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简述 论语 的主要思想内容
《论语》一书主要是孔子弟子所记,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孔门后学七十子的门人所记,所以书中的称谓、体例和文章风格都不一致.据班固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从《论语》全书来看,决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班固这一判断和解释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柳宗元《论语辩》据书中记曾子将死,去孔子之后已数十年,认为是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纂辑.那么,《论语》的成书至早亦当在春秋战国之际. 《论语》在汉代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古论语》其书为古文,出孔子壁中,有二十一篇.《齐论语》是齐国学者所传,凡二十二篇.以上二本早已亡佚.《鲁论语》是鲁国学者所传,凡二十篇,就是现在通行的《论语》.南宋以后,合《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和《孟子》,号为《四书》. 《论语》所记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概念是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的差别的爱.而这个“爱”体现在孝、弟、忠、信的道德礼教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上.这是符合后来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的.因此,过去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利用孔子来巩固其统治,而尊之为“圣人”. 孔子处于矛盾复杂的过渡时代,他的某些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例如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如仲弓问政,他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冉求为季氏聚敛,他就严厉地谴责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是同情穷人的.公西赤使齐,冉求为其母请粟,与之五秉.他说:“君子周急不继富.”原宪为宰,辞粟九百,他说:“毋,以与你邻里乡党乎.”孔子的有关教育、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也有不少的精理名言,例如“有教无类”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多闻阙疑”、“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孔子生平最重诗教,曾对弟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对《诗经》价值的认识和诗歌创作的指导都具有重要意义.转
2、儒家养生思想的优点
儒家学派创始于春秋末期,后世把孔子、孟子作为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其学术思想被后世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封为正统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影响很大,自然也影响到养生学。
养生理念:
修身养性:仁德、孝道;
中庸平和:和为贵,欲而不贪;
饮食养生:美食、卫生;
兴趣广泛:“六艺” —— 礼、乐、射、御、书、数。
(一).修身养性
1. 倡仁德——施“仁”于人
儒家宣扬“仁‘的学说,孔子提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观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2. 讲孝道——敬老爱幼
《孟子》云: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孝者寿”)
3.“仁”者寿
孔子提出“仁者寿”,“智者寿”。“仁”是修养品德,勤奋学习的结果。仁德之人乐观大度,没有忧愁。孔子明确告诉后人说:
“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种勤奋好学品德是孔子所提倡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治学精神。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仁德之君子,心胸开朗,积极向上,精神乐观豁达,使自己处于平衡状态。
社会调查证明,与人为善有利于健康。美国耶鲁大学病理学家曾对7000多人进行跟踪调查,结果表明, 凡与人为善的人其死亡率明显降低。
(二).中庸平和
1. “和为贵”的人生理念
孔子在《论语》中曰:“礼之用,和为贵”。
《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和”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普遍具有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和”就是强调“天人调谐”,其包括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共生共荣、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和”的思想,
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养生健身之道,也是经商发财之道、社会发展之道。
2.“欲而不贪”,知足常乐
儒家提倡中庸之道,主张勤俭节用,克己复礼。
孔子曰:“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常以“修己”、“克己”约束自己,不放纵自己的欲望,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知足常乐的作用。《孟子
尽天下》也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论语》中指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赞扬其弟子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艰苦作风,抨击统治阶级的贪得无厌的丑恶行为。
3.因人而宜,养生“三戒”
孔子根据人的年龄不同,总结出著名的养生“三戒”有: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确为经验之谈。
4. 顺应天道,养气中和
西汉前期儒家大师董仲舒将中庸思想和养生相结合,强调养气中和。他说:“循天之道,以养其身;中者,天地之所始终;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这种以“天人感应”为中心,以中和之道养身健体的思想是颇有道理的。
(三).饮食养生
孔子是美食家,他很提倡饮食卫生,并提出饮食原则和宜忌,这是我国养生文献中有关饮食卫生的最早记载。
1. 饮食精美
《论语 乡党》中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礼记
内则》中言:“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甘滑”。这种顺应四时的饮食烹调,可使饮食精美,烹调味美,可增加食欲,促进吸收,有利健康。
2. 饮食卫生
孔子在饮食卫生方面提出“八不食”的膳食禁忌:
“食殪而霭不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酱不食”。
进食卫生提出:“食不言,寝不语”。这些饮食卫生要求对健康是有益的。
(四). 兴趣广泛
孔子一生颠破流离,能享73岁的高寿,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奇迹。除了他科学地遵循上面所谈的一些养生原则和方法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也是保证身心健康重要条件。孔子自言他的一生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的确是对他一生的生活的概括总结。孔子知识渊博,爱好广泛,他不仅精通诗、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对“六艺”
—— 礼、乐、射、御、书、数等各种活动都非常有兴趣。他十分欣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乐曲。正是这种广泛的性趣爱好,陶冶的性情,促进了健康长寿。
3、儒家养生思想是什么?
