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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

发布时间:2021-01-26 11:54:45

1、中医七大流派?

中医学术流派的命名

我国历史上的各个中医学术流派,都是历经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在学术活动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其鲜明的学术观点与主张,往往由某学术流派成员自己提出,但又为历代医家所公认。但对某学术流派的命名,则往往是后人给予和约定俗成的。正因如此,中医学术流派的命名不尽统一。有以代表性人物命名的,如河间派、丹溪派;有以学科命名的,如医经派、经方派、伤寒派;有以观点或学说命名的,如补阴派、温补派、汇通派;有以地域命名的,如易水派、新安派、绍派伤寒,等等。不统一反映了多样性,故不必强求一致。

中医学术流派的类别

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学术流派灿若群星。一般认为,中医学派的真正形成是在金元时代,以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与朱丹溪为代表的四大家,其依据是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出的“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近代中医学者谢利恒先生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说:“北宋以后,新说渐兴,至金元而大盛。张刘朱李之各创一说,竞排古方,犹儒家之有程朱陆王。”但也有学者认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受当时百家争鸣学术氛围的影响,医家在临床中就有偏重针灸、主用方药和强调切脉的三个流派。任应秋先生认为,汉代已有“医经”和“经方”学派。〔4〕《汉书·艺文志》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

至于中国古代究竟有多少中医学术流派,可谓说法纷纭。谢利恒先生在《中国医学源流论》提出有刘河间学派、李东垣学派、张景岳学派、薛立斋学派、赵献可学派、李士材学派等;范行准先生在《中国医学史略》提出有河间学派、易水学派、东垣学派、丹溪学派、折衷学派、服古学派、叛经学派等;《中医各家学说》二版教材提出有河间、易水、伤寒、温病四大学派,四版教材提出医经、经方、河间、易水、伤寒、温热、汇通七大医学流派;而《中医各家学说》五、六版教材则提出了伤寒、河间、易水、丹溪、攻邪、温补、温病七个医学流派。

查阅近几年发表的论述中医学术流派的文献,基本上还是沿袭五、六版《中医各家学说》教材的说法。仔细分析起来,这些说法都有其依据,只是没有严格区分“学派”与“流派”。如“丹溪”学派,其实是河间学派中的一个流派。正如任应秋先生所说:“传刘完素之学的,有两大医家。一为张从正,一为朱震亨。……河间之学到了朱震亨又为之一变,而为河间学派之滋阴论者。”〔4〕

2、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生死之分,用度箴石火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生死之分,用度箴石火。

胥荣东

3、有人知道什么是“始原人”吗?

中国古代巫、医同源。巫术内含有医术,巫术事实上是在探求医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巫是最早的医生。原始社会的巫就是专为病人驱疾镇邪之士。卜辞中有“巫”字,巫的身份就是医生。

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他重视发明创造,聚集了许多名医,如僦贷季善方脉,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此外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

进入阶级社会后,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医缓前往会诊,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

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医术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这条记载,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当然,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所以,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

《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平平。”

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入宋后,又参与修订医籍。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作《本草补遗》。

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始以《颅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这种“以土治水”的解释,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艺术传》记载江苏人王维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方术文献中以医学书籍的实用价值最大。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0多种医书。如元人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就是一部有利于民众健康的书籍,它载录了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点校注释本。书目有补养药法、种植、保养、服药、贮药、集方、食治方等。书中讲究食疗,介绍了萝卜,百合等物品的药效,简单易行。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养生经验的总结,有待于我们认真总结和推广。

从两汉以来,人们对方士就有一种歧视心理,因为在世人眼

里,比起升官发财之类的“正当职业”,他们就免不了有“不务正业”之嫌。汉初宋忠、贾谊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场上说方士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贱简也。”(《史记·日者列传》)但同时人们对方士又有一种好奇的崇敬心理,总是用一种神秘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好像贫富贵贱、祸福吉凶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似的。

其实,方士跟普通人一样,也可以类相分,也有贫富贵贱之别的。

“方士阶层”的身分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从“就业”情形来看,有“专职”和“兼职”之分;从格调情趣来说,有“高雅”、“卑俗”之别;从活动性质来讲,有的是致力于命理研究的“学究派”,有的则是卖技敛财的“江湖派”。他们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出身高贵之门,有的来自下里巴人。如果把西汉以来的方士进行分类,则可大致分为“学究”、“隐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术士”等不同类型。

(一)学究型

“学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于知识阶层,他们最擅长研究命理,探讨方法,著书立说,算命术的产生、变革和流传,都离不开他们的创作和整理。他们研究命理或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职”的,就其身分本质而言,大多属于封建社会的“士”阶层,即封建知识分子。像奠定命学理论基础的王充,是东汉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术更加完善的李虚中,则是唐代进士出身;明代的万民英,近代的袁树珊,无不才思敏捷,文采横溢。事实上没有封建“士”人的参与和创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术数。这是因为,一方面,术数本身一开始就与阴阳五行、八卦易数、儒学道统、佛家意识等融汇贯通,因此中国方术自始至终都带有极强的理性特点;另一方面,术数的内部机制也越来越趋向严谨而不失辩证,复杂而又有条理,这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天文历象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为人推测吉凶祸福和寿夭贵贱,还需要懂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情世故。术数自身的博大深奥,就决定了发明创造和具体推算的“术士”们必须具有高深的哲学理论、严谨的思辨素养、丰富的社会阅历、极大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于是具备这些客观要求的封建“士”阶层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或担当了算命术数的发明、改造及其不断的整合了,以至术数中无处不流露出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来。

