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魏晋名人的资料
太多了。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
中国三国魏7位名士的合称，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集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 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嵇康(224—263)
三国时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於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
阮籍(210－263)
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徵、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於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山涛(205—283)
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於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向秀(约227-272)
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刘伶
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阮咸
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
王戎(234—305)
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戴 逵(约325～395) 字安道。东晋谯郡 (今濉溪县临涣)人。后居会稽剡县。博学多能，“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少时曾以白瓦屑和鸡蛋汁作郑玄碑，时称绝妙。曾就学于范宣。所画人物、山水、走兽“情韵连绵，风趣巧拔”，“荀勋、卫协之后，实为领袖”( 谢赫《古画品录》)。《历代名画记》著录其画作《阿谷处女图》、《孙绰高士像》、《胡人弄猿画》、《董威辇诗图》、《濠梁图》、《孔子弟子图》、《金人铭》、《三马伯乐图 》等。擅长雕刻及铸造佛象。首创干漆夹 雕塑法。曾塑“五世佛”，与顾恺之壁画“维摩诘象”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并称“三绝”。毕生以艺术创造为乐，不趋荣华 ，远避权贵。太衬王闻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曰：“戴安道不为王门怜人。”孝武帝“ 束帛”聘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固辞不就，远去吴地避之。另著有《释疑论》、《竹林七 贤论》2卷(已佚)、《闲游赞》、《水赞》、《琴赞》、《高兴赋》、《流火赋》、《酒赞 》等。 何尚之(382～160) 字彦德。南朝宋庐江县(今霍山)人。少轻薄，及长，以操行见称 。与谢混相知。初为临津令，补刘裕府主簿。从征长安，以功赐爵都乡侯。宋文帝时任尚书 令。孝武帝时官至左光初，开府议同三司，元嘉二十二年(445)造玄武湖，劝阻文帝在湖中建方文、蓬莱、瀛州三山，以免劳民伤财。曾立宅建康南城外，聚生徒讲学，一时四方名士 纷纷慕名而来，谓之“南学”。著有文集十卷行于世。
王 蕃(227～266) 字元和。三国时吴国庐江郡(治今潜山)人。历任尚书郎、散骑中常侍等职。博览多闻，兼通术艺，在天文、数学领域多有成就。他根据张衡的浑天说和自己观察天象的经验，制作“浑仪”(即天球仪)。“浑仪”圆周为一太零九寸五分，灵巧而实用， 撰有《浑天仪图记》，分周天为365.25度，立黄道与赤道交角为24度(今测定为23.5度)，为我国天文家作出重要贡献。在数学上，研究出圆周率为π=3.1555，为当时一项重要数学成 就。为人高尚耿直，名重一时。甘露二年(266)被吴主孙皓以“酒醉失礼”杀害。
左思
左思 (约公元250～305年)字太冲，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西晋时著名文学家。他家世业儒学。少时曾学书法鼓琴，皆不成，后来由于父亲的激励,乃发愤勤学。左思貌丑口讷,不好交游,但辞藻壮丽,曾用一年时间写成《齐都赋》（全文已佚，若干佚文散见《水经注》及《太平御览》）。泰始八年(272)前后，因其妹左□被选入宫,举家迁居洛阳，曾任秘书郎。元康年间，左思参与当时文人集团“二十四友”之游，并为贾谧讲《汉书》。元康末年，贾谧被诛，左思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后齐王□召为记室督，他辞疾不就。太安二年(303),河间王□部将张方纵暴洛阳，左思移居冀州，数年后病逝。
http://ke.baidu.com/view/31147.html
王羲之
王羲之（321—379年，或303—361年）字，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
他认为养鹅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领悟到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有一天清早，王羲之和儿子王献之乘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到县禳村附近，只见岸边有一群白鹅，摇摇摆摆的模样，磨磨蹭蹭的形态。王羲之看得出神，不觉对这群白鹅动了爱慕之情，便想把它买回家去。王羲之询问附近的道士，希望道士能把这群鹅卖给他。道士说：「倘若右军大人想要，就请代我书写一部道家养生修炼的《黄庭经》吧！」王羲之求鹅心切，欣然答应了道士提出的条件。这就是「王羲之书换白鹅」的故事。
二十岁时，有个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导家去选女婿。当时，人们讲究门第等级，门当户对。王导的儿子和侄儿听说太尉家将要来提亲，纷纷乔装打扮，希望被选中。只有王羲之，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躺在东边的竹榻上一手吃烧饼，一手笔划着衣服。来人回去后，把看到的情况禀报给郗太尉。当他知道东榻上还靠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王羲之时，不禁拍手赞叹道：这正是我所要的女婿啊！于是郗鉴便把女儿郗浚嫁给了王羲之。这故事便成了「东床」和「令坦」两个典故。
在他身上出现的成语还不只这些，据说有一次，他把字写在木板上，拿给刻字的人照着雕刻，这人用刀削木板，却发现他的笔迹印到木板里面有三分之深。这就是成语「入木三分」的由来。
王羲之一生最好的书法，首推【兰亭集序】。那是他中年时候的作品。
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得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褉]。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一些文人，共四十一位，到兰亭的河边修褉。大家一面喝酒，一面作诗。
作完了诗，大家把诗搜集起来，合成一本【兰亭集序】，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这时王羲之已醉了，他趁着酒意，拿起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起笔来。这篇序文，就是后来名震千古的【兰亭集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今人所见，皆为《兰亭序》临摹本。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除《兰亭序》外，著名的尚有《官奴帖》、《十七帖》、《二谢帖》、《奉桔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乐毅论》、《黄庭经》等。其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苔惊蛇”，王羲之的书法是极美的。
谢安（320年 ~ 385年）字安石，号东山，东晋政治家，军事家, 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
谢安出生名门，喜爱读书，不愿做官。多次被朝廷征召,均被谢安拒绝。在公元360年，谢安终于担任司马一职，并在公元373年以自己的沉着冷静阻止了桓温篡权的阴谋。在公元383年，苻坚率领百万大军，意图吞灭东晋，谢安以征讨大都督的身分负责军事，最终击败苻坚，并由此诞生了“小儿辈遂已破贼”与“不觉屐齿之折”的故事。
http://ke.baidu.com/view/36074.htm
东晋大将恒温、刘裕简史
http://www.cqzg.cn/viewarticle.php?id=154698
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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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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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yuwen.com/mr/wjnbc.htm
