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亭养生

1、红酒怎样喝才养生？

葡萄酒独有的含聚酚等有机化合物，使葡萄酒具有降低血脂、抑制坏的胆固醇、软化血管、增强心血管功能和心脏活动。又有美容、防衰老的功效。具体怎么样喝，因人而异：
1.消化不好的人
在胃中，60-100克葡萄酒，可以使正常胃液的产量提高120毫升(包括1克游离盐酸)。葡萄酒有利于蛋白质的同化;红葡萄酒的丹宁，可以增加肠道肌肉系统中的平滑肌纤维的收缩性。因此，葡萄酒可以调整结肠的功能，对结肠炎有一定的疗效。甜白葡萄酒含有山梨酸钾，有助于胆汁和胰腺的分泌。因此，葡萄酒可以帮助消化，防治便秘。
2.肥胖的人
葡萄酒有减轻体重的作用，每升干葡萄酒中含525卡热量，这些热量只相当人体每天平均需要热量的1/15。饮酒后，葡萄酒能直接被人体吸收、消化，在4小时内全-部消耗掉而不会使体重增加。所以经常饮用干葡萄酒的人，不仅能补充人体需要的水分和多种营养素，而且有助于减肥。
3.食欲差的人
葡萄酒鲜艳的颜色，清澈透明的体态，使人赏心悦目;倒入杯中，果香酒香年鼻;品尝时酒中单宁微带涩味，促进食欲。独特的葡萄酒风味和成份决定了它最适于佐餐，它不但能开胃、消食提高用餐质量，又使人兴奋、放松心情。
4.排尿系统不好的人
一些白葡萄酒中，硫酸钾、氧化钾含量校高，具利尿作用，可防止水肿和维持体内酸碱平衡。
5.体质差的人
很早以前，人们就认识到葡萄酒的杀菌作用。例如：感冒是一种常见的多发病，葡萄酒中的抗菌物质对流感病毒有抑制作用，传统的方法是喝一杯热葡萄酒或将一杯红葡萄-酒加热后，打入一个鸡蛋，搅拌一下，即停止加热，稍凉后饮用。研究表明：葡萄酒的杀菌作用是因为它含有抑菌、杀菌物质。
6.心血管系统有问题的人
同时红酒多酚可以增强一氧化氮的合酶，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而一氧化氮是血管调节器，负责扩张血管、能够降低高血压和调节内皮功能混乱。

基本原则
红葡萄酒配红肉类食物，包括中餐中加酱油的食物
白葡萄酒配海鲜及白肉类食物
中餐的搭配
红葡萄酒 川菜、烤鸭、烧肉、烧鸡、香菇、火腿、酱熏类食品
白葡萄酒 油炸点心、海鲜类、清蒸类
香槟酒 点心、鱼翅类
西餐的搭配
红葡萄酒 奶酪、火腿、蛋类、牛羊排、禽类、兽类、野味、内脏类
白葡萄酒 沙拉、奶酪、巧克力、鹅肝、海鲜、蜗牛
香槟酒 茶点、布丁、火鸡
搭配重点
1) 酒不可以喧宾夺主，从来都说“酒配菜”，没听说过“菜配酒”的。所以，酒的味道不可以压过菜味。放一口菜在嘴里，再饮一口酒，如果感觉不到菜的味道了，那么这款酒的选择就需要再考虑了。酒与菜的关键是两者要相互补充。
2) 不可调和的因素切勿勉强结合，比如硬朗的红葡萄酒配鱼是很不恰当的，清淡和微妙的红、白葡萄酒配四川辣椒或香菜炒牛肉也是很蹩脚的。但是，寻找一种相互补充的方式，比如干性粗纤维的鸡片与圆润丰厚的白葡萄酒，冲喉微辣的菜与丰厚浓香的桃红酒都是很好的搭配。 曾经把普罗旺斯的桃红葡萄酒带到“俏江南”，发现竟是“百搭”的酒，配辛辣的菜肴相得益彰。

2、夏季养生有什么原则?

夏季气候由温转热，是万物茂盛秀丽的季节，艳阳普照，地气蒸腾，天地之气交合，此气候环境对生物的生长发育十分有利，如能适应夏季气候，正确调养，就可使机体积蓄充足的阳气，从而提高人的抵抗能力，以适应秋冬之季气候的变化。

《养生论》上说：夏季称作蕃秀，天地之气相交，万物开花结果，人们应夜卧早起，沐浴朝阳，使心情平静，不要恼怒，使花成果，使气得泄，这就顺应夏季之气候，符合养生的规律。不然就伤心，到秋季就发生疾病，因为夏季养生之气储备不足，冬天到了病就会加重。书中还说：夏季天气炎热，应当吃豆类消暑，不可一味地饮用热食。不要饮温汤，不要吃得太饱，不要在湿处睡觉，不要穿湿衣服。

农历四月是夏季的第一个月，又称孟夏。这个月是天地交泰、万物开花的季节，应当晚卧早起，来接受天地之精气。不要大怒大泄，愤怒与发泄都会伤元气。衣服应当穿暖和。这个月肝脏功能渐渐减衰，心脏功能渐渐增生，应当增加酸味，减少苦味，来补肾助肝，调养胃气。要节制房事来壮肾水，应当静养来平息心火。

