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养生

1、为什么墨子的思想到战国后不再受到人们的重视

继续儒家而起者为墨家，墨家的创始人为墨子。
墨子家世不可考，似乎是一劳工。古代往往以刑徒为工人，“墨”是五刑【墨、劓、腓、宫、大辟】最轻之第一种，俘虏与罪人作工役者必受墨刑。【即面额刺字，或刺花纹，以为标帜，汉又谓之“黥”。五代、宋人犯罪配军必先刺面。】
墨子盖以墨徒【即汉人所谓“黥奴”，宋人所谓“配军”。】而唱新义，故曰“墨家”。【犹今云“劳工学派”。】墨为家派之称，非墨子之姓氏。【古非贵族，往往无姓氏可考。如介之推、烛之武、师旷、卜偃、屠羊说之类，其名字著于史册而不知姓氏者，不知其数。因男子称氏不称姓，非贵族则无氏也。】

孔子有教无类，据说墨子亦在孔门受过教，【此淮南子说，必在孔子身后。】后来他却自创教义。
孔子所传多系儒士，虽非贵族，亦与贵族为近。【孔子常称“君子”，即当时贵族之称也。】墨为工人，亦居国，【即城市中人。】较之农民【乡里人。】易受学术空气之熏染；又工人集团而居，更易自成家派。【墨家亦颇有似后世江湖秘密结社的样子。】

墨子对于当时贵族阶级的一切生活，抱着彻底反对的态度，因此有“非礼”、“非乐”的主张。
儒家讲究礼、乐，【儒家所讲与当时贵族阶级所守，貌同而实不全同。“恤由之丧，鲁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此等皆儒家所创新礼也。墨子非礼、乐，故亦“非儒”。

墨子反对礼、乐的主要观念，在反对其奢侈。墨子的正面理论为“节用”。墨子认为贵族礼中最无用即最奢侈的莫如丧葬之礼，【以奉养生人的奉养死人。】故墨子提倡“节葬”。
儒家比较承认贵族礼的成分多，儒家只要把当时通行的贵族礼重新整理一番，使他包有社会全人类的共同含义。儒家极重丧葬之礼，为其可以教孝、教忠、教仁。儒家认为惟有对于已死的人尽力，最可发明人类自有的孝弟忠仁之内心。墨家则站在一般贫民劳工经济的观点上看，觉得贵族的丧礼和葬礼，最为浪费，最属无谓。

儒家说丧葬之礼乃人子之自尽其孝，墨家却说应该“视人之父若其父”，与其用在死人的身上，不如用在活人的身上，所以墨家说“兼爱”。【“兼爱”与“仁”不同。仁非不爱人，特有亲疏等差，故说“孝弟为仁之本”。人决无不能爱其父母而能爱别人者。“兼爱”异于“别爱”，乃一种无分别之爱，亦可说是一种大同之爱，抹杀个人，只就大群著眼。】

儒家提倡孝弟，根据于人性之“仁”，仁只指人类内心之自然地倾向与自然的要求。【故称之曰人之性。】墨家提倡兼爱，【即无差别之爱。】反乎人心，所以墨家要说“天志”。【墨子说：你的父母和我的父母，在你我看固若不同，在天的意思看，却全是一样。人本于天，所以应该“兼爱”，即应该“视人之父若其父”。近人常谓墨子有似耶稣，其实两家精神亦不同。耶稣对他母亲说：“妇人，在你与我之间，有何关系？”当耶稣闻其母和兄弟要找他说话时，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又谁是我的兄弟？”于是耶稣展其两臂向诸门徒说：“你们看，此处是我的母亲和兄弟。”耶稣又说：“不论谁到我之前，若不自恨弃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甚至于他自己的生命，他不够做我门徒。”初期的基督教，其对人类家庭之教诫如此。今墨子谓“视人之父若其父”，依然是地上人间的关系。故墨子仅成一社会改革家，而非宗教教主。】

要依照天志而兼爱，要视人之父若其父，便绝不该在个人或家庭生活上浪费和奢侈。墨子在兼爱的主张下面，要人类全过一种平等的生活。【“礼”是一种带有阶级意义的生活，墨家自然要彻底反对。】

墨家要把当时社会上最劳苦的生活，即刑徒役夫的生活，作为全人类一律平等的标准生活。
他们在理论的组织上提出天志，【天志乃墨家理论，非信仰。】在历史的教训里提出大禹。他们说：“非大禹之道，不足为墨。”【禹之治水，“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为历史上最劳苦之模范人物。】

所以墨家以兼爱为始，而以自苦为极。【儒家可称为“良心教”，墨家可称为“苦行教”。良心与苦行，皆代表中国民族精神之一部。惟苦行究极必本于良心，若专本诸天志，则其事为不可久。而良心则不必限于为苦行。故儒可以兼墨，墨不足以代儒。】

但是儒、墨两派，有他们共同的精神，他们全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即天下的、人类社会的立场。】来批评和反对他们当时的贵族生活。儒家精神比较温和，可说是反对贵族的右派；墨家较激烈，可说是左派。

以下战国学派，全逃不出儒、墨两家之范围。
极端右派，则为后起之法家。极端左派，则为后起之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皆属右。道家、农家、名家，皆属左。惟从另一面看，右派皆积极而向前，因其比较温和，得保持乐观故。而左派常偏于消极与倒转，因其比较激烈，易限于悲观故。——钱穆国史大纲