魏晋南北朝
[帝王将相士] 曹操 曹丕 曹植 郭嘉 荀彧 夏侯敦
刘备 关羽 张飞 诸葛亮 孙权 周瑜
袁绍 司马懿 董卓 张角张梁张宝 苻坚 谢尚 谢安
刘裕 拓跋珪 拓跋焘 萧衍 宇文泰 萧道成
高欢 陈霸先 羊祜 祖逖 花木兰 周处
[文人雅士] 陶渊明 谢灵运 鲍照 颜延之 谢眺 干宝
陈寿 范晔 嵇康 阮籍 孔融 陈琳
蔡邕 蔡琰（文姬） 陆机 陆云 左思 沈约 萧纲 萧绎
王羲之 王献之 顾恺之 锺繇 张衡
魏晋南北朝 人物大全
刘表 马腾 羊祜 鲁肃 吕蒙 陆逊
崔浩 檀道济 沈庆之 斛律光 韦孝宽 韦睿
萧摩诃 元英(拓跋英) 尔朱荣
裴宏 张华 张载 张协 郭璞 刘勰
向秀 刘伶 山涛 阮咸 王戎
王荣 徐干 阮璃 应锡 刘权
锺嵘 刘勰
2、“竹林七贤”分别是谁？
竹林七贤,诗魏末的七位有名文士,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 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3、竹林七贤是那七个人
"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
4、竹林七贤是哪几个
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据陈寅恪先生考，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嵇康
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国时曹魏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竹林七贤”之一，世称嵇中散。相貌非凡，善于音律，创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合称“嵇氏四弄”，与东汉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临涣镇），因家居侧有嵇山，故改姓嵇。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其罪证之一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曲毕，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从容赴死，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于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爱好打铁。曾被孙登说：“保身之道不足”。 在人生哲学上，他的主张是：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 有趣的是，嵇康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山巨源）。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
阮籍
阮籍（210－263），三国时期曹魏末年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另据史料记载，因为阮籍才华横溢，在当时名气很大，掌权的司马集团很想拉拢他，但阮籍和司马集团总是若即若离。阮籍曾经当过司马集团给他的一个官——东平太守。他骑驴上任，进了衙门便令人拆去隔墙，十几天后又骑驴离开了，好像开一个玩笑似的。后来他又主动要了一个官干，当了一名步兵校尉，其动机就是看上了步兵营中有一位厨师很会做酒，而且营中藏有美酒300斛。在两任官职期间，他也每日只是与刘伶饮酒吃肉，成天醉倒在酒乡里，从不发表任何政治见解。后来，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遂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其实，阮籍在的成长过程中，他的思想、态度是经历了很大的变化的。幼时的阮籍所接受的是很正统的儒家教育，并未接触过真实社会、只沉浸在书本中的阮籍一直到青年时期都还在受此影响。他的真实想法是，当今世道大乱，唯有依靠儒家的思想教育民众，方可实现救赎，而能做到这些的，又舍我其谁？他的这种思想在他的早期作品《乐论》中可见一斑，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如今天下大乱，世风不古，可通过音乐来救赎人心，美乐至则民心顺。胸怀大志的阮籍走向社会后，通过与一干人等的接触、对社会的观察思考，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要实现太平、实现自己心中那种美好的愿望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不得不很悲痛的转投了老庄一派，原因是，在老庄的世界里，在竹林的世界里，虽然不可以“平天下”，却能独善其身，保持自己心灵的自由美好，畅然物外，其亦乐哉。可是阮籍并没有完全的去适应，尤其在司马家发动“高平陵政变”篡夺政权之后，阮籍选择了彻底放纵自己，选择了逃避。他常常自己驱车，任意游走，行至路穷处便放声大哭。他很痛苦。这是一种最悲凉的痛苦。
山涛
山涛(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于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山涛虽在竹林七贤年龄最长，可是很晚才开始为官。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喙，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晋书·山涛传》他第一次做官大约在正始六年左右没当多久就逃走了。山涛初次入仕时间极短，到正始八年就开始同嵇康、阮籍同做竹林之游。短短的几年隐居生活後，山涛开始了第二次入仕。 山涛第二次入仕与婚姻有关，他的堂姑奶奶山夫人的女儿张春华就是司马懿的原配妻子，司马师和司马昭的生母，后来被追封为晋宣穆皇后。他在此後的三十多年的官场生活，还是对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作用，他为当时的晋朝选取了大量人才，在当官时选贤任人，对自己约束甚严，对于贿款而能一直坚守其节，在那时的政治风气下实属不易。 山涛
山涛是司马氏政权的骨干力量，所以历代文人从正统观念出发对他有所非议，甚至被後世视为“贰臣”然而就如此断定山涛的评价，不免也失之公平，因为当他在为官期间并未有迫害曹氏成员的记载，更没有杀害过正直之士，而是对有才之人大力提拔，这对社会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拜赵国相，遣尚书吏部郎，文帝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榖二百斛。《晋书·山涛传》由上可知山涛在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并没有像一些官僚那样大肆兼并，生活奢华，而是雅操清明。他为朝廷选拔人才，并不营私结党，而是选举任能。 山司徒前後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提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有此可知山涛与其他竹林七贤有其相当的差别在于任官方面，他的积极出仕跟其他人来比的确有一段差距，他曾三次举谏阮咸为吏部郎，虽然嵇康写了与他的“绝交书”，但嵇康的儿子嵇绍后来也是由山涛举谏而进入仕途的。 山涛一生的宦途生涯几近似十年之久，从四十岁开始任郡主簿，功曹之职，因预见曹爽的被杀而隐居不仕，但是不久之後又即被召回，以後任官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的三代政权，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得力助手，他与阮籍嵇康不同，他的一生鲜少有反司马氏思想，反而紧密的围绕在司马氏政权左右，并成为司马氏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在他的职历中最重要的是尚书吏部郎吏部尚书尚书仆射等职，这些都是属于吏部的官职，其职权是以派任官吏人事为主，属于中枢性的部门，这必须通晓官界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同时还需有识人的气度，这对一向以自己的政治器识为豪的山涛来说，正是适得其所。 与其他六贤之差异 ：山涛虽然年轻时崇尚老庄思想加入了竹林七贤之列，可是本质上他却不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或忘情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拘守世俗礼法的彬彬君子。山涛的性格基本上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真能忘情逍遥世外的人，他还是身在红尘之中有野心想立身扬名于世，只不过因他政治上的远识，使他在政争最厉害的时候避世远遁，一旦机会来了他还是会出仕的，他与嵇康阮籍之交也可说是偶有交会迸出的火花罢。所以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到“足下傍通多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所谓“偶与足下相知耳”正道出了这其中的实情。 对《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一节略做补充。其实，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另一个层面上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好朋友，有了这封绝交书，就不会因为自己不配合政府的态度而连累到好朋友。后来嵇康被杀害，临死前把自己的儿女托付给山涛，留言：“巨源在，汝不孤矣。” 山涛为人磊落大度，生活节俭，做官不过多要求什么，对待朋友赤诚坦坦。后世者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牵强附会。
