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養生 人口文化

1、李鴻章傳讀後感，跪求

（1）
相對於一些李鴻章的書而言，梁啟超寫的李鴻章大體還是基本客觀的。裡面只有少許對李鴻章的評論有些出入，作為一個後人其實是無權去太多評價前人的一些作為的。因為後人沒有處在前人當時的處境，沒有承受來自個方面的壓力，所以在事後卻說出一些輕松的話，我認為是不合事宜的。
就例如我們站在現在角度去看待梁啟超一樣，他後來的所作所為在我們後世人眼中也不是完全正確地。
而我在閱讀這書之後對李鴻章的敬仰之心油然而生，一個在夾縫中求生存的人要做到各方面都周全，各處都面面俱到是很不容易的。去簽訂各項賣國條約的人確實是他，但是這並不代表他就是賣國的。太多的事情都是有前奏的，當一切都已成定局誰去簽訂其實已經不是很重要了。一切的事項清廷其實早已大都談妥，派李鴻章去完成只是一個形式問題，又怎麼到了最後能把賣國這個帽子完全戴在他的頭上？難道清廷就可以在百姓辱罵朝廷時把一切罪責都歸咎其一人身上?自己卻裝出一副無辜狀？
本人到認為是一個難得的奇人，他能忍別人是所不能忍是個顧全大局之人。清廷有了此人也是一種福氣所在。

（2）
重讀梁啟超《李鴻章傳》有感

近日要求撰寫讀書筆記，一直忙於工作，說心裡話，也懶於在工作之外再寫指令性文章，因此拖了下來一直未動筆。在大學時，倒是常常寫點心得，也寫了些讀書觀感，但十一年的工作生涯，公文和論文寫了不少，提筆寫自己的東西不多，偶爾寫些游記、生活小景和孩子成長歷程，是自我心情的反映，為自己而寫，不願示人。

這下，有要求寫讀後感，一時不知該選什麼書，手頭上有尚未讀完的萬科老總王石所著的《道路與夢想》，挺有感觸，其管理企業、為人做事、個人生活自有一番獨到之處，令人佩服，但要專門寫讀後感，尚未有太多的想法。周五又提到此事，忽然梁啟超所著的《李鴻章傳》湧入腦海，想前兩年回合肥探親，同學陪我到淮河路李鴻章府瀏覽，很是仔細地看了一番，記得也在李府買了本《李鴻章傳》，留做紀念。但今日再從書架上找到此書，卻看到書後的印章為中山大學中區新華書店，已是十一年前在廣州讀研究生時買的舊書，非兩年前買的版本，書已發黃，頗感慨時光的飛速。

李鴻章，字漸甫，號少荃，安徽廬州府合肥縣人。本人也是「正宗」合肥人，自是對李鴻章這個產自家鄉的歷史人物頗感興趣。本科學了世界和中國通史，正統史學略知皮毛，但不太感興趣，不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史學已吹入新風，不少新史料進入視野，記得當時近代史的老師博覽群書，講了不少新觀點，對李鴻章的評價也不流同於課本和一般書籍，印象頗深。前兩年《走向共和》這部電視連續劇曾引起波瀾，其中對李鴻章、袁世凱的不同解讀在社會上熱議很久，電視劇開篇就是穿長袍、用刀叉吃牛扒的李鴻章形象，頗具象徵意義，一個樂於接受西方新鮮事務的滿清重臣形象呈現在熒屏上，我專門淘來此碟連續兩天看完。這次重讀《李鴻章傳》，更是一口氣讀下來，由於有任務在身，自然感覺又不一樣，草草寫下幾筆，聊以交差。

梁啟超的《李鴻章傳》，是最早研究李鴻章的嚴肅著作，也正如梁公早在 100 年前就提出的那樣，李鴻章個人的歷史，同時也是晚清40 年的歷史。要了解晚清的歷史，讀一讀此書必受益匪淺。梁啟超的國學功底和非凡文采、客觀而公允的評價以及中西對照的寫法，在了解李鴻章的同時，也對當時國民性的了解、對國人劣根性的了解頗有啟迪。梁公開篇就是「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對李鴻章這位爭議人物，評價頗高。針對時人對李鴻章的貶諷，梁啟超用客觀的事實，理性地定位李鴻章，評價李鴻章一生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梁公十分欣賞李鴻章的才識：「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對李鴻章所犯的錯誤和自身的不足，梁啟超也尖銳地指出：「史家之論霍光，惜其不學無術。吾以為李鴻章所以不能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道，當此十九世紀競爭進化之世，而惟彌縫補苴，偷一時之安，不務擴養國民實力、置其國於威德完盛之域，而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欲與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非不盡瘁，庸有濟乎？」
但梁啟超並沒有將當時中國積弱的責任全部歸咎於李鴻章，而是從歷史的角度客觀看待。梁啟超在文中分析道：「凡人生於一社會之中，每為其社會數千年之思想習俗所困，而不能自拔。…然則其時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於如是，固不能為李鴻章一人咎也。」李鴻章，悲在悲在身處於中國積弱最嚴重的時刻，以一人之力要想改變中國貧窮挨打的局面，無異於飲鳩止渴，根本無法實現胸中大志。所以李鴻章的一生是悲壯的一生，其起於淮軍，敗於甲午戰爭，遭至罵聲一片，但當時中國朝廷上下又有多少人在真正抵抗外來入侵呢？當時的西方報紙曾這樣評論甲午戰爭：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不見乎各省大吏，徒知畫疆自守，視此事若專為直隸滿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籌一餉出一旅以相急難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腐敗無能的官場，自私自利的官員，正如李鴻章自己常嘆「吾被舉國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中國又如何能走上富強呢，所以梁啟超曰「以一人而戰一國，合肥合肥（指李鴻章），雖敗亦豪哉！」李鴻章臨終前一小時，沙皇俄國與大清的條約還沒有談妥（此協約為李鴻章出訪俄國根承慈禧太後默許，為抗衡日本出賣東三省的權利求得沙俄的保護而與俄國的達成的秘密協議），俄國公使竟到李鴻章的病榻前，逼請李鴻章簽署畫押《中俄秘約》。可悲可嘆呀！為國家鞠躬盡瘁一生的李鴻章，把嘻笑怒罵的一切權利留給了後人，任人評說。所幸近年來，思想界、史學界空前活躍，讓我們得以一窺李中堂的真實面目。

