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非常喜欢武术，哎~可惜我是个打工仔
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你真的想学武术~那么在你身体的一定的条件下~那么就肯定的会达成你的目的~武术的目的是强身健体、锻炼身心、强化意志、你是打工仔不假~但你有想学的决心是真~如果真的想学~先从基本功开始~没钱能上网就从网上掏弄一些基本功~练练劈腿~等一些有关的基本练习~等到一定的程度了找个武术的圈子进行交流~在有保护的情况下适当的做作有挑战性的练习。其它的比如李小龙的截拳道之类的~不需要什么所谓的内功只要你练到了~一样能行的~同时要对自己的身体注意保护~别练太猛把身体练坏了~劳逸结合！
2、请问一些写作的材料(如道德,成长,进步,环境,情感)
德指内心的情感或者信念，用于人伦，则指人的本性、品德。儒家认为，“德”包括忠、孝、仁、义、温良、恭敬、谦让等。
道家则以为所谓天地万物之自然为“道”，而各种事物所得之自然为“德”。对人而言，便是品德。宋明理学家把“德”称作是实行某种原则，有所得于心。
德 dé
[道德的含义]
道德是发展先进文化，构成人类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我们通常讲的道德
是指人们行为应遵循的原则和标准。道德的定义可以概括为：道德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向
人们提出的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
这一概念说明，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
范。道德总是扬善抑恶的。道德与法律不同，它是依据社会舆论、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来判
断一个人的品质，主要依靠人们自觉的内心观念来维持。
道德一词由来已久。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古代的著作中就出现了“道德”这个词
语。“道”表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则；“德”表示对“道”认识之后，按照它的规则把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当。从中国儒家的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开始，千百年来．
人们就一直重视道德问题。
【释义】
（一）道德，品行；特指好的品行。参见词条“道德（一）”。例：品德｜公德｜德育｜德才兼备。
（二）情义；恩惠。例：功德｜积德｜感恩戴德｜《书·盘庚上》 “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
（三）心意；信念。例：同心同德｜离心离德。
（四）感德。例：《左传·成公三年》 “然则德我乎？”
（五）事物的属性。例：章炳麟《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 “实、德、业三，各不相离。”
（六）德国的简称。
（七）姓。
【德高望重】 #dé gāo wàng zhòng 道德高尚，名望很大。多用来称颂老年人。
〖例句〗李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教育界、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关于这个字的更多的信息=================
“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一句封建主义的老话。
今天，当中国以“礼仪之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在对传统道德进行继承光大时，是否也应对这句老话有一番检视呢？
这句老话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歧视，还包含了父权制文化对男女两性的双重价值标准和双重道德标准，更紧要的，这还是一种封建统治的手段，即将女性的“德”与“无才”紧密联系起来，以“德”为由，剥夺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将她们置于愚昧无知的境地，从而造成了中国女性上千年间“女憧憧，妇空空”(《大戴礼记·主言》)的状态，无论是未婚女子还是出嫁妇人，大都不知不识，头脑空空，懵懵懂懂——以此来确保男权中心主义的统治地位及对女性的压迫与控制。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最早出处已无从考证，但与它涵义相近似的说法有:“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枭、鸱都是极凶猛的飞禽，喻狠毒)、“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皆出于西周的《诗经·瞻卯》。可见，认为男人拥有聪明才智可以成就事业，女人拥有聪明才智则非但不是好事，还是搅乱天下、酿成灾难、祸国殃民的根源。根据《诗经》之中的这些说法可断定，“女祸论”的观念也算得上是历史悠久了。从这一意义上说，为提防、阻止女性变得聪慧，不让她们有思想、有才能，也就成为巩固封建统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了，因其直接与江山社稷的稳固联系在了一起。为不让“哲妇倾城”，就必须使女性不成为“哲妇”，最关键的就是把她们限制在家庭的小圈子里，使之成天忙碌于家庭事务，不知亦不问世事。根据记载，汉代女子到了十岁就禁止外出了，要深居闺房，学习执麻、治丝、织纫、制糟酱酒浆等等一大堆“女事”，以练就从事家务劳动所需的基本技术。之后，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可见，这一时代的女子也并非是什么都没学，而是按照“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扮演，使女性“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即只让她们学习掌握家务劳动的技术，而不让其参与到社会教育体制之中去学习各种文化知识、特别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的知识。