夏天喝水多，胃液易被冲淡，从而降低了胃液的杀菌能力，易使细菌进入肠道。湿热的气候环境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食物极易腐烂变质。因此，夏季更要把好病从口入关。夏季炎热，不能只图一时之快，过于避热趋凉。《颐身集》指出：“夏季心旺肾衰，虽大热，但不宜吃冷淘冰雪、蜜水、凉粉、冷粥。”不然，饮冷无度会使腹中受寒，导致腹痛、呕吐、下痢等胃肠道疾病，这对中老年体弱者尤为重要。此外，还应注意不在室外露宿，睡眠时不要用电扇直吹，避免在树阴下、水亭中及过堂风很大的过道久停，因老年人气血虚弱，加之夏天人体腠理开疏，如不留心防寒，很容易受风而患瘫，手足麻木，甚则半身不遂等。

从小暑至立秋，人们俗称“伏夏”，是全年气温最高，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根据“春夏养阳”的原则，中医养生家发现，一些冬季常发生的慢性疾病及一些阳虚阴盛的疾病，往往能够通过伏夏的调养，使病情好转甚至痊愈。

3、中国养生的好地方在那里？

国内最适合养生的百5处地方，老少皆适宜

旅行到世界边缘

百家号03-3108:50

浙江天台山，不但自然风光绮丽秀美，而且人文积淀深邃厚实。山上林木茂密，河谷纵横，千年古刹、兵堡古寨散度落其中，蕴含了人文底蕴的深厚与古迹遗存的神秘。是绿色绝佳养生的旅游胜地。

湖北武当山，自古以来，它以天下第一仙山的显赫地位，吸引了众多高真逸士到此隐居问、修炼、养生。

终南山，这里山美水秀答、奇石异洞，山环水绕，构成了一处人间仙境。终南山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隐居者修行胜地，山中景色怡人，山谷寂静清幽，时时云雾缭绕胜似人间仙境，到这里住的隐修者深居浅出于山峦之中。

湖北神农架，这里飞禽走兽时常出没草丛，翔天之间。一切是那样地和谐版宁静，自在安详。这里还有着优美而古老的传说和古朴而神秘的民风民俗，人与自然共同构成中国内地的高山原始生态文化圈。

承德避暑山庄，山庄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这里有金碧辉煌的殿堂，也有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有热闹权非凡的“买卖街”，也有着田园风光的“山乡春野”。实在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乘凉纳爽的好地方。

4、苏东坡被贬之后的影响，心情，经历是怎样的？谁知道啊？

苏东坡被贬之后心情
明人曹臣所编《舌华录》载，苏轼一日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苏轼也以为不够恰当。爱妾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

治平元年（1064），仁宗逝而英宗继位。治平时期甚短，也是苏家之多事之秋。苏轼十九岁时所娶之妻王弗与老父苏洵在此期间内相继亡故。王弗是苏故乡一带之青神人，嫁给苏轼时年仅十五岁，小于他的丈夫三岁。死时年仅二十六岁，给他留下六岁的儿子苏迈。夫妻情感甚笃。十年之后，苏轼在知密州任上写有著名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词来怀念她。苏轼为父守制后，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第二位太太以后生了苏迨、苏过兄弟，后者以后也是一位诗人，但其成就远不及其父。

当苏轼兄弟重返京师时，已是神宗熙宁二年（1069），整个国家都卷入了王安石变法的浪潮之中。苏轼因反对变法，被安石一派“巧抑其资”，任为杭州通判（通判是皇帝派往地方监督地方的副职，公告命令都要由他与正长官共同签署，因称通判）。当然，这在艺术上也成全了苏轼，使他由嘉佑、治平时期的发轫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诗人以西湖风光、江浙山水为中心主题，写下了大量传世佳作，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同时，也开始尝试写词，并入手便得大家风范，虽然此时尚未进入他自己那种独特的豪放风格。

然而，苏轼并非脱离政治、流连山水的山水诗人，而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民本”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基础，这样，就势必与王安石以加强皇权、增加中央府库（以对国民加重赋敛为主要手段）为根本方针的变法发生冲突。这样，在他歌吟西湖风光的诗句里，就时时透露出他对社会的深沉思考和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辩。这一类的诗，开 这些或直露，或含蓄地抨击时事的诗作，埋下了诗人政治恶运的种子，磨蝎宫星座的寒光很快就要使他遭受苦难。果然，在他转任密州、徐州之后，元丰二年（1079），苏轼四十四岁时，在他刚刚调到湖州（今浙江的吴兴）任上时，就被新贵们以作诗讥讽新法、讪谤罪逮捕入狱。同年八月十八日入御史台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监狱的代称。

苏轼在狱中，写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诗句，格调凄惋。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经过130天的勘察后，结案出狱，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名义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为官办民间团防组织之副职。宋代文人地位高，即使是罪犯，亦仍有一个虚职在身。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轼即奔赴贬所，二月至黄州。先寓居定惠院，随寺院的和尚起火吃饭，此时惊魂未定，再加上与和尚同住，所写之作品，皆凄冷孤高，似不食人间烟火语：“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至五月迁居临皋亭，住江边之驿舍，比寺院略好些，但生活依然无着，遂于元丰四年，申请到了离城东不到半英里的一块约十英亩的荒地，躬耕其中，并自号东坡居士。此即“东坡”之号的由来。次年二月，他在东坡山脚下，盖起了一座五房的堂舍，因是在雪中落成，因名“雪堂”。

黄州流放，不仅使苏轼成为了东坡，并且使苏轼的人生观念、艺术创作、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影响贯穿他的后半生，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上真正意义的苏东坡。

诗案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轼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确认和评价人生的意义。

 苏轼在黄州住了四年零两个月，元丰七年三月改贬汝州（在京城所在的河南，说明朝廷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善）。苏轼利用迁移的机会，先南下九江，与和尚诗友参寥一起游览了庐山，题写了《题西林壁》那首著名的哲理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颇合佛理禅思。