2、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墨子、儒家、道家各代表什么？

儒家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论语等。
道家代表人物 老子，庄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道德经等。
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道家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家政治渺小艺术永恒
儒家讲究礼仪 尊孔孟之道
道家讲求修身养性~有朴素唯物主义
儒道互补，这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是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了，然而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我们又可以从这个古老的话题中不断地引发出新的思考。从内在的、隐蔽的、发生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有着两性文化上的内涵；而从外在的、公开的、符号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又有着美学上的功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国内学者根据由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西方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将具有“兴、观、群、怨”传统、主张用艺术来干预现实的儒家美学，看作中国古典艺术的主流；而将“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塞瞽旷之耳”的道家思想, 视为文化虚无主义和艺术取消主义的逆流。最近一个时期，作为庸俗社会学的一种反动，大陆学者则又与港台学界彼此呼应，在“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道家美学中发现了西方现代派艺术所梦寐以求的写意的风格和自由的境界，认为这才代表了中国艺术的真正精神；相比之下，儒家的那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传统，却因急功近利而显得过于狭隘了……。应该承认，以上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但放到一起，则又相互龃龉、彼此冲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只能看到儒、道一方其片面的合理性，而无法解释这二者之间彼此“互补”的辩证关系，及其在中国美学史上的整体功能。
在我看来，尽管儒道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可以用不同的结构模式来加以分析，但从对华夏美学的贡献而言，儒家的功能主要在“建构”，即为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提供某种秩序化、程式化、符号化的规则和习惯；道家的功能则主要在“解构”，即以解文饰、解规则、解符号的姿态而对儒家美学在建构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进行反向的消解，以保持其自由的创造活力。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中，中国古典美学才得以健康而持续地发展，从而创造着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儒家在进行礼乐文化的重建过程中，为铸造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习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知道，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是一种文化的动物，而文化则是以符号为载体和传媒的。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符号论美学家卡西尔曾经指出，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而以“相礼”为职业的儒者，最初恰恰是这种文化符号的掌管者和操作者。“近代有学者认为，‘儒’的前身是古代专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在春秋大动荡时期，‘儒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由于他们熟悉贵族的礼仪，便以‘相礼’为谋生的职业。”（《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下卷，第73页。）这种看法是有一定根据的，孔子所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便是最好的说明。当然了，孔子所开辟的儒学事业，绝不仅限于这种外在符号的掌管与操作，他要使职业的“儒”成为思想的“家”，就必须通过以“仁”释“礼”的方式，而为外在的行为规范（符号形式）找到内在的伦理准则（价值观念）的支持，从而克服文化符号混乱无序的历史局面，以保持世人的文化品味。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即表明，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里，礼乐的复兴在孔子那里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物质形式而已，它本身就标志着人与非人的界限。从政治的意义上讲，只有遵循礼乐本身所规范的行为法则和等级制度，才能使人与人在进退俯仰之间保持一种行而有等、爱而有差的和谐而有度的社会秩序，即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从文化的意义上讲，只有掌握了礼乐本身所具备的有意味的符号形式，才能使人与人在温、良、恭、俭、让的社会交往中保持一种高于蒙昧和野蛮色彩的文明形象，即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尽管在孔子那里，文化的建构是要以生命的繁衍和物质的保障为前提的，“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即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然而这种“庶”——“富”——“教”的渐进过程也表明，文化的建构才是使人最终成其为人的关键。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一向强调忠孝安邦、礼义治国的孔子，何以会发出“吾与点也！”（《论语·先进》）之类的喟叹。
显然，在这种文化符号系统的建构过程中，人们产生了一种艺术的经验和美的享受。因为说到底，“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美必然地、而且本质上是一种符号”，这类包含着艺术和美的“符号体系”，“在对可见、可触、可听的外观中给予我们以秩序”，“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175、214、189页。）。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前人在《乐记·乐本篇》中似乎已有所领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者，通伦理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在这里，声、音、乐三者的区别，标志着禽兽与人、野蛮的人与文明的人之重要区别。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是说由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是人之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是当这种情感的自然流露还没有进入符号系统，还只是一种无法通约的声响时，它便等同于野兽的嚎叫：虽然也表达了一定的情绪，却无法加以辨别，也没人可以听懂。只有当这种声响进入了符号的系统，它才是一种主观情感的“人的”表达方式，即“声成文，谓之音”。这里的“声成文”，既可以理解为声响通过交织、组合而具有文彩，又可以理解为声响进入表义的符号网络而具有文意。事实上，只有当自然的声响进入了表义的符号系统，才可能具有无限丰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动物可以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但是由于这些声响既无法在符号的意义上加以区分，更无法在区分的基础上加以组织并重构，因而总归是单调的。说到底，而无论文彩还是文意都只是人才具有的，这正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所在，“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也。”进一步讲，声音一旦进入了符号系统，便不仅具有了通约的可能，而且具有了伦理的意义，即“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因此，如果人们只知道声音可以传达情感而看不到这种情感背后所潜伏的只有人才具备的伦理内涵的话，那么他充其量也还只是个野蛮的人而不是文明的人，故曰“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所谓“惟君子为能知乐”一句，抛开儒家的阶级偏见来看，它指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人对于美的多样形式和多层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孔子在三代文化的基础上所奠定的这一套“郁郁乎文哉”的伦理规范和典章制度，古代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不仅会变得杂乱无章，而且会显得单调无趣。甚至还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孔子及其儒家为建构礼乐文化所进行的历史性努力，以“礼仪之邦”而著称的中华民族，将会在很长时间或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蒙昧和野蛮的状态之中。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宋人的那句多少有些夸张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从“符号系统”的角度来讲，孔子所重建的这套礼乐文化囊括了诗、乐、舞三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关于“礼”和“乐”之间的关系，《乐记·乐论篇》中有一段言简意赅的分析：“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这就是说，“乐”可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礼”可以辨别长幼尊卑之界限。光有“乐”而没有“礼”，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就会放任自流，缺乏秩序感，少了等级观念；光有“礼”而没有“乐”，不同地位的人就会离心离德，缺乏沟通感，少了凝聚力。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乐”助“礼”，以“礼”节“乐”，从而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爱有差等的境界。由此可见，“礼”、“乐”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仁”、“礼”之间的矛盾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直接表现。而作为这一表现的情感符号，广义的“乐”又是由语言（诗歌）、旋律（音乐）、动作（舞蹈）三个要素组成的。合而言之，当这些要素共同伴随着礼仪而沟通着人们心灵的时候，它便会引起一种情感的共鸣和美的享受。所以《论语·学而》才会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的论述。分而言之，当这些要素得到独立发展的时候，它们便会成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并各自发挥其美的功能。所以，对于诗，孔子才会有“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的训导；对于乐和舞，孔子才会有“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之类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诗、乐、舞等表现艺术相对发达的历史特征便可以在儒家以礼乐来建构文化的独特方式中找到根据。
儒家建构礼乐文化的这种历史性努力，对中华民族审美心理习惯的形成和艺术价值观念的确立是影响巨大的、深远的，甚至夸张地说，是从无到有的。但是，这种由伦理的观念符号而衍生出来的艺术的情感符号又有其先天的弱点和局限。在形式上，由于后儒并未真正理解孔子“克己复礼”的深刻含义，因而不断地在“礼”的外在形式上大作文章，从而在《周礼》、《仪礼》、《礼记》等著作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套举世罕见的繁文缛节，使人们在冠、婚、丧、祭、燕、享、朝、聘等一切社交活动中的举手投足都必须经受严格训练，受其影响，“乐”的形式也由简到繁，成堆砌雕琢之势。在内容上，由于“礼”的等级观念始终规范着“乐”的自由想象，致使艺术的形式发展得不到观念更新的配合与支持，以至于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感模式中转圈子，由中庸而平庸。于是，最初是富有创造性的“建构”活动便导致了形式和内容的双重异化。在这种情况下，道家的“解构”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二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指出，绝对的逻辑起点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有”，即不加任何规定性的纯有，然而当这个“有”纯而又纯，以至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时候，它便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了另一个逻辑环节——“无”。如果我们用这对范畴来理解中国文化，那么儒家的建构目标便是“有”，道家的解构目的则是“无”。同黑格尔观点相同的是，儒家的“有”在前，道家的“无”在后，二者的逻辑关系是不可易位的，否则，道家的解构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同黑格尔观点不同的是，儒家的“有”并不是由于缺乏规定性而自觉地转化为“无”的，相反的，它恰恰是由于过多的规定性而需要用“无”来加以消解，以实现一种历史性的回归。