根据东汉班昭所著《女诫》的记载，女子出嫁之前除了要加紧练习家事技术外，还要进行所谓“女教”，以达到规范女性言行举止的目的。“女教”的内容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个方面，是封建礼教对女性要求的具体化。所以，“女教”绝非等同于近代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兴女学”，“女教”的目的与“兴女学”正好相反，它不是为了推进妇女解放，而是为把套在女性脖子上绳索拉得更紧。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女教”在“德、言、容、功”四方面的表述，都是以“不必”这样的否定形式来进行阐述的:“妇德不必才明绝异”、“妇言不必辩口利辞”、“妇容不必颜色美丽”、“妇功不必工巧过人”。显然，这些规训要求女性本来可以做到的也不必、不要去做，即佯装自己做不到，更无须尽量做到极致、做到最好。这四个“不必”、特别是“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不仅再度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相互印证，还非常明确要求女子必尽量“装懵扮傻”——即使聪明过人，心里明镜似的，也要表现出木讷、迟钝、无知、孱弱的样子，自我压抑，自轻自贱，保持低于、次于男性的姿态，切不可将自己的聪明伶俐显露出来。班昭是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彪的女儿，其哥班固也同为著名的史学家。班昭虽为女流，却得益于家学渊源，文慧超群，曾有公卿大儒马融之辈向她问业，被《中国妇女史》的作者陈东原誉为“好一个了不得的女子”。想必作为学问家的班昭本人，是完全清楚有多少男人的学问其实是在自己之下的，也知道有多少女子其实十分聪慧。然而，无奈受制于封建礼教伦常，班昭不但遵从三纲五常，还应邀进后宫给嫔妃们讲解妇德，并运用自己的文思，将原本散漫浮泛的男尊女卑封建礼教系统化，编撰而成《女诫》。此书与《烈女传》、《女训》等著作一起，成了封建时代进行“女教”的范本，也成为牢牢套在中国女性脖子上的千年枷锁。
由女性来做束缚女性的事，呜呼哀哉！
为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制度化，父权制还与儒学结合大力推进贯彻“男女有别”、“男女大防”的封建礼教，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防女子之“淫”。为此，大加渲染的是女子一旦有了知识，就可能具备对自由的向往和思考问题的能力，不仅难以驾驭，还会变得“淫荡”，继而发生种种“不贞”之事。历史上，此类女子“因才而淫”的故事传说比比皆是。如才女卓文君被司马相如的琴声感动而与之私奔；蔡文姬虽才学丰富，却感情复杂缱绻，结果三易其夫；杜丽娘、崔莺莺因知文断字，看了一些文学“杂书”，愈发多愁善感，移了性情，春情萌动，将对封建伦常的反叛付诸行动，等等。所以，上千年来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一直遭到剥夺，目的就是为了将女性塑造为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封建礼教的奴隶。
德
德和道相对应，组成道教教义的核心。《道教义枢·道德义》称“道德一体，而其
二义，一而不一，二而不二”。《道德经》中有“德”字四十一处，提出了“上德”、
“玄德”、“孔德”、“积德”等等，但是对于“德”的含义却没有具体的解释。第五
十一章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
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中将“道”和“德”两者规定为“生长万物”和“畜
养万物”的关系。因此，一般认为“德者，道之功也”（韩非语），“德者，道之用也”
（陆德明语），“德者，道之见也”（苏辙语）。《庄子》的《天地篇》就说到：“通
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并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
立德明道，非至德者邪？”当代旅美华人学者陈鼓应在分析“德”的概念时认为，它
有三个意义：一是“道所显现于物的功能”；二是“内在于万物的道，在一切事物中表
现它的属性，亦即表现它的德”；三是“道落实到人生层面时，称之为德”，即通常说
的人的“德行”。早期道教沿用了先秦道家的学说。太平道的《太平经》卷五十六至
六十四称，“道者，天也，阳也，主生；德者，地也，阴也，主养。……夫道兴者主生，
万物悉生；德兴者主养，万物人民悉养，无冤结”。这里也将道和德两者解释为“生长
万物”和“畜养万物”的关系，同《道德经》的思想一脉相承。
太平道从追求“太平”的社会理想出发，将德“主养”的观点推广到社会政治领域，
认为“地以德治，故忍辱；人以和治，故进退多便”，“以德治者，进退两度也”。并
且将“德治”列为帮助帝王之治的“十法”的第四法，仅次于“元气冶、自然治、道治”。
《太平经》认为“德”和“刑”相对立，称“德者与生气同力，故生气出亦出，入亦入；
刑与杀气同力，故杀气出亦出，入亦入。德与天上行同列，刑与地下行同列。德常与实
者同处，刑与空无物同处。德常与兴同处，故外兴则出，内兴则入，故冬入夏出。刑与
衰死气同处，故冬出而夏入。死气者清，故所居而清也。故德与帝王同气，故外王则出
阴，内王则入刑；刑与小人同位，故所居而无士众也。物所归者，积帝王德，常见归，
故称帝王也；刑未尝与物同处，无士众，故不得称君子”。君子的服人依靠的是“道”
与“德”，欲得天地之心的，也要行“道”与“德”，至于行“严畏智诈”之术，只能
收服那些言行无状的小人。《太平经》还将德“主养”的观点推广到个人的修养上，批
评“人不力学德，名为无德之人”，无德之人必“好害伤”，因此，是“凶败之符”，
是“最劣弱困穷小人之名字”。这种人是“天不爱，地不喜，人不欲亲近之”，他们
“为王者致害，为君子致灾，鬼神承天教，不久与为治”。五斗米道的《老子想尔注》
中，亦有多处对于“德”的阐述。注“玄德”为“玄，天也。常法道行如此，欲令人法
也”；注“常德”为“道德常在”，可见，五斗米道是主张“道德一体”的，“德”
就是“道德”的意思。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教义着重在宇宙观、社会观和神仙观方面的建设。《西升经》
就是以体用关系阐述“道”和“德”的关系的，称“道以无为上，德以仁为主”。刘仁
会注解说：“宥物于无者，道也；仁物之性者，德也”。“德”也就是“道”体现于
“物”之中的属性——“仁”。《西升经》中还有“道非欲于虚，虚自归之；德非欲于
神，神自归之”，“无心德留而鬼神伏矣”。这里的“神”，既有人“神”的意思，又
有“神灵”之神的意思。唐代李荣注解说：“道既虚无，德亦神妙。虚无神梦，毕竟清
静。而人若能虚心无身，自然归道；抱神守妙，自然归德也。”又注称：“圣人无心，
不起贪欲，道在于己，德止于身，故曰：留也。用道，则道流遐迩；
怀德，则德被幽明，既为人之所归，亦为鬼神之所伏从也。”因此，人能归道，
也就归德。德是人的精神的根本，办使鬼神降伏。但是，同期的江南一带的道教却大多
从一般的“道德”观念阐述“德”。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要求个人“积善阴德”，这