随后，奔赴筠州（今江西高安），看望了弟弟子由，然后折回北上，经金陵时，会晤了退休宰相王安石。是政敌却又是诗友的两位文坛巨匠这次相会甚为欢洽，两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王安石亦已被排挤出朝，闲居江宁，尽管他仍然受着神宗的眷顾，但两人的理想抱负同样以失败告终。两人谈诗论词，参禅悟道，至有钟山卜邻之约：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次荆公韵四绝》见《苏轼诗集》P1251）

元丰八年（1087），神宗病故，年仅十岁的小皇帝哲宗继位，由他的祖母（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原本就不同意儿子的所作所为，听政后，立即启用旧党，反变法派的著名领袖司马光回朝执政，苏轼被启用为登州（今山东蓬莱）太守。苏轼在这里仅仅逗留了五天，写下著名的《登州海市》诗。“海市蜃楼”极难见到，苏轼自己说是：“祷于海神广德王之庙，明日见焉。”不知是苏轼有特异功能，还是他的运气好，抑或只是幻觉、想象，总之：“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登州海市》）。虚虚幻幻，空灵飘渺。

苏轼于这方面颇为灵异，此一事例之外，他的另一首诗记载他曾经目睹过类似UFO的奇异经历，那是在熙宁四年（1071 ）十一月，苏轼在赴杭途中，夜宿于江苏镇江金山寺上，山僧苦留他看晚霞落日。突然之间，在墨黑的夜空，出现耀眼的火光，照得满山通亮：“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椋。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苏轼在此四句诗下特意自注：“是夜所见如此”，可知是真见而非幻想。

哲宗元佑元年（1086），苏轼回朝后，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再迁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些都是接近皇帝的职务，由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转为中央政府的秘书长，最后，享有了翰林学士的荣衔，这是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荣衔，有些类似现在的院士，并且负责为皇帝起草诏命文告。苏轼也就从罪人成为重臣，从诗人转为政治家。

然而，苏轼“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在政治上，他的民本思想与司马光所代表的上层官僚的意见相左，他认为应对王安石的新法存利去弊，不能一概否定，并进一步主张将以前变法时从民间重敛来的钱币还用于民。这些主张，必然与强大的上层官僚阶层发生矛盾。

与司马光等是政治上的矛盾，与二程（程颐、程颢）则是哲学、思想上的矛盾。从本质上来说，是东坡“任天而动”的性格及其追求个性独立的自由观，与旨在从伦理、道德、精神上强化封建统治的理学思想发生矛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洛蜀党争”（二程为洛阳人，苏轼为蜀人）。

元佑八年时间里，在太后的庇护下，苏轼官运尚好，但心情却“无日不在煎熬中”（王文诰《苏诗总案》语）。他进一步体味到个性束缚、人性扭曲的痛苦。此期间他以题画诗为代表作，如《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等。

元〖八年九日，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这个小皇帝一直在忍耐着，憋着劲要“绍述”先帝的事业。现在，机会到来，苏轼比之黄州更残酷、更漫长的厄运降临了。

绍圣元年（1094），朝廷以苏轼起草制诰“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读学士（皇帝的教师）等职务官衔，先贬英州（广东英德），接着，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降官，最后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惠州在岭南，当时属瘴疠不毛之地，远非黄州内地可比。苏轼以六十岁老迈之身，流放岭南，由于有过黄州的经验，他的思想也更趋于成熟，他时时地用佛老的思想看待这一切，形成苏东坡式的顿悟和解脱。在一篇《记游松风亭》游记中，他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禅悟的过程：

余尝寓居惠州嘉〗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

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

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

忽得解脱。若人悟此，.......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此处之“止息、熟歇”，既是旅途意义上的休息，也暗示人生之休歇，人为什么一定在达到某种目标才能休息，正如攀山本不一定要达到山顶的亭宇，处处可以歇脚，悟得此，就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在海中纵游一般。惠州虽远，又有什么不可以养老的呢？遂于惠州白鹤峰买地数亩，起盖房屋，作久居之地。

随遇而安，成为东坡晚年贬谪生活的一大特色，他与当地百姓情深意笃━━苏轼与百姓的关系一直很好，这与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民本”思想有关。但在惠州之前，他大多是从一个好官的角度，为百姓谋利，这表现在他与王安石派及司马光派两派的争论上，更表现在他在地方州守任上，为当地民众所做的好事。譬如他在徐州任上，遇到黄河决口，洪水直淹徐州城下，苏轼“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奋战七十余日，终于保住了城池；在杭州任上时，则修浚西湖，现在杭州西湖仍有著名的苏堤，以纪念他的功绩。惠州之后，苏轼由官为民，这就更使他与民混然一体，他也在民众的生活、特殊的风俗中得到了乐趣。他曾写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食荔支二首》）

在惠州，苏轼曾推广秧马，建立水力碓磨，将中原的科技介绍到这里。

东坡的另一首《蝶恋花》词：“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

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结句将东坡游松风亭“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的禅思以凄婉的韵律、美妙的形象高度凝炼地概括出来，遂成千古绝唱。但又谁知，这种旷达豪放之中，又蕴含多少酸人之泪！故东坡晚年之伴侣王朝云始终不敢歌唱此词。

王朝云是苏轼在杭州任上买下的侍女，当时还只有十二岁，晚年时，特别是在惠州时期，朝云一直陪伴他。应该视其为东坡的第三位夫人。东坡自绍圣二年（1095）开始禁欲以养生，因为中国古人相信性生活于人伤害很大。。当时朝云亦只有三十余岁，但与东坡在精神世界里，却颇为相得。此年盛夏，朝云染于瘟疫去世。苏轼将她葬在城西丰湖边的山脚下（此处亦称西湖）。苏轼曾写有《西江月》词，以梅来凭悼朝云。