作为这种历史性的回归，道家的创始人首先在伦理政治的层面上对儒家的那套仁义道德提出了质疑。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因而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十九章》）庄子更为激烈，他直接对“圣人”讨伐道：“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之所以如此坚决地反对儒家伦理，是因为老、庄在那套君君臣臣的关系中发现了不平等，在那种俯仰曲伸的礼仪中发现了不自由，在那些文质彬彬的外表下发现了不真诚。在这一层面上，道家的学说，确实具有着反抗异化的特殊意义。但是，由于老、庄所反抗的异化现实有其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因而对这种反抗本身并不能简单地在哲学的意义上加以肯定。在反抗儒家伦理的同时，道家的创始人还进一步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所建构的那套文化符号体系，并企图加以彻底地解构和颠覆。老子主张“绝学无忧”（《老子·二十章》），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庄子更为激烈，干脆断言：“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 工 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庄子· 胠箧》）在这一层面上，道家的学说，又确实具有某种反文化的色彩。但是，由于道家这种反文化的倾向是具有特殊的背景和前提的，因而对这种反抗本身又不能简单地在美学的意义上加以否定。换言之，道家的“无”是针对儒家的“有”而言的，道家的“解构”是针对儒家的“建构”而言的，因此，无论是在哲学的意义还是在美学的意义上，对道家的理解都必须是以对儒家的评判为前提的。
在美学的意义上，道家对儒家所建构的礼乐文化的解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解构文饰，即消除文明所附丽在物质对象之上的一切修饰成分，使其还原为素朴的混沌形态。我们知道，孔子在强调了“文”、“质”之间的辩证关系，主张“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的前提下，对“文”还是相当重视的，所谓“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就是对尧之时代所创立的雕琢文饰的感官文化的赞誉，所谓“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论语·泰伯》）就是对禹之时代所创立的绚丽多彩的礼仪服饰的褒扬，而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则正是“吾从周”（《论语·八佾》）的必要前提。在谈到人之修养的时候，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这里所谓的“文之以礼乐”，即是把礼乐作为一种文饰而附丽在人的身上，使之具有高贵的品质和文化的意味。在谈到文章辞令的时候，孔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这里所谓的“修饰之”、“润色之”，显然是一种辞章的加工和语言的装饰。在谈到艺术欣赏的时候，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这里所谓的“洋洋乎盈耳哉”，则无疑凝聚了艺术家的手法和匠心。这种思想，在后儒那里表述得更加明确，荀子曰：“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然而这一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见《论语·学而》引《诗经》句）的文化努力，在道家看来则恰恰是违背自然和人性的。老子认为，“明道若昧，进道若退”（《老子·四十一章》），“道之华而愚之始”（《老子·三十八章》）也！如此说来，一切人为的努力、文明的追求，非但不能接近“道”的原初境界，反而背“道”而驰，创造出一大堆虚假、扭曲、芜杂的文化垃圾。——“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在这种“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的情况下，他主张，不如放弃过多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欲求，“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六十三》），在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中体验纯洁而原始的生命乐趣，进入一种“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的境界。庄子及其后学也对那种雕琢和文饰的人为努力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真。”（《庄子·秋水》）因而主张“人籁”不如“地籁”，“地籁”不如“天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由此可见，老、庄解构文饰的这一努力，并非只具有消极的破坏作用，而是在消解文化符号的过程中寻求着一种回归自然、法天贵真的新的美学意义。
其次，道家在解构物质对象之外部文饰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解构儒家创造文化符号所遵循的内在法则。我们说过，在孔子那里，“礼”和“乐”这类文化符号是“仁”和“礼”之价值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直接表现，因此，作为特殊的“情感符号”，艺术所遵循的创作法则完全是以其“过犹不及”的行为标准和“中庸之道”的思维模式来决定的。孔子一向是主张以理节情、“绘事后素”（《论语·八佾》）的，用颜渊的话来说，就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以这样的法则来对待艺术，才能够创造出《关雎》之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佳作，并起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之类的警示作用……。然而在道家看来，既然儒家所遵循的那套伦理标准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那么用这套标准来规定艺术的功利价值，则更是不得要领了。老子认为，不应该以艺术为手段来限制和扭曲人的自然情感，而应让人的生活和艺术遵循自然的法则和规律，以进入一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艺术是朴素的、自然的、非功利的，而只有以此三者为前提，人们的艺术活动才能够实现自由的想象和不断的创造，即所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 然而善谋。”（《老子·七十三章》）这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似乎比儒家那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点更加符合艺术创造的规律。庄子及其后学也认为：“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庄子·庚桑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乘物以游心”的人生——艺术境界。所谓“乘物”，就是遵循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只有最大限度地顺应自然，才能够“游心”——以实现精神的自由和解放。这就象庖丁解牛一样，只有“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才能够“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乃至于“砉然向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由此可见，老、庄对艺术法则的解构，只是要摒弃人为的功利标准，并不是要践踏客观的自然规律；相反的，在处理自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上，道家的“解构”活动则是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创意的。
在解构文饰、解构法则的基础上，道家思想的极端性发展便是对于文化现象之载体的语言符号体系的解构。我们知道，早在孔子之前，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符号体系就已存在，只是由于缺少伦理价值观念的支撑，使得这一体系十分松散、很不牢固。而儒家的所谓“建构”，就是要以“仁学”的价值观念来支撑“礼乐”的符号体系，以克服“礼崩乐坏”的局面。针对当时文化符号体系混乱的现状，孔子曾发出“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的慨叹。在他看来，“觚不觚”这类表层符号的混乱，意味着“君不君”、“臣不臣”等等深层价值观念的动摇。因此，他竭力主张以“正名”的方式来重新整顿价值观念和符号体系，并理顺二者之间的表里关系：“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事实上，在孔子表述自己观点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对于语言符号的运用是十分讲究并充满信心的。例如，在谈到仁人的品格时，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在谈到诗歌的艺术功能时。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尽管儒家对逻辑学和修辞学并不太感兴趣，但所有这一切，至少能说明孔子等人对语言符号的肯定态度……。然而在以“解构”为能事的道家那里，对待语言符号的态度则刚好相反。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在他看来，真正本体性的内容，是不可能用语言符号来加以表述的，一旦我们用有限的符号来形容“道”的时候，这个本体的无限意蕴便不可避免地被遮蔽起来，这就是所谓的“道隐无名”（《老子·四十一》）。在他的影响下，庄子也看到了语言符号的局限性：“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知北游》）并进而指出：“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天道》）如此说来，由形色名声所组成的整个语言符号系统，都已在解构之列了。然而庄子解构语言符号系统的目的，并不是要废除这一系统，而只是为了借助语言来达到超越符号的意义。《庄子·外物》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由于这种表面符号的解构同深层意蕴的追求是互为表里的，因此，同解构文饰、解构法则一样，老、庄解构符号的努力也并非是全然消极的，事实上，它恰恰在另一个层面上接近了艺术语言的奥秘。
从以上的三重解构中可以看出，道家对中国美学的历史贡献，恰恰是作为儒家美学的对立面而得以呈现的。从审美理想上看，素朴本身并不美，只有反朴归真才是美。因此，如果没有儒家所建构的远离原始形态的礼乐文化，那么道家所追求的那种“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的生活状态便毫无审美价值可言了。从艺术门类上讲，如果说儒家美学与乐舞之间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那么道家美学则对书画艺术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盛唐大诗人兼大画家王维主张：“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山水诀》）这其中显然包含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晚唐画论家张彦远认为：“草木敷荣，不待丹绿之彩；云雪飘飘，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 。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拓写》）这其间无疑渗透着庄子“得意而忘言”的精神。因此，大体如徐复观所言：“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由孔子所显示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这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可以作为万古的标程；……由庄子所显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结实在绘画上面。”（《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只是我不太同意将儒、 道的这两种艺术精神用“纯”与“不纯”来加以区分。如果说儒家美学是强调“善”的，其极端性发展必然导致“伦理主义”；那么道家美学是追求“真”的，其极端性发展则难免导致“自然主义”。就其终极的价值取向而言，它们谁也不是纯“美”和纯“艺术”的。然而，“美”和“艺术”却恰恰处在“善”与“真”、“伦理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因此，正如儒家的“建构”需要道家的“解构”来加以不断地清洗以避免“异化”一样，道家的“解构”也需要儒家的“建构”来加以不断地补救以防止“虚无化”。事实上，正是在儒、道之间所形成的必要的张力的推动下，中国美学才可能显示出多彩的风格并得到健康的发展。三总之，与儒家以“建构”的方式来装点逻辑化、秩序化、符号化的美学世界不同，道家则是以“解构”的方式寻求着一个非逻辑、非秩序、非符号的审美天地。