(二)隐士型

“隐士”型方士则又是一番特点,他们大都是些“异人”、“高人”,既具丰富而又极有理性的思想,却又往往避开人世,尤其远弃凶险黑暗的官场。好像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有制造“隐士”的功能似的,几乎历朝都有他们存在。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隐士”,“隐士”往往都是满腹经纶而没有人生际遇,积极进取而看破仕途险恶的人。因此他们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与人寡合,重义轻财的特点,他们精通术数,但绝无商贾见钱眼开的铜臭心理;他们为人看命,绝不耍那套附会迎合的骗人把戏。汉代的司马季主虽然于市中设肆卖卜,但正如贾谊所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贾谊说尊官厚禄才是贤人所居,而司马季主则慷慨陈辞:“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纤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开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对官僚的奸诈趋利,自私害人的“高贤”嘴脸,可谓鞭挞得痛快淋漓。

(三)僧道型

“僧道”类的方士,其身分则是和尚、道士,他们当中有的深谙术数,精通命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为施主起课、抽签,略表菩萨心肠而已。精通命学的“僧道”大师,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历》说是他发明的,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说没有他不晓得的。宋代则有僧赞宁、僧化成、僧道洪等。北宋中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僧化成都为他们看过三命。如《东轩笔录》记载,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权倾天下,但僧化成则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蔡元长兄弟二人赴省试时,也曾上门求化成推命,“时问命者盈门,弥日方得前”。《退斋笔录》也说,元丰中王安石乞罢机政,神宗拖了两个月尚未批准,于是他又去找化成。化成说:“三十年前与相公看命,今仕致宰相,更复何问?”

直到现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师道长算命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如蒋介石北伐南昌战役时,即曾在牛行车站附近的一小庙求过签,而他后来回老家雪窦寺求朗清大师看八字,更为他决定重新出山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作用。至于平民百姓到寺庙道观之中求签烧香,起课算命,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在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师是远离尘世的,既没有士大夫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也没有商贾之辈唯利是图的铜臭,由他们批命是最客观最实际的,恐怕这也正是算命术士自产生之日起就日益与佛、道僧侣融会同流的主要心理因素吧!

(四)食客型

“食客”型的方士,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食客”型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自隋唐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这样的术士,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如《独异志》记唐代贞元中李师古家中即有这么一位术士,一次李师古设宴招待皇甫弼、贾直言十位从事,让他也就座,并请他给每一位来客看命。他看后说:“十日之内,俱有重祸。”果然几位在一次宴饮中,亭子摧塌,一人当场死,其余伤。又据《续湘山野录》,宋代苏易简家中也有这种“食客”,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明代此风就更盛了,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士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谋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着效法,明英宗时重臣石亨的身边就始终跟随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术士。此类事例《明史·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联系在一起了。

(五)生意型

“生意”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挂牌经营、开肆设铺的“日者”、“卜士”。西汉的司马季主就是在市场中开了门面挂牌卖卜的,此后各城市之中到处都有“卜肆”可见。他们或者书其门曰:“吴中名术,金鼓传家”(《苏州府志》),或者门上贴着“妙算先天易数,每命封金三钱”(《金瓶梅》)。宋代开封府相国寺前就有这种“卜肆”,当时还称之为“相监”,而岳柯《史》记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还标其门曰“看命司”的。有的“卜肆”是一种店铺、栏棚式的门面,有的则是比较固定的摊位、铺席。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技做生意,靠给人占卜算命挣钱生活。此类相命术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术数的格式和要求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较准,因而名气也很大,以至求其测算者接踵而至。然而设肆卖卜毕竟是为了营利,有些话如果按命理术数的本意说出来,那是势必遭耳光并把客人吓跑的。因此算命术一旦被作为营利的手段,就必然会出现曲迎附会从而偏离了命理本意的倾向,甚至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

(六)江湖型

“江湖”派的方士则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特点是到处游荡,正如《七修类稿》所说:“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而奔走阃台郡县以糊口。”他们为人相命仅仅是为了赚钱,命学理论和算命方法不过是在形式上为他们所用而已,较好的“江湖术士”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术中的“诀”,如袁树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说:“星命之学……积学之士不得其诀,遂厌其文:游食者流不讲其文,专秘其诀。”但更多的“江湖术士”则完全是在相命术的幌子下巧言骗财,正如早在西汉时期贾谊所说:“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史记·日者列传》)因此他们为人算命虽然也口中念念有词,但那只不过是用算命术专有名词来吓唬人罢了,其方法的实质已经与算命术大相径庭了。如“江湖术士”常用的“父在母先亡”一句,至少可以有四种解释,一是母亲健在父亲已死,二是父亲健在母亲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亲先死或母亲先死,四是父母都已过世而父亲或母亲先死了。像这样模棱两可,故弄玄虚,可让人任意揣摸想象的推命用词,正是“江湖术士”巧口曲迎的绝技。

方士的身份类型虽然不同,但是他们为推断吉凶预卜未来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因此命理学家经过长期的经验总结之后,凡从事方术,要求从学问、道德、方法等各个方面有整体素质,袁树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谓“星家十要”,对我们了解术士们的心理面貌很有参考价值。现将“星家十要”依次简介如下:

(一)学问

要想成为方士的人,首先必须得学术精湛,“学术不精则信者寡,信者寡则非分之营求愈炽,而安命者愈希。”怎样才能学问精湛呢?关键是要多读书,深究其理,“不仅宜多读星命书,凡经、史、子、集有关于星命学者,亦宜选读。”只有广涉博览,才能既增学问,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则吉凶了然,批谈不俗;用之律己,则行藏合理,人格自高。”所以袁树珊特别重视学问,他说:“有心斯道者首当知此。”

(二)常变

方士不能刻板教条地死守命理,而应灵活辩证地看问题。禄命之说不一定都验,一般能应验十之七八,而不验的原因,或是因为山川风土小异,或是由于门第世德悬殊,还有一行之善恶,一时之殃祥等,都可能改变造化和影响命运,因此星命术士若想事功圆满,万无一差,就必须注意这些“常变”因素,“参以人情物理,询其山川风土,门第世德,以及生时之风雨晦明,而尤须鉴别其心术之善恶,处世之殃祥,然后定其富贵贫贱,寿夭穷通,乃可合法。”

(三)言语

方士应该善于用语言表达,或者具备雄辩之才,但不可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应该忠实。雅驯、从容,切忌阿谀、卑陋、躁急,要抓住重点而又不漏细微,既表达明白而又不失繁琐。

(四)敦品

即心术要正,品行要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的敦品关键是看他的视听言动,衣服陈设则是次要的,如能做到这些,必然信用远孚,声名振大。

(五)廉洁

方士要以廉洁自励,以贪污为戒。所谓廉洁,并不是不要钱财,尽到了自己的所长,忠言相告,劝善避凶,自己就应该获得报酬,这叫做“顺取”,凡是应该得到的顺取,无论数额大小,都是廉洁的;反之,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或者是伪言欺人,如此得到报酬就属于“逆取”,凡是逆取,无论多少,都属于贪污。所以命士应该“见利思义”、“临财毋苟得”。

(六)勤勉

方士要因事利导,不计个人恩怨,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为政客推命,要劝勉他们忠君爱民,显祖流芳;为司法官测算,当勉以虚心听讼,切勿意气用事;为武职人员论命,应劝其身先士卒,捍卫国家;为有孩子的父亲推算,可劝其教养兼施。此外,还要劝富贵者学宽,劝聪明者学厚,劝农者力田,劝工者精艺,劝商者诚信。这些都是星家应尽的天职,不可不知。

(七)警励

要鼓励世人懂得生活。即生活为万事之根本,人无生活则不能仰事父母,抚养妻子,甚至连生命也不保。所以遇到穷困潦倒失业之人,一定要鼓励他们弃大就小,自营生活,让他们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

(八)治生

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及孟子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道理,劝人得意时不可挥霍,要多置恒产,劝纨绔子弟保守旧业,以免破败。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议论。

(九)济贫

方士要懂得言论关系的重要,为贫困难堪之人看命,虽然其一生真无好运,也不可直言说明,这样说断绝了他的希望。应该婉言劝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职业,节省消费,他日又得某运以补助之,不难发达。”这样做并不是虚伪阿谀,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其性命。对这种人也不可索要钱财谢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钱,出点智识济贫也是应该的。

(十)节义

方士为人推断家庭、婚嫁之事,应劝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等等,务使琴瑟调和,成人之美。对于纳妾生子、孀妇改嫁,也要根据其生活情况和子息情况具体论断。总之维持风化,也是星家应尽的天职。

以上十点,都是对方士素质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说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方士的各个方面。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会为之感动。然而这毕竟只是对术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够做到这些的恐怕并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铭这一点,故当充分肯定。至于其中的某些观点,如要求政客“忠君”,劝导有子的寡妇“茹苦含辛,抚孤守节”之类,其封建意识之浓似已不必置词。

算命术士虽然有“星家十要”的标准约束,但因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生活遭遇。有些“隐士”型的方士大师,在他们生活的道路上并不缺乏飞黄腾达的人生际遇,然而他们却对权力和金钱看得很淡,始终过着一种超然物外的逍遥生活。如前面介绍过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这样一位耿介洒脱的命学先生。他“酒嗜落魄,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醉笔如飞,略不构思,顷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为异人”。又据《金华府志》记载,元末明初也有这样一位方士,名叫刘日新,朱元璋未当皇帝时曾经召他来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当“极富极贵”,身边几位将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后来登基当了皇帝,特召刘日新来,问他是否想当官,他说不想,又问他要多少钱财,他也说不要。朱元璋见他富、贵全不要,便问他要什么,刘日新说,我只想得到一个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为凭据,题诗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神仙口。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横行天下走。”署了名,识上御宝,刘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满意足了。

有“退隐”的方士,也有“进取”的星家。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北宋时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他去见术士大师陈抟时说:“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然而由于他星命之学颇有名气,真宗召见他,他还是去了,而且当上了谏议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职。像这种扭扭捏捏的“隐逸”术士,多少还掩盖一下内心深处追求入仕“进取”心理,而那些游说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食客”、“谋士”类型的命学术士们,则就明显“凡心未净”,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着“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小调,摆出一副弃官归隐,不屑仕途的架势,眼睛却始终盯着乌纱帽,终日盘算着如何走“终南捷径”一样。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进取,方士则以“术”谋发达,可谓目标一致,殊途同归。“文”显了,自然有人赏识提擢,“术”精了,也同样有人抬举推崇。相比之下,方士还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以术士身份周游于权贵之间,显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况命学之士还可以仰仗主顾的发迹而发迹,即他们一旦瞄准一些有暴发可能的“潜龙卧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虚地断言他们“贵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约下“他日富贵,切勿相忘”的许诺,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龙附凤”、“沾光沾福”。