補充：

其實，做為政治家，李鴻章是晚清統治階層里為數來多的傑出人物之一。張之洞、梁啟超都認為李鴻章的見識超出同儕，他較早地意識到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1865 年他便指出：「書生坐談誤國，可為口嘆！且外國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千古變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鈞執政亦不知，豈甘視其沈胥耶！」正是基於這種不甘心自己的國家沉淪的自覺，他以推行「自強新政」即洋務運動為己任。他力主以開放的態度去處理同外國的關系，以新的觀念和措施去適應「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把「借法自強」看作救國的關鍵所在，把學西方作為救國急務，愛國赤誠溢於言表。

李鴻章也是中國近代化事業的主要開創者。近代的機械製造、採煤、鐵路、電報、輪船運輸、紡織等工業、采礦和交通運輸及信息企業，無一不同李鴻章的推動、支持有關。在辦新式學堂、派留學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滅的貢獻。不可否認，這些官辦或官督商辦的企業存在著種種弊端，但西方的機器和科學技術進入中國就是對愚昧無知的打擊，就播下了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種子。招商局輪船所到之處，商品經濟總有大小不等的發展。正是江南製造局翻譯出版的幾百部西書，孕育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一代呼風喚雨的人物。李鴻章思想的開明和開放，吸引了一批新型知識分子，甲午戰爭前，不但嚴復、馬建忠及其他留洋歸來的技術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在李鴻章直接領導或勢力所及的范圍內服務，就是對其學西方的作法持激烈批評態度的郭嵩燾、王韜、鄭觀應等人，也是李鴻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員。

李鴻章還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家，雖然他代表清政府簽訂了不少不平等條約，但這是在國力最弱的背景下據理力爭所能取得的最佳方案，若讓一人去背負整個國家的責任豈不有失公正？在當時國際大舞台錯綜復雜的狀況里，李鴻章機智斡旋處理了很多震驚中外的大事件，在不斷的巨大失敗和微小的勝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在與外國人的交往中，李鴻章個人的睿智和深刻、大氣和幽默、儀表和舉止都散發出濃濃的個人魅力，博得了洋人對他的敬佩和尊重。當時國際輿論對李鴻章評價頗高，日本人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國人的評價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鴻章個性嚴謹，「血氣甚強，無論若何大難，皆挺然以一身當之，示曾有畏難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長也。」，「重紀律，嚴自治，中國人罕有能及之者」，有「東方俾斯麥」之稱。對人，「其待屬將也，皆以道義相交，親愛如骨肉，故咸樂為用命，夫將將之才。」治事，「每遇一問題，必再三盤詰，毫無假借，不輕然諾，既諾則必踐之，實言行一致人也。」李鴻章待人處事的態度，讓人敬佩。縱觀其一生，為國為民不計艱辛和困苦，不畏誹謗和詆毀，一直埋頭肯干、默默做事，直至生命即將結束之時，未嘗口及家事。

「李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間必為十九世紀世界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但是，在腐敗無能的清廷統治下，李鴻章所做的一切，所進行的一切未觸及本質的改革，只能對貧困而苦難的國家進行縫縫補補，而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命運。所以我們慶幸生活在現在的中國，國力日盛，國人地位大增，中國人在世界上揚眉吐氣，一掃東亞病夫的形象。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GDP總量居世界第四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都在快速、全面地發展，正朝著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前進。這是中國近代以來從沒有過的和平盛世時代，個人發展空間也空前廣闊，電子信息技術已讓我們與世界「零距離」接觸，這是千百年來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日子。我們生活在盛世時代的中國，又有何理由不好好工作，從高處講是為中華民族的發展盡份心，出份力；往近處講則是為自己負責，做好這份工，不求做英雄，最起碼也不能做庸人。梁啟超的「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值大家共勉。

2、李鴻章早期是干什麼的？是什麼學問？

李鴻章六歲就進入家館棣華書屋學習。他少年聰慧，先後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為師，攻讀經史，打下扎實的學問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鴻章在廬州府學被選為優貢。時任京官的父親望子成龍，函催鴻章入北京，准備來年順天府的鄉試。鴻章謹遵父命，毅然北上，並作《入都》詩10 首，以抒發胸懷。其一雲：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將捷足隨途驥，哪有閑情逐水鷗？遙指蘆溝橋畔月，幾人從此到瀛洲？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國藩宅邸受曾補習教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歲的李鴻章考中進士，選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時，受業曾國藩門下，講求經世之學。三年後翰林院散館，獲留館任翰林院編修。