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强调精神调摄 《礼记·缁衣》说:“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养心与养形是养生的重要内容,然而精神与形体之间,具有统帅支配作用的是精神。养生首先要强调精神调摄,而最好的方法是减少物质欲望,即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人生存在着欲望是正常的,然而只能在社会许可的条件下实现欲望,不可有过分地要求,这就需要遵循“礼”的原则。正如《论语·颜渊》中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还提出了君子三戒,即“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行则从礼、君子三戒等内容,即为寡欲。儒家关于精神调摄的原则,在中医养生学思想中得到了阐发和应用。
二
注意身体护养 这也是儒家养生思想的一个方面。合理的安排生活、注意起居有时、劳逸适度、饮食有节等,是护养身体的基本原则。反之,如果不注意这些原则,“寝处不适,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这是需要予以注意的。
三
倡导饮食卫生 孔子对于饮食卫生十分重视,为了保证身体健康,他提出了饮食保健的原则,即《论语·乡党》中所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饮食精,则营养丰富,脍宜细,则味道美,可增进食欲,有利于消化吸收。并且,提醒人们一定要食新鲜、清洁的食物,以防止疾病的发生。他指出:“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则不食;色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贪。”强调了食品要精细、烹调要得当,进餐要定时,经久变味、腐败发臭的食物不宜食用等饮食卫生要求。同时,也提出了调和饮食五味,要顺应四时的原则。
儒家的养生思想,是极宝贵的养生经验,因而为历代养生家所遵循。时至今时,仍有其实用价值。
4、“论语”的思想核心是什么?
孔子思想核心的问题,是孔子研究中的最大问题。理论界对此的说法已不下十种,几乎穷尽了孔子思想的全部范畴,如:“礼”说,“仁”说,“忠君”说,“三纲”说,“孝”说,“仁孝”说,“忠恕”说,“中庸”说,“仁恕”说等,其中以“礼”说和“仁”说的影响较大。
一、“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之商榷
“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在现代的主要代表是蔡尚思先生,这里就想以蔡先生的观点为例来探讨。
如蔡先生的主要根据是:“孔子生长于鲁国,‘周礼在鲁’。孔子从少好礼,入周公庙问礼,而成为名闻天下的礼教家”;孔子还常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等;“孔子主张以礼治国,如说:‘礼让为国’,‘齐之以礼’”;“教育宗旨最重礼”,“强调‘不学礼,无以立’”;“以为礼的根本一直相因不变,礼的枝叶可以有所损益,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乃至经常批评别人不守礼,并主张“克己复礼”等;许多后儒如司马迁、柳宗元、张载、朱熹、顾炎武、王船山、颜元、阮元、章学诚、陈沣、张謇等,“都看出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1)
笔者认为,以上蔡先生所言均属事实,但这都值得商榷。第一,“孔子从小学礼,知礼,立于礼”与其思想的核心无因果关系。孔子生当重礼时代,他不学礼学什么?他从小学礼,难道将来其思想核心就一定是礼吗?