翻开史书,通过相命途径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实不可胜数。上面所说的术士韦叟,宋武帝刘裕经他相命后即许下“若中,当为司马”的诺言,刘裕当上皇帝后,韦叟果真找上门来说:“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足矣。”所谓“君无戏言”,宋武帝哪里好赖账,只好如约封了他的官。北齐时的魏宁,也是“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的。此类例证,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跻进仕途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他们一生中却追求着一个“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说》记载:“予尝汴之术士,善挟奇而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民。”又如当时有位术士名叫费孝先,《毗陵集》说他“名闻天下,王公大人不远千里,皆以金钱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开封府相国寺,起课算命最是集中之处,有位方士公开张榜,“一封万钱”(《耆旧续闻》卷七)。还有一四川方士也在这里课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议命。”(《贵耳集》卷中)历朝历代,靠起课算命发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饰衣着方面也都别具一番讲究,好像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干“术数”这一行的。史称他们大都“皆具衣冠”,服饰素雅,陈设精致,接人待物,文质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说中往往都有术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写术士吴神仙时说:“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虽然“星家十要”强调“当以视听言动为本,衣服陈设为末”,但是毕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别是算命起课,术士的气质、形象可能会对主顾直接产生心理影响,所以一般的星命术士对自己的“行头”也就不得不讲究一番了。

还有一些方士或是因为际遇不佳,或是由于术数不精,终生穷困潦倒,甚至因言语不慎而未得善终。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来了两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说一位先生可官到极品,另一位先生命当触刑弃市。后者一听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给杀了,而他自己确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据《东斋记事》卷三记载,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卜肆”起课,有一天,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惊叫:“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这四人后来真的都成了宰相,可当时他们却认为这位命士,是阿谀奉承,“相顾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从此“声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问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这位命士,甚至想为他立传的时候,为时已晚,命士早已“穷饿以死
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穷困饿死,但是术士自身的命运,亦足以令人叹息了参考资料:方士的历史http://www.cndz365.cn/nzt/his/fangshidelishi/index.shtml

4、至齐之得中那个字是古字

这四个字都是汉copy代以来就都存在的古字。其中的“齐”是通假字,通“剂”。
出自《汉书·艺文志》:“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并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 句中“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意思是:最好药剂之功效,犹如磁石吸铁,(立刻见效)。

5、方技略的卷宗

1.《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
《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
《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为剧,以生为死。
【语译】《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以上医经共七家,总计二百六十卷。
医经是探求人体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等生理特征,用来阐明各种疾病的根源,区别死生的界限,又用来揣度针刺、砭石、汤药、艾灸等施治的方法,调配成适合临证需要的各种药剂。最恰当的药剂的功效,好像磁石吸铁一样,依靠药物的相使作用。技术拙劣的医生违背医理,把轻病治成重病,能把救活的病人致死。
2.《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
《五藏六府瘅十二病方》四十卷,《风寒热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藏伤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颠病方》十七卷,《金疮瘲瘛方》三十卷;
《妇人婴儿方》十九卷,《汤液经法》三十二卷;
《神农黄帝食禁》七卷。
右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物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语译】《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藏六府瘅十二病方》四十卷,《风寒热十六病方》二十六卷,《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藏伤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客疾五藏狂颠病方》十七卷,《金疮瘲瘛方》三十卷,《妇人婴儿方》十九卷,《汤液经法》三十二卷,《神农黄帝食禁》七卷。
以上经方共十一家,总计二百七十四卷。
经方是根据药物的寒温,衡量疾病的轻重,凭借药物的功用,依照气候感应的适宜用药情况,辨别五脏六腑所适用的各种性味的药物,制成寒凉与温热的药剂,用来疏通郁闭,解除蕴结,使身体恢复正常。至于治疗失当的医生,用热药加重热证,用寒药加重寒证,使精气内伤,不显现在外表,这是严重错误的治法。所以谚语说:“有病不去治疗,常如得到中等水平的医生治疗。”
3.《容成阴道》二十六卷,《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
《尧舜阴道》二十三卷,《汤盘庚阴道》二十卷;
《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天一阴道》二十四卷;
《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三家内房有子方》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而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
【语译】《容成阴道》二十六卷,《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尧舜阴道》二十三卷,《汤盘庚阴道》二十卷,《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天一阴道》二十四卷,《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
以上房中术著作共八家,总计一百八十六卷。
房中术是人的情性的极点,男女最高之道的会合。因此圣王制定室外的礼乐而禁止房中放纵的情欲,并为此节制修饰。《左传》说:“先王制作音乐,是用来节制百事的。”有音乐而且对情欲有节制,就气血平和,寿命长久。至于沉迷于声色的人不重视房中术,就生病并且丧失性命。
4.《宓戏杂子道》二十篇,《上圣杂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杂子》十八卷,《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
《黄帝岐伯按摩》十卷,《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
《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泰壹杂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泰壹杂子黄冶》三十一卷。
右神仙(仙)十家,二百五卷。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汤)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
【语译】《宓戏杂子道》二十篇,《上圣杂子道》二十六卷,《道要杂子》十八卷,《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黄帝岐伯按摩》十卷,《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泰壹杂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泰壹杂子黄冶》三十一卷。
以上神仙家著作十家,总计二百零五卷。
神仙家养生术是用来保全性命的真要,而向身外大自然广求养生之道的方术。姑且以此净化意念,平定心境,认为死与生的区域相同,而在胸中没有对死与生的恐惧。然而有些人专门以此为业,荒诞欺诈怪异迂曲的文章就愈加增多了,这不是圣王用来教化的本意。孔子说:“求索隐暗之事,实行怪异之道,而使后世有所遵循,我不做这种事。”
5.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
【语译】方技共三十六家,总计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是使生命生存不息的工具,天子之官的一种职守。上古有岐伯、俞拊,中古有扁鹊、医和,他们论述病情就能推及国情,探求疾病的道理便可推知理政的方法。汉代兴起而有仓公。如今他们的医术已淹没不明,因此整理他们的著作,并把方技著作依次排列为四种。
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方技》:“方技之书,大要有四:经、脉、方、药而已。经阐其道,脉运其术,方致其功,药辨其性。四者备,而方技之事备矣。今李柱国所校四种,则有医经、经方二种而已。脉书、药书,竟缺其目。其房中、神仙,则事兼道术,非复方技之正宗也。宜乎叙方技者,至今犹昧昧于四部相承之义焉。按司马迁《扁鹊仓公传》,公乘阳庆传黄帝扁鹊《脉书》,是西京未尝无脉书也。又按班固《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诏,《楼护传》‘少诵医经、本草、方术’,是西京未尝无药书也。李柱国专管典校,而书有遗缺,类例不尽,著录家法,岂易言哉?”