3、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譚嗣的評價

曾國藩 梁啟超對曾氏傾心推崇，稱「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復也。」梁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內指曾國藩「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對曾國藩的評價一樣，近百年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曾國藩褒揚者有之，斥罵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時，即有人責其殺人過多，送其綽號「曾剃頭」。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罵他是賣國賊，以致曾國藩也覺得「內咎神明，外咎清議」，甚至有四面楚歌之慮。辛亥革命後，一些革命黨人說他「開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遺臭萬年的漢奸，建國後的史學界對他更是一罵到底，斥為封建地主階級的衛道士、地主買辦階級的精偶。 民國著名的清史學家蕭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將曾國藩與左宗棠對比：「國藩以謹慎勝，宗棠以豪邁勝。」 中國現代史上兩位著名人物毛澤東和蔣介石都高度評價過曾國藩。毛澤東青年時期，潛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的結論。即使是在毛澤東晚年，他還曾說：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蔣介石對曾氏更是頂禮膜拜，認為曾國藩為人之道，「足為吾人之師資」。他把《曾胡治兵語錄》當作教導高級將領的教科書，自己又將《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終生拜讀不輟。據說，他點名的方式，靜坐養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國藩。曾國藩的個人魅力，由此可見一斑。 蔡鍔將軍對曾氏以愛兵來打造仁義之師的治兵思想推崇備至：「帶兵如帶子弟一語，最為慈仁貼切。能以此存心，則古今帶兵格言，千言萬語皆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遺集》(二)，第5頁)。 左宗棠對曾國藩的輓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咸豐同年間，曾國藩在「借夷助剿」、夷商代運南漕、派人購買美國機器創辦江南機器局、辦理天津教案等涉外活動中的表現，指出在嚴重的內憂外患而大多數士大夫沉湎於義理考據之時，曾國藩能獨立時代潮流，把握風雲際會，並且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繼承和發揚林則徐、魏源的經世致用之學，大力倡導學習西方，開展自強新生政運動，從而成為中國近代化的風雲人物。
中國近代現代化建設的開拓者
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積極實踐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導下，建造中國第一艘輪船，開啟近代製造業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學堂，肇始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譯印刷西方書籍，不僅奠定了近代中國科技基礎，而且極大地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學生，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棟梁之材，其中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書（部長）梁敦彥、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唐國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中國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山祖師
曾國藩自稱：「鄙人乃訓練之才，非戰陣之才」，他教導士兵「說法點頑石之頭，苦口滴杜鵑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練兵，使湘軍成為一支有主義的隊伍，他作《愛民歌》傳唱，使湘軍聲威大震，毛澤東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即以此為藍本，蔣介石黃埔建軍時，也將他的《愛民歌》印發學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國國情，寫一篇《討粵匪檄》，使許多知識分子脫去長衫，率瓴黑腳桿的相實農夫，投到湘軍的旗幟之下，同太平軍作戰並取得了最後勝利。
修身齊家治國中華千古第一完人
中國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業）、立德（成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為後人留下學說）「三不朽」之說，而真正能夠實現者卻寥若星辰，曾國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敗太平天國，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時弊」、整肅政風、學習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現了「同治中興」；他克已唯嚴，崇尚氣節，標榜道德，身體力行，獲得上下一至的擁戴；他的學問文章兼收並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師，「其著作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蔣介石），實現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業，不愧為「中華千古第一完人。」
陞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穩之楷模
「從政要學曾國藩，經商要學胡雪岩」。自近代以來曾國藩就被政界人物奉為「官場楷模」。這是因為，第一，他陞官最快，三十七歲官至二品，在清朝獨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聲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穩，歷盡宦海風波而安然無恙，榮寵不衰。他熟讀中國歷史，對官場之道參深悟透，積淀一整套官場絕學，用之於中國官場，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網羅培育推薦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國藩一生致力結交、網羅、培育、推薦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國歷史上規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幾乎聚集了全國的人才精華為招攬人才，留住人才，他捨出謙遜的老臉，屢屢上書舉薦部下，為部下謀官要權，爭謀職位。他一生推薦過的下屬有千人之多，官至總督巡撫者就有40多人。他們既有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燾、彭玉麟、李瀚章這樣的謀略作戰軍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蘭、華蘅芳、徐壽等第一流的學者和科學家。
中國傳統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國藩是最好的兒子，能使父母寬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導和照顧弟妹，體貼入微，曾國藩更是仁慈的父親，是兒女的好榜樣。他的《家書》講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養，在骨肉親情日漸淡漠、鄰里親戚形同陌路的現代社會里，確實有勸世化俗的價值，值得每個人一讀。大多數官宦之家，盛不過三代，而曾氏家族卻代代有英才，出現了象曾紀澤、曾廣均、曾約農、曾寶蓀、曾憲植、曾昭掄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詩人、教育家、科學家和高級幹部。
中國傳統文化人格精神的典範式人物
曾國藩在同輩士大夫中「屬中等」，頗為鈍拙，但他志向遠大、性格倔強、意志超強，勤學好問，非常人所能及。他從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撥於流俗」，天天寫日記反省自己，一生中沒有一天不監視自己，教訓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謙恕自抑，豁達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著「拙誠」、埋頭苦幹，不論遭受多大打擊，都不灰心喪氣，而能再接再厲，堅持到底。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訣。
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尊精神偶像
曾國藩具有高深的學問素養，是一個「辦事（干出事業）兼傳教（留下思想學說）之人」（毛澤東）。《清史稿——曾國藩傳》也說：「國藩事功大於學問，善以禮運。」他一生勤奮讀書，推崇儒家學說，講求經世致用的實用主義，成為繼孔子、孟子、朱熹之後又一個「儒學大師」；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學理論，其詩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的文壇，可謂「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編輯本段遺囑
余通籍三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人徒傷，不勝悚惶慚赧。今將永別，特立四條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養心之難，又在慎獨。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二曰主敬則身強。內而專靜統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為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若人無眾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人達人之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四曰習勞則神欽。人一日所著之衣所進之食，與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韙之，鬼神許之，以為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饈，衣必錦綉。酣豢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為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練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能而長才識。為天下計，則必己飢己溺，一夫不荻，引為餘辜。大禹、墨子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勞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祗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條為余數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記之行之，並傳之於子子孫孫。則余曾家可長盛不衰，代有人才