第二,“以礼治国”不是孔子的发明。这里先要解决几个问题:1、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孔子,有现实存在的孔子和被后人加工了的孔子,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哪一个孔子?回答应当是春秋后期现实存在的孔子。2、春秋后期现实存在的孔子至少又要一分为三:作为政治家的孔子、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和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我们现在研究的又是哪一个孔子?回答只能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3、如果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那么判定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的思想标准是什么?是看他从前人那里接受或继承了什么思想呢?还是看他自己创立了什么新思想?回答显然是以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为准。只有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才是他思想的真正精髓。如果说判定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应以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为准,那么蔡先生所引孔子对礼的全部论述都成了一纸空文,因为这些观点均不出自孔子,都是他前人的思想。如以《左传》为例:1、“礼让为国”。桓公二年载:师服说:“礼以体政”;僖公十一年载:内史过说:“礼,国之干也”等;2“教育宗旨最重礼”。昭公七年载:当年孟僖子办学时,教育宗旨就是礼;他只开一门课,就是教礼;还告戒学生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3、“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子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4、“批评他人不守礼”。如僖公三十二年载:王孙满说:“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5、“克己复礼”。昭公十二年载:孔子自己就说过:“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由此可见,孔子关于礼的主要思想无不来自前人,它根本不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不能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第三,“许多后儒都看出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不等于此说已成定论。这里蔡先生所举的人虽多,但笔者只想举一个人,即能说明问题。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孟子。孟子是公认的亚圣,名字长期与孔子相并,只有他最了解孔子和孔子思想的核心。孟子之所以为孟子,在于他压根儿就没有发展孔子的礼,而是发展了“仁”,“仁政”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如果蔡先生硬要将礼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孟之道”又该作何解释?
二、“仁是孔子思想核心”说以往论证之献疑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说,在现代的主要代表是匡亚明先生,这里就想以匡先生的观点为例来探讨。
如匡先生认为:“在《论语》中仁字出现109次,礼字出现75次,可见仁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孔子的仁包含哪几层意义?最通常的意思仍然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的另一层意思是修身,是对道德准则的遵从……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这是仁的第三层意思,是作为孔子人本哲学核心概念的仁的涵义”;“在《国语》中仁凡二十四见,基本意义是爱人,《左传》中仁凡三十三见,除爱人之外,其他几种德行也被称作仁,然而这些材料中反映的有关仁的思想,都是零散的,无系统的,思想内涵也是比较肤浅的,孔子在形成自己的思想时,抓住当时在意识形态中已经出现的仁的观念,明确它,充实它,提高它,使它升华为具有人道主义博大精深的人本哲学。”(2)
应当指出,匡先生的论证并不充分。第一,关于《论语》中仁、礼频数问题。应当肯定,这种频数统计对研究孔子思想的核心具有一定帮助,特别是再将《左传》、《国语》中仁、礼的频数与之比较,就更能说明问题。但是,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特定的学术范畴,学术范畴必须要用揭示其内涵的方法来证明,仅用频数统计来证明欠妥。
第二,对孔子的仁的内涵揭示不确。匡先生对孔子的仁的论证,只局限于伦理道德领域。应当说,把仁作为伦理道德,也是孔子前人的思想成果,不是孔子的新发明。如以《国语》为例:《周语》说:“爱人能仁”;“言人必及人”;《晋语》说:“为仁者,亲爱之谓仁”等。前引孔子自己的话也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这些谈的都是仁的伦理道德。匡先生所论孔子的仁,与蔡先生所论孔子的礼,在方法论上是一样的,都欠妥。
第三,关于孔子对仁的升华。首先,匡先生对《国语》与《左传》中仁的频数的统计不准,仁在《国语》中,至少62见;在《左传》中,至少39见;其次,在《左传》与《国语》中,仁虽都主要是伦理道德,但有时也有向政治领域跃进的趋向。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说:“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国语·周语》说:“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等。这是企图用仁来治国理民的思想萌芽,不能说这里的仁的思想内涵都“比较肤浅”。再次,匡先生对孔子的仁的思想内涵之揭示,全都停留在伦理道德领域,这种“人本哲学”本质上仍是伦理哲学,还不是政治思想,而孔子思想的本质是一种治国学说。
三、“孔子思想核心的其他说法”之一瞥
关于孔子思想的核心,理论界还有许多其他说法。笔者认为,这亦值得商榷。如:
第一,“礼、仁”说。“礼、仁”说的主要坚持者,据说是冯友兰先生。冯先生将“礼、仁”合起来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目的是想回避与调和孔子思想核心的“礼”说与“仁”说的矛盾,但冯先生这样做显然不合适:1、作为孔子的思想的核心,只能有一个学术范畴,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范畴,否则岂不成多核心了吗?2、冯先生将“礼”作为孔子的政治纲领,将“仁”作为其最高道德原则。这样,事实上还是承认“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要从属于礼,与“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本质相同。因此,将“礼、仁”合起来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说不通。
第二,“忠君”说。“忠君”说的主要坚持者是梁启超、易白沙、陈独秀诸先生,这种说法在“五四”时期很盛行。事实上,“五四”时期所有因反孔而成名的青年学者,他们无一懂得历史上的真孔子是什么样子,他们所砸碎的孔家店,严格说来是南宋朱熹开的朱家店。孔子代后人受过,冤哉,屈哉!忠君思想亦不是孔子的发明,如《左传》成公十年说:“君赐臣死,死且不朽。”相反,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也就是说,孔子的忠君是有条件的,如果君不“使臣以礼”,而臣只单方面“事君以忠”,那么“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4)。怎么能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忠君呢?