向秀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他又与吕安同在山阳地方灌园以自给。山阳是嵇康住宅所在之地，可见他们三人交往甚密。但是种田、栽培蔬菜并不是他们的嗜好所在。以田园工作换取生活所需，一旦有了空闲，就相携出游于大自然间，逃脱政治的黑暗樊笼，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虽然他们三人的行止如此亲近，但向秀的性格却是与嵇、吕相异，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而超迈俗人，向秀则好读书，所以常被他们所嘲笑。三心灵的交流从向秀的《思旧赋》可看出：“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 据晋书本传的说法，向秀是喜好老庄之学的，但是从年轻时就喜欢读书的向秀，对儒家思想也是相当有研究的。他二十岁时，曾写过一篇《儒道论》，从他后来的《庄子注》一书中的思想满可以约略猜出，这篇文章大约是想将儒道两家的思想做一调和。（《儒道论》现已失传）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 向秀有感于历来读【庄子】的人虽然很多，但为之作注者却很少，便想替【庄子】作注，完成此工作後，请嵇康、吕安批评，看完之後，几乎给予一致的赞叹。可见向秀的【庄子注】确乎超越了有旧家的注解，而直通庄子的心灵，故颜延年的【五君咏】："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晋书】本传："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史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今日向秀的【庄子注】已佚失，其中一些佚文散见于张湛的【列子注】中。 向、郭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哲学著作，也是当时崇有派的代表作品，其中许多观点是和贵无派对立的。这部著作，力图把道家学说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而且，更多地从儒家观点修正了道家的学说。何晏、王弼的贵无学，主张不要干涉门阀世族的特权，使世家大族的利益得以无限地扩张；而何、王的贵无论，到向、郭崇有论的转变，反映了魏晋时期门阀世族的内部争权及发展过程。 祟有论：在本体论方面，向、郭不赞成贵无派「无能生有」理论，提出了「物各自造」和「造物者无主」的说法。认为万物的形成和变化都是「自己而然」，万有本身就是自足的，在万有自身以外并没有生化万物的独立实体；所谓无，只意味著万有的自生自得；万有都是永恒存在的，虽变万化，终不能归于无。这种学说，否定了道和无生化万物的观点，肯定了万有的实性。但这种学说也同时否认了万有之间在时间上有因果的联系，否认了万物进化的过程。 这种崇有论，表现在社会问题上，提出了"天理自然"和"安分自得"的人生观，得出了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结论，认为自然和社会的秩序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物的各种差异和它们所处的各种地位也都是天然合理的；万物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追求自己分外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自由和快乐；无为并非消极无所作为，而是所作所为不应超过自己的本分；圣人身居富贵之位，同样可以享受山林隐士的清高生活等等。所有这些观点，在于论证名教并不违背自然，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能于自己的等级名分，以巩固已有的秩序。 难养生论：向秀的思想之有异于嵇康，尚表现在他的【难养生论】一文中。【养生论】为嵇康的作品，文中主张寡欲养生，而向秀却持反对的看法，他的这种思想是将魏晋时已经盛行的老庄思想中尊重自然的想法加以推广，但是从他的表现和论理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已是站儒家的立场。纵使他对老庄思想有极度的兴趣，但却不曾以此来做为他生活态度的指针。所以，後来嵇康和吕安被处死的事件发生时，他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受到当朝者的注意，准备援引为官。这也是他们思想的歧异之处。曾与司马昭的有过对谈，司马昭当时掌握实际政权。 嵇中散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蹉。 （箕山是山名，传说尧要让位给巢父、许由，二者不愿接受，就隐遁在箕山，故箕山之志即隐居之志），即使向秀在处理实际问题和思想与他的两位好友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在互相争论中愈亲密，因此他对于两位死于非命的好友，那种痛惜哀伤之情，是发自本心的。自洛阳归山阳嵇康旧居时，忍不住写下了有名的《思旧赋》，文中所表现暗藏的政治黑暗与恐怖，呈现消极抵抗政治的态度，司马昭死後，向秀仍继续做他的官，只是极不得意。晋书本传说："後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不任职、容迹而已，可看出他仅挂个做官的空名，还能保持这个空有其位的空名罢了。
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市）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他身高仅一公尺四十，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因此也加入了七贤的行列。 他在官职方面，做到建威参军。据说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了官以後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终于嗜酒寿终。反而在那文人动辄被杀的乱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寿终，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 《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裏抱著一壶酒，命仆人提著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我若醉死，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醀然已醉矣。（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著把剩馀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一定要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又喝得大醉了。） 从这骗取酒肉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他滑稽多智、放荡不羁的一面。不但是人，就连鬼神也不放在眼中。关于喝酒，竹林七贤裏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喝酒，但刘伶却独以酒而闻名，可见他的酒量之多。他的喝酒，或许同阮籍一样，是因为受逼于黑暗的政治，污浊的社会，但他确能沉醉在酒乡的混沌世界中，不像阮籍、嵇康是充满著愤懑之心的，阮籍甚至还在酒后吐了血。他喝酒的方式也是极其豪迈的。伴随著狂饮而来的，自然是行为上的放荡。 刘伶是个醉鬼，他的思想接近庄子。刘伶经常湎沉湎于酒中，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从嵇康、阮籍那裏学到一些皮毛，放荡荒唐、玩世不恭者有之，学识胆量皆无，终日醉醺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裏脱光了衣服饮酒。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客人进屋找他，假如有人来讥讽他，刘伶大言不惭，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裏来？”）