3、养生的历史背景，养生的产生，养生文化的起源。

道教养生学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渊源于中国最古老的原始巫教，是先秦神仙家思想、老庄道家炼养学说及秦汉方仙道、黄老道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道教的创立一样，道教养生学的产生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道教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基于东汉后期政治黑暗、社会动乱；道教养生学的问世则是先秦两汉科学文化发展的结果。

在哲学思想方面，处于社会大变革风云中的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了道家、儒家、墨家、阴阳家、兵家、名家、法家、纵横家、神仙家等，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诸子百家之中，除道家、神仙家对道教气功养生学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最大以外，儒家、墨家、阴阳家亦有相当的影响。

我国古代有“生死有命”的说法。《孔子家语·本命题》说，“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优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则必有终矣。人始生而有不具备者五焉，目无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后有见；八月生齿，然后能食；期而生膑，然后能行；三年囟合，然后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后能化。阴穷反阳，故阴以阳变；阳穷反阴，故阳以阴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齿，八岁而龀，二八而化；女子七月生齿，七岁而龀，二七而化。一阴一阳奇偶相配，然后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于此也。”即把生死的变化归结于阴阳的运动，认为随着阴阳两种原素的不断地消长，人的一生从婴儿、少年、中年，以至老年、死亡，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应该承认，这种观点是不悖科学的。

当然，儒家内对于性命的看法也是有分歧的。如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认为性乃所受于天，故存心养性乃所以事天。夭寿皆命，对之不存疑虑，惟修身以立命。立命即肯定自己的性命。

荀子对于命的态度，则讲制而用之。他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荀子·天论》），主张制裁天命而利用之。命虽然是有的，但人不应止于待命，而当设法控制它，利用它。这是荀子独有的思想。

《易传》中也颇讲命。《象传》云：“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系辞传》云，“乐天知命故不忧。”《说卦传》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后来的学者即把这些观点看作是儒家对于性命的一贯心传，并把易学惟崇为阐述性命至理、天人合一的理论。

儒家的这些性命学说，许多观念都为道教养生学所吸收，尤其荀子人定胜天的“戡天”思想和《周易》的理论体系，对道教养生学的影响更加深刻广泛。

墨家对道教气功养生学的影响，主要是它的五行学说与人为的变化观。我国古代的五行说，初期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认为水、火、金、木、土是构成整个世界的五种最基本的物质。到了战国时期，这种思想为唯心主义所剽窃，产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派。他们把五行排列成相生相胜的系列，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之，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这就是所谓“常生常胜”。邹衍的这种循环、凝固的“五行常胜说”，对于我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后期墨家打破了这种学理，在五行相生相胜的旧说上，提出了“五行毋常胜”的新主张。《墨子·经下》说，“五行毋常胜，说在宜。”《经说下》解释说：“五○金、水、土、木、火、离。然火烁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金之府水，火离木。若识麋与鱼之数，唯所利。”在这段文句中，既驳五行相胜之说，亦斥五行相生之言。

谭戒甫先生解释说：“金、水、土、木、火五者，皆彼此相附丽，并非相生，故曰金水土木火离。何以故?以水聚藏于金而火附丽于木耳。”正如同“麋之所利，于山之林；鱼之所利，在川之水。故林盛而麋赴焉，水大而鱼藏焉。若能识别此道，则水非生于金而木非生火，可以恍然悟矣。”

至于相胜，也不是凝固不变的。相反，因其质与量的多少，因其种种机运，而发生变化。如金与火的关系，金少火多，则能把金熔销；反之金多火少，则能把火熄灭。王充《论衡·命义篇》云：“譬犹水火相更也，水盛胜火，火盛胜水，遇其主而用也。”也认为五行相胜是随着矛盾双方质与量的变化而变化，并没有一套僵化的发展程序。

墨家的这种辩证的五行学说，不仅批判了邹衍等人对五行的神秘思想和形而上学观，也为后来的道教辩证地探索自然与科学，开辟了一条道路。在道教内，无论是汉唐之际的外丹派，还是宋元时期的内丹派，他们都吸收了墨家的这种辨证的思想。

如《周易参同契》中关于五行的论述，即与墨家一脉相承。书中说：“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处，木火为侣。”这是以墨家五行附丽说立论。在此基础上，《周易参同契》进一步提出了“五行错王”的学说。书中说：“五行错王。相据以生，火性销金，金伐木荣。”元俞琰解释说：“金生水，木生水，此常道之顺五行也。今以丹法言之。则木与火为侣，火反生木；金与水合处，水反生金。故曰五行错王，相据以生也。”（《周易参同契发挥》卷中）。也就是说，五行的变化既有一般规律，即“常道”；亦有特殊规律，即“错王”。而修炼丹道的关键，正是在于掌握运用五行变化的特殊规律。