6、医古文的医古文翻译

《 秦医缓和 》
(成公十年)晋景公梦见了一个大恶鬼,披散着头发直拖到地上,拍打着胸脯跳跃着对他喊叫:“你杀了我的子孙,太不合正义了。我向天帝请求报仇,已经得到准许了!”说罢就打坏宫门和寝殿的门闯了进来。晋景公非常恐惧,躲到了内室。厉鬼又打坏了内室的小门。晋景公被惊醒了,召来桑田的巫师卜梦。巫师说的情况和晋景公的梦境相同。晋景公问道:“会怎么样呢?”巫师回答说:“您不能吃到今年的新麦了。”
晋景公患了重病,向秦国求医,秦桓公派医缓去给他治疗。医缓还没到达晋国时,晋景公梦见病邪变成了两个儿童,一个说:“他是一位良医,担心会伤害我们,往哪里躲避他呢?”另一个说:“躲到肓的上边、膏的下边,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医缓到了晋国,诊断后说:“病不能治疗了。在肓的上边、膏的下边。用灸法攻治根本起不到作用,用针刺治疗效力够不着,药力也不能到达那里,所以不能治疗了。”晋景公叹道:“良医啊!”给缓置办了丰厚的礼物让他回国了。
六月初七(注:此处是周历,夏历应为四月),晋景公想要尝尝新收的麦子做成的食物,就让甸人献上新麦,让馈人做成食品。晋景公召来了桑田的那个巫师,将新麦做成的食物拿给他看后就杀了他。晋景公将要吃的时候,感到腹胀,便去上厕所,在厕所中由于气陷而死。有个小宦官凌晨梦见自己背着晋景公升天了,到了中午,他就从厕所里背出了晋景公,晋国于是就把他做了陪葬的人。
(昭公元年)晋平公患病向秦国求医,秦景公派医和去给他诊治。医和诊断后说:“病不能治了。这个病是因为过度亲近女色造成的,病人心志沉迷惑乱犹如中了蛊毒,是患了蛊病 ’。这个病不是鬼神作祟,也不是饮食不调,而是由于迷恋女色而丧失了心志。良臣将要死去,上天也不会保佑。”晋平公问道:“女子不能亲近吗?”医和回答说:“要加以节制。先王的音乐,就是用来告诉人们做事要有节制的,所以有五音的节奏。五音速度的慢快和声音的低高递相连及,就会奏出中正和谐的音乐。一曲终了,五音都降于无声,这时就不能再弹奏了。在这时如果再弹奏的话,手法就会繁乱混杂,会奏出不中正的靡靡之乐,君子是不会听这种音乐的。万事万物也像演奏音乐的道理一样。如果过度了,就要休止下来,不要因为过度而导致生病。君子亲近女子,要按照礼仪的规定进行,不要因为女色而使心志惑乱。上天有六种气,降下来化生五种味道,表现为五种颜色,体现为五种声音,过度就会产生六种疾病。六种气叫做阴、阳、风、雨、晦、明,在时间上区分为四季,按次序排列为五行,六气过度就会造成疾病:阴气过度造成寒性的疾病,阳气过度造成热性的疾病,风气过度造成四肢的疾病,雨湿过度造成肠胃的疾病,夜晚活动过度造成心志惑乱的疾病,白天操劳过度造成心力疲惫的疾病。女子,是男子的附属物,夜晚才能与之交合,过度亲近就会产生内热和心志惑乱的疾病。如今您亲近女色既不加以节制、又不按时,能不到这样的地步吗?!”
医和出来后,将情况告诉了赵孟。赵孟问道:“谁称得上是良臣呢?”医和回答说:“说的就是主公您啊!主公辅佐晋国,到现在八年了。晋国国内没有动乱,与诸侯外交也没有失礼的事情,可以称得上是良臣了。我听说:一个国家的大臣,荣享着国君的宠信和俸禄,担负着国家的重任,有灾祸发生了,却不能改变它,一定会受到它的祸害。如今国君到了因过度亲近女色而生病的地步,势将不能谋虑顾念国家大事了,灾祸哪一个比这更大呢?!主公不能加以阻止,我因此才说‘良臣将死,天命不佑’的话!”赵孟又问道:“什么叫做‘蛊’?”医和答道:“过度沉溺于令人心志惑乱的事所生的病叫‘蛊 ’;在文字上,皿和虫构成了‘蛊’;谷物中孳生的飞蛾也是‘蛊 ’;在《周易》中,长女迷惑了少男,就像大风吹落了山上的草木一般,同样叫做‘蛊’。这些都是同类的事理。”赵孟叹道:“良医啊!”给他置办了丰厚的礼物,然后让他回国了。