李鴻章 李鴻章一生共簽下30多個條約，大多為不平等條約。近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對這位清末重臣也逐漸評價多元化。 正面的，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以義和團叛亂挾持清廷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西方對李鴻章最為著名的評價：不僅是中國在當代所孕育的最偉大的人物，而且總和各方面的才能來說，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紀中最為獨特的人物。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做出了有價值的服務；以從政三十年的政治家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清史稿·李鴻章傳》評價說：「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其勛業往往為武功所掩。鴻章既平大難，獨主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沖，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 曾國藩曾說「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蔭甫（俞樾）拚命著書」。李鴻章熱衷官場，亦深得朝廷倚重，歷數十年而不衰，顯然得益於他的為官之道。 梁啟超《李鴻章傳》對他的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 孫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時，曾這樣說李鴻章：「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美國總統格蘭特（U.S.Grant）稱李為當時世界上四大偉人之首，與當時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法國總理甘必大，德國首相俾斯麥齊名。 李鴻章的外交政策，翁同和的內政政策，深為清末不少文士所不滿，清末有一幅著名的對聯，上聯詠李，下聯詠翁：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農常熟世間荒 張伯駒曾著有《紅毹紀夢詩注》一書，回憶自7歲以來，70年間所經歷過的菊壇史料，吟哦成詩199首收錄其內。詩中記載，《馬關條約》簽訂後，招致民間物議沸騰。當年在京城唱蘇崑曲的，有一個飾演丑角的名演員劉趕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戲時，就敢公開嘲罵李鴻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詞：「拔去三眼花翎！」 恰遇李鴻章的侄子也在場看戲，聽後大怒，立即上台打了劉趕三好幾個耳光，經人勸阻方罷。劉趕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鬱在心，不久竟因而棄世。時人就此事而作聯嘲諷曰： 趕三一死無蘇丑，李二先生是漢奸。 由於「趕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對不上，經過輾轉相傳後，就變成了楊三。 楊三已死無蘇丑 李二先生是漢奸 近代史學家唐德剛（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同鄉）認為其「內悅昏君，外御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兩個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外周恩來是一個，顧維鈞是半個。） 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嘗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張之洞 中國畢竟有自己獨特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背景，不可照搬西方的法律，但可以學習西方立法的技術和經驗，引進某些新興領域的法律內容，並從其自然法種理論模式，強調「天人合一」以及「禮」與法的結合，是一種從人本身出發的倫理法學說，在當前再次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儒家把法與道德、法與社會、法與政治密切結合起來的思考方法，與現代綜合治理原則有著某些暗合，這對於我們的現實法制建設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張之洞是洋務運動的後起之秀，他的經濟思想在當時是比較領先的，但在其所有的政績中，教育方面的成就是最突出的，其興學育才思想及實踐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康有為 對康有為以及對由他推動的戊戌變法運動的定性的爭執一直沒有停止過，對於其人政治思想的研究結果更是百家爭鳴。這里引用《論康有為政治思想的根本屬性》（王建輝著，安徽師范大學2008年度「學術月」論文一等獎）：「19世紀末的中國，是封建社會的末期，但不能據此就套用理論，給這一時期的這個變革定義為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給那個運動解釋為資產階級革命，更不能因為客觀的進步作用而不正視變革人物主觀的落後性。帶理論去分析歷史是一種方法，客觀分析歷史得出新的理論是一種研究。制度的變革除了經濟基礎的推動，也需要文化上的適時更新。經濟基礎的形成有時並不能快捷直接的促成上層建築的飛躍。近代，隨著資本主義滲入，19世紀四五十年代已經出現了工人的隊伍，六七十年代形成了國內的資本主義力量。並且，之後在「一戰」中迎來短暫的春天。但當時這個資本主義力量作為推動上層建築的革命是不夠的。況且在依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氛圍下，把戊戌變法定義為資產階級維新運動是可疑的。作為這場革命指導理論的康有為政治思想也是以儒家教義為主導的封建文化中的一部分，只不過這一個部分孕育了一定程度上的反叛精神。」