第三,“三纲”说。“三纲”说与“忠君”说实质相同,宋明理学即本于此。我们知道:“三纲”之为“三纲”,非孔子所发明,孔子至多是有点三纲思想的萌芽(当然笔者对此仍有异议,拟另文商榷)。“三纲”的形成过程是这样:始作俑者是法家的重要代表韩非,如《韩非子·忠孝》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后西汉董仲舒将其发展成“三纲”,如他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在东汉的白虎观会议上,一些学者正式用“三纲”来解经。因此,将“三纲”说成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这是自我作古。
第四,“孝”和“仁孝”说。本于前者者,据说是钱穆先生;本于后者者,据说是李石岑先生。应当指出:“孝”,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并且有将其作为政治思想的倾向,孔子对此曾持肯定态度。但如何将“孝”升华为政治思想,孔子未有突破性的理论贡献。“孝”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孔子之后提出来的,即出自《孝经》。《孝经》虽假托孔子所作,但《孝经》所引的孔子的语录,却在《论语》、《国语》、《左传》等枣记载孔子言行最早的文献中找不到。所以,“孝”不能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孝”说。该说的侧重点在“仁”,但李先生对“仁”的论证与匡亚明先生一样,也不充分。同时,亦有陷入“多核心”说之嫌。
第五,“忠恕”说、“中庸”说、“仁恕”说等。“忠恕”说的代表者是清初陈锡嘏。“忠恕”与“孝”一样,孔子只是将其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并且作为伦理道德范畴的“忠恕”在孔子之前亦已有之。中庸”说亦然,孔子只有中庸思想的萌芽,这种萌芽在孔子之前亦可找到,并且主要在伦理道德领域,把“中庸”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孔子以后的事。“仁恕”说与“仁孝”说一样,实质是仁,宗此说的是焦循,但他对“仁”的论证亦落俗套。因此,“忠恕”说、“中庸”说和“仁恕”说等,也均不能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四、“仁是孔子思想核心”之我见
笔者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不能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孔子的仁不是伦理道德,而是政治思想,即他已将仁的伦理道德升华成了一种政治思想,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国学说。以往关于“仁是孔子思想核心”的论证,最根本的缺陷,就是没从政治上看问题。
第一,把“仁”作为治国思想是孔子的新发明。孔子是怎样将仁的伦理道德升华成仁的政治思想的呢?以《论语》为例(下同):如《颜渊》说:“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继承了前人“出门如宾,承事如祭”的试图将仁超越伦理道德而向政治领域跃进的思想倾向。《卫灵公》说:“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这是对前人“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的思想的升华,明确提出了用仁来治国理民,仁已被当成政治思想。在《子路》中,孔子还预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对此,杨伯峻先生解释说:“假如有王者兴起,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大行。”(5)其说基本正确。正如毛泽东把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概括为“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并以此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一样,孔子把仁作为政治思想,确是前无古人的,它标志中国古代一种新的治国思想家的诞生。
第二,孔子对“仁”比对其他范畴都重视。从统计频数上来看,在《论语》中,仁的频数最多,109次;而礼只有75次。其中,他人讲仁25次,孔子自己讲仁84次,孔子自己讲仁的频数比礼的总数还多,表明孔子对仁的重视。在《论语》中,孔子的弟子及他人问仁的现象特别多,问仁包括问仁人,仁行等总计达20次,这与问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论语》中无孔子弟子问礼之记载,只有“林放问礼之本”(6)一则。可见,孔子及其弟子对仁重视的程度。在《左传》中,仁的频数为39次,礼为517次;而在《国语》中,仁为62次,礼为121次,礼的频数都远远超过了仁。在《论语》中,仁对礼在频数上的首次胜利,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仁对礼的第一个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第三,在对仁的伦理道德和仁的政治的问题上,孔子的着眼点始终不是个人伦理道德的仁,而是接近政治的仁。如《公冶长》说:“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杀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子曰:‘未之;焉得仁?’”又《宪问》说:“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子产也是这样,孔子先前受别人影响,认为其“不仁”,后听说他“不毁乡校”,感慨地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7)