此外他更将这种境地，表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 作品《酒德颂》 【酒德颂】 “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活在污浊的乱世，却又无力挽救当时的社会，刘伶只好放浪形骸，同时阮藉著酒醉的言辞行动，来表示他憎恨虚伪的道德礼教，以及自己内心对自然纯真的追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酒是务，焉知其馀。 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电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攘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待侧焉，如踝赢之与螟蛉。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有所谓大人先生者，他将宇宙看做是自己的家，以为一万年不过是转瞬之间而已，他随著自己的意思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只有酒是他的乐趣，其他的乐趣他瞧都不瞧。贵公子、搢绅处士们，听到他的风评，没有一个人怒目相向的，拿礼法来非难他。但先生手中却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落在髯上的浊酒，陶然醉倒。他不觉寒暑，也没有利欲之情，将这个世上的杂然万物，完全看做是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 这样的人生观，也不外是“齐祸福、一死生”的老庄思想。《晋书》本传说他：“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在文章中，他藉著所谓的“大人先生”寄托了他求追精神自由的心境，并攻击那虚伪的世俗礼教中的贵公子、搢绅处士。全文充满了奔放自在的讽刺意味。 阮籍虽然厌恶那个社会，但他却不得不活在魏朝的官僚社会裏，尤其与专权的司马氏有著若断若离的关系，使得他满腔的苦闷，一旦发洩出来。便成为锐利痛快的怒骂（《大人先生传》）。而刘伶则与之相反，一开始便在官场上不得意，不被那个官僚社会所接受，因此他在《酒德颂》中对于礼法之士所表现的不屑，便尽是一片揶揄嘲笑的态度了。
阮咸
阮咸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与籍并称为“大小阮”。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 阮咸不仅擅长演奏，也精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据说就是他所作，李季兰在同名诗中有“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的诗句。195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持阮弹奏的阮咸画像，神情专注。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杆挂大布犊鼻褌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任诞篇】 在七月七日这天有晒衣习俗，阮咸家贫，竟以长杆挂犊鼻裤（短裤、贫贱者之服，魏晋名士夏日喜欢穿犊鼻裤，表示洒脱）于院中，与北阮纱罗锦绮形成对照，自然地表现出阮咸任达不拘礼节，然而亦说明，阮咸虽家贫，而其士族之优越门第和身分并不减。阮咸虽未能免俗，但所作所为亦不同流俗。这时候的他其实还只是
5、阮籍与嵇康的诗风比较的文献综述
嵇康、阮籍人生之比较
嵇康、阮籍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是魏晋名士的代表人
物,他们把魏晋玄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他们又是
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行为形象特征使他们成了“魏晋
名士”、“魏晋风度”、“魏晋风流”的代名词;共同的理想、兴趣、共同
的人生追求同时代的生存环境使他们不仅名誉当时,而且影响至
今,成为后人追思景仰的对象,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珠联璧合的
双星。然而,由于家世出身、个人性情、人生阅历等方面的个体差
异,也导致了两人人生态度、处世方式以及人生结局的不同。本文
就此略作探究,请批评指正。
一
嵇康字叔夜,祖籍会稽上虞,先人本是奚姓,因避愁而徙居谯国
銍县的嵇山,因地命民易姓嵇氏。康父嵇昭,曾任曹魏督军治书侍
御史,早卒。兄嵇喜,才具当世,历扬州刺史、太仆、宗正职。嵇康本
人是曹操孙沛王曹林的女婿,属曹魏宗室的姻亲,历官郎中,释中散
大夫,时人称“嵇中散”。因为嵇康并不热衷从政仕进,所以也就没
有政绩可以称述。
(一)清心寡欲,恬淡自然
受社会风气的濡染,嵇康好老、庄之学,崇尚自然,追求精神自
由,鄙视物质享受。他在《明胆论》中指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
在《太师箴》中提到:“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
又在《声无哀乐论》中指出:“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
以成。”在形、神关系上,他在《养生论》中认为:“形恃神以立,神须
形以存”。显然,他是承认形神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的,但他更注重
精神的作用:如果“神躁于中”,就会“形丧于外”。“夜分而坐,则低
迷思寝,内怀殷忧,则达旦不寐”。时人以为:“一怒不足以侵性、一
哀不足以伤身”,嵇康对此不以为然,他在《养生论》中说:“喜怒悖
其正气,思虑销其精神,哀乐殃其平粹⋯⋯易竭之身,而内外受敌,
身非木石其能久乎?”“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积微成损,积损成
衰。从衰得白,从白得老。以老得终”。因此,他主张修心养性,安
神全身,要做到“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
平和”,养生就应该“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
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
嵇康在他另一篇著名的文章《答难养生论》中进一步阐述论证自己
的观点:
古之人知酒色为甘鸩,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逝而不
顾。使动足资生,不滥于物,知正其身,不营于外,背其所凶,守
其所吉,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
嵇康提倡知足常乐的人生观:“故以荣华为生具,谓济万世不足
以喜耳。此皆无主于内,借外物以乐之,外物严丰,哀亦备矣。有主
于中,以内乐外,虽无钟鼓,乐已具矣。”
正是基于上述思想的基础,嵇康性好饮酒服食,寄情山水,作神
仙游。他的《游仙诗》具体体现了他的这种生活愿望:“遥望山上
松,隆谷郁青葱。自遇一何高,独立迥无双,愿想游其下,蹊路绝不
通。王乔弃我去,乘云驾六龙。飘飖戏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
道,旷若发蒙童。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蝉蜕弃秽累,结友家板
桐, 临觞奏九韵, 雅歌何邕邕, 长与俗人别, 谁能睹其
踪。”[ 1 ] ( P39 - 40) 这种崇尚精神自由的神仙意识在《答二郭诗》中得
到了进一步的强调:“朔戒贵尚容,渔父好扬波,虽逸亦己难,非余心
所嘉,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
岳,弹琴登清歌。”[ 1 ] ( P63 - 64) 在这里,嵇康把神仙生活作为人生的
最佳选择,以宽容逃避祸患,像渔翁一样推波助澜并不可取,隐逸遁
世也不容易做到。只有神仙生活才是最美好最理想的追求:遨游徜
徉于人寰之外的太清之中,交结挚友于灵岳之上,餐霞饮露,弹琴清
歌,消释了人世间的一切牵累烦恼,是何等地逍遥快活。
这种精神和品格,不只仅滞留在他对诗文的吟咏和胸臆的抒发
上,更表现在他日常生活的实际行为上。嵇康好采药游历山泽,飘
逸潇洒,任情旷达,见到樵夫渔父,都以为见到了神仙,“会其得意”
竟“忽焉忘返”。他还有与众卓异的独特好尚,爱好锻铁,烈日炎
炎,树下锤锻,旁若无人,悠然自得。嵇康以不同方式结交天下名士
·37·
风流,与阮籍神交,与山涛以识度相契,他们与向秀、刘伶、阮咸、王
戎志趣相投,结伴游谈于竹中林下,时人谓之“竹林七贤”。
(二)服膺儒学,鄙弃虚伪名教
嵇康家世儒学,他对家传之学厚爱有加,对儒学仁爱忠恕之道
信仰尤笃。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就有“古之王者,承天理物⋯⋯
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宏化潜通,天人交泰”的儒家治世图景的描
绘。[ 1 ] ( P221) 他在《诫子书》中有“临朝让官,临义让生”等纯乎出于
儒家人伦的教诲。他的《管蔡论》诗,又异乎寻常地为殷商遗臣管
叔蔡叔翻案,认为管、蔡叛逆周朝“皆服教徇义,忠诚自然”,值得钦
敬。因为他们“不达圣权,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