梁啟超 1918年底，梁啟超赴歐，親身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梁啟超也是一位著名學者。他興趣廣泛，學識淵博，在文學、史學、哲學、佛學等諸多領域，都有較深的造詣。1901～1902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 吳其昌對梁啟超的評價： 吳其昌是梁啟超的得意弟子，他曾著《梁啟超》一書（勝利出版社，1944年版），對梁啟超進行了評價。他認為：「文體的改革，是梁啟超最偉大的功績」，他所創立的「雜以俚語的新文體（報章體），才使得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里。」（同上） 郭湛波對梁啟超的評價：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里設立專章分析梁啟超的思想，認為其新民說的主旨是要建設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標准，在利群，要有國家思想、權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進取冒險的精神，中國數千年不進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礙未鏟除，所以要破壞。並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並指出，梁啟超的這種思想，「實代表西洋資本社會的思想，與數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北平大北書局1935年版，第50頁） 在對梁啟超的總體評價上，作者認為：「梁氏在中國思想史上的貢獻，不如在學術史貢獻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貢獻，創設不如康有為，破壞不如譚嗣同，而其思想多來自康、譚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貫，隨時轉移，前後矛盾，然其影響甚大，則因其文筆生動，宣傳力大。」（《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第53~54頁） （陳鵬鳴：《梁啟超學術思想評傳》第292頁） 吳澤對梁啟超的評價： 吳澤於1948年出版《康有為與梁啟超》一書，吳澤先生寫作此書的目的便是借批判康、梁的改良主義，論證改良主義在中國必然失敗的命運，為康、梁祭，為今人惕。作者在書中說：「時異境遷，遠非昔比，人民已經起來，民主自由，已成時代主流，歷史洪濤，革命形勢，無可抗拒，人民時代，民主世紀，哪裡還容孤臣孽子們侈談『維新』、『變法』，玩弄『擁光緒』、『保大清『的一套？」（《康有為與梁啟超》上海華夏書店1948年版，第5頁） 因此，作者在本書重點論述了梁啟超的政治活動，對於他的學術思想則很少提及，故導致對他的評價較低：「梁啟超不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學者、政治家，實實在在說，只是一位庸俗的『保皇自由主義者』！他一生的言行，重心都在政治活動，而這種政治活動，三十年來，一貫站在反民主反革命的反動立場，辛亥革命前反民主反革命所以『保皇』，所以『保大清』；革命後，反民主反革命，所以『擁袁』、『護閥』，圖謀維持封建統治。」（吳澤：《康有為與梁啟超》第180頁） （（同上書），第292~293頁） 王介平對梁啟超的評價： 王介平在《論改良主義者梁啟超》的長文里對梁啟超的政治思想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從學康有為到戊戌政變（1890~1898），梁啟超並沒有異於康有為的理論和主張，但因其善於為文，對於當時中國社會思想界和知識青年產生了極大的啟蒙作用。第二階段從逃亡日本到與革命派論戰 （1898~1905），梁啟超由斥後保皇轉而反對革命。第三階段從論戰失敗到辛亥革命 （1906~1911），政治上他更加墮落，並公開抵制資產階級革命。第四階段從辛亥革命後回國到第一次大革命後梁啟超之死（1912~1929），他逐漸成為地主買辦集團的骨幹分子，政治思想更趨反動。作者還分析了梁啟超思想上的矛盾、錯誤和多變的原因，認為這「正是帝國主義階段半殖民地的中國改良主義遭到破產時走投無路的反映，正是代表地主階級部分力量向資產階級轉化而遭到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革命力量錯綜復雜的打擊之後，無所憑依的彷徨情緒的反映。」