第四,在孔子思想中,仁对礼具有统帅作用。特别当碰到仁礼冲突时,孔子则毫不犹豫地站在仁一边,让礼服从于仁。如《阳货》说:“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为什么如此关注“三年之丧期”?道理很简单:如《学而》载,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五、如何正确理解孔子的“克己复礼”
理论界坚持“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的人,经常援引《论语·颜渊》中的“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认为:“克己复礼”是孔子提出来的,目的是复礼,要害是复辟倒退。这一看法也值得商榷。
第一,“克己复礼”的发明权不在孔子。从上文可知,孔子自己就说过:“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
第二,“克己复礼”的目的不是“复礼”,而是归仁。因为孔子之前的人就说“克己复礼,仁也”;孔子讲的就更清楚了:“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怎么能说“‘克己复礼’的目的是‘复礼’”呢?
第三,孔子的“克己复礼”也不是复辟倒退,而是倡导“以仁治国”。《颜渊》中的这段语录分三层意思:1、“克己复礼,为仁。”这是孔子复述前人的“克己复礼,仁也”。2、“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句话不是对上句话的简单重复,或语气上的加重,而是对“克己复礼,仁也”的升华。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弄清什么是“天下”。古往今来,凡是解释这句话的人,之所以没解释通或解释对,原因都在对天下一词作了今文意义上的理解,即普天之下。事实上,“天下”在春秋以前是个专有名词,与今天的“国家”同义。那时的国,只相当于今天的省、自治区;家,只相当于县、乡,都是中央政权下属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且国与家根本不并称。以西周为例,周的王称天子,其整个统治区域称天下(即今之国家);周天子分封诸侯建国(即今之省、自治区);分封大夫立家(即今之县、乡),这样就形成了整个统治系统。如《诗·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是其证。如果将天下释为今之国家,那么,这句话的仁就再也不是伦理道德上的仁,而是政治上的仁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是:有一天在政治上做到了“克己复礼”,整个国家就实现仁的政治了。或者换句话说,礼的政治的尽善尽美就是仁的政治,仁的政治远比礼的政治的要求高,是对礼的政治的升华。这样,“克己复礼”就是由礼的政治过渡到仁的政治的桥梁。3、“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讲,作为政治的仁统帅下的伦理道德,包括了作为伦理道德的礼,礼是仁德的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
六、关于孔子的“仁”的几点补充说明
要科学地理解孔子的仁,还应对仁的政治的基本内涵、仁人与仁的政治的关系、以及怎样才能由仁的伦理道德过渡到仁的政治等,做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孔子的仁的政治的基本含义。应当指出,孔子虽将仁从伦理范畴升华成了政治范畴,首次提出了仁的政治的概念,但孔子始终没有使用“仁政”一词,“仁政”是后来孟子概括出来的。尽管孔子、孟子提出了仁政思想,但他们对仁政的基本含义却未阐释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扑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情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8)如同培根的物质内涵“在相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又“带着诗意的感情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一样,孔、孟都仍只用“仁者爱人”,或“仁者人也”、“仁也者人也”来说明仁政。这是不科学。那么,升华为政治范畴的仁的基本含义究竟应是什么?回答是“爱民”。爱人”与“爱民”虽一字之差,但真正搞清楚却是孔、孟以后的事。后来,中国的封建皇帝几乎都将“爱民如子”当作口头禅,事实上,就是在向人民表白:他们所实行的是孔、孟的仁政。不过,在《论语》中,孔子确有将“爱人” 转化为“爱民”的倾向,如《学而》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是怎样由仁的伦理道德概括出仁的政治的?仁作为伦理道德,在春秋后期是一种理想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概括成了一种理想的政治的。孔子的概括方式有二:一是把政治伦理化,同时把国家人格化。如《阳货》说:“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里的“天下”即今之国家;“仁”,即仁政;孔子在用伦理道德的恭、宽、信、敏、惠等概念来说明仁政,二是把个人群体(国家)化,把伦理政治化。如《尧曰》说:“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也许因为子张问的是“从政”的缘故,孔子在跟他谈个人的修养时,一下子就转到了治国的问题上,把个人置于国家的角度,把仁的伦理道德也理性化为政治,这里的第一个仁是伦理道德,第二个仁是政治思想。