个“德”解释为“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
救人之灾”，而治国之君以及忠臣辅佐则应修道德；使“道普德溢”，至于太平。唐
代，道教教义体系逐渐充实完备。吴筠在《玄纲论》中称：“尝试论之，天地、人物、
灵仙、鬼神，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吴筠认为：“德者，何也？天地所禀，阴阳
所资，经以五行，纬以四时，牧之以君，训之以师，幽明动植，咸畅其宜。泽流无穷，
群生不知谢其功；惠加无极，百姓不知赖其力，此之谓德也。”这就将天地阴阳幽明
的一切生成物都视为“德”成之物，包括“灵仙、鬼神”。唐宋以后，道教教义着重探
讨人的问题。宋徽宗注《西升经》有《序》称：
“万物莫不由之之谓道，道之在我之谓德。道德，人所固有也。”这就将“道”
和“德”视为人所共有的禀赋。古时，“德”和“得”相通，因此，混然子王道渊认为：
“德者，得也，心之所蓄，性之混融，开物成务之理也。”一些有“上德”的圣人，
“未尝显己之有德，藏身潜迹，抱朴含光，专气致柔，如婴儿也”，而“下德”的贤人，
“执著其事，唯于世情，是非得失之物，理论扬于己德，以被聪明所蔽”。因此，有
德之人，就应该“含养德性，纯纯朴朴，则比如赤子也，赤子如初生婴儿也”。认为：
“太上以此喻修真之士，心切切矣。
我辈欲反本还源，归根复命，以此为则，不亦简妙乎。今心无所主，性不安闲，安
得元神凝寂，元气冲虚而比如赤子乎。”唐代内丹家们多将“道”和个人的内丹修炼
相结合，认为“道”与“生”的结合就是“德”。司马承祯说过：“生者，天之大德也，
地之大乐也，人之大福也。”又称：“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
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然后乃长久。言长久者，得道之质也。”因此，
“大人含光藏晖，以期全备，凝神宝气，学道无心，神与道合，谓之得道”。清代道
士、著名的内丹家柳华阳则称：“道者德之用，德者道之体，人能明乎其德，而天性自
现，体乎其道，而冲和自运，是之谓寂然不动，感而遂能也。”又称：“古圣云：德者，
性能中求之耳。夫德非道则无著，道非德则无主。
道外觅德，其德远矣；培德体道，其功切矣。”柳华阳在内修实践中曾经以“道德
体用观”指导其内修实践，自谓：“吾尝自内观而无心，外觅而无体，飘飘乎寻之不得，
恍恍乎觉而虚灵，似鱼之随水，如雾之笼烟，一派冲和，荣卫天地，但人不能深进，故
本然之道味却矣。”另一些内丹家则从内修角度认识和解释《道德经》，将内修理论
置于道教教义系统之下。清代道士、著名内丹家刘一明在《修真九要》中，强调内丹修
炼必须“积德修行”，认为“德”就是“恤老怜贫，惜孤悯寡，施药舍茶，修桥补路，
扶危救困，轻财重义，广行方便”，称“道者，为己之事；德者，为人之事。修道有尽
而积德无穷”，感叹“德者，自己人世之事；道者，师传成仙之事。不积德而欲修道，
人事且不能，仙道怎得成”？刘一明在《修真辩难》中，对“上德下德”则完全从内
丹学的角度来解释。他认为：“先天全，则为上德；先天亏，则为下德。”所谓“先天
全”，就是“体全德备，乾阳未伤之人”，就是“未伤先天之阳”。所谓“先天亏”，
就是“先天已散，五行各分，四象不和，诸般宝物皆失”。刘一明还批评了当时某些内
丹家的谬指，即称“精漏者为下德，精全者为上德”。由此可见，在内丹家的修炼理
论系统中，“德”已经衍化为“精”和“先天之阳”的同义语了。
道德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德”，实质上体现和捍卫的正是封建社会中男性的利益，同时也是他们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道德是一种由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根据人们的需求而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
它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往往流传较为广泛，形成共识。
必须与法律相分别，两者都是行为规范，但是法律是具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而道德是一种心灵的契约，只能靠人们自觉遵守，所以约束力比法律弱很多，靠舆论来实现道德的力量。形成也不同，道德是在生活中逐步确立的风俗规则，法律则是有国家制定的。代表的利益有所不一样，法律一般是当权者管理的有力工具，而道德是群众在生活中的利益体现，有一定差距。
对人群来说，终极的道德应该是没有的，因为道德不具备法律的能力。有的话就只能是在人们的道德水平与法律结合而成为最终形态——法律。那也就不是纯粹的道德了。或者是个人的坚定的道德品质，也许勉强可看作最好的阵地。
3、现在社会，道德是到底什么？
别害人，别被人害。
-------一个很低的道德
4、谈谈德有什么意义
德指内心的情感或者信念，用于人伦，则指人的本性、品德。儒家认为，“德”包括忠、孝、仁、义、温良、恭敬、谦让等。
道家则以为所谓天地万物之自然为“道”，而各种事物所得之自然为“德”。对人而言，便是品德。宋明理学家把“德”称作是实行某种原则，有所得于心。
读音：德 dé
【释义】
（一）道德，品行；特指好的品行。参见词条“道德（一）”。例：品德｜公德｜德育｜德才兼备。
（二）情义；恩惠。例：功德｜积德｜感恩戴德｜《书·盘庚上》 “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
（三）心意；信念。例：同心同德｜离心离德。
（四）感德。例：《左传·成公三年》 “然则德我乎？”
（五）事物的属性。例：章炳麟《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 “实、德、业三，各不相离。”
（六）德国的简称。
（七）姓。
【德高望重】 #dé gāo wàng zhòng 道德高尚，名望很大。多用来称颂老年人。
〖例句〗李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教育界、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德和道相对应，组成道教教义的核心。《道教义枢·道德义》称“道德一体，而其
二义，一而不一，二而不二”。《道德经》中有“德”字四十一处，提出了“上德”、
“玄德”、“孔德”、“积德”等等，但是对于“德”的含义却没有具体的解释。第五
十一章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
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中将“道”和“德”两者规定为“生长万物”和“畜
养万物”的关系。因此，一般认为“德者，道之功也”（韩非语），“德者，道之用也”
（陆德明语），“德者，道之见也”（苏辙语）。《庄子》的《天地篇》就说到：“通
