谈心固然好，但应当自食其力，努力耕作必有收获。

作品鉴赏：
【其一】
公元408年（晋安帝义熙四年）六月，陶渊明隐居上京的旧宅失火，暂时以船为家。两年后移居浔阳南村（今江西九江城外）。《移居二首》当是移居后所作。第一首写移居求友的初衷，邻里过往的快乐。 吟味全诗，每四句是一个层次。 前四句：“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追溯往事，以“昔”字领起，将移居和求友联系起来，因事见意，重在“乐”字。古人迷信，移居选宅先卜算，问凶吉，宅地吉利才移居，凶险则不移居。但也有如古谚所云：“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移居者不在乎宅地之吉凶，而在乎邻里之善恶。诗人用其意，表明自己早就向往南村，卜宅不为风水吉利，而为求友共乐。三、四两句，补足卜居的心情。“素心人”，指心性纯洁善良的人。旧说指殷景仁、颜延之等人。数，计算。诗人听说南村多有本心质素的人，很愿意和他们一同度日，共处晨夕。陶渊明生活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的时代，对充满虚伪、机诈、钻营、倾轧的社会风气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拨乱反正，只能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躬耕自给。卜居求友，不趋炎附势，不祈福求显，唯择善者为邻，正是诗人清高情志和内在人格的表现。 中间四句：“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由卜居初衷写到如愿移居，是诗意的转折和深化。兹役，指移居搬家这件事。“弊庐”，破旧的房屋，这里指简陋的新居。诗人再次表明，说移居南村的愿望早就有了，现在终于实现。其欣欣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说，只要有好邻居，好朋友，房子小一点不要紧，只要能遮蔽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以了，何必一定求其宽敞？不求华堂广厦，唯求邻里共度晨夕，弊庐虽小，乐在其中，诗人旷达不群的胸襟，物外之乐的情趣不言而喻。在对住房的追求上，古往今来，不少有识之士都表现出高远的精神境界。孔子打算到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居住，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太简陋，孔子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杜甫流寓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愁苦中仍然热切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推己及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刘禹锡为陋室作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铭》）其鄙视官场的卑污与腐败，追求高洁的品德与志趣，在审美气质上，和陶渊明这首诗有相通的一面。 最后四句：“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具体描写得友之乐。邻曲，即邻居。在公元411年（义熙七年）所作《与殷晋安别》诗中，诗人说：“去年家南里，薄作少时邻。”可知殷晋安（即前所说殷景仁）当时曾与诗人为邻。抗言，热烈地对谈。在昔，指往事。诗中所说的友人，多是读书人，交谈的内容自然不同于和农民“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限于农事（见《归园田居》），而带着读书人的特点和爱好。他们一起回忆往事，无拘无束，毫无保留地交心，他们一起欣赏奇文，共同分析疑难的文义，畅游学海，追求精神上的交流。诗人创作《移居二首》时，正值四十六、七岁的中年时代。这是人生在各方面均臻成熟的时期。中年的妙趣和魅力，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而且也愿意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和读陶渊明归田以后其它作品一样，《移居》二首给人的感受是鲜明而强烈的：诗人厌恶黑暗污浊的社会，鄙视丑恶虚伪的官场，但他并不厌弃人生。在对农村田园、亲人朋友的真挚爱恋中，他找到了生活的快乐，生命的归宿，心灵的慰安和休息。高蹈、洒脱而又热爱人生，恋念人生，独特而亲切的情调，情趣与理趣共辉，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魅力，首先来自对人生与自然的诗意般的热爱和把握。 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向来以朴素平淡、自然真率见称。这种独特的风格，正是诗人质性自然的个性的外化。从这首诗来看，所写移居情事，原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但在诗人笔下款款写来，读者却感到亲切有味。所用的语言，平常如口语，温和高妙，看似浅显，然嚼之味醇，思之情真，悟之意远。如写移居如愿以偿：“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纯然日常口语，直抒人生见解。“何必”二字，率直中见深曲，映出时人普遍追名逐利的心态，矫矫脱俗，高风亮节，如松间白鹤，天际鸿鹄。又如诗人写和谐坦诚的邻里友谊，仅以“时时来”出之，可谓笔墨省净，引人遐想。欣赏奇文，状以“共”字，分析疑义，状以“相与”，均是传神笔墨。如果奇文自赏，疑义自析，也无不可，却于情味锐减，更无法深化移居之乐的主题。而“共”与“相与”前后相续则热烈抗言之情态呼之欲出，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成为绝妙的诗句，赢得千古读者的激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评陶渊明《止酒》诗云：“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余反复味之，然后知渊明用意……故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堂吾何羡焉。步止于荜门之里，则朝市深利吾何趋焉。好味止于噉园葵，则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吾何乐焉。”要达到这种心境和生活，是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人生体验，才能对人生有睿智的领悟的，正如包孕万汇的江海，汪洋恣肆，波涛澎湃之后而臻于平静。陶诗看似寻常，却又令人在低吟回味之中感到一种特殊的魅力——“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等。读者读着这样的诗句，往昔对生活中一些困惑不解的矛盾，也许会在感悟诗意的同时豁然开朗，得到解释，以坦然旷达的胸怀面对万花筒般的人生。陶诗淡而有味，外质内秀，似俗实雅的韵致，在《移居》一诗中也得到生动地体现。[1] 　
　【其二】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试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陶渊明于公元405年（义熙元年）弃彭泽令返回柴桑里，四年后旧宅遇火。公元408年（义熙七年）迁至南里之南村，是年四十七岁。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目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种乐趣岂不比什么都美吗？不要匆匆离开此地吧！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