这种特殊规律又被叫作“五行颠倒术”。张伯端《悟真篇》说：“震龙汞自出离乡，兑虎铅生在坎方，二物总由儿产母，五行全要入中央。”宋翁葆光解释说：“汞为震，龙属木，木生火，木为火母，火为木子，此常道之顺也。及乎朱砂属火，火为离，汞自砂中出，却是火返能生木，故曰儿产母也。太白真人歌曰：‘五行颠倒术，龙从火里生’……铅为兑，虎属金，金生水，金为水母，水为金子，此常道之顺也。及乎黑铅属水，水为坎，银自铅中生，却是水返能生金，故曰儿产母也。太白真人歌曰：‘五行不顺生，虎向水中生。’”（《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卷4）。所谓“五行顺兮，常道有生有灭；五行逆兮，丹体常灵常在”，正是高度地概括了内丹修炼一个基本原则。

从《周易参同契》的“五行错王说”，到《悟真篇》的“五行颠倒术”，其思想的源头都是墨家的五行毋常胜说。

墨家讲变化。《墨子·经上》说：“化，征易也。”《经说上》解释说：“化，若蛙为鹑。”变化的形态是多样的。《经上》说：“为、存、亡、易、荡、治、化。”《经说上》解释说：“为，亭合，存也；病，亡也；买、鬻，易也，霄、尽，荡也；顺、长，治也；蛙、屈，化也。”认为这些变化并非皆出于自然，如亭台之存，疾病之愈，买卖交易，消尽的荡除，顺长之修治，都是人的作为；即使是蛙屈一类的变化，也是人们能够观察了解的。墨家这种强调人为的变化观是很可贵的，因为它看到了人在改造自然中的重大作用。后来的道教养生家吸收发挥了这种进步的变化观，并在探究自然与生命的漫长路途中实践着。

在自然科学技术上，先秦两汉时期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在“天垂象，见吉凶”的天人合一思想笼罩下，我国历代都非常重视天文的观测；朝廷中有专司天文观测的钦天监，正史也设有《天文志》专记其事，因此中国的天象纪录可说是人类的宝藏，而且这种记录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这些珍贵的记录，包括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哈雷慧星纪录和最早的琴座流星雨纪录。战国时的《甘石星经》和《石申星经》，各记有500-800多个恒星，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恒星分布图。

在宇宙理论上，有“盖天说”，“浑天说”等。东汉科学家张衡在《浑天仪图注》、《灵宪》中，总结了当时天文学成就，阐叙了“浑天说”宇宙论，并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

在地理方面，战国问世的《禹贡》载有中国各地土壤的特征，并首分天下为九州。各地产品的性质，河川的流向都有记载。《山海经》的《山经》中记载了矿物89种，产地309处，并以硬度、颜色、光泽、状态来识别。此外还记载了矿床学的共生现象，如铁与文石，白金与铁，这比希腊乔非史蒂斯(公元前371-公元前286)的《石头记》要早200年，且较丰富。在地壳变化和地震学方面，《诗经》明言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竹书纪年》记载了公元前1831年泰山的一次地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载。至东汉张衡时，更发明了候风地动地动仪，可测地震方位及强度，为世界地震仪之始。

在化学方面，炼丹术的起源可能也很早。因为《战国策》及《韩非子·说林上篇》已有方士向楚王献不死药的记载。另从《考工记》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合金成分的研究。

生物学方面，《诗经》上记有植物名称100多种，动物名称200种。汉代缀辑而成的《尔雅》，则注释了《诗经》中草木虫鱼鸟兽之名。在《周礼·地官》中，把动物与植物正式分开，各为毛羽介鳞裸、皂膏核荚丛五类，可见先人的分析是颇精细的。

在农学方面，《尚书·禹贡》列举了当时九州各类型的土壤及其主要农作物。《管子·地员篇》更是讲解土壤的一篇专文。《吕氏春秋》中的《上衣》、《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专讲农业，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农学论著。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时已有《汜胜之农书》等九种农学著作。东汉时崔实的《四季月令》，也是现存较早的一部农学名著。

在医药方面，《山海经》己明确提到130多种药，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并提到简单的用法，如食、浴、佩带、涂抹等。所治疗的疾病包括30多种。以后医学逐渐经验化，与巫分家，并且还有了分科。如《周礼·天官》即分医官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并提出一套医政制度。由《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可知，战国时秦已设有太医令，后世也多从之。

中国独特的针灸术起源也很早。针法的前身为砭石疗法，《说文解字》说：“砭，以石刺病也。”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不少的骨针、竹针。到了周代由于青铜技术的发达，更进步到了用金属针。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其中《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经》所载内容，说明春秋战国时针灸疗法己相当普遍，医疗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河北省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随葬金针，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都是其时医学发达的明证。正是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几部千古不朽的医学著作，如《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这些经典文献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其次，在卫生保健上，夏商以来对卫生就有了讲究，养成了洗脸洗手洗澡等习惯，如甲骨文中即有浴字，象人用水在盆里洗澡。另外甲骨文中还发现有洒扫和在室内除虫扫灰的资料(图为黄帝像)。

体育运动方面，古人很早就知道跳舞可以舒筋壮骨。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更发展出体操和物理治疗，当时称为导引。《黄帝内经》中提到了导引、守神等下法，《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说：“中央者，其地平以湿……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又说：“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这些都是指保健方面的方法。

《庄子》中有彭祖“熊经鸟伸”法、坐忘、心斋、守一等内养功法，《淮南子》中提到的导引式有熊经、鸟伸、凫浴、猿攫、鸱视、虎顾六种。至东汉时，《政论》中把导引、行气和治理国家联系起来，强调平时的保养修持。

荀悦《申鉴·俗嫌篇》中，谈到了气功治病和意守脐下的重要性，“若天导引蓄气，历藏内视，过则失中，可以治痰。”“邻脐二寸谓之关。关者，所以关藏呼吸之气，以禀授四气也。故长气者以关息，气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于以肩息而气舒；其神稍专，至于以关息而气衍矣。故道者常致气于关，是谓要术。”己开始提到“气沉丹田”的问题。

大思想家王充著《养性书》16篇，充分肯定了气功的科学价值，并且坚持炼功，“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翼性命可延”。（《论衡·自纪篇》）名医张仲景《金匮要略》说，“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明确指出气功治病具有特殊的功效。

外科专家华陀根据《吕氏春秋·季春纪》所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的理论，在前人导引术式的基础上，整编了一套“五禽戏”。并且“提出了导引强身的理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后汉书·方技传》）

出土文物也证明我国气功在秦汉时期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现存最早且完整地描述气法运炼的，要数战国初年制作的《行气玉佩铭》。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导引图》共有画象40余幅，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且多数为下层普通人们，可见导引运动在秦汉时已普及到社会的下层。另有《却谷食气篇》，亦为先秦的珍贵气功文献。