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并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
立德明道，非至德者邪？”当代旅美华人学者陈鼓应在分析“德”的概念时认为，它
有三个意义：一是“道所显现于物的功能”；二是“内在于万物的道，在一切事物中表
现它的属性，亦即表现它的德”；三是“道落实到人生层面时，称之为德”，即通常说
的人的“德行”。早期道教沿用了先秦道家的学说。太平道的《太平经》卷五十六至
六十四称，“道者，天也，阳也，主生；德者，地也，阴也，主养。……夫道兴者主生，
万物悉生；德兴者主养，万物人民悉养，无冤结”。这里也将道和德两者解释为“生长
万物”和“畜养万物”的关系，同《道德经》的思想一脉相承。
太平道从追求“太平”的社会理想出发，将德“主养”的观点推广到社会政治领域，
认为“地以德治，故忍辱；人以和治，故进退多便”，“以德治者，进退两度也”。并
且将“德治”列为帮助帝王之治的“十法”的第四法，仅次于“元气冶、自然治、道治”。
《太平经》认为“德”和“刑”相对立，称“德者与生气同力，故生气出亦出，入亦入；
刑与杀气同力，故杀气出亦出，入亦入。德与天上行同列，刑与地下行同列。德常与实
者同处，刑与空无物同处。德常与兴同处，故外兴则出，内兴则入，故冬入夏出。刑与
衰死气同处，故冬出而夏入。死气者清，故所居而清也。故德与帝王同气，故外王则出
阴，内王则入刑；刑与小人同位，故所居而无士众也。物所归者，积帝王德，常见归，
故称帝王也；刑未尝与物同处，无士众，故不得称君子”。君子的服人依靠的是“道”
与“德”，欲得天地之心的，也要行“道”与“德”，至于行“严畏智诈”之术，只能
收服那些言行无状的小人。《太平经》还将德“主养”的观点推广到个人的修养上，批
评“人不力学德，名为无德之人”，无德之人必“好害伤”，因此，是“凶败之符”，
是“最劣弱困穷小人之名字”。这种人是“天不爱，地不喜，人不欲亲近之”，他们
“为王者致害，为君子致灾，鬼神承天教，不久与为治”。五斗米道的《老子想尔注》
中，亦有多处对于“德”的阐述。注“玄德”为“玄，天也。常法道行如此，欲令人法
也”；注“常德”为“道德常在”，可见，五斗米道是主张“道德一体”的，“德”
就是“道德”的意思。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教义着重在宇宙观、社会观和神仙观方面的建设。《西升经》
就是以体用关系阐述“道”和“德”的关系的，称“道以无为上，德以仁为主”。刘仁
会注解说：“宥物于无者，道也；仁物之性者，德也”。“德”也就是“道”体现于
“物”之中的属性——“仁”。《西升经》中还有“道非欲于虚，虚自归之；德非欲于
神，神自归之”，“无心德留而鬼神伏矣”。这里的“神”，既有人“神”的意思，又
有“神灵”之神的意思。唐代李荣注解说：“道既虚无，德亦神妙。虚无神梦，毕竟清
静。而人若能虚心无身，自然归道；抱神守妙，自然归德也。”又注称：“圣人无心，
不起贪欲，道在于己，德止于身，故曰：留也。用道，则道流遐迩；
怀德，则德被幽明，既为人之所归，亦为鬼神之所伏从也。”因此，人能归道，
也就归德。德是人的精神的根本，办使鬼神降伏。但是，同期的江南一带的道教却大多
从一般的“道德”观念阐述“德”。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要求个人“积善阴德”，这
个“德”解释为“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
救人之灾”，而治国之君以及忠臣辅佐则应修道德；使“道普德溢”，至于太平。唐
代，道教教义体系逐渐充实完备。吴筠在《玄纲论》中称：“尝试论之，天地、人物、
灵仙、鬼神，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吴筠认为：“德者，何也？天地所禀，阴阳
所资，经以五行，纬以四时，牧之以君，训之以师，幽明动植，咸畅其宜。泽流无穷，
群生不知谢其功；惠加无极，百姓不知赖其力，此之谓德也。”这就将天地阴阳幽明
的一切生成物都视为“德”成之物，包括“灵仙、鬼神”。唐宋以后，道教教义着重探
讨人的问题。宋徽宗注《西升经》有《序》称：
“万物莫不由之之谓道，道之在我之谓德。道德，人所固有也。”这就将“道”
和“德”视为人所共有的禀赋。古时，“德”和“得”相通，因此，混然子王道渊认为：
“德者，得也，心之所蓄，性之混融，开物成务之理也。”一些有“上德”的圣人，
“未尝显己之有德，藏身潜迹，抱朴含光，专气致柔，如婴儿也”，而“下德”的贤人，
“执著其事，唯于世情，是非得失之物，理论扬于己德，以被聪明所蔽”。因此，有
德之人，就应该“含养德性，纯纯朴朴，则比如赤子也，赤子如初生婴儿也”。认为：
“太上以此喻修真之士，心切切矣。
我辈欲反本还源，归根复命，以此为则，不亦简妙乎。今心无所主，性不安闲，安
得元神凝寂，元气冲虚而比如赤子乎。”唐代内丹家们多将“道”和个人的内丹修炼
相结合，认为“道”与“生”的结合就是“德”。司马承祯说过：“生者，天之大德也，
地之大乐也，人之大福也。”又称：“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
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然后乃长久。言长久者，得道之质也。”因此，
“大人含光藏晖，以期全备，凝神宝气，学道无心，神与道合，谓之得道”。清代道
士、著名的内丹家柳华阳则称：“道者德之用，德者道之体，人能明乎其德，而天性自
现，体乎其道，而冲和自运，是之谓寂然不动，感而遂能也。”又称：“古圣云：德者，
性能中求之耳。夫德非道则无著，道非德则无主。
道外觅德，其德远矣；培德体道，其功切矣。”柳华阳在内修实践中曾经以“道德
体用观”指导其内修实践，自谓：“吾尝自内观而无心，外觅而无体，飘飘乎寻之不得，
恍恍乎觉而虚灵，似鱼之随水，如雾之笼烟，一派冲和，荣卫天地，但人不能深进，故
本然之道味却矣。”另一些内丹家则从内修角度认识和解释《道德经》，将内修理论
置于道教教义系统之下。清代道士、著名内丹家刘一明在《修真九要》中，强调内丹修
炼必须“积德修行”，认为“德”就是“恤老怜贫，惜孤悯寡，施药舍茶，修桥补路，
扶危救困，轻财重义，广行方便”，称“道者，为己之事；德者，为人之事。修道有尽
而积德无穷”，感叹“德者，自己人世之事；道者，师传成仙之事。不积德而欲修道，
人事且不能，仙道怎得成”？刘一明在《修真辩难》中，对“上德下德”则完全从内
丹学的角度来解释。他认为：“先天全，则为上德；先天亏，则为下德。”所谓“先天
全”，就是“体全德备，乾阳未伤之人”，就是“未伤先天之阳”。所谓“先天亏”，
就是“先天已散，五行各分，四象不和，诸般宝物皆失”。刘一明还批评了当时某些内
丹家的谬指，即称“精漏者为下德，精全者为上德”。由此可见，在内丹家的修炼理
论系统中，“德”已经衍化为“精”和“先天之阳”的同义语了。
道德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德”，实质上体现和捍卫的正是封建社会中男性的利益，同时也是他们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5、谁帮忙翻译下这个文章或者知道中文版的（2000左右即可）