譚嗣同 梁啟超評譚嗣同：晚清思想界的彗星 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瀏陽譚嗣同。嗣同幼好為駢體文，緣是以窺「今文學」，其詩有「汪（中）魏（源）龔（自珍）王（闓運）始是才」之語，可見其嚮往所自。又好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自交梁啟超後，其學一變。 自從楊文會聞佛法，其學又一變。嘗自裒其少作詩文刻之，題曰《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示此後不復事此矣。其所謂「新學」之著作，則有《仁學》，亦題曰「台灣人所著書」，蓋中多譏切清廷，假台人抒憤也。書成，自藏其稿，而寫一副本畀其友梁啟超；啟超在日本印布之，始傳於世。《仁學自敘》曰：「吾將哀號流涕，強聒不舍，以速其沖決網羅。沖決利祿之網羅，沖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沖決全球群學群教之網羅，沖決君主之網羅，沖決倫常之網羅，沖決天之網羅。……然既可沖決，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沖決。……」 《仁學》內容之精神，大略如是。英奈端倡「打破偶像」之論，遂啟近代科學。嗣同之「沖決羅網」，正其義也。《仁學》之作，欲將科學、哲學、宗教冶為一爐，而更使適於人生之用，真可謂極大膽極遼遠之一種計劃。此計劃，吾不敢謂終無成立之望，然以現在全世界學術進步之大勢觀之，則以為期尚早，況在嗣同當時之中國耶？嗣同幼治算學，頗深造，亦嘗盡讀所謂「格致」類之譯書，將當時所能有之科學知識，盡量應用。又治佛教之「唯識宗」、「華嚴宗」，用以為思想之基礎，而通之以科學。又用今文學家「太平」、「大同」之義，以為「世法」之極軌，而通之於佛教。嗣同之書，蓋取資於此三部分，而組織之以立己之意見，其駁雜幼稚之論甚多，固無庸諱，其盡脫舊思想之束縛，戛戛獨造，則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 嗣同根本的排斥尊古觀念，嘗曰：「古而可好，則何必為今之人哉！」（《仁學》卷上）對於中國歷史，下一總批評曰：「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工媚大盜。」（《仁學》卷下）當時譚、梁、夏一派之論調，大約以此為基本，而嗣同尤為悍勇，其《仁學》所謂沖決羅網者，全書皆是也，不可悉舉，姑舉數條為例。 嗣同明目張膽以詆名教，其言曰：「俗學陋行，動言名教，……以名為教，則其教已為實之賓，而決非實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三綱五常之慘禍酷毒由此矣。……如曰『仁』，則共名也，君父以責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於箝制之術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節』一切分別等衰之名。……忠孝既為臣子之專名，則終不能以此反之，雖或他有所據，意欲詰訴，而終不敵忠孝之名為名教之所尚。……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並錮其心使不敢涉想。……」 嗣同對於善惡，有特別見解，謂「天地間無所謂惡，惡者名耳，非實也」，謂「俗儒以天理為善，人慾為惡，不知無人慾安得有天理」。彼欲申其「惡由名起」說，乃有極詭僻之論，曰：「惡莫大淫殺。……男女構精名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名之不改，習謂為惡。向使生民之始，即相習以淫為朝聘宴饗之巨典，行諸朝廟，行諸都市，行諸稠人廣眾，如中國之長揖拜跪，西國之抱腰接吻，則孰知為惡者？戕害生命名殺，此殺名也。然殺為惡，則凡殺皆當為惡。人不當殺，則凡虎狼牛馬雞豚，又何當殺者，何以不並名惡也？或曰，『人與人同類耳』。然則虎狼於人不同類也，虎狼殺人，則名虎狼為惡；人殺虎狼，何以不名人為惡也？……」此等論調，近於詭辯矣，然其懷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氣，正可察見。 《仁學》下篇，多政治談。其篇首論國家起原及民治主義（文不具引），實當時譚、梁一派之根本信條，以殉教的精神力圖傳播者也。由今觀之，其論亦至平庸，至疏闊。然彼輩當時，並盧騷《民約論》之名亦未夢見，而理想多與暗合，蓋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其鼓吹排滿革命也，詞鋒銳不可當。 曰：「天下為君主私產，不始今日，……然而有知遼、金、元、清之罪，浮於前此君主者乎？其土則穢壤也，其人則膻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則俗則毳欲也。逞其兇殘淫殺，攫取中原子女玉帛，……猶以為未饜。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其心思，挫其氣節。……方命曰：此食毛踐土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 又曰：「吾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崙矣，志士仁人，求為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若機無可乘，則莫若為任俠（暗殺），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風。」此等言論，著諸竹帛，距後此「同盟會」、「光復會」等之起，蓋十五六年矣。 《仁學》之政論，歸於「世界主義」，其言曰：「春秋大一統之義，天地間不當有國也。」又曰：「不惟發願救本國，並彼極盛之西國與夫含生之類，一切皆度之，……不可自言為某國人，當平視萬國，皆其國，皆其民。」篇中此類之論，不一而足，皆當時今文學派所日倡道者。其後梁啟超居東，漸染歐、日俗論，乃盛倡褊狹的國家主義，慚其死友矣。 嗣同遇害，年僅三十三，使假以年，則其學將不能測其所至。僅留此區區一卷，吐萬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掃盪廓清之力莫與京焉，吾故比諸彗星。

4、李鴻章的歷史功績，多多益善。可以從教育，文化，政治，經濟等說起

針對時人對李鴻章的貶諷，梁啟超用客觀的事實，理性地定位李鴻章，評價李鴻章一生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 1. 梁啟超在文中分析道:「凡人生於一社會之中，每為其社會數千年之思想習俗所困，而不能自拔。然則其時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於如是，固不能為李鴻章一人咎也。」李鴻章，悲在身處於中國積弱最嚴重的時刻，以一人之力要想改變中國貧窮挨，無異於飲鳩止渴，根本無法實現胸中大志。 其實，做為政治家，李鴻章是晚清統治階層里為數最多的傑出人物之一。張之洞、梁啟超都認為李鴻章的見識超出同儕，他較早地意識到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1865 年他便指出:「書生坐談誤國，可為口嘆!且外國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千古變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鈞執政亦不知，豈甘視其沈胥耶!」正是基於這種不甘心自己的國家沉淪的自覺，他以推行「自強新政」即洋務運動為己任。他力主以開放的態度去處理同外國的關系，以新的觀念和措施去適應「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2.李鴻章也是中國近代化事業的主要開創者。 3.李鴻章還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家，雖然他代表清政府簽訂了不少不平等條約，但這是在國力最弱的背景下據理力爭所能取得的最佳方案，若讓一人去背負整個國家的責任豈不有失公正?在當時國際大舞台錯綜復雜的狀況里，李鴻章機智斡旋處理了很多震驚中外的大事件，在不斷的巨大失敗和微小的勝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

5、全面評價李鴻章

全面評價李鴻章

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他在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期間，幾乎處於左右朝局的地位。我國資產階級歷史學的創始人梁啟超早在七十年前就指出：「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系。……讀中國近世史者勢不得不口李鴻章」（《四十年來中國大事記》）。《清史稿》也說他「獨立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人當其沖，……近世所未有也」。但是，與李鴻章的地位和影響相比，史學界對他的研究是不夠的。長期以來，人們只論及他對內如何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對外如何簽訂不平等條約，而對他的其他活動或者避而不談，或語焉不詳。因此，一提到李鴻章，人們自然要說他是劊子手和賣國賊。顯然，這樣評價歷史人物是有失全面的。