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可是后来之人,以成败论英雄,将管
蔡为叛臣,这是不分曲直有失公正的。正如五仲荦先生所论:“嵇康
的替周武五之弟管叔鲜、蔡叔度师屈,其实就是在替五陵、母丘俭、
诸葛诞之些为司马氏所诛锄的人鸣冤。”[ 2 ] ( P755) 可见嵇氏实际上
反对的乃是司马氏政权为稳固政权而玩弄的“虚伪名教”。在他们
的理想人格中尽管张扬在外的是道家自然、恬淡无为的旗子,而他
们内心深处蕴藏的则是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尊崇和依循。鲁迅先生
警辟指出:“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
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
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
奉⋯⋯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得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
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 3 ] ( P502)
(三)越名教而任自然
出于对司马氏倡导奉行的虚伪礼教的深恶痛绝,嵇康公然宣称
要“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在政治上一直受到司马氏集团的排挤
和迫害,他已看透了他们假“仁义忠孝之名”,行欺诈杀戮之实的可
耻行径。因此,嵇康痛感那种“务于理伪”的“仁义”和“生于争夺”
的“廉让”,都是束缚“自然人性”并与“自然人性”相对立的东西,他
明确提出:“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
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
赋而通物情。”(《释私论》)现实社会的龌龊肮脏,必然要引起有识
之士对人类初始社会的怀恋向往。他倾心赞美讴歌“大朴未亏”的
人类自然社会:“昔鸿燕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
物全理顺,赏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
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难自然好学论》)嵇
康认为“名教”之所以与“自然”对立,不利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是因
为它已成为产生虚伪骄饰、欺诈倾轧等罪恶现象的根源:“大道陵
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族类,造立仁义,以婴其
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内;故六经纷错,百家繁
炽,开荣利之途,故奔鹜而不觉。”(《难自然好学论》)他还在《太师
箴》中进一步揭露名教的虚伪:“季世凌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宰
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沉。
赏罚虽存,莫劝莫禁”,“刑本征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
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现实社会全然一塌糊涂
。在此,嵇康的揭露与批判,已远远超出了对司马氏集团擅权政治,
宰割天下的无情抨击,实际上已经触及封建专制社会的本质。“越
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玄学的主流,也是璀灿夺目的思想之光,是嵇
康思想中最富时代特色的精彩内容,代表了魏晋名士最具个性和魅
力的思想境界。
(四)愤世嫉俗,刚肠嫉恶
嵇康“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 4 ] (卷49) 志趣高洁,他对充满欺诈
虚伪的社会深恶痛绝,对横行当世的邪恶势力更是水火不容。当时
身为选曹郎的朋友山涛,升为散骑常侍以后,念其友情,推荐嵇康接
替他原来的职务,本是好意,但志不同者道不合,嵇康认为是对他人
格的莫大侮辱,激愤之下写下了言辞尖锐激烈的《与山居源绝交
书》,借此向世人渲泄自己长期以来积郁在胸的愤懑,表明自己坚决
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决心。
他在信中自陈自己笃信老、庄,性情疏散简傲,处世与礼相背,
“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 [ 1 ] ( P118) 无意于官场仕途。
然后以激烈的话语宣称自己有“必不堪者七”,意即不愿遵守礼法,
蔑视虚伪名教以及自己“刚肠疾恶,轻肆自言,遇事便发”的刚烈直
性。他毫不隐晦地反对司马氏集团借礼教之名行篡曹之实的可耻
行径。商汤、周武都是以武力取天下,周公以辅佐大臣的身份而秉
政,孔子盛赞行禅让之制的尧舜,这本是先代圣迹,却被司马氏借来
作为改朝换代篡窃政权的范例和根据。因此,嵇康慷慨激昂地喊出
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战斗口号。可悲的正是这种刚烈正直的
性情和直言不讳的行为造成了他人生的悲剧。难怪人们这样评价
他:“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5 ] ( P649 - 650) 木秀于林,风必摧
之,性烈才俊,难免不受权贵与同辈的忌妒痛恨。时贤后人都无不
惋惜嵇康的刚烈之死:“龙性难驯,终于被害,哀哉。”[ 1 ] ( P131)
二
阮籍与嵇康齐名,同为魏晋时代的代表,魏晋玄学的代表,在主
流方面与嵇康一样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为上与礼教相悖。
但在具体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心理状态及人生结局等方面与嵇
康相比,又有很大不同。
(一)少怀壮志,生不逢时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父亲阮] ,是东汉大学者蔡邕的学
生,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由于自幼受儒学熏陶,阮籍少“有
济世志”, [ 4 ] (卷49)“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惜年十四五,志尚
好诗书”,“壮士何感慨,志欲威八方”,“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等都是“咏怀诗》中抒发早年雄心壮志的著名诗句。他以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为立身行事准则,并由此步入仕途。曹魏时,受太尉蒋
济征辟而为尚书郎。但人生无常,世事难料。“魏晋之际,天下多
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4 ] (卷49) 曹爽被
诛,司马氏擅权,政治形势急转直下, 政治功名,成为幻影,阮籍的
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
(二)蔑视礼俗,放达荒诞
生活在魏晋之际司马氏掌控之下的充满虚伪欺诈的乱世之中
的阮籍早已看透了司马氏的险恶用心,他与嵇康有着共同的政治
态度:反对虚伪名教,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在个人生活方
面,他比嵇康走得更远,更加放荡不羁,或披头散发,裸坦箕踞,或言
语颠狂,醉卧妇侧,或傲啸山林,与猪同饮⋯⋯ 他这种有悖常态的
行为,正是对司马氏政治和虚伪名教的蔑视和反抗。
阮籍认为天地万物都生于自然,并没有神灵的主宰存在,他在
《达庄论》中说:“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
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道,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
之,万物将自化。”他辛辣地讽刺那些虚伪的“正人君子”:“世人所
谓君子,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
检,言欲为无穷则⋯⋯独不见群虱之处裤中,逃手深逢,匿乎坏絮,
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隙,动不敢出裤裆⋯⋯”[ 4 ] (卷49) 他还
无情地抨击虚伪礼法是“诚天下助残贼,乱危亡之术耳”。
(三)言辞曲折,消极避世
与嵇康相比,阮籍与曹魏的关系远不如嵇康那么密切,那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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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嵇康身为曹魏宗室之婿,历官郎中,拜中散大夫。不仅属于曹