社会上已出现了一大批功夫高深的实践者。如战国时的王乔、赤松子、彭祖，汉代的张良、裴元仁、封君达，范幼冲、王真、皇化、葛越、越广信等，皆为显名于世的气功家。由于他们显现奇绝的技能和超人的功夫，而被世人神化。道教的成立。本身即包含着方士炼养家的成份，自然先秦两汉时的这些著名人物都被纳入道教的体系，成为道教气功养生史上的重要人物。

以上所说，是道教气功养生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由于秦汉统治阶级的提倡，求仙长生的风气盛行，气功养生学说已广泛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出现了许多气功家和专门著作，这就构成了道教气功养生学形成的社会条件。诸子百家的蜂起，神仙学说的勃兴，黄老之道的铺张，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道教气功养生学形成的条件。正是在这些历史背景下，孕育、产生、形成了道教气功养生学这种独特的气功养生体系。

4、古代养生术的种类有多少种？

岐黄探索长寿之理 岐黄论谈人生发育 岐黄评说养生“四种人” 彭祖论摄生养神 姜子牙垂钓养生 春秋战国 管子论节食止怒 医缓论行恶损寿 医和“六淫”致病论 公孙侨论近婚不殖 晏子论破迷信保性命 老子论遵循自然法规修身养性 老子论“玉泉”驻颜 孑L子论以德助寿 孙子养生处实论 程子华以智养生 墨子“五行”养生论 孟子论养“浩然之气” 庄子论养生须少私寡欲 列子论心理诊治 屈原论端操持正 苟子论“以公义胜私欲”，勤劳健身 扁鹊论有疾早医 韩非啬神养生论 吕不韦论损寿“三患” 汉晋三国 仓公答文帝论养生 枚乘《七发》养生论 刘安养生之训 司马迁忍辱养生 扬雄养生大论 桓谭论形神持养 王充论养气健身 潜夫论治病犹治国 荀悦“秉性中和”养生论 张仲景论官吏养生 郭玉养治论 应劭论惊恐自伤 曹操论养怡之道 诸葛亮论以静养性 华佗阴阳养生论 董奉倡导植树卫生 阮籍论祛焦养生 嵇康养生服食之道 向秀养生适中论 葛洪论丹药养生 陶渊明田园养生 褚澄论除疾康生 陶弘景论养生方、契、要 萧衍为帝养生四法 颜之推养生家训 隋唐五代 孔志约修本草拯生灵 孙思邈论“性自为善” 孙思邈论养老之要 孙思邈《卫生歌》 司马承桢“五解”养生术 王冰注《内经》，倡奉生 杜甫论怡心养生 陆羽著《茶经》，益养生 白居易乐天养生 白居易讥讽求仙 刘禹锡论生由养致 柳宗元教诲庶民养生 吕洞宾论人身“三宝” 钟离八段锦引导法 钟离五脏真气说 马自然德善养生说 陈抟论睡功 孟昶论赏对联益年寿 两宋金元 欧阳修论“五友”养生 邵雍论睡眠养生 王安石“清心治本”养病论 沈括论治病“五难” 王令论用医之道 钱乙实言笃行救苍生 苏轼论养生“三戒” 苏辙论茯苓养生 王怀隐论枸杞延龄 蒲虔贯论养生药枕 温革养生语花 陈直论病前自防 陈直录养老奉亲歌 陈自明论妇人养生 陈自明论胎儿养教 刘完素论修真之要 洪迈论日灸健身 陆游养生座右铭 陆游“四爱”养生说 范成大割愁养生 丘处机四时摄生论(春) 丘处机四时摄生论(夏) 丘处机四时摄生论(秋) 丘处机四时摄生论(冬) 张从正祛邪养生论 李东垣论养生真趣 文天祥图志养生 曾世荣正心修身论 朱丹溪养老论 李鹏飞男女房事论 王圭论泰定养生 明代清朝 宋濂论积劳成疾，精护祛病 刘基论养生安邦 贝琼论心明眼亮寿延长 方孝孺论损生来自昧治身 方孝孺论养身治疾之道 朱权论耄老调养 沈仕论“七情”致病 万全论弃疑养生 万全谈婴儿养护 万全养生“四要” 李时珍集药学大成，开生民寿域 李时珍《奇经八脉考》 李时珍论饮酒利弊 杨继洲针灸卫生论 李贽论读书怡性养神 龚廷贤论医家病家之要 沈之问忘我攻恶疾 王肯堂辞官习医济世 徐春甫论庸医害生 李梃正宗养生论 陈实功论医家修德养生 吴有性杂气伤生论 张景岳论养形 喻昌调和营卫说 李中梓记述黑发良药“何首乌” 冷谦论修龄要旨 蒲松龄论除妖护生 玄烨倡导国民健身 程国彭论知医保身 叶天士论颐养功 叶天士抗老秘诀 曹雪芹论放风筝健身心 郑板桥论仁慈养生 徐大椿论人参药用 乾隆皇帝养生诀 袁枚论文人养生 沈金鳌尊生论 赵学敏论草医济世 吴鞠通论爱民慎医 陆以活论医家周察救生 王清任绘脏腑救黎民 陆懋修论安逸生疾 曹慈山论粥食养生 高桐轩论老人“十乐”上古西周 岐黄探索长寿之理 岐黄论谈人生发育 岐黄评说养生“四种人” 彭祖论摄生养神 姜子牙垂钓养生 春秋战国 管子论节食止怒 医缓论行恶损寿 医和“六淫”致病论 公孙侨论近婚不殖 晏子论破迷信保性命 老子论遵循自然法规修身养性 老子论“玉泉”驻颜 孑L子论以德助寿 孙子养生处实论 程子华以智养生 墨子“五行”养生论 孟子论养“浩然之气” 庄子论养生须少私寡欲 列子论心理诊治 屈原论端操持正 苟子论“以公义胜私欲”，勤劳健身 扁鹊论有疾早医 韩非啬神养生论 吕不韦论损寿“三患” 汉晋三国 仓公答文帝论养生 枚乘《七发》养生论 刘安养生之训 司马迁忍辱养生 扬雄养生大论 桓谭论形神持养 王充论养气健身 潜夫论治病犹治国 荀悦“秉性中和”养生论 张仲景论官吏养生 郭玉养治论 应劭论惊恐自伤 曹操论养怡之道 诸葛亮论以静养性 华佗阴阳养生论 董奉倡导植树卫生 阮籍论祛焦养生 嵇康养生服食之道 向秀养生适中论 葛洪论丹药养生 陶渊明田园养生 褚澄论除疾康生 陶弘景论养生方、契、要 萧衍为帝养生四法 颜之推养生家训 隋唐五代 孔志约修本草拯生灵 孙思邈论“性自为善” 孙思邈论养老之要 孙思邈《卫生歌》 司马承桢“五解”养生术 王冰注《内经》，倡奉生 杜甫论怡心养生 陆羽著《茶经》，益养生 白居易乐天养生 白居易讥讽求仙 刘禹锡论生由养致 柳宗元教诲庶民养生 吕洞宾论人身“三宝” 钟离八段锦引导法 钟离五脏真气说 马自然德善养生说 陈抟论睡功 孟昶论赏对联益年寿 两宋金元 欧阳修论“五友”养生 邵雍论睡眠养生 王安石“清心治本”养病论 沈括论治病“五难” 王令论用医之道 钱乙实言笃行救苍生 苏轼论养生“三戒” 苏辙论茯苓养生 王怀隐论枸杞延龄 蒲虔贯论养生药枕 温革养生语花 陈直论病前自防 陈直录养老奉亲歌 陈自明论妇人养生 陈自明论胎儿养教 刘完素论修真之要 洪迈论日灸健身 陆游养生座右铭 陆游“四爱”养生说 范成大割愁养生 丘处机四时摄生论(春) 丘处机四时摄生论(夏) 丘处机四时摄生论(秋) 丘处机四时摄生论(冬) 张从正祛邪养生论 李东垣论养生真趣 文天祥图志养生 曾世荣正心修身论 朱丹溪养老论 李鹏飞男女房事论 王圭论泰定养生 明代清朝 宋濂论积劳成疾，精护祛病 刘基论养生安邦 贝琼论心明眼亮寿延长 方孝孺论损生来自昧治身 方孝孺论养身治疾之道 朱权论耄老调养 沈仕论“七情”致病 万全论弃疑养生 万全谈婴儿养护 万全养生“四要” 李时珍集药学大成，开生民寿域 李时珍《奇经八脉考》 李时珍论饮酒利弊 杨继洲针灸卫生论 李贽论读书怡性养神 龚廷贤论医家病家之要 沈之问忘我攻恶疾 王肯堂辞官习医济世 徐春甫论庸医害生 李梃正宗养生论 陈实功论医家修德养生 吴有性杂气伤生论 张景岳论养形 喻昌调和营卫说 李中梓记述黑发良药“何首乌” 冷谦论修龄要旨 蒲松龄论除妖护生 玄烨倡导国民健身 程国彭论知医保身 叶天士论颐养功 叶天士抗老秘诀 曹雪芹论放风筝健身心 郑板桥论仁慈养生 徐大椿论人参药用 乾隆皇帝养生诀 袁枚论文人养生 沈金鳌尊生论 赵学敏论草医济世 吴鞠通论爱民慎医 陆以活论医家周察救生 王清任绘脏腑救黎民 陆懋修论安逸生疾 曹慈山论粥食养生 高桐轩论老人“十乐”