仁人与仁的政治的关系。如《雍也》说:“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可见,仁的政治要由仁德的统治者来实现,但又不是所有仁德的统治者都能做到仁政,象尧、舜那样的仁人君主尚且“病诸”。也就是说,仁的政治的要求远比仁人高,从仁人到仁政还有相当的距离,要实现仁政必须花大力气才行。
七、从“仁”反思孔子的历史地位
过去,理论界有人虽曾肯定“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由于他们对仁的内涵揭示得不准,未能对孔子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的评价。相反,关于孔子的历史地位,理论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持“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的观点,即认为:“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就是要开历史倒车。”这种看法不对。
正如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重要命题一样,孔子的“克己复礼”表面上象是保守的,而实质上也是革命的。黑格尔的命题曾“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9),而孔子的命题亦受到了近视的封建领主的感激与同样近视的自由隐士的愤怒。如《颜渊》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又《微子》说:“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不要忘记:“克己复礼”的落脚点是“归仁”,仁是孔子的新世界观,所以“克己复礼”不是向旧礼治的简单回复,而是向更高的政治枣仁政跃进;“克己复礼”只是手段,而达到仁政才是目的;孔子是想在吸取旧礼治的积极因素的基础上,推进其仁政的改革。所以,“克己复礼”不仅不是要开历史倒车,而是变革社会的政治宣言。
从“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出发,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孔子的历史地位,最恰当的语言莫过于类比恩格斯对但丁的评价:“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0)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同时又是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的最初一位思想家。(11)作为封建领主制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孔子曾惋惜封建领主制,曾赞同当时流行的“礼让为国”、“周礼百世不变”等理论;作为统一中央集权制最初一位思想家,孔子则痛斥当时已腐败了的封建领主制是“天下无道”,并创立了新的、适合未来封建社会发展的统治思想枣仁政。中国古代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长期将孔子奉为圣人,岂虚然哉?
5、《论语》的中心思想
《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论范畴——中庸。仁,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折中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
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于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论原则。“仁”是《论语》的思想核心。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5)论语养生思想扩展资料:
作品赏析
《论语》的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纡徐含蓄的风格。还有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形象。同时语言浅近易懂,接近口语,也是一个特点。
后世影响
南宋时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元代延祐年间,科举开始以“四书”开科取士。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推行洋务运动,废除科举之前,《论语》一直是学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
6、《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论语》中记载的是孔子的语录、所以应该是指孔子的核心思想、也就是“仁”、引申为“爱人”(包含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政治思想:以德治民、反苛政和任意刑杀。希望恢复周礼、“克己复礼”。
教育思想:有教无类、首创私学、打破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
7、儒教的养生理论是怎样的?