7、医经的医经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述了汉代以前“医经”等医书书名、数量和解说“医经”等的基本概念。即中医药方面权威性的著作和可作为“法,训,准则”的“重要的文献、简册、书籍”。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在汇辑医药古籍,分类编排时,沿用《方技略》“医经”概念,首列“医经”,收编《黄帝内经》及《难经》二书的各家注本41种,计432卷。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
“《黄帝内经》十八卷;《黄帝外经》三十七卷。
《扁鹊内经》九卷;《扁鹊外经》十二卷。
《白氏内经》三十八卷;《白氏外经》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为剧,以生为死。” 《黄帝内经》十八卷,《黄帝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扁鹊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白氏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以上医经共七家,总计二百六十卷。
医经是探求人体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等生理特征,用来阐明各种疾病的根源,区别死生的界限,又用来揣度针刺、砭石、汤药、艾灸等施治的方法,调配成适合临证需要的各种药剂。最恰当的药剂的功效,好像磁石吸铁一样,依靠药物的相使作用。技术拙劣的医生违背医理,把轻病治成重病,能把救活的病人致死。

8、医经的医经名称的由来

中医经典原称医经,其命名和解说,较早见于《汉书·艺文志》,云:“汉兴……版诏光禄大夫刘向校权经传,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有《方技略》:《黄帝内经》十八卷……右医经七家。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9、中国医学检验技术发展阶段以及各阶段代表人物怎么写?

“中医”二字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经方》,其云:“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在这里中字念去声,中。“中医”这个名词真正出现得到鸦片战争前后。东印度公司的西医为区别中西医给中国医学起名中医。这个时候的中医的名称是为和西医做一个对比。到了1936年,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中医条例》正式法定了中医两个字。过去人们又叫中国医学为“汉医” “传统医”“国医”这些都是区别于西医而先后出现的。两千多年前,《汉书》里的那个中医概念,倒是体现了中国医学中的一个最高境界。
中医发源于中国黄河流域,很早就建立了学术体系。中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名著。
中国历史上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也是中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
早在夏商周时期(约公元前22世纪末--前256年),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的《诗经》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有药物的书籍。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内经》提出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五味所入","五脏苦欲补泻"等学说,为中药基本理论奠定了基础。
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本书载药365种,至今尚为临床所习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
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十多种疾病的记载。周代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秦汉时期,形成了《黄帝内经》这样具有系统理论的著作。此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性经典著作。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专门论述了多种杂病的辨证诊断、治疗原则,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汉代外科学已具有较高水平。据《三国志》记载,名医华佗已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各种外科手术。
从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到隋唐五代(公元581--960年),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所著的《脉经》归纳了24种脉象。该书不仅对中国医学有很大影响,而且还传到了国外。这一时期医学各科的专科化已趋成熟。针灸专著有《针灸甲乙经》;《抱朴子》和《肘后方》是炼丹的代表著作;制药方面有《雷公炮炙论》;外科有《刘涓子鬼遗方》;《诸病源候论》是病因专著,《颅囟经》是儿科专著;《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眼科专著有《银海精微》等等。另外,唐代还有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大型方书。
唐代(公元618--907年)经济繁荣,促进了中药学的发展。唐政府率先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药典性本草--《唐本草》的编修工作。全书载药850种,还增加了药物图谱,进一步完善了中药学的规模格局。
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医学教育中,针灸教学有了重大改革。王惟一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后来,他又设计制造等身大针灸铜人两具,教学时供学生实习操作。这一创举,对后世针灸的发展影响很大。明代(公元1368--1644年)时,有一批医学家提出把伤寒、温病和温疫等病区分开。到了清代,温病学说达到成熟阶段,出现了《温热论》等专著。
从明代开始,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一批医学家们主张"中西医汇通",成为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先声。
到了明代(公元1368---1644年),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了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载药1892种,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
中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致中和。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致中和。寒就要让热,热就要寒,结就要散,逸就要劳,劳就要逸。微者逆之,小的你就可以逆它。甚者从之,你不能逆它,你逆它你就崩溃了就没有了。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适事为故,恰到好处就好了。以平为期,以和为重,这就是它的一种最高境界。《中庸》一书中至关重要的哲学命题是“致中和”这一思想。《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的是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就是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便生长发育。可以说中医学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生理机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在这个终级目标下,中医是用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这三大来自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来具体解释生命的秘密。
第一个代称是歧黄。这个名字来源于《黄帝内经》。因其是黄帝与歧伯讨论医学的专著,便称《黄帝内经》为歧黄之术。自然,歧黄也就成了中医的别名。
第二个代称叫青囊。现在知此名字并使用者甚少。它的来源与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有关。据说,华佗被杀前,为报一狱吏酒肉侍奉之恩,曾将所用医书装满一青囊送与他。华佗死后,狱吏亦行医,使华佗的部分医术流传下来,据此,后人称中医为青囊。
第三个代称唤杏林。这个名字的起始,也与三国有关。有资料介绍,三国时吴国有位名医叫董奉,他一度在江西庐山隐居。附近百姓闻名求医,但董奉从不收取钱财,只求轻症被治愈者种一棵杏树,大病重病被治愈者种五棵杏树。数年后,董奉门前杏树成林,一望无际。从此,人们便唤中医为杏林。
第四个代称称悬壶。传说河南汝南的费长房在街上看到一卖药老者的竿杆上挂一葫芦,奇怪的是,天黑散街后,老者就跳入那葫芦中。为弄清底细,费长房以酒款待,老者后来约他同入葫芦中,只见玉堂俨丽,甘肴旨酒。费长房即拜老者为师,学修仙之道。数载后,他术精业成,辞师出山,又得壶翁传赠的治病鞭鬼之竹杖,从此悬壶行医。从那时起,医生腰间挂的和诊所前悬的葫芦,便成了中医的标志。 在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医亦被称为“皇汉医学”。在日本中医被称为“汉方医学”。