5、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什么意思

6、墨子和庄子谁大？

庄子大 庄子写文章的目的在“剽剥儒墨”。对此首先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出于批判、驳斥这两家显学的需要，才使得立志“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心高气傲的庄子，不得不“自我坎陷”一个或几个档次，与他本来不屑一顾的对手们争辩、讨论，纠缠在一起。另一方面，对庄子批儒人们一般容易给予“了解之同情”，而至于他何以揪住老实巴交、农民一样的墨子不放，则未免使人有点不平之气。因为在表面上看来，一个专注于心灵的自由与解放，另一个则最关心生命基本的衣食饱暖，两者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即使不可能有什么更多的共同语言，也完全犯不上闹得疙疙瘩瘩的，特别是对像庄子这样有境界的人。 关于庄子“剽剥墨”的原因，我想到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一段话，他说：“爱尔兰人只知道一种需要，就是吃的需要，而且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破烂马铃薯”。按照常理来讲，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爱尔兰人吃马铃薯或“破烂马铃薯”，是它自己的事情，“与卿何干？”如果这样想，一般情况下人们可能都会多几分对“爱尔兰人”的同情。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这种“只知道吃破烂马铃薯”的生活中，“人不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动物的需要”。——退一步说，即使在动物也本能地知道要挑“好马铃薯”吃，那么对“吃破烂马铃薯的爱尔兰人”的严厉批判，也当然自在情理之中。总之，一种精神境界很高的人，一旦被迫与完全丧失了任何精神需要的人碰到一起，像这样的话语与价值两方面的冲突，是想避免也无法避免的。在庄子看来，“以自苦为极”的墨子，就是一个“只知道吃破烂马铃薯的中国人”。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一点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在理论上讲，是说明他天生的审美机能与趣味已发生了严重退化。像这样一种人，即使有吃有喝地活着，也没有什么精神价值与审美意义。一个精神境界太高，而另一个对生命的要求又过低，所以分歧当然不可能少。而他们最大的分歧是在对生命的价值态度上。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而用它做什么才好，在庄子与墨子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回答。墨子的人生榜样是“其生也勤，其死也薄”、牺牲自身以“养天下之形”的大禹，而庄子在《天下篇》中却说，它不仅“使人忧，使人悲……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甚至本身更是一种使“天下不堪”的负担。另一方面，庄子在批判墨家圣人大禹时，也常把他同儒家圣人尧、舜放在一起。尽管儒家圣人的主要问题是“苦心”，而墨家圣人的最大悲剧在于“劳形”，但在使人身心变得不愉快、使人的自由生命发生扭曲与异化（即“其於残生伤性均也”）这一点上，两者是殊途同归的。这大概就是太史公说庄子用意在于“剽剥儒墨”的合理解释。在此具体说来，庄子批墨的要义有二：一是针对墨子“养天下之形”的劳动哲学。与孔孟之徒说它是一种“以力服人”（孟子《公孙丑上》评墨子语）的“役夫之道”（荀子《王霸》评墨子语）相仿，精神境界极高的庄子，对墨子念念不忘的“衣食之利”，以及“义，利也”（《经上》）、“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等宣教，当然更加不以为然。这就是庄子曾深刻批判过的“世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说。庄子《达生》指出：世人都知道要生存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问题，即“有生必先无离形”，但他们不知道的却是，“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人的生存虽然离不开物质条件，但有了物质保障并不能使人成为自由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却是，人为了获得物质生活资料而把自己降低为“物”、“工具”甚至是“禽兽”。庄子把它叫做“丧己于物”（《缮性》，马克思则称之为“工人被贬低为机器”。在这个意义上，庄子的批判应该说是十分尖锐而深刻的。其次，如果说墨子看到的是生产劳动给群体带来的“衣食之利”，那么也可以说，庄子更关注的则是与“利”相并生的“害”，特别是各种异化劳动给个体精神生命与审美心灵所带来的摧残和扭曲。庄子反复强调的是：“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人间世》）；“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人间世》），任何人类的有目的的活动，无论如何总是体力、脑力上的付出，因而对个体生命都是一种损伤和牺牲。而只有像“庖丁”那样，在艰难丛生的人世间，小心呵护生命之锋刃避免和外物发生任何碰撞，“游于物之外”，才能实现“逍遥乎寝卧其下”（《逍遥游》）的人生最高境界。这与墨子的“人尽其用”观（如《非命下》强调的，男人要“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妇人要“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等）是完全相反的。质而言之，只有抛弃了墨子那一套实用主义哲学，才能达到“尽其天年”的养生之道。虽然可以说庄子的看法未免有片面性，但由于在这种片面的深刻中揭示出异化生产与自由生产的根本性冲突，因而他所提供的恰是墨家哲学在逻辑上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提供的、也无法替代的一种知识谱系。这里当然是仅就主要方面言，其实两者的关系还要更复杂一些。从庄子的一些文本来看，不难发现他对墨子还是怀有几分尊敬的，所以才说“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仔细追究这话的深层则会发现，就像五四时代的鲁迅对阿Q那样的农民一样，庄子的意思也无非是：为什么不愿意过、不去追求一种精神含量更高的人的生活呢？这不仅是庄子在历史上“剽剥墨”的道理所在，而且我想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也不无积极的意义与启发吧。