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时观
张祥龙
了解一种文化的主导思想方式与了解这种文化的时间观有内在关联。这不仅仅是马丁·海德格尔（M. Heidegger, 1889-1976）的看法的一种延伸，而且可以在另外一些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家（比如尼采、柏格森、胡塞尔等等）那里找到这样那样的支持。按照这个思路，要比较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就需要知晓它所包含的时间观。这个问题到目前这止似乎还未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时间的最主要两种看法，一是末世论（目的论）的，二是物理自然的。前者来自基督教，认为真实的时间由人与上帝的关系构成；因此，时间或历史向着最终决定这种关系的那个终点－－最后审判－－而趋进。后一种时间观与人测量时间的精密手段相关。按照它，时间从根本上讲与人的存在与否无关，它是一种客观的、匀质的、不可逆的单向流逝，本身无意义可言，只是物质实体存在的一种方式。当然，二十世纪以来，在科学、哲学的新进展中，出现了新的时间观，尤其以广义现象学的时间观与我们有关。至于古代西方的或古希腊的时间观，是个有趣的问题。首先，它既不是末世论的，又不（只）是物理自然的。其次，我们看到，古希腊的奥菲斯（Orpheus）教认为：时间（chronus）乃是运动与区别的本原，因而也就是万物和世界的本原；[1]另一种说法讲时间乃是收获之神。因此，后来的古希腊哲学中讲“生成”、“变化”和“运动”的学说可以被看作对于这时间本原的某种解释，而讲“数”、“存在是一”、“理念（相）”的学说则力图超出这种时间（即不再认时间为本原），或将时间凝固在没有“过去”与“未来”的“现在”之中。亚里士多德折衷二者，将时间定义为“关于前后的运动的数”。[2] 总之，对于古希腊人、特别是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人来讲，时间起码隐含地（implicitly）是个涉及本原的问题，但它在本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中极少作为一个本原问题得到直接的关注。
到目前为止，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们往往是通过西方传统“哲学”的概念形而上学视域来理解中国古代思想；所以，迄今极少有人能关注这种思想中本原意义上的时间问题。然而，只要我们不带形而上学偏见地阅读先秦、特别是战国之前的文献，就会强烈地感到“时”的突出地位。在那样一个塑造中华文明特征的生机勃勃的“时”代中，最智慧的人们大都有一种原发的时间体验；而这在别的文明传统中是罕见的，正如古希腊人对纯形式之“数”和“存在”之“相”的体验在其他文明中几乎不存在一样。
先秦人讲的“时”主要指“天时”，“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书·益稷》）；[3] “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丰·彖）。但这天时并不只意味着“四时”和“时制”（比如夏之时制、周之时制），而有着更微妙的“消息”。我们可以称“时制”、“四时”等意义上的天时为“天之时”，即天的时间表现，而称原本微妙的天时为“原发天时”或“原发时间”。所谓“原发”（originally happening），是指这时间不可还原为任何“什么”，比如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一种物质的循环运动，而是出自时间体验自身的循环构合或发生。时间体验一定涉及“想象”，或者表现为“保持（已过去者）”，或者表现为“预期（将要到者）”；但原发的时间体验中的保持绝不只是对过去事情的“再现”，对未来事情的“预现”，而一定是过去、现在、将来相互依存着的当场呈现。当然，就是那时人讲的“天之时”也绝不是物理自然的时间和对这种时间的测量规定；它们源自阴阳、八卦、五行的理解方式，与人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也有内在关系。此外，有关天时如何体现在人类历史中的学说也不只是邹衍和古文经学家们讲的“终始五德之说”，[4] 而有更活泼的和非定序化了的表达。
本文就将探究先秦人的“原发天时”观，展示这种天时观如何演变为各种“天之时”学说，以及它们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巨大影响。
一.《易》的原发天时观
儒家的经书和另一些先秦子书，比如《孙子》、《老子》、《庄子》等，里边包含着对原发天时观的丰富精微的阐发。我们先来看一下作为“群经之首”且为儒道所共重的《周易》中的天时观，它对于中国天道思想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
组成八卦的最基本单位“阴”（- -）和“阳”（---），并不只是“象征”两类基本的存在形态，更不能理解为两种基本元素（elements）或亚里士多德讲的“质料”；从字形上看，此两字都与“日”有关，字义也与日的向背和运行位置有关；故《易·系辞上》6章言：“阴阳之义配日月”。对于中国古人而言，日（与月）正是与人的生存活动相关的“时”的来源。因此，《易》中的阴阳本身就意味着终极的相交和相互引发，由此而生出变化、变化之道和不测之神意。所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系》上5章）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就是这种阴阳本性的表现，在二爻、三爻和六爻的层次上各“通其变”、“极其数”，“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系》上1章）
按照这种理解，易象的主要功能是在“通变”和“生生”之中显现出“天下之至变”。（《系》上10章）而这阴阳相互引发的“至变”对于中国古贤而言即原发之时。所以，《系辞》下传第一章讲的：“刚柔[即阴阳]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趣时”就意味着“趋向适宜的时机”。[5] 可见，“易”之变通绝不只是数理上的组合通变，而是指在此卦爻的变化势态（“趣”或“趋”）之中开启并领会到“时机”或“天时”。反过来说也是对的，即《易》所理解的“时”不是物理自然的时间，也不是外在目的论意义上的历史时间，而是在错综变化的摩荡趋势中所构成或媾合而成的原发时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下5章） 原发时间或“易时”绝非线性的，也不只是形式上循环的，而是氤氲醇化而生的时境、时气。更重要的是，这“相推而生”（《系》上2章）的原发时间必与人的“彰往察来，微显阐幽”（《系》下6章）之“知”不可分。也就是说，此原发时间乃是“时机”，得此时者必“知几（机）”，而能以“神”会事。“几”即变化之最微妙、最氤氲化醇、动于无形而得机得势之处。故“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系》上10章）“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系》下5章） 所以“知几”（《系》下5章）就是知时机，乃学《易》之第一要务。