魏政权核心中人,还有亲情在内。阮籍与曹魏集团瓜葛甚少,他不
与司马氏合作纯粹是局外人出于“对曹魏的同情和司马氏的反
感”, [ 6 ] ( P58) 因此,他所采取的手段也不像嵇康那样激烈直率。
先辈们的人生追求,自己家族信奉的理想以及在这种儒学世家
文化背景下成就的济世之志,都被司马专政的残酷现实击得粉碎,
一桩桩血淋淋的惨案的发生,使得阮籍内心深处的痛苦更为深沉惨
烈,使得他的放达人生始终浸泡在生不如死的煎熬之中。
阮籍一生有82首咏怀诗传世,这不仅代表着他的文学成就,更
记录了他痛苦复杂的心路历程。然而,他的这些诗却隐晦曲折,费
解难懂,钟嵘《诗品》(上)说:“归趣难求”。刘宋时代的颜延之认
为:“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唐人李善在《文选》卷二
十之《咏怀诗注》中也说:“嗣宗身世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
咏,故每有忧生之差。”当代学者认为:从阮籍的“八十二首诗中看
到,阮籍对生命的基本体验完全是悲剧性的。”①
阮籍痛苦惆怅的心灵感受在他82首咏怀诗中,隐晦曲折地表
现出来,《咏怀诗》首篇云:“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
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尽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
心。”他这种悲苦、忧伤、寂寞、焦虑的心情在《咏怀诗》中随处可见:
“独坐空堂上,谁与可观者。”“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他又为冤
死在司马氏淫威暴力之下的友人悲哀难己:“一为黄雀哀,涕下谁
能禁。”
三
嵇康公开向司马氏叫板,断然不与其合作,终为司马氏所不容,
付出了生命代价。而阮籍在恐怖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走完了自己屈
辱忧愤与痛苦的一生,两人的人生结局是不一样的。其中除了理想
信仰、政治立场的因素之外,还有家世、性格、处世态度等原因。
嵇康自幼早孤,靠母亲和兄长抚养成人,寡母的溺爱,兄长的呵
护,聪慧的天姿,渊博的学问,魁伟的体态,诸多因素养成了他旷迈
不群,傲岸任情的个性,这种个性决定了他不会心为形役,内心深处
自由散淡的真意不可能自我抑制,更不愿受制于人。这样刚烈的性
情在险恶的政局中,必然为人所忌,为人所不容,断然难以自保自
存。同时,嵇康与司马氏集团要颠覆的曹氏政权有着直接的姻亲关
系。他是曹操之子曹林的孙女婿,而曹林又是何晏之妻金乡公主的
胞兄。尽管嵇康无意于仕途,但他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也自然是司
马氏心目中的危险人物和惩治对象。嵇康最后被司马氏一党钟会
所谗言构陷,死于非命也就毫不奇怪。
而与嵇康并世齐名的阮籍之所以未引颈受戮,能够苟全性命于
乱世,一是阮氏家族世代儒家,有高名于世,与世代服膺儒学的河内
司马氏门第相当,司马氏从社会舆论、影响考虑,也不会对阮籍做出
太出格的举动;二是阮籍对司马氏政权并没有公开决绝形成威胁之
势;三是阮籍一直采取“至慎”态度,司马氏欲加死罪也无从下手。
当然,他所采取的放达荒诞,至慎至谨的处世态度虽能苟且偷生,但
无以厝置的心灵也无时不在刀绞油煎的折磨之中。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以南朝刘宋时代的颜延之《五君咏》诗中
对嵇康、阮籍的微妙而又中首的评价为本文作一总结: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先,吐论知凝神。立欲忤
流议,寻山洽隐论。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训。”(《五君咏·嵇中
散》)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长啸若
怀人,越礼自惊众。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五君咏·阮步
兵》)
6、竹林七贤
能解决你的问题就行了，要什么原创啊！
竹林七贤
中国魏晋时期7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的合称，成名年代比“建安七子”晚一些。7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其中，嵇康的成就最高。
1.嵇康
嵇康
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国时曹魏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竹林七贤”之一，世称嵇中散。善于音律，创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合称“嵇氏四弄”，与东汉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临涣镇)，因家居侧有嵇山，故改姓嵇。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其罪证之一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于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爱好打铁。曾被孙登说：“保身之道不足”。 在人生哲学上，他的主张是：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 有趣的是，嵇康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山巨源）。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
2.阮籍
阮籍(210－263)，三国时期曹魏末年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 阮籍
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另据史料记载，因为阮籍才华横溢，在当时名气很大，掌权的司马集团很想拉拢他，但阮籍和司马集团总是若即若离。阮籍曾经当过司马集团给他的一个官——东平太守。他骑驴上任，进了衙门便令人拆去隔墙，十几天后又骑驴离开了，好像开一个玩笑似的。后来他又主动要了一个官干，当了一名步兵校尉，其动机就是看上了步兵营中有一位厨师很会做酒，而且营中藏有美酒300斛。在两任官职期间，他也每日只是与刘伶饮酒吃肉，成天醉倒在酒乡里，从不发表任何政治见解。后来，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3.山涛
山涛(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于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山涛虽在竹林七贤年龄最长，可是很晚才开始为官。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喙，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晋书·山涛传》他第一次做官大约在正始六年左右没当多久就逃走了。山涛初次入仕时间极短，到正始八年就开始同嵇康、阮籍同做竹林之游。短短的几年隐居生活后，山涛开始了第二次入仕。 山涛第二次入仕虽与婚姻有关，但它在此后的三十多年的官场生活，还是对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作用，它为当时的晋朝选取了大量人才，在当官时选贤任人，对自己约束甚严，对于贿款而能一直坚守其节，在那时的政治风气下实属不易。 山涛
山涛是司马氏政权的骨干力量，所以历代文人从正统观念出发对他有所非议，甚至被后世视为「贰臣」然而就如此断定山涛的评价，不免也失之公平，因为当他在为官期间并未有迫害曹氏成员的记载，更没有杀害过正直之士，而是对有才之人大力提拔，这对社会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拜赵国相，遣尚书吏部郎，文帝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榖二百斛。《晋书·山涛传》由上可知山涛在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并没有像一些官僚那样大肆兼并，生活奢华，而是雅操清明。他为朝廷选拔人才，并不营私结党，而是选举任能。 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提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有此可知山涛与其他竹林七贤有其相当的差别在于任官方面，他的积极出仕跟其他人来比的确有一段差距，他曾三次举谏阮咸为吏部郎，虽然嵇康写了与他的「绝交书」但嵇康的儿子嵇绍后来也是由山涛举谏而进入仕途的。 