毋庸置疑，對李鴻章鎮壓農民起義和經手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劣跡，加以抨擊和批判是理所應當的。但在抨擊和批判的同時，也需進一步作出階級的、歷史的說明。必須指出，就鎮壓農民起義而言，這是他的階級地位所決定的。許多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在敵視人民這一點上，一切封建統治者是沒有什麼本質區別的。被後人譽為民族英雄的岳飛和史可法，在階級矛盾激化時，都曾主張並執行了鎮壓農民的政策。近代史上的林則徐，在鴉片戰爭中雖是個抗擊外國侵略的英雄，但為了絞殺太平天國革命，他竟不顧病體之難，還以當年出戍時「苟利國家生死外，豈因禍福避趨之」的詞句勉勵自己，做了第一任「剿匪總司令」。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家魏源，當太平軍危及到他的階級利益時，也在江蘇高郵舉辦團練，直接參預鎮壓活動。地主階級士大夫是這樣，資產階級維新派代表人物何嘗不是如此。馬建忠百般仇視太平軍，目之為，「殘忍嗜殺」的「流寇」。戊戌維新運動的領袖康有為，也時刻提醒統治者要防止農民揭竿而起，把自己置於農民起義的對立面。由此可見，不獨李鴻章一人採取了與人民為敵的態度，包括那些曾在歷史上有過功績，而且被後人加以肯定的進步人物，在階級矛盾激化時，統統都是站在勞動群眾的對立面的。既然如此，對身為清朝大官僚的李鴻章的評價，何能因為他有過鎮壓革命的「政歷問題」而一錘定音呢。

關於他經手簽訂不平等條約之事，也應作出具體分析。不可否認，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外國列強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民族災難。它 「將中國生計一網打盡」，「自古取之國，無此酷毒者。」（譚嗣同語）「吾人積憤於國恥，痛恨於和議，而以怨毒集於李之一人」，是可以理解的，但義憤畢竟不能代替科學的歷史分析。如若對當時的實際情形作些具體的考察，就會得出其責任並不專在李鴻章一人的結論。從簽訂《馬關條約》來說，甲午戰爭時，恰逢西太後六旬大壽，這個抱定「寧亡外夷，不給家奴」的清廷主宰者即主張從速和解了事，以免影響她的慶典。事實表明，這種「議和」的主謀者是西太後。同時，還不應忽視這樣的一個歷史事實，那就是，這次「議和」是在清政府全面戰敗的情況下進行的。顯而易見，在敵人炮口下的「議和」，清政府無論派誰為「議和」代表，都不可能改變戰敗受辱的地位。由此可見，《馬關條約》的最後簽訂，李鴻章雖有其不容推卸的責任，但這筆爛賬卻不能統統算在他個人的頭上。此後，經李鴻章之手簽訂的另一個重大的賣國條約《辛丑條約》，從清政府方面來說，更是由西太後一手造成的惡果。

如果說，李鴻章一生的主要行跡僅僅局限於對內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和對外簽訂不平等條約，那麼，他理所應當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問題是，他一生有三十多年時間從事於對近代中國社會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洋務運動，而且他還是這一運動的創始人、組織者和領導者。因此要全面、正確地評價李鴻章，不探討他在洋務運動中的作用是不行的。

洋務運動究竟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史學界迄今尚無定論。對於這個問題，筆者認為，盡管這次運動的出發點是給行將滅亡的清王朝「補葺」，但就它的某些措施而言，在客觀上卻是順應歷史潮流發展的。因而，作為這一運動的創始人、組織者和領導者的李鴻章也就充當了社會發展的不自覺的工具。

列寧指出：「無產階級敵視一切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制度的一切表現，但是這種敵視並沒有解除它應對資產階級人士在歷史上的進步和反動加以區別的責任。」 （《列寧全集》第8卷，第34頁）應該說，這種「責任」同樣適用於我們對李鴻章的評價。如果只強調他反動的一面，而不提他進步的一面，其評價就很難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早在一八六四年，李鴻章就指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外國利器，欲學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用其人。」（《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他為何要在此刻大言中國「自強」？而且還主張向外國學習呢？這豈不與傳統的「用夏變夷」思想背道而馳嗎？顯然，這是由於他敢於正視現實所引起的。眾所周知，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社會是封建的、閉關自守的。那時的中國人，「無論於泰西之國政民情，山川風土，茫乎未有所聞，即輿圖之向背，道里之遠近，亦多有未明者。」（王韜：《□園文錄外編》卷3，第83頁）封建統治者盲目虛驕，在他們眼裡，中國無疑是「天朝上國」，而別國都是「夷狄蠻□」。但是，從十八世紀下半葉相繼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西方國家並不吃這一套，他們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來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5 頁）為了獲得商品、原料的銷售市場和資本輸出場所，外國資產階級猛烈地向外擴張。一八四○年，英國侵略者首先用大炮轟開中國的大門，從此，「天朝」的神話被打破了。時隔十六年，英、法聯軍又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果，仍以清政府的慘敗告終。清政府對外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那麼，對內呢，起事於一八五一年的太平軍，在短短兩年多時間里橫掃江南。在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下，各地的勞動人民又相繼而起。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震撼了整個中國，動搖了幾千年來封建統治的根基。清王朝如同一具腐爛的軀體，從里到外，從頭到腳，百孔千瘡，危在旦夕。面對這「外憂內患，至今已極」的可怕情形，李鴻章等人感到已經不能照抄 「老譜」統治下去了。於是，他大聲疾呼：「事窮則變，變則通」，而「變」的關鍵在於「資取洋人長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