儒家之教是崇奉孔子学说的一大学派,其思想主要是以孔孟学说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成为历代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儒教本不以养生为专务,然而其思想观念及道德行为规范里也含有养生学的基本原则,同样对中华养生学有深远的影响。
“仁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一部《论语》,“仁”字的出现有百余处,其含义之广远非仅仅是《说文》所谓的“仁,亲也”的意思了,更深层的则是其所谓“仁者爱人”,也即“泛爱众”。
儒家的仁爱思想也包括了孝悌、宽、信、敏、俭、恭、谦、温、刚、毅、勇等道德行为规范,是将追求至善至美的道德修养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把人的自我完善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如《论语》所谓“仁爱”,要求做到“忠恕”,待人以宽,赐人以惠;对己则应“罕言利”,节俭而谦恭有礼。儒家的鼻祖孔子不仅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弟子颜回大加褒扬,自己也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也。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这种思想品行的修为,从养生学的角度来看,也属于致寿之道。
所谓“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以及“仁者寿”等,反映了“修身”与“长寿”之间的内在联系。《春秋繁露》对此是这样认识的:“故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其身。是且多且治。”
至于《孔子家语》中说“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家乎”以及《孟子》中说:“养心莫善于寡欲”之类,则尤具有养生学的意义。
“孝悌”是儒家道德规范的又一项重要内容。诸如《论语》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等说法,固然反映了忠孝的封建伦理观,然而其中毕竟也有些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所尊奉的美德。
儒家所强调的“孝道”,主张对待父母尊长不仅要“养”,而且还要做到“敬”。孔子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世间皆以不孝为耻,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尊老、养老的道德风尚。儒家影响所及,就是像张仲景、孙思邈等这样的名医方家也以“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为己任。寿亲养老的论著更是层出不穷,养老之学蔚然大观。唐孙思邈《千金翼方》有“养老大”“养老食疗”等专论;宋元有《养老奉亲书》、《寿亲养老新书》等;明清有《寿世青编》、《寿养丛书》、《老老恒方》等等,对养生学的发展,尤其是对当今老年医学的研究很有帮助。
儒家十分重视“礼仪”,包括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各种礼节仪式等。儒家的“礼治”,是其施行德政的保证,十分繁琐,而涉及日常生活起居、婚丧嫁娶的一些制度,同养生有较直接的关系。
如生活起居,尤其是包含卫生方面,《论语》谈到了“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食不语”等等。
在睡眠方面,提出了“寝不言”以及“寝不尸,居不客”等等,这些认识是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
此外,《论语》还记载了康子馈药而孔子以“丘未达,不敢尝”为由拒服的故事,显然当时对药性不明的药物未可轻用已有所认识。古谚有所谓“不服药为中医”者,也许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婚姻嫁娶上,也有礼制。且抛开那些封建等级名分及繁文缛节的仪礼不谈,孔子所说的“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礼记·哀公问》)以及“娶妻避其同姓”(《国语·晋语》)等,却具有优生学的意义。
《论语·述而》载鲁昭公娶呈国女为妻,鲁、吴二国皆姬姓,昭公为饰其同姓通婚的非礼行为,将吴姬氏改姓名为吴孟子。于此可见“礼”的约束力之大,即使位居公卿者亦受其制约。
类似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近亲婚配的陋习。在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母系为了维持其家庭中的地位,时有采用中表联姻方式,以获得娘家的某些依靠。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又局限了“同姓不婚配”的优生意义。
“中庸”是儒家的思想行为准绳。所谓“中庸”,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和处事不偏不倚,“允执其中”;而礼则是衡量太过或不及的标准,此即“以礼节之”的意思。
《孔子家语·五仪解》所谓“劳逸过度者,疾共杀之”,便是中庸观念在养生方面的具体表现。其影响所及,养生学中几乎无不循为法式。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之“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淮南子·诠言训》说“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抱朴子·释带》之“人复不可绝阴阳(指房事)……唯有得其弟子宣之和,可以不损”,乃至于明成全《养生四要》之“人食必兼味者,相因欲其和也。无放饭、无流啜者,节之礼,谨防其过也……苟不知节,心餍足而后止,则气味之偏,其中和之气传之迟,斯成菀病之职”等等,莫不以其“允中”之道。
8、《论语》中的养生名言有哪些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提到过“三戒”,即“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也就内是人要根据不同的体质、年龄、生理、心理特点来养生。如果是青少年时期,机体发育尚不成熟,注意不要早婚,不要性生活太频。如果是壮年时期,身体强容健达到顶点,力量充沛,脾气也大,切记不要与人争斗,以免伤人伤己。如果是老年时期,体质已经虚弱,就要把名利看得淡一些,不要再苦心追求什么了。
9、《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仁是《论语》的核心思想。
仁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 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集,主要以语录和对话文体的形式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审美、道德伦理和功利等价值思想。《论语》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
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其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代代传授他的言论,并逐渐将这些口头记诵的语录言行记录下来,因此称为“论”;《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
清朝赵翼解释说:“语者,圣人之语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其实,“论”又有纂的意思,所谓《论语》,是指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载下来编纂成书。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作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其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论范畴——中庸。
仁,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折中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
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于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论原则。“仁”是《论语》的思想核心。
10、儒教的养生理论与养生方式分别是什么?