山涛一生的宦途生涯几近似十年之久，从四十岁开始任郡主簿，功曹之职，因预见曹爽的被杀而隐居不仕，但是不久之后又即被召回，以后任官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的三代政权，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得力助手，他与阮籍嵇康不同，他的一生鲜少有反司马氏思想，反而紧密的围绕在司马氏政权左右，并成为司马氏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在他的职历中最重要的是尚书吏部郎吏部尚书尚书仆射等职，这些都是属于吏部的官职，其职权是以派任官吏人事为主，属于中枢性的部门，这必须通晓官界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同时还需有识人的气度，这对一向以自己的政治器识为豪的山涛来说，正是适得其所。 与其他六贤之差异 ：山涛虽然年轻时崇尚老庄思想加入了竹林七贤之列，可是本质上他却不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或忘情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拘守世俗礼法的彬彬君子。山涛的性格基本上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真能忘情逍遥世外的人，他还是身在红尘之中有野心想立身扬名于世，只不过因他政治上的远识，使他在政争最厉害的时候避世远遁，一旦机会来了他还是会出仕的，他与嵇康阮籍之交也可说是偶有交会迸出的火花罢。所以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到“足下傍通多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所谓“偶与足下相知耳”正道出了这其中的实情。 对《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一节略做补充。其实，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另一个层面上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好朋友，有了这封绝交书，就不会因为自己不配合政府的态度而连累到好朋友。后来嵇康被杀害，临死前把自己的儿女托付给山涛，留言：“巨源在，汝不孤矣。” 山涛为人磊落大度，生活节俭，做官不过多要求什么，对待朋友赤诚坦坦。后世者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牵强附会。
4.向秀
向秀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他又与吕安同在山阳地方灌园以自给。山阳是嵇康住宅所在之地，可见他们三人交往甚密。但是种田、栽培蔬菜并不是他们的嗜好所在。以田园工作换取生活所需，一旦有了空闲，就相携出游于大自然间，逃脱政治的黑暗樊笼，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虽然他们三人的行止如此亲近，但向秀的性格却是与嵇、吕相异，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而超迈俗人，向秀则好读书，所以常被他们所嘲笑。三心灵的交流从向秀的《思旧赋》可看出：“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 据晋书本传的说法，向秀是喜好老庄之学的，但是从年轻时就喜欢读书的向秀，对儒家思想也是相当有研究的。他二十岁时，曾写过一篇《儒道论》，从他后来的《庄子注》一书中的思想满可以约略猜出，这篇文章大约是想将儒道两家的思想做一调和。（《儒道论》现已失传）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 向秀有感于历来读【庄子】的人虽然很多，但为之作注者却很少，便想替【庄子】作注，完成此工作后，请嵇康、吕安批评，看完之后，几乎给予一致的赞叹。可见向秀的【庄子注】确乎超越了有旧家的注解，而直通庄子的心灵，故颜延年的【五君咏】：「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晋书】本传：「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史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今日向秀的【庄子注】已佚失，其中一些佚文散见于张湛的【列子注】中。 向、郭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哲学著作，也是当时崇有派的代表作品，其中许多观点是和贵无派对立的。这部著作，力图把道家学说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而且，更多地从儒家观点修正了道家的学说。何晏、王弼的贵无学，主张不要干涉门阀世族的特权，使世家大族的利益得以无限地扩张；而何、王的贵无论，到向、郭崇有论的转变，反映了魏晋时期门阀世族的内部争权及发展过程。 祟有论：在本体论方面，向、郭不赞成贵无派「无能生有」理论，提出了「物各自造」和「造物者无主」的说法。认为万物的形成和变化都是「自己而然」，万有本身就是自足的，在万有自身以外并没有生化万物的独立实体；所谓无，只意味著万有的自生自得；万有都是永恒存在的，虽变万化，终不能归于无。这种学说，否定了道和无生化万物的观点，肯定了万有的实性。但这种学说也同时否认了万有之间在时间上有因果的联系，否认了万物进化的过程。 这种崇有论，表现在社会问题上，提出了「天理自然」和「安分自得」的人生观，得出了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结论，认为自然和社会的秩序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物的各种差异和它们所处的各种地位也都是天然合理的；万物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追求自己分外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自由和快乐；无为并非消极无所作为，而是所作所为不应超过自己的本分；圣人身居富贵之位，同样可以享受山林隐士的清高生活等等。所有这些观点，在于论证名教并不违背自然，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能于自己的等级名分，以巩固已有的秩序。 难养生论：向秀的思想之有异于嵇康，尚表现在他的【难养生论】一文中。【养生论】为嵇康的作品，文中主张寡欲养生，而向秀却持反对的看法，他的这种思想是将魏晋时已经盛行的老庄思想中尊重自然的想法加以推广，但是从他的表现和论理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已是站儒家的立场。纵使他对老庄思想有极度的兴趣，但却不曾以此来做为他生活态度的指针。所以，后来嵇康和吕安被处死的事件发生时，他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受到当朝者的注意，准备援引为官。这也是他们思想的歧异之处。曾与司马昭的有过对谈，司马昭当时掌握实际政权。 嵇中散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蹉。 （箕山是山名，传说尧要让位给巢父、许由，二者不愿接受，就隐遁在箕山，故箕山之志即隐居之志），即使向秀在处理实际问题和思想与他的两位好友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在互相争论中愈亲密，因此他对于两位死于非命的好友，那种痛惜哀伤之情，是发自本心的。自洛阳归山阳嵇康旧居时，忍不住写下了有名的《思旧赋》，文中所表现暗藏的政治黑暗与恐怖，呈现消极抵抗政治的态度，司马昭死后，向秀仍继续做他的官，只是极不得意。晋书本传说：「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不任职、容迹而已，可看出他仅挂个做官的空名，还能保持这个空有其位的空名罢了。
5.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市）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他身高仅一公尺四十，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因此也加入了七贤的行列。 他在官职方面，做到建威参军。据说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了官以后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终于嗜酒寿终。反而在那文人动辄被杀的乱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寿终，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 《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裏抱著一壶酒，命仆人提著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醀然已醉矣。」 【任诞篇】 （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著把剩馀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一定要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又喝得大醉了。） 从这骗取酒肉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他滑稽多智、放荡不羁的一面。不但是人，就连鬼神也不放在眼中。 