当胡塞尔（E. Husserl）和海德格尔（M. Heidegger）以现象学的方式来研究“时间”时，发现这种原发意义上的（既非宇宙论的、亦非目的论的）时间除了各种“趋向”及其“相互媾生”之外别无他物，连“先验的主体性”也不能在这“赫拉克利特之流”中维持。然而，正是这毫无现成性可言的“至变”是我们“领会”或“理解”世界和自身的源头。《易经》和《易传》的作者们在这一点上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相通，即深知终极实在是不可被对象化、实体化的，所以一再讲这样的话：“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系》下8章）将组成卦象的六爻说成“六虚”，正说明卦象、卦理本身以机（几）变为本，根本不预设任何“元素”的存在，而是在“不居”或“不可为典要（典常纲要）”的“周流”和“出入”之中构生出象和爻之时机含义（“度”）。简言之，“易象”之义即时机（几）之义、时机之“度”。“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系》下9章）。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易象无论作为一个整体还是部分都是“时物”，即原发时间的存在形态或构生形态，而不是任何现成的存在形态，比如已确定下来的象征结构和数理结构。其中总有正在当场实现之中的流动和化生，永远不可能被完全程式化、哲理化和“电脑化”，而正在“化生着的”的境域就正是原发的时间或天时，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相互交媾中生成；“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系》下6章） 如果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这易象即原本意义上的“现象”（Phaenomen），意味着“依其自身而显现自身”（das Sich-an-ihm-selbst-zeigen），[6] 就凭借自身中的各种变化趋势的交媾而显示出自身的时机化含义。[7]
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读《易》，就不仅能看出“卦时”、“爻时”，而且能体会出所有真切的解释方式中的时性。在《易》、特别是其中的《彖辞》里，“时”这个字大量出现，比如解释《乾》一个卦的文字中，“时”就出现了十多次，并且具有非常突出的诠释意义。尤其是在《豫》、《随》、《坎》、《革》等十二卦中，《彖》作者一再赞叹“时（或‘时义’、‘时用’）大矣哉”，表现出对“时”的重要性的深刻领会。《尚书》中也有大量的“时”字，但其中大部分被训解为“是”，只有少数可读为“时机”、“适时”。《易》中的“时”则大多应被理解为“时机”。
现在让我们简略地总括一下“时”在《周易》的正文（即卦象、卦爻辞、彖辞、象辞、文言）中的一些含义。
首先，“时”被用来表示某一卦的特别突出的时机含义。比如《随》卦（下《震》上《兑》）的彖辞这样讲：“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周易译注》的现代译文为：“随从，譬如阳刚者[这时指下《震》]前来谦居于阴柔[这里指上《兑》]之下，有所行动必然使人欣悦而物相随从。随从，大为亨通，守持正固必无咎害，于是天下万物都相互随从于适宜的时机。随从于适宜时机的意义多么宏大啊！”[8] 又比如《革》卦（下《离》上《兑》），彖辞写道：“革，水火相息。……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译文为：“变革，譬如水火相长交互更革；……天地变革导致四季形成；商汤、周武变革桀、纣的王命，那是既顺从天又应合百姓的举动。变革的时机是多么伟大啊！”[9]
其次，广而言之，六十四卦每一卦所表达的都是一种特殊的“卦时”，刻划出那样一个时刻的形势和人所应取的态度。比如《泰》卦表达“通泰”之时的形势（下《乾》上《坤》）、机制（“天地交而万物通”、“内阳外阴”）、趋向（“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和人应取的行动姿态（“征吉”、“包荒，……得尚于中行”、“归妹”、“勿用师”等）。其他任何一卦都是这样。
第三，每一爻位（初、二、三、四、五、上）都有特定的时机含义，且分阴阳（奇数位为阳，偶数位为阴）。爻之阴阳与位之阴阳相合为“当位”，否则“不当位”。在不少情况下，当位者（也就是当时者）吉，不当位者有咎。正所谓“六位时成”。（《乾·彖》）这些以及更复杂的一些讲究就是《系辞》中讲的“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的含义。
第四，不管是卦还是爻，“时乘”、“及时”、“时发”、“因其时”“时中”、“时行”（见《乾》、《坤》、《蒙》、《大有》等卦）都意味着“吉”或“无咎”；就是本来不利的局面，只要当事人因其时、“奉天时”（《乾·文言》）都可避难成祥。而“违时”、“失时极”（《节·象》）就总意味着不利或灾祸。由此可见，“时”在《易》的领会视野中乃是活的终极，而“与时偕行”（《乾·文言》，《坤·彖》，《益·彖》）“与时消息”（《丰·彖》）就是《易》让人达到的最高“神”境。所以，《系辞》讲：“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知来”（知晓将来）的关键就在于进入阴阳不测、唯变所适的时机化的时境中，从而能与时偕行。
第五，因此，解释易象的一个原则就是：阴阳交遇则通、则吉、阴阳不交则受阻、有咎。这既指一个卦中的上下卦的关系，又指六爻之间的关系。比如《泰》卦乾下坤上，乾阳本性向上，坤阴本性向下，所以必交遇；于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固也”，吉祥亨通。《否》卦则是坤下乾上，上下卦相背而行，无交遇，因而“不利”；“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说到爻之间的关系，则阳爻遇阴爻则通，遇阳爻则受阻。《周易尚氏学》视这条诠释原则为“全《易》之精髓”。[10]
“交”或“遇”就意味着相异者、相对者摆脱开自已的现成属性完全投入一个相互转化的形势之中，从而化生出新的时机和对此时机的领会。所以，这种相交转化正是最根本的“至变”。正如现象学分析中所讲的“过去”（Retention，保持）与“将来”（Protention，预持）的交融构成了活生生的“当下时机”（Augenblick），阴阳（“阴”可理解为“过去”，“阳”可理解为“将来”）的交合则媾生出氤氲“时气”。“气”在先秦思想中总含有“时机变化”以及对此机变的领会的意思，绝不是“气一元论”，如果我们在西方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理解这个“一元论”（monism,）的话。