中医四大经典
何首乌传说可以乌发,如果给长黄头发的白人用了会有什么效果呢?难道他们的头发也会变黑吗?可见有些中医的内容,受到古代的地理限制,只是针对中国人,也没有科学实验,都是代代相传。科学在不断发展,我们不应该死抱古代医书,其中很多内容显然是错误的,却没有人敢挑战。西医的书籍通过科学实验,内容在不断更新,中医也应该放弃那种医书越古老,越有效的错误观点。
《黄帝内经》简介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
其中医经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除《黄帝内经》外,其他医经均已亡佚。因此,《黄帝内经》便成了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了。什么是医经呢?《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指出:“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剂和之所宜。至剂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这就是说:医经是根据人身的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等情状,用以阐发百病的根源、死生的界线,而度用适当的针灸汤药等治疗方法以及如何调制各种适宜的药剂。最好的药剂之功能就像磁石取铁一样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不高明的医者违反医学理论,致使当愈者反剧,当生者反死。简言之,医经就是阐发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等医学理论之著作。所以称之为“经”,是因为它很重要。古人把具有一定法则、一般必须学习的重要书籍称之为“经”,如儒家的“六经”,老子的“道德经”以及浅显的“三字经”之类。所以称“内经”,并不是像吴昆《素问注》、王九达《内经合类》所称“五内阴阳之谓内”,也不像张介宾《类经》所说“内者,生命之道”,而仅仅是与“外”相对为言而已。
二、《黄帝内经》成书时代 全书浏览
首先应该指出,《黄帝内经》肯定不是黄帝所作,纯属后人伪托。这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指出的那样:“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说明我国医药文化发祥甚早。
《黄帝内经》究竟成于什么时代呢?宋林亿、高保衡等认为:“非大圣上智,孰能知之?战国之人何与焉?大哉《黄帝内经》十八卷,《针经》三卷,最出远古”;邵雍认为:“《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程颢认为:“《素问》书出战国之末”;司马光认为:“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终日坐明堂,但与歧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朱熹也认为:“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于书以相传授,如列子之所引与夫《素问》、《握奇》之属……”;明方孝儒认为:“皆出战国、秦、汉之人”;方以智认为:“守其业而浸广之,《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清魏荔彤认为:“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而托于上古”。综上所说,将《黄帝内经》之成书定为战国时期是较为可信的,但也不能认为《素问》八十一篇、《灵枢》八十一篇尽出于战国。吕复对此发表过中肯的见解:“《内经素问》,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及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刘向指为韩诸公子所著,程子谓出于战国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礼记》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以上仅仅是从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上加以归纳分析所做的判断。其实还可以从《黄帝内经》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内容特点、先秦古韵等诸方面论证《黄帝内经》的绝大多数篇章(也即《黄帝内经》的主体部分)成于战国。限于篇幅,这方面的论述只好从略了。
《难经》【简介】
中医理论著作。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3卷。原题秦越人撰,。“难”是“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即问难《内经》。作者把自己认为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阐发,部分问题做出了发挥性阐解。全书共分八十一难,对人体腑脏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但据考证,该书是一部托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一说在秦汉之际)。该书以问难的形式,亦即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纂,故名为《难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俞穴;69~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伤寒杂病论序(桂林左德序)
余闻吾师张绍祖先生之言曰:“吾家伤寒一书,相传共有一十三稿,每成一稿,传抄殆遍城邑,兹所存者为第十二稿,余者或为族人所秘,或付劫灰,不外是矣;叔和所得相传为第七次稿,与吾所脏者较,其间阙如固多,编次亦不相类,或为叔和所篡乱,或疑为宋人所增删,聚讼纷如,各执其说;然考晋时尚无刊本,犹是传抄,唐末宋初始易传抄为刊刻,遂称易简,以此言之,则坊间所刊者,不但非汉时之原稿,恐亦非叔和之原稿也。”余聆训之下,始亦疑之,及读至伤寒例一卷,见其于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法,尽载其中,于六经已具之条为并不重引,法律谨严,始知坊间所刻之辨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以及发汗 吐下后各卷,盖后人以读书之法,错杂其间,而未计及编书之法固不如是也,不然孔氏之徒,问仁者众,问政者繁,何不各类其类,而惮烦若此耶!吾师讳学正,自言为仲氏四十六世孙,自晋以后迁徙不一,其高祖复初公,自岭南复迁原籍,寄居光州,遂聚族焉。
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三月桂林左盛德序
《神农本草经》简介
《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撰人不详,“神农”为托名。其成书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论,或谓成于秦汉时期,或谓成于战国时期。原书早佚,现行本为后世从历代本草书中集辑的。该书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载“神农本草,四卷,雷公集注”。《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均录“神农本草,三卷”,宋《通志•艺文略》录“神农本草,八卷,陶隐居集注”,明《国史经籍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清史稿•艺文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历代有多种传本和注本,现存最早的辑本为明卢复辑《神农本经》(1616),流传较广的是清孙星衍、孙冯翼辑《神农本草经》(1799),以及清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1844)、日本森立之辑《神农本草经》(1854)。
神农,古传说中“三皇”之一,传称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书名冠以神农为尊古之风的假托。现行本为清孙星衍、孙冯翼辑。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又字渊如,清代江苏阳湖(今武进)县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第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等,一生博览群书,贯通经史、训诂、诸子、医药,除辑本书外,尚有《素女方》、《秘授清宁丸方》、《服盐药法》等著,于古代医籍整理多有贡献。
书凡3 卷,载药365 种,其中植物药252 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根据药物的效能和使用目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立为3 卷分别论述。卷1为“上经”,论“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卷2 为“中经”,论“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赢者,本中经”。卷3 为“下经”,论“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
本书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秦汉以前的药学知识和用药经验,为中药学和方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今仍是研究中药和方剂的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首先,在药学方面,所论365 种药物的疗效真实可靠,至今仍是临床常用药;创立了药有“四气”、“五味”的理论,和药分上、中、下“三品”的分类方法,并反映了部分化学知识。其次,在方剂学方法,指出药可单用亦可组方配用,创立了药物之间“七情合和”理论和组方配伍的“君臣佐使”原则,总结了丸、散、汤、酒、膏等基本剂型。再次,在用药方面,提出了辨证用药的思想,所论药物适应病症达170 多种,对用药剂量,时间等都有具体规定。
《神农本草经》标志着中国药学的诞生。后世对它进行注释、补充,形成了众多的本草文献。较早的有汉魏之际的补注本《名医别录》、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494 ),后有明缪希雍撰《神农本草经疏》(1625),清代张志聪撰《本草崇原》(1663)、徐大椿撰《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736)、邹澍撰《本经疏证》(1837),今有尚志钧著《神农本草经校点》(1981)等。