然而，苏轼却不能在朝云的墓前长相厮守。当权者感到苏轼太快活了。传说是由于苏轼的一首洒脱的诗引起的。苏轼诗云：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纵笔》见《苏轼诗集》P2203）

当政者章敦（字子厚）当年曾是苏轼的好友，如今却是东坡的政敌。他读到此诗，颇感不悦，说“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于是有了再贬海南儋州的命令。

这次被贬的以苏轼为首的元〖党人，都被贬到了最险恶的偏远之地。史载是当政者根据每人的名字来决定其贬谪之地。苏轼字子瞻，因贬儋州，子由贬雷州，黄庭坚字鲁直，贬宜州。当时，一位测字先生曾经预测：子由所在之雷州，头上有雨水，情况最好，子瞻的儋州有人在，也可生还，唯有鲁直的宜州，宜字去头，恐怕性命难保。后来，果然都一一应验了。

而当时，苏轼却“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他将家属留在惠州，只身携带幼子苏过过海，全家人痛哭决别。

七月，苏轼抵达儋州（今海南儋县）。生活之苦难，更超过黄、惠二州。初到时，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当地官吏张中景仰东坡，派人稍加修葺，当局得知，将东坡逐出，并追究了张中的责任。东坡在桄榔林中自己动手搭茅屋，自命为“桄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

5、苏东坡与儋州历史渊源是什么

治平元年（1064），仁宗逝而英宗继位。治平时期甚短，也是苏家之多事之秋。苏轼十九岁时所娶之妻王弗与老父苏洵在此期间内相继亡故。王弗是苏故乡一带之青神人，嫁给苏轼时年仅十五岁，小于他的丈夫三岁。死时年仅二十六岁，给他留下六岁的儿子苏迈。夫妻情感甚笃。十年之后，苏轼在知密州任上写有著名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词来怀念她。苏轼为父守制后，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第二位太太以后生了苏迨、苏过兄弟，后者以后也是一位诗人，但其成就远不及其父。

当苏轼兄弟重返京师时，已是神宗熙宁二年（1069），整个国家都卷入了王安石变法的浪潮之中。苏轼因反对变法，被安石一派“巧抑其资”，任为杭州通判（通判是皇帝派往地方监督地方的副职，公告命令都要由他与正长官共同签署，因称通判）。当然，这在艺术上也成全了苏轼，使他由嘉佑、治平时期的发轫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诗人以西湖风光、江浙山水为中心主题，写下了大量传世佳作，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同时，也开始尝试写词，并入手便得大家风范，虽然此时尚未进入他自己那种独特的豪放风格。

然而，苏轼并非脱离政治、流连山水的山水诗人，而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民本”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基础，这样，就势必与王安石以加强皇权、增加中央府库（以对国民加重赋敛为主要手段）为根本方针的变法发生冲突。这样，在他歌吟西湖风光的诗句里，就时时透露出他对社会的深沉思考和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辩。这一类的诗，开 这些或直露，或含蓄地抨击时事的诗作，埋下了诗人政治恶运的种子，磨蝎宫星座的寒光很快就要使他遭受苦难。果然，在他转任密州、徐州之后，元丰二年（1079），苏轼四十四岁时，在他刚刚调到湖州（今浙江的吴兴）任上时，就被新贵们以作诗讥讽新法、讪谤罪逮捕入狱。同年八月十八日入御史台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监狱的代称。

苏轼在狱中，写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诗句，格调凄惋。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经过130天的勘察后，结案出狱，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名义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为官办民间团防组织之副职。宋代文人地位高，即使是罪犯，亦仍有一个虚职在身。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轼即奔赴贬所，二月至黄州。先寓居定惠院，随寺院的和尚起火吃饭，此时惊魂未定，再加上与和尚同住，所写之作品，皆凄冷孤高，似不食人间烟火语：“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至五月迁居临皋亭，住江边之驿舍，比寺院略好些，但生活依然无着，遂于元丰四年，申请到了离城东不到半英里的一块约十英亩的荒地，躬耕其中，并自号东坡居士。此即“东坡”之号的由来。次年二月，他在东坡山脚下，盖起了一座五房的堂舍，因是在雪中落成，因名“雪堂”。

黄州流放，不仅使苏轼成为了东坡，并且使苏轼的人生观念、艺术创作、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影响贯穿他的后半生，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上真正意义的苏东坡。

诗案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轼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确认和评价人生的意义。

 苏轼在黄州住了四年零两个月，元丰七年三月改贬汝州（在京城所在的河南，说明朝廷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善）。苏轼利用迁移的机会，先南下九江，与和尚诗友参寥一起游览了庐山，题写了《题西林壁》那首著名的哲理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颇合佛理禅思。

随后，奔赴筠州（今江西高安），看望了弟弟子由，然后折回北上，经金陵时，会晤了退休宰相王安石。是政敌却又是诗友的两位文坛巨匠这次相会甚为欢洽，两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王安石亦已被排挤出朝，闲居江宁，尽管他仍然受着神宗的眷顾，但两人的理想抱负同样以失败告终。两人谈诗论词，参禅悟道，至有钟山卜邻之约：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次荆公韵四绝》见《苏轼诗集》P1251）