儒家之教是崇奉孔子学说的一大学派,其思想主要是以孔孟学说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成为历代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儒教本不以养生为专务,然而其思想观念及道德行为规范里也含有养生学的基本原则,同样对中华养生学有深远的影响。
“仁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一部《论语》,“仁”字的出现有百余处,其含义之广远非仅仅是《说文》所谓的“仁,亲也”的意思了,更深层的则是其所谓“仁者爱人”,也即“泛爱众”。
儒家的仁爱思想也包括了孝悌、宽、信、敏、俭、恭、谦、温、刚、毅、勇等道德行为规范,是将追求至善至美的道德修养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把人的自我完善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如《论语》所谓“仁爱”,要求做到“忠恕”,待人以宽,赐人以惠;对己则应“罕言利”,节俭而谦恭有礼。儒家的鼻祖孔子不仅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弟子颜回大加褒扬,自己也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也。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这种思想品行的修为,从养生学的角度来看,也属于致寿之道。
所谓“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以及“仁者寿”等,反映了“修身”与“长寿”之间的内在联系。《春秋繁露》对此是这样认识的:“故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其身。是且多且治。”
至于《孔子家语》中说“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家乎”以及《孟子》中说:“养心莫善于寡欲”之类,则尤具有养生学的意义。
“孝悌”是儒家道德规范的又一项重要内容。诸如《论语》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等说法,固然反映了忠孝的封建伦理观,然而其中毕竟也有些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所尊奉的美德。
儒家所强调的“孝道”,主张对待父母尊长不仅要“养”,而且还要做到“敬”。孔子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世间皆以不孝为耻,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尊老、养老的道德风尚。儒家影响所及,就是像张仲景、孙思邈等这样的名医方家也以“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为己任。寿亲养老的论著更是层出不穷,养老之学蔚然大观。唐孙思邈《千金翼方》有“养老大”“养老食疗”等专论;宋元有《养老奉亲书》、《寿亲养老新书》等;明清有《寿世青编》、《寿养丛书》、《老老恒方》等等,对养生学的发展,尤其是对当今老年医学的研究很有帮助。
儒家十分重视“礼仪”,包括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各种礼节仪式等。儒家的“礼治”,是其施行德政的保证,十分繁琐,而涉及日常生活起居、婚丧嫁娶的一些制度,同养生有较直接的关系。
如生活起居,尤其是包含卫生方面,《论语》谈到了“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食不语”等等。
在睡眠方面,提出了“寝不言”以及“寝不尸,居不客”等等,这些认识是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
此外,《论语》还记载了康子馈药而孔子以“丘未达,不敢尝”为由拒服的故事,显然当时对药性不明的药物未可轻用已有所认识。古谚有所谓“不服药为中医”者,也许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婚姻嫁娶上,也有礼制。且抛开那些封建等级名分及繁文缛节的仪礼不谈,孔子所说的“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礼记·哀公问》)以及“娶妻避其同姓”(《国语·晋语》)等,却具有优生学的意义。
《论语·述而》载鲁昭公娶呈国女为妻,鲁、吴二国皆姬姓,昭公为饰其同姓通婚的非礼行为,将吴姬氏改姓名为吴孟子。于此可见“礼”的约束力之大,即使位居公卿者亦受其制约。
类似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近亲婚配的陋习。在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母系为了维持其家庭中的地位,时有采用中表联姻方式,以获得娘家的某些依靠。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又局限了“同姓不婚配”的优生意义。
“中庸”是儒家的思想行为准绳。所谓“中庸”,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和处事不偏不倚,“允执其中”;而礼则是衡量太过或不及的标准,此即“以礼节之”的意思。
《孔子家语·五仪解》所谓“劳逸过度者,疾共杀之”,便是中庸观念在养生方面的具体表现。其影响所及,养生学中几乎无不循为法式。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之“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淮南子·诠言训》说“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抱朴子·释带》之“人复不可绝阴阳(指房事)……唯有得其弟子宣之和,可以不损”,乃至于明成全《养生四要》之“人食必兼味者,相因欲其和也。无放饭、无流啜者,节之礼,谨防其过也……苟不知节,心餍足而后止,则气味之偏,其中和之气传之迟,斯成菀病之职”等等,莫不以其“允中”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