第六，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应该在“阴阳交而产生出时机，使人能呼应时机”的思路上来理解“中”。它是另一个解释易象的重要原则。正是因为阴阳两极的交遇才生出了活泼的居中，而这在氤氲鼓荡中被构成和维持着的居中气象正是时机或原发的时间。所以《大有·彖》讲：“‘大有’[下乾上离，只有第五位是阴爻，余皆为阳爻]，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译为现代文就是：“‘原本所有’，譬如阴柔得居尊位[六五爻]而张大了中道，上下阳刚纷纷[与之]相应相交，所以称‘原本所有’，也就是‘大有’。它的德性既刚健而又文采鲜明，与天相应，得时而行；所以至为亨通。”[11] 此卦之所以“亨通”，在于它含有的唯一一个阴爻正处于“五”这个尊主之位（上卦的中间），且有向下趋势，因而能与阳爻们充分地相应相交，生成“原发之中”，因此“应乎天而时行”，以致亨通大有。简言之，这“中”就应理解为相交发生和维持之中，时机的出现和领会之中。正如《蒙·彖》所言：“以亨行时中也”（可译为：“通行到时机里，就可居中，就可命中）。至于比较外在意义上的“中”、“正”，都是由这个原发之“中”衍伸出去的。
一些其他的解《易》讲究，比如三才、承、乘、比、应、据、互体、反对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上面讲的“阴阳交而生时处中”这样一个最根本的易道、易理相关。
第七，所有这些解《易》的“原则”或讲究都不是可独立地、机械地运用的规则，而是在相互化洽之中的趋向指引。当机领悟和当机立断是解《易》的最终时机，而全部《易》及其解释方式都是为了帮助人进入这个“时－机”（几）之中。
二. 其他的原发天时观
上一节的讨论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易理之根本在于“阴阳交而生时处中”。可知《易》的一切预设，比如阴阳和象数，都无“自性”可言，都是为了构设出、参与到时机领会或原发天时的媾生之中。这与西方的概念形而上学有巨大差异，而与诠释学（Hermeneutik）化的现象学思路有一些重要的相通之处。
对于这两者，原本的时间都是一种纯粹的“象”的构成，用德文“Bilden”表达最合适，因为这个词的动词（bilden）意为“发生”、“构成”；名词（Bild）则为“象”、“画像”等。而且，它们都视原本的时间本身充满了与人生最相关的意义，决定或生成着人、民族、国家的命运（天命）。这样的时机化和域化的时间乃是我们一切“知”和“领会”的源头。
中国文化中出现的几乎全部有生命力的学说和学派都与这样一个“与天地准”的易理源头相关。它们的成熟形态一般都强调了这个原发易理时机中的某一方面，比如汉儒强调礼制，也就是象数的先天结构、位置那一方面，道家则强调易几中的“变动周流”和“与时偕行”的一面。阴阳家强调阴阳和象数的一面，因而与汉儒有共通之处。不过，它们都不会完全舍弃另外的方面；如果那样的话，就无活的持久生机而言。正因如此，它们都能够在内部形成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倾向，比如儒家中出现了宋儒，道家变成了道教。
然而，在春秋时期，颇有一些好学深思者以原本的方式领悟着这个源头，以各自的方式天才地体现着变易交会之中的天时。下面让我们检视四位：范蠡、孔子、老子、庄子。
范蠡是春秋末越国大臣。越王勾践不听其劝，以致大败于吴国，经历了极大困苦与耻辱。然后，在范蠡辅佐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待时机成熟，一举灭掉吴国而称霸。范蠡对于天时和阴阳变化之几微有深切领会。他讲：“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12] 这“时”的表现可谓“变动不居，上下无常”，因而使不精于此道者莫名其妙，往往动辄得咎。范蠡“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得以领会时机的生熟正反，多次劝阻勾践“得时不成”、“逆时”而动的意向。他苦心等待和促成的就是“人事与天地相参”或阴阳相交而构成的最佳时机。一旦时机来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马上促使越王出兵伐吴。用兵的进退攻守，皆以阴阳之变为根据，“顺天道，周旋无究”，致使“吴师自溃”。吴王卑辞请和，勾践欲许之，范蠡则以天时之理力谏勾践。他说：“圣人之功，时为之庸[用]。得时不成，天有还形”。最后击鼓进兵，灭掉吴国。范蠡可说是深通易理天时之人。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者。但记载他言论的《论语》却没有以理论的方式来讨论天道、性命这些“大问题”。因而被黑格尔贬为“老练的、道德的教训”和“散文式的理智”。[13] 而不少人也确实认为儒家的“外王”极致在汉儒，内圣的极致在宋明儒，而对孔子之为“圣”的道理只好含糊敷衍过去。其实，《论语》乃是儒家思想最深刻原发的表现，其仁说与易理之精髓息息相通。当然，尽管孔子好《易》，却并不主要依据卦象来思考和教导学生；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者是“艺”或“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另一种讲法则认为六艺指“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不管怎样，“艺”意味着灵巧、机变、有尺度感，在适时应和之中让“阴阳”或“相异者”相交，从而当场引发出某种事物和情境，因而能养成人的分寸感和对时机的领会。
“艺”是理解孔子为人的一个关键。“子云：“吾不试，故艺。’”（《论语》9/7）“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7/6）他的一生就是在艺中升华，而又转过来，用艺去转化升华弟子们的一生。他终生“好学”，所学无非艺也。从“多能鄙事”之艺到博古通今之艺再到尽性知命、“从心所欲，不喻矩”之艺。《易》不用讲了，《书》之外的其他四艺无不是“时机化的艺术”。《礼记·礼器》言：“礼，时为大，顺次之。”[14] 孔子又讲：“克己复礼为仁”。（《论语》12/1）这意思是放弃自己“固、必”之“我”（《论语》9/4），而融入那和穆中节的礼时之中，体会到“人”与“己”的根本关联和相互建立，（《论语》6/28）从而知“爱人”（《论语》12/22）、“知天命”（《论语》2/4）。礼对于孔子绝不就是一套外在的繁文缛礼和固定的国家体制，而是“与时偕行”的通天艺术。因此，亲身参与其中是绝对必要的，“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3/12）“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3/12）后一段引文应理解为：“在祭神的时刻到神意所在之处去”，或“在祭神的时刻与神同在”。“神”对于孔子永远意味着在礼乐等技艺所引发出的时机中所体验到的神性，与《易·系辞》讲的“阴阳不测之为神”颇为相通。孔子对诗与乐的挚爱在世界思想家中是罕见的。（《论语》7/13,3/25,8/8,16/13）他对于含有众多民歌的《诗》这样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无邪”之“思”对于他正是一种富含时机智慧的“纯思”，可超出诗句的对象化内容而在新的语境中获得新鲜的诠释含义。因此，他不但本人爱引《诗》，而且特别鼓励学生创造性地诠释《诗》，以造成领会礼和其他问题的时机或意境。（《论语》1/15，3/8）至于《春秋》，绝不止是史书，而是孔子的政治、伦理和思想智慧的最富时机（事件的时机、语言的时机）性的表达。可以说，这些艺在孔子那里是转化了的卦象，通过它们而领会到更有“文”化含义的易理。