元丰八年（1087），神宗病故，年仅十岁的小皇帝哲宗继位，由他的祖母（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原本就不同意儿子的所作所为，听政后，立即启用旧党，反变法派的著名领袖司马光回朝执政，苏轼被启用为登州（今山东蓬莱）太守。苏轼在这里仅仅逗留了五天，写下著名的《登州海市》诗。“海市蜃楼”极难见到，苏轼自己说是：“祷于海神广德王之庙，明日见焉。”不知是苏轼有特异功能，还是他的运气好，抑或只是幻觉、想象，总之：“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登州海市》）。虚虚幻幻，空灵飘渺。

苏轼于这方面颇为灵异，此一事例之外，他的另一首诗记载他曾经目睹过类似UFO的奇异经历，那是在熙宁四年（1071 ）十一月，苏轼在赴杭途中，夜宿于江苏镇江金山寺上，山僧苦留他看晚霞落日。突然之间，在墨黑的夜空，出现耀眼的火光，照得满山通亮：“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椋。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苏轼在此四句诗下特意自注：“是夜所见如此”，可知是真见而非幻想。

哲宗元佑元年（1086），苏轼回朝后，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再迁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些都是接近皇帝的职务，由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转为中央政府的秘书长，最后，享有了翰林学士的荣衔，这是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荣衔，有些类似现在的院士，并且负责为皇帝起草诏命文告。苏轼也就从罪人成为重臣，从诗人转为政治家。

然而，苏轼“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在政治上，他的民本思想与司马光所代表的上层官僚的意见相左，他认为应对王安石的新法存利去弊，不能一概否定，并进一步主张将以前变法时从民间重敛来的钱币还用于民。这些主张，必然与强大的上层官僚阶层发生矛盾。

与司马光等是政治上的矛盾，与二程（程颐、程颢）则是哲学、思想上的矛盾。从本质上来说，是东坡“任天而动”的性格及其追求个性独立的自由观，与旨在从伦理、道德、精神上强化封建统治的理学思想发生矛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洛蜀党争”（二程为洛阳人，苏轼为蜀人）。

元佑八年时间里，在太后的庇护下，苏轼官运尚好，但心情却“无日不在煎熬中”（王文诰《苏诗总案》语）。他进一步体味到个性束缚、人性扭曲的痛苦。此期间他以题画诗为代表作，如《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等。

元〖八年九日，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这个小皇帝一直在忍耐着，憋着劲要“绍述”先帝的事业。现在，机会到来，苏轼比之黄州更残酷、更漫长的厄运降临了。

绍圣元年（1094），朝廷以苏轼起草制诰“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读学士（皇帝的教师）等职务官衔，先贬英州（广东英德），接着，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降官，最后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惠州在岭南，当时属瘴疠不毛之地，远非黄州内地可比。苏轼以六十岁老迈之身，流放岭南，由于有过黄州的经验，他的思想也更趋于成熟，他时时地用佛老的思想看待这一切，形成苏东坡式的顿悟和解脱。在一篇《记游松风亭》游记中，他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禅悟的过程：

余尝寓居惠州嘉〗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

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

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

忽得解脱。若人悟此，.......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此处之“止息、熟歇”，既是旅途意义上的休息，也暗示人生之休歇，人为什么一定在达到某种目标才能休息，正如攀山本不一定要达到山顶的亭宇，处处可以歇脚，悟得此，就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在海中纵游一般。惠州虽远，又有什么不可以养老的呢？遂于惠州白鹤峰买地数亩，起盖房屋，作久居之地。

随遇而安，成为东坡晚年贬谪生活的一大特色，他与当地百姓情深意笃━━苏轼与百姓的关系一直很好，这与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民本”思想有关。但在惠州之前，他大多是从一个好官的角度，为百姓谋利，这表现在他与王安石派及司马光派两派的争论上，更表现在他在地方州守任上，为当地民众所做的好事。譬如他在徐州任上，遇到黄河决口，洪水直淹徐州城下，苏轼“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奋战七十余日，终于保住了城池；在杭州任上时，则修浚西湖，现在杭州西湖仍有著名的苏堤，以纪念他的功绩。惠州之后，苏轼由官为民，这就更使他与民混然一体，他也在民众的生活、特殊的风俗中得到了乐趣。他曾写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食荔支二首》）

在惠州，苏轼曾推广秧马，建立水力碓磨，将中原的科技介绍到这里。

东坡的另一首《蝶恋花》词：“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

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结句将东坡游松风亭“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的禅思以凄婉的韵律、美妙的形象高度凝炼地概括出来，遂成千古绝唱。但又谁知，这种旷达豪放之中，又蕴含多少酸人之泪！故东坡晚年之伴侣王朝云始终不敢歌唱此词。

王朝云是苏轼在杭州任上买下的侍女，当时还只有十二岁，晚年时，特别是在惠州时期，朝云一直陪伴他。应该视其为东坡的第三位夫人。东坡自绍圣二年（1095）开始禁欲以养生，因为中国古人相信性生活于人伤害很大。。当时朝云亦只有三十余岁，但与东坡在精神世界里，却颇为相得。此年盛夏，朝云染于瘟疫去世。苏轼将她葬在城西丰湖边的山脚下（此处亦称西湖）。苏轼曾写有《西江月》词，以梅来凭悼朝云。

然而，苏轼却不能在朝云的墓前长相厮守。当权者感到苏轼太快活了。传说是由于苏轼的一首洒脱的诗引起的。苏轼诗云：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纵笔》见《苏轼诗集》P2203）

当政者章敦（字子厚）当年曾是苏轼的好友，如今却是东坡的政敌。他读到此诗，颇感不悦，说“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于是有了再贬海南儋州的命令。