关于喝酒，竹林七贤裏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喝酒，但刘伶却独以酒而闻名，可见他的酒量之多。他的喝酒，或许同阮籍一样，是因为受逼于黑暗的政治，污浊的社会，但他确能沉醉在酒乡的混沌世界中，不像阮籍、嵇康是充满著愤懑之心的，阮籍甚至还在酒后吐了血。他喝酒的方式也是极其豪迈的。伴随著狂饮而来的，自然是行为上的放荡。 刘伶是个醉鬼，他的思想接近庄子。刘伶经常沈湎于酒中，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从嵇康、阮籍那裏学到一些皮毛，放荡荒唐、玩世不恭者有之，学识胆量皆无，终日醉醺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裏脱光了衣服饮酒。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 （客人进屋找他，假如有人来讥讽他，刘伶大言不惭，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裏来？」）此外他更将这种境地，表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 作品《酒德颂》 【酒德颂】 「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活在污浊的乱世，却又无力挽救当时的社会，刘伶只好放浪形骸，同时阮藉著酒醉的言辞行动，来表示他憎恨虚伪的道德礼教，以及自己内心对自然纯真的追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酒是务，焉知其馀。 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电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攘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待侧焉，如踝赢之与螟蛉。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有所谓大人先生者，他将宇宙看做是自己的家，以为一万年不过是转瞬之间而已，他随著自己的意思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只有酒是他的乐趣，其他的乐趣他瞧都不瞧。贵公子、搢绅处士们，听到他的风评，没有一个人怒目相向的，拿礼法来非难他。但先生手中却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落在髯上的浊酒，陶然醉倒。他不觉寒暑，也没有利欲之情，将这个世上的杂然万物，完全看做是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 这样的人生观，也不外是「齐祸福、一死生」的老庄思想。《晋书》本传说他：「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在文章中，他藉著所谓的「大人先生」寄托了他求追精神自由的心境，并攻击那虚伪的世俗礼教中的贵公子、搢绅处士。全文充满了奔放自在的讽刺意味。 阮籍虽然厌恶那个社会，但他却不得不活在魏朝的官僚社会裏，尤其与专权的司马氏有著若断若离的关系，使得他满腔的苦闷，一旦发泄出来。便成为锐利痛快的怒骂（《大人先生传》）。而刘伶则与之相反，一开始便在官场上不得意，不被那个官僚社会所接受，因此他在《酒德颂》中对于礼法之士所表现的不屑，便尽是一片揶揄嘲笑的态度了。
6.阮咸
阮咸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 阮咸不仅擅长演奏，也精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据说就是他所作，李季兰在同名诗中有“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的诗句。195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持阮弹奏的阮咸画像，神情专注。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杆挂大布犊鼻褌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任诞篇】 在七月七日这天有晒衣习俗，阮咸家贫，竟以长杆挂犊鼻裤（短裤、贫贱者之服，魏晋名士夏日喜欢穿犊鼻裤，表示洒脱）于院中，与北阮纱罗锦绮形成对照，自然地表现出阮咸任达不拘礼节，然而亦说明，阮咸虽家贫，而其士族之优越门第和身分并不减。阮咸虽未能免俗，但所作所为亦不同流俗。这时候的他其实还只是个少年，但作风却也与阮籍不相上下，而那位以「穷途之哭」而著称的阮籍，就是他的叔父，两人合称为「大小阮」。虽然叔侄间有辈分差距，但却不拘形迹，经常像朋友一样共同游息，那种放浪不羁的生活作风，也的确各有千秋。 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也很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崇尚老庄之说，鄙视种种所谓的繁文缛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当代权贵们的一种实际抗议。由于此时的政治主流乃是以礼法为主，主张「以孝治天下」，不同于曹操当时的「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把原本抛弃了的礼法，拿来当成为巩固权位的藉口。阮籍曾愤懑地说：「礼教岂为我辈而设。」而阮咸也在母丧期间，穿著孝服，骑驴去追自己私恋的一个鲜卑婢。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任诞篇】 这种超越自古的传统礼制，其实都是对礼法尊严的一大讽刺。因为当时的礼法已经失去它原先的意义。 在当时礼法甚严，阮咸纵情越礼，放浪自适、饮酒享乐的行为，或多或少阻碍了他的仕途。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任诞篇】 读完此文，其实猪也是天地万物所生，又何必区分地位的高低及卑贱。想想仲容与群猪为瓮共饮盛况，也能体会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那种放达不羁的豪气。且阮咸的「达」是任意而为之，随心所欲，较不同于阮籍的「达」是因对世俗礼法无奈而为之，这是他们两个不同之处。 然而这些行为，在名教社会，有冲击礼法和解放个性的积极作用。因为在当时，一些礼法之士卑鄙而无气节，名士们的不拘礼法恰好是对礼法虚伪的揭露及抗议。因此，不拘礼法仅只是其一方面的表现，而还有另一方面的表现。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赏誉篇】 （晋书阮咸传）说：「山涛举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这对阮咸是很高的评价，阮咸虽不拘礼法，而能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不为外物移心，这乃是老庄玄学之素养，越名教而任自然。这表明不拘礼法乃其表现形式，而贞素寡欲为其内心世界，此乃名士的精神本质。如果仅有不拘礼法，则不过是狂人，是不能成为真正的名士。只可惜，晋武帝仍以阮咸的沈溺于酒乡，不予以重用。 【阮咸与荀勖】 七贤之中，除了阮籍、嵇康对音乐有深厚的素养外，阮咸也是杰出的音乐天才。他虽然名列「竹林七贤」，但他的文学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反而是因音乐上的成就而为世人所认识。颜延之说他：『达音何用深，识为在金奏』即是赞扬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很高。 荀勖善解音声，时论为之暗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后有一田夫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 【术解篇】 阮咸的神解，当比荀勖暗解为高，阮咸是真正了解音韵的，他之所以批评荀勖，本来也是出于好意，希望他能够发现自己的缺点，有所改正。无奈荀勖本人，心高气傲，自以为音乐造诣旷世无敌，面对阮咸的指责，更视为是存心捣蛋，并在晋武帝前进谗言，贬除了阮咸的职位。但也由于这样，而使阮咸在中国音乐史
7.王戎
王戎
王戎(234—305)，字浚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生于大富之家 ，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在七贤当中，王戎的年纪是最轻的，他比山涛小二十九岁，比阮籍小二十四岁，比嵇康小十一岁。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可以得知，在稽康受刑而死的时候，王戎二十九岁，则王戎九岁的时候便认识稽康，同时还交往甚密。王戎认识阮籍是在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王浑，官任上书郎与阮籍是同事并有亲交。王戎也跟著父亲住在尚书郎的官舍中，阮籍每一次来拜访王浑，谈不到几句话，就转到王戎的房间，这对忘年之交，一谈就是大半天。阮籍这样对王浑说：「浚冲清俊绝伦，不是你比得上的。与阿戎说话，比与你说话来的有趣多了。」虽然这样，但王戎毕竟在气质上，抱负上与阮籍、稽康有很大的不同。 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