这些就是孔子的“中道”或“中庸”的源头。没有技艺活动开显出的原发时境，就无活生生的“至”极（《论语》6/27）和“不勉而中”（《中庸》20章）可言，而只有外在的折衷。所以，对于孔子，中庸的终极含义就是“时中”；（《中庸》2章）即“随时以处中”，或“总在最佳的时机中”。于是，《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1章）这正是礼、乐、诗等艺术让人达到的时机化境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同上）这“中和”正是对“原发天时”的最合适的一种领会和表达，深合易理。能“至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为“天时”对于中国古贤来讲就是活的终极、生成着的“中极”。孟子赞孔子为“圣之时也者”，（《孟子·万章下》）可谓言中！
老子的学说尽管不看重“艺”，但同样富于时机化含义。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将道家视为“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的典型。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42章）正是由于阴阳的相激相交（“冲”），以至有气化之“和”。此处“冲”字既可训为"涌摇交汇”，又可训为“虚”，从字面上看，则也可与“中”有关。两极相交而生居中之虚境，于义亦妥。帛书甲本此字就是“中”。按先秦人的思路，这阴阳交生之中虚或中和者，必含有原发的时机性。“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16章）可见在这虚极之处，有“作”有“复”，以构成“惚恍”之象。“视之不见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14章）[15] “夷”、“希”、“微”都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也就是“不有不无”的那样一种“惚恍”的居中状态，因此“不可”被规定（“致诘”）为任何可对象化之“物”或可描摹、再现之“状”。但它们又都有来去出入可言，“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老子》5章）但这“来”不见其首，这“去”不见其后，因它们与“今”混而为一。故这“三者[夷、希、微] 混而为一”，可以理解为原发时间的三时相[将来、过去、现在] 媾生合一的氤氲状态。而且，原文确实马上谈到了时间之“今”与“古”。今与古的交织回荡构成了“道纪”和“自然”。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能看出道家乃“因时为业，……时变是守”，（同上序）很有见地。但须知道家的这个要旨与《易》理相通，也就是与先秦儒家的天时领会相通，而将“儒墨”置于同一档次大为不妥。至《庄子》，此“时”义大张。“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就是游于原发天时的境界。这不限于“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庄子·养生主》）这类说法里的时机领会，更意味着“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大宗师》）的终极或中极时机化境界。比如“山木篇”讲的“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就意味着这样一个“与时俱化，……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时中”境界。
由以上这些阐述可知先秦人对“时”的极度敏感和原发领会。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即“随时”、“与时消息”、“守时”、“因时”等，绝不只是“按（现成的）时刻表做事”，更不是无真义可言的“机会主义”，而意味着进入或参与到原发时间或天时的构成之中。只有在其中，才能“随”和“因”。所以，随此天时而动就必为此时所化而“至诚”，也必因此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中庸》22章）这就是《中庸》讲的“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的意思。（《中庸》25章） 在《中庸》的语境中，“至诚”相当于本文讲的“原发时间”，所以“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中庸》20章）并不只是被动地顺因外在的规律。“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中庸》24章）此为圣人境界。
三. 天时的各种表现——天之时
这种对原发时间的关注来自中国的远古传统，也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先秦之后中国文化的走向和特征，由此而形成了各种时间上的讲究和安排。有的还保持了对于原发时间的体验，有的则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外在的时间格式（schematismas）了。
中国古人“仰观于天”的长久热情在其他文明古国也有，但中国人由此不仅发展出测时的历法和作预言的占星术，而且将这种比较外在意义上的“天时”转化到人的生存领会和行为态势中来，发展出了一种天人相参的时机化的时间观。中国人真正看重的既非物质自然之天，亦非主体之人，而是在其中摩荡生发着的生存时境。
《易》一开始并不只是一部用以占卜的书，也绝不只是“观类取象”，象征和描摹现代人讲的“自然规律”的书。从根本上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