这次被贬的以苏轼为首的元〖党人，都被贬到了最险恶的偏远之地。史载是当政者根据每人的名字来决定其贬谪之地。苏轼字子瞻，因贬儋州，子由贬雷州，黄庭坚字鲁直，贬宜州。当时，一位测字先生曾经预测：子由所在之雷州，头上有雨水，情况最好，子瞻的儋州有人在，也可生还，唯有鲁直的宜州，宜字去头，恐怕性命难保。后来，果然都一一应验了。

而当时，苏轼却“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他将家属留在惠州，只身携带幼子苏过过海，全家人痛哭决别。

七月，苏轼抵达儋州（今海南儋县）。生活之苦难，更超过黄、惠二州。初到时，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当地官吏张中景仰东坡，派人稍加修葺，当局得知，将东坡逐出，并追究了张中的责任。东坡在桄榔林中自己动手搭茅屋，自命为“桄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

6、剑三昆仑养生斋风雨亭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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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养生的历史背景，养生的产生，养生文化的起源。

道教养生学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渊源于中国最古老的原始巫教，是先秦神仙家思想、老庄道家炼养学说及秦汉方仙道、黄老道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道教的创立一样，道教养生学的产生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道教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基于东汉后期政治黑暗、社会动乱；道教养生学的问世则是先秦两汉科学文化发展的结果。

在哲学思想方面，处于社会大变革风云中的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了道家、儒家、墨家、阴阳家、兵家、名家、法家、纵横家、神仙家等，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诸子百家之中，除道家、神仙家对道教气功养生学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最大以外，儒家、墨家、阴阳家亦有相当的影响。

我国古代有“生死有命”的说法。《孔子家语·本命题》说，“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优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则必有终矣。人始生而有不具备者五焉，目无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后有见；八月生齿，然后能食；期而生膑，然后能行；三年囟合，然后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后能化。阴穷反阳，故阴以阳变；阳穷反阴，故阳以阴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齿，八岁而龀，二八而化；女子七月生齿，七岁而龀，二七而化。一阴一阳奇偶相配，然后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于此也。”即把生死的变化归结于阴阳的运动，认为随着阴阳两种原素的不断地消长，人的一生从婴儿、少年、中年，以至老年、死亡，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应该承认，这种观点是不悖科学的。

当然，儒家内对于性命的看法也是有分歧的。如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认为性乃所受于天，故存心养性乃所以事天。夭寿皆命，对之不存疑虑，惟修身以立命。立命即肯定自己的性命。

荀子对于命的态度，则讲制而用之。他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荀子·天论》），主张制裁天命而利用之。命虽然是有的，但人不应止于待命，而当设法控制它，利用它。这是荀子独有的思想。

《易传》中也颇讲命。《象传》云：“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系辞传》云，“乐天知命故不忧。”《说卦传》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后来的学者即把这些观点看作是儒家对于性命的一贯心传，并把易学惟崇为阐述性命至理、天人合一的理论。

儒家的这些性命学说，许多观念都为道教养生学所吸收，尤其荀子人定胜天的“戡天”思想和《周易》的理论体系，对道教养生学的影响更加深刻广泛。

墨家对道教气功养生学的影响，主要是它的五行学说与人为的变化观。我国古代的五行说，初期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认为水、火、金、木、土是构成整个世界的五种最基本的物质。到了战国时期，这种思想为唯心主义所剽窃，产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派。他们把五行排列成相生相胜的系列，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之，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这就是所谓“常生常胜”。邹衍的这种循环、凝固的“五行常胜说”，对于我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后期墨家打破了这种学理，在五行相生相胜的旧说上，提出了“五行毋常胜”的新主张。《墨子·经下》说，“五行毋常胜，说在宜。”《经说下》解释说：“五○金、水、土、木、火、离。然火烁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金之府水，火离木。若识麋与鱼之数，唯所利。”在这段文句中，既驳五行相胜之说，亦斥五行相生之言。

谭戒甫先生解释说：“金、水、土、木、火五者，皆彼此相附丽，并非相生，故曰金水土木火离。何以故?以水聚藏于金而火附丽于木耳。”正如同“麋之所利，于山之林；鱼之所利，在川之水。故林盛而麋赴焉，水大而鱼藏焉。若能识别此道，则水非生于金而木非生火，可以恍然悟矣。”

至于相胜，也不是凝固不变的。相反，因其质与量的多少，因其种种机运，而发生变化。如金与火的关系，金少火多，则能把金熔销；反之金多火少，则能把火熄灭。王充《论衡·命义篇》云：“譬犹水火相更也，水盛胜火，火盛胜水，遇其主而用也。”也认为五行相胜是随着矛盾双方质与量的变化而变化，并没有一套僵化的发展程序。

墨家的这种辩证的五行学说，不仅批判了邹衍等人对五行的神秘思想和形而上学观，也为后来的道教辩证地探索自然与科学，开辟了一条道路。在道教内，无论是汉唐之际的外丹派，还是宋元时期的内丹派，他们都吸收了墨家的这种辨证的思想。

如《周易参同契》中关于五行的论述，即与墨家一脉相承。书中说：“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处，木火为侣。”这是以墨家五行附丽说立论。在此基础上，《周易参同契》进一步提出了“五行错王”的学说。书中说：“五行错王。相据以生，火性销金，金伐木荣。”元俞琰解释说：“金生水，木生水，此常道之顺五行也。今以丹法言之。则木与火为侣，火反生木；金与水合处，水反生金。故曰五行错王，相据以生也。”（《周易参同契发挥》卷中）。也就是说，五行的变化既有一般规律，即“常道”；亦有特殊规律，即“错王”。而修炼丹道的关键，正是在于掌握运用五行变化的特殊规律。