那麼，向外國學什麼？「資取洋人」的何種「長技」呢？對外戰爭使李鴻章「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因此，他的 「自強」之道，自然要從軍事改革、即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入手。他說：「西洋軍火，日新月異，不惜工費，而精利獨絕，故能橫行於數萬里之外，中國若不認真取法，終無□以自強。竊為士大夫留心經世者，皆當以此為身心性命之學，庶幾學者眾，而有一二傑出，足以強國而瞻軍」（《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在這里，李鴻章竟把「船堅炮利」視為「身心性命之學」。正因為如此，他不但著手從外國購置新式槍炮，而且還陸續創辦了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等一批著名的軍事工業。對於李鴻章的這些活動，有的論者認為純屬為了鎮壓人民革命，因而是反動的。依我看，這種觀點是欠公允的。不錯，說李鴻章軍事改革的最初目的是為了鎮壓人民革命是誰也否認不了的。太平軍等不正是他夥同曾、左等人利用洋槍洋炮絞殺的嗎。但是，從刀矛劍戟到洋槍洋炮，清政府軍事力量的加強，並不僅僅意味著對人民來說是一種災難。從抵禦外侮角度而言，無論怎麼講，在客觀上也是符合中華民族利益的。比如，江南製造總局在甲午戰爭期間加班加點，日夜生產，為前線提供彈葯是人所熟知的事。考慮到後一種因素，李鴻章從事的軍事工業活動是不能籠統加以否定的。

隨著近代軍事工業的興起，李鴻章等人又逐步意識到「自強」與「求富」的連帶關系。他逐漸感到只靠「船堅炮利」，還達不到「強」的目的，「必先富而後能強」（《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於是，他又派員興辦了上海輪船招商局等民用性工礦企業。這些民用企業的出現，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來說是值得慶幸的。因為，盡管這類企業都採取了「官督商辦」的形式，但它仍為那些擁有大量資金，並渴望追逐高額利潤，但又無奈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重重阻力而不能獨立經營的私人資本提供了投資的場所。《申報》曾就當時上海商人投資近代企業的景況指出：「現在滬上股分風氣大開，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爭購之，以得股為幸。」（見該報1882年6月9日）《字林西報》也說：凡開礦公司「一經稟准集股」，商人們「無不爭先恐後，數十萬巨款，一旦可齊。」（見該報1883年 1月22日）這就清楚表明，商人們對「官督商辦」企業一開始是抱歡迎態度的。「官督商辦」企業在早期還是起到了促進民族資本發展的積極作用。其次，這些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國商品的輸入和外國資本的擴張。李鴻章曾自稱他辦輪船招商局是振興中國商務，以「商戰」達到「俾外洋損一分之利，則中國益一分之利」（《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外國侵略者也說他的「目的是要從外國公司的手中奪取勢力日益增長的沿海貿易」，「把外國人從中國的沿海及內河貿易排斥出去」（《洋務運動》（八），第400——401頁）。而實際上，招商局的成立，的確多少打破了外輪壟斷中國航運的局面。旗昌洋行就是被它擠垮的。從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年，經過九載經營，使「華商運貨水腳，少入洋人之手者，約二、三千萬兩」（同上書，（六），第60頁）。因此，難怪李鴻章極其興奮地指出：「從此中國輪船暢行，……庶使我內江外海之利，不致為洋人占盡。」（同上書，第6頁）他設立上海織布局，同樣是為了「以華棉紡織洋布，酌輕成本，一抵敵產」（《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7）。因之，竭力反對洋商自運機器來華設立棉紡織廠，飭令海關「查明禁止」（同上書，卷78）。另外，外國侵略者還企圖在我國架設電線，他更理直氣壯地說：「權利所在，軍務、商務消息豈能使別國操之」（《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19）。據此可以認為，我國的紡織、開礦等工業，直到甲午戰前未被外國侵略者染指，李鴻章是有一份功勞的。

在興辦近代民用企業的同時，洋務派還將軍事工業的重心從陸上移到籌建新式海防方面。如果說在初創軍事工業期間，洋務派「御外侮」還強調「不露痕跡」，宜趁「剿發逆」之機，「洋人樂於見長之時，將外洋各種機利火器實力講求，以期後窺其中之秘」（《洋務運動》（三），第467頁）的話，那麼到籌建海防時，這種對付外來侵略的意圖，就日趨明朗化。所以會如此，一方面是太平軍等農民起義到七十年代中葉均已被鎮壓，清政府渡過了它的內部危機；另方面，外部危機卻紛至沓來，清政府與外國資本主義的關系又尖銳起來。對於籌建海防一事，李鴻章極為熱心，他指出：「西人專恃其炮輪之精利，橫行中土」（《清史稿》，第 12016頁），「而我所以失事者，由於散漫海防，……今議海防，則必鑒前轍。」（《中國近代史資料選編》，《籌議海防折》，第238頁）正是由於他的苦心經營，才把北洋艦隊建成當時最大的一支海軍。這支海軍雖然後來敗於日本之手，但它在對外反侵略戰爭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是抹煞不了的。

培養人才也是李鴻章提倡最力的。人所共知，在洋務運動初期，國內掌握近代科學技術的人才寥若晨星。但是，要「求強」、「求富」，沒有掌握先進科學技術的人才怎麼行呢？！李鴻章首先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必要性。他曾再三強調「培養人才，實為自強根本」。結果，培養和造就了一批懂得物理、化學、電學、測量、地圖繪制、機器與輪船製造及軍事科學的新型技術人才。對於這些，恐怕誰也不能說是件壞事吧！

還值得一提的是，李鴻章的上述活動是在反對者群相毀謗的逆境中進行的。在頑固派的眼裡，凡「祖宗成法」中沒有記載的東西，無疑是「離經叛道」。翰林院編修丁立鈞曾說：「唐虞患洪水，商季患戎狄、猛獸，春秋患亂臣賊子，今日之患未有如侈談洋務之大者也。」（《洋務運動》（一），第251