十大名医之祖
针灸之祖——黄帝 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领袖。现存《内经》即系托名黄帝与歧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此书治疗方法多用针刺,故对针刺的记载和论述亦特别详细,对俞穴和刺阖、刺禁等记录较详。
脉学介导者——扁鹊 姓秦,名越人,战国渤海郡郑(今河北任丘)人。 太子尸厥已死,而治之复生;齐桓公未病,而知其后五日不起,名闻三下。《史记•战国策》载有他的传记病案,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
外科之祖——华佗 又名敷,字元化,后汉末沛国(今安徽亳州)人。精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对外科尤为擅长。对“肠胃积聚”等病,饮麻沸散,须臾便如醉肠洗涤,缝腹摩膏,施行腹部手术。
医圣——张仲景 名机,汉末向阳郡(今河南南阳人)人。相传曾任长沙太守,当时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总结了汉代30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葛洪 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朝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著有《时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
药王——孙思邈 唐朝京兆华原(今陕西辉县)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因治愈唐太宗唐太后头痛病,宫廷要留他做御医,他扯谎采“长生不老药”献皇上,偷跑了。监视人谎报采药时摔死,太宗封孙思邈为药王。
儿科之祖——钱乙 字仲阳,北宋郓州(今山东东平)人。著《小儿药证直诀》共三卷。以脏腑病理学说立论,根据其虚实寒热而立法处方,比较系统地作出了辩证证治的范例。
法医之祖——宋慈 宋朝福建人。1247年总结宋代前法医方面的经验及他本人四任法官的心得,写成《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文著。
药圣——李时珍 字东壁,号频湖,明朝蕲州(今湖北蕲春)人。长期上山采药,深入民间,参考历代医书800余种,经27年的艰苦,著成《本草纲目》,所载药物共1758种,被译为日、法、德、俄等国文字。
《医宗金鉴》总修官——吴谦 字文吉,清朝安徽歙县人。乾隆时为太医院院判。《医宗金鉴》是清代御制钦定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90卷;它是我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又最简要的一种。

10、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一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

医之古者,援脉循络,敲骨见髓,物不能格,知不能致。趟川越岭,观星占月,遂有阴阳表来里,以为得。今人施医,具崇岐黄,言必内经,方效仲景,只顾低头向后源,不肯迈步纵前,呜呼,宇无极,宙无端,岂可如此愚蛮?

医经研究的是人的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阐明疾病根源,辨别生死,忖度针刺,砭石,草药,火灸等治疗手段,调和合适知的汤剂。得当的药剂,如同磁石吸铁那样显效,不懂医理的治疗措施,明明可以治好的病,没道治好,明明可以救得活的,却死了。

与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相关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