这种特殊规律又被叫作“五行颠倒术”。张伯端《悟真篇》说：“震龙汞自出离乡，兑虎铅生在坎方，二物总由儿产母，五行全要入中央。”宋翁葆光解释说：“汞为震，龙属木，木生火，木为火母，火为木子，此常道之顺也。及乎朱砂属火，火为离，汞自砂中出，却是火返能生木，故曰儿产母也。太白真人歌曰：‘五行颠倒术，龙从火里生’……铅为兑，虎属金，金生水，金为水母，水为金子，此常道之顺也。及乎黑铅属水，水为坎，银自铅中生，却是水返能生金，故曰儿产母也。太白真人歌曰：‘五行不顺生，虎向水中生。’”（《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卷4）。所谓“五行顺兮，常道有生有灭；五行逆兮，丹体常灵常在”，正是高度地概括了内丹修炼一个基本原则。

从《周易参同契》的“五行错王说”，到《悟真篇》的“五行颠倒术”，其思想的源头都是墨家的五行毋常胜说。

墨家讲变化。《墨子·经上》说：“化，征易也。”《经说上》解释说：“化，若蛙为鹑。”变化的形态是多样的。《经上》说：“为、存、亡、易、荡、治、化。”《经说上》解释说：“为，亭合，存也；病，亡也；买、鬻，易也，霄、尽，荡也；顺、长，治也；蛙、屈，化也。”认为这些变化并非皆出于自然，如亭台之存，疾病之愈，买卖交易，消尽的荡除，顺长之修治，都是人的作为；即使是蛙屈一类的变化，也是人们能够观察了解的。墨家这种强调人为的变化观是很可贵的，因为它看到了人在改造自然中的重大作用。后来的道教养生家吸收发挥了这种进步的变化观，并在探究自然与生命的漫长路途中实践着。

在自然科学技术上，先秦两汉时期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在“天垂象，见吉凶”的天人合一思想笼罩下，我国历代都非常重视天文的观测；朝廷中有专司天文观测的钦天监，正史也设有《天文志》专记其事，因此中国的天象纪录可说是人类的宝藏，而且这种记录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这些珍贵的记录，包括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哈雷慧星纪录和最早的琴座流星雨纪录。战国时的《甘石星经》和《石申星经》，各记有500-800多个恒星，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恒星分布图。

在宇宙理论上，有“盖天说”，“浑天说”等。东汉科学家张衡在《浑天仪图注》、《灵宪》中，总结了当时天文学成就，阐叙了“浑天说”宇宙论，并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

在地理方面，战国问世的《禹贡》载有中国各地土壤的特征，并首分天下为九州。各地产品的性质，河川的流向都有记载。《山海经》的《山经》中记载了矿物89种，产地309处，并以硬度、颜色、光泽、状态来识别。此外还记载了矿床学的共生现象，如铁与文石，白金与铁，这比希腊乔非史蒂斯(公元前371-公元前286)的《石头记》要早200年，且较丰富。在地壳变化和地震学方面，《诗经》明言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竹书纪年》记载了公元前1831年泰山的一次地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载。至东汉张衡时，更发明了候风地动地动仪，可测地震方位及强度，为世界地震仪之始。

在化学方面，炼丹术的起源可能也很早。因为《战国策》及《韩非子·说林上篇》已有方士向楚王献不死药的记载。另从《考工记》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合金成分的研究。

生物学方面，《诗经》上记有植物名称100多种，动物名称200种。汉代缀辑而成的《尔雅》，则注释了《诗经》中草木虫鱼鸟兽之名。在《周礼·地官》中，把动物与植物正式分开，各为毛羽介鳞裸、皂膏核荚丛五类，可见先人的分析是颇精细的。

在农学方面，《尚书·禹贡》列举了当时九州各类型的土壤及其主要农作物。《管子·地员篇》更是讲解土壤的一篇专文。《吕氏春秋》中的《上衣》、《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专讲农业，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农学论著。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时已有《汜胜之农书》等九种农学著作。东汉时崔实的《四季月令》，也是现存较早的一部农学名著。

在医药方面，《山海经》己明确提到130多种药，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并提到简单的用法，如食、浴、佩带、涂抹等。所治疗的疾病包括30多种。以后医学逐渐经验化，与巫分家，并且还有了分科。如《周礼·天官》即分医官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并提出一套医政制度。由《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可知，战国时秦已设有太医令，后世也多从之。

中国独特的针灸术起源也很早。针法的前身为砭石疗法，《说文解字》说：“砭，以石刺病也。”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不少的骨针、竹针。到了周代由于青铜技术的发达，更进步到了用金属针。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其中《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经》所载内容，说明春秋战国时针灸疗法己相当普遍，医疗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河北省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随葬金针，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都是其时医学发达的明证。正是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几部千古不朽的医学著作，如《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这些经典文献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其次，在卫生保健上，夏商以来对卫生就有了讲究，养成了洗脸洗手洗澡等习惯，如甲骨文中即有浴字，象人用水在盆里洗澡。另外甲骨文中还发现有洒扫和在室内除虫扫灰的资料(图为黄帝像)。

体育运动方面，古人很早就知道跳舞可以舒筋壮骨。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更发展出体操和物理治疗，当时称为导引。《黄帝内经》中提到了导引、守神等下法，《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说：“中央者，其地平以湿……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又说：“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这些都是指保健方面的方法。