7、墨子和孔子，老子谁更厉害

这个厉害看要怎么比了！
墨子和孔子、老子谁更厉害？比打架
如果比打架的话，我觉得是墨子厉害。
因为墨子一生身体力行地劳动，锻炼的身体壮壮的，而且墨子还发明了好多打仗的器具以及武器，可见墨子很厉害；
相对来讲，孔子一辈子光会看书写字，把人都废了，可见打架孔子是不行的；
老子一辈子无为而治，估计真打起来，早就跑远了。如果跑不了，那就由你们打，不还手。
老子不打架
墨子和孔子、老子谁更厉害？比吃饭
如果比吃饭的话，我估计还是墨子胜。
道理很简单，能干活的人就能吃；
孔子肯定臭讲究多，嫌这个，害那个的，但的确吃不过墨子；
老子，一生清静无为，不动掸，也吃不了多少。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墨子和孔子、老子谁更厉害？比尿尿
我们都知道，肾好就尿的远。如果比尿尿，肯定老子尿的最远。
为啥呢？
你想啊，老子最会养生啊，把肾保养的好好的，当然尿的远；
墨子就差一点，虽然他通过劳动锻炼了身体，但是有时候过于劳累也会损耗肾精，可见墨子尿的不会太远；
比尿尿孔子最差，孔子一辈子周游列国，都在大贵族的地盘儿混吃混喝，说不定还得赶几个风月场所，酒色二字对肾的损害最大，可见他一定尿不远。
墨子才是好孩子
墨子和孔子、老子谁更厉害？比颜值
颜值这场很难分出胜负，仨人长得都不好看。不过我最看好的是老子。
据说老子一生下来时，就具有白色的眉毛及胡子，所以被后来称为老子。后来又骑着青牛出关，一派仙风道骨的样子，再加上天生非主流的发色，估计可以迷倒一大片少女；
孔子就丑多了，史籍记载：吾观孔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
这是啥意思呢？
河目就是上下眼眶平而长，形状像河一样的眼睛；隆颡，就是高高隆起的额头；驼背、肢体比例还不正常。可以说孔子长得属于很吓人的样子。
剩下的墨子，一辈子风吹日晒干苦力，即便是天生小鲜肉，也很快风干成老腊肉了，至多止于不难看，所以颜值墨子很难胜。

8、孔子,墨子,荀子,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孙子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一、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孔子的弟子曾将他的谈话和他与门徒的问答，辑成《论语》一书。

二、孟子(前372—前289)名轲，战国中期鲁国邹人。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名)之门人，阐述他的政治主张，还曾在齐为卿。晚年退而著书，传世有《孟子》七篇。他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代表。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他认为实行“仁政”，就必须“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生产资料。保证农民有劳动的时间；使人民有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

三、庄子（约公元前369－约前286），老子学说的核心是“道”。他认为“道”就是“无”。这个“道”是“先天地生”的，是没有意志、没有具体形状、无声无息的，“道”即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老子猜测到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双方互相依存，相反相成。

事物对立的双方会互相转化。他不仅忽略了对立面转化的必要条件，而且把事物向反面转化看作是循环的，而不是上升发展的。老子的学说，对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唯物与唯心两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吸收了他的思想。

四、韩非(约前280—前233)，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

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

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从兼爱的观点出发，墨子又提出“节用”“节葬”“非乐”“非攻”等主张，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也反对以大欺小。

五、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前238），战国末思想家、教育家。名况，赵国人。他批判和总结了先秦以来的学术思想，发展了唯物主义。认为自然运行法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首创性恶论，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

六、孙子(?～公元前1105)，春秋末期吴国军事家，思想家孙武。孙武强调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鬼神，而是与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外交努力、军事实力、自然条件诸因素有联系，预测战争胜负主要就是分析以上这些条件如何。

孙武不仅相信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着，强调在战争中应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成对立面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

(8)墨子养生扩展资料

一、《墨子》的评价：

从《墨子》全书来看，墨子在宋国的活动较多，与宋国的关系最为密切，对宋国的感情最深，这可以从墨子“止楚攻宋”事件中看得出来。另外，《墨子》一书明显具有宋地方言的特点，没有鲁、楚方言，这也是墨子宋人说的有力证据。

再者，墨子是一位以天下为怀游走四方的学者，所谓“孔子锅灶烧不黑，墨子板凳坐不暖”即是，他经常往来于宋国、鲁国、齐国、魏国、楚国等很多地方。由此看来，梁启超以“归而过宋”语否定墨子为宋人，实为牵强。

“归而过宋”只是证明了墨子当时没有居住在宋国，并不能证明他不是宋人。而东晋时期的文学家葛洪在《神仙传》中早已明确记载。

二、《孟子》的艺术特色：

《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炼准确。作为散文，《孟子》长于论辩，更具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其中的论辩文，巧妙的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的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

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能够在精神上压倒对方，能够做到藐视政治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孟子》中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

9、中国传统文化 养生 什么是 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百、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中华度传统文化是以老子道德文化为本体、以儒家、庄子，墨子的思想、道家文化为主体等问多元文化融通和谐包容的实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亦叫华夏文化[1]、华夏文明[2]，是中国5000年优秀文化的统领。而流传年代久远，分布广阔答，文化是宇宙自然规律的描述，文化是道德的外延；文化自然本有，文化是生命，生命是文化；文化是软实力，是决定一切的版内在驱动力；文化又是社权会意识形态，是中华民族思想精神，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根本。

10、墨子的徒弟有谁

早期zd墨家弟子很多，《公输篇》：“墨子之说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淮南王书》“亦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但现存有关墨子及墨家活动的内资料很少，“而徒属名籍容亦莫能记述”。现存史料中可考之称“巨子”者有孟胜、田襄子、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