《庄子》中有彭祖“熊经鸟伸”法、坐忘、心斋、守一等内养功法，《淮南子》中提到的导引式有熊经、鸟伸、凫浴、猿攫、鸱视、虎顾六种。至东汉时，《政论》中把导引、行气和治理国家联系起来，强调平时的保养修持。

荀悦《申鉴·俗嫌篇》中，谈到了气功治病和意守脐下的重要性，“若天导引蓄气，历藏内视，过则失中，可以治痰。”“邻脐二寸谓之关。关者，所以关藏呼吸之气，以禀授四气也。故长气者以关息，气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于以肩息而气舒；其神稍专，至于以关息而气衍矣。故道者常致气于关，是谓要术。”己开始提到“气沉丹田”的问题。

大思想家王充著《养性书》16篇，充分肯定了气功的科学价值，并且坚持炼功，“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翼性命可延”。（《论衡·自纪篇》）名医张仲景《金匮要略》说，“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明确指出气功治病具有特殊的功效。

外科专家华陀根据《吕氏春秋·季春纪》所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的理论，在前人导引术式的基础上，整编了一套“五禽戏”。并且“提出了导引强身的理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后汉书·方技传》）

出土文物也证明我国气功在秦汉时期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现存最早且完整地描述气法运炼的，要数战国初年制作的《行气玉佩铭》。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导引图》共有画象40余幅，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且多数为下层普通人们，可见导引运动在秦汉时已普及到社会的下层。另有《却谷食气篇》，亦为先秦的珍贵气功文献。

社会上已出现了一大批功夫高深的实践者。如战国时的王乔、赤松子、彭祖，汉代的张良、裴元仁、封君达，范幼冲、王真、皇化、葛越、越广信等，皆为显名于世的气功家。由于他们显现奇绝的技能和超人的功夫，而被世人神化。道教的成立。本身即包含着方士炼养家的成份，自然先秦两汉时的这些著名人物都被纳入道教的体系，成为道教气功养生史上的重要人物。

以上所说，是道教气功养生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由于秦汉统治阶级的提倡，求仙长生的风气盛行，气功养生学说已广泛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出现了许多气功家和专门著作，这就构成了道教气功养生学形成的社会条件。诸子百家的蜂起，神仙学说的勃兴，黄老之道的铺张，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道教气功养生学形成的条件。正是在这些历史背景下，孕育、产生、形成了道教气功养生学这种独特的气功养生体系。

8、什么地方最适合养生？

九江庐山附近老人身体强健的主要原因：风水极佳，养生妙招
春天到了，万物复苏，大地充满了生机。然而，早春天气变化多端，是百病萌发的季节。因此，人们必须注意养生保健。　
　一、着装适宜防受凉春天乍寒乍暖，气候变化无常，加之人体皮肤腠理逐渐舒展，容易感受外邪，引起疾病。因此，天气稍热也不宜急于脱掉衣服，以防外邪侵袭，减少疾病的发生。初春养生应适当.“春捂” 保健专家认为，初春顺应自然规律，适当“春捂”，调整起居饮食并增加户外运动，少去公共场所，能起到很好的养生防病效果。 专家介绍，民间历来有“春捂”的说法，从中医理论讲，“春捂”既是顺应阳气生发的养生需要，也是预防疾病的自我保健。“春捂”易让人忽视的是腿和脚，其实人体下半身的血液循环较差，易遭风寒侵袭，尤其是抵抗力弱的老人和儿童，受寒后伤肺，易引发感冒、哮喘等疾病。 二、万物复苏防瘟疫 冬去春来，阳气升发，往往会引起旧病复发和各种病毒、细菌的传播，如流感、流脑、百日咳、麻疹、白喉、流行性腮腺炎等。所以，要适应气候的变化，注意防寒和身体锻炼，以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 要做到： （1）.保持生活、工作环境的空气流通，定时打开门窗换气。 （2）.少去拥挤的公共场所。 （3）.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并根据天气变化，注意防寒保暖，注意个人营养和适当休息，增强免疫能力，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 （4）.发现感冒、发烧、咳嗽等病状及时上医院看病。非典型肺炎并不可怕，只要注意预防、及时治疗，是可以得到很好控制的。 三、适当增加活动量 春天，鸟语花香，生气盎然。经过冬三月的收藏季节，人们应多做户外活动，到山清水秀的郊外春游，能使人心情舒畅，心胸开阔，对健康十分有利。专家提醒，春季锻炼要多去户外，但早春时节，身体各器官功能还处在较低水平，此时不宜进行激烈、长时间运动。一些节奏较慢且运动量不大的户外活动更适于早春，如慢跑、步行、放风筝等。锻炼结束后要立即擦干汗液，以防着凉。 春季运动要有度 春天的运动和其他季节不同，需要走进大自然，从舒缓的运动开始，重在养护。 散步的时候最好选在日出之后或日落之时，不拘于形式，不要太快，顺其自然、不疲劳就好。边散步边做深呼吸，能振奋精神、兴奋大脑，使下肢矫健有力，特别适合体质比较好的中老年人和年轻人。 慢跑是春天最普遍而实用的运动，对于改善心肺功能、降低血脂、提高身体代谢能力和增强机体免疫力、延缓衰老都有良好的作用。 四、饮食调养更重要 中医文献记载：当春之时，食味宜减酸益甘，以养脾气。饮酒不可过多，以免伤脾胃。所以人们的饮食宜甘甜少酸。老人、小孩尤宜多吃易消化食品，以利健康。 专家建议多食韭菜和菠菜 春季是肝旺之时，要少食荤菜和牛羊肉等燥性食物，否则会使肝火更旺，伤及脾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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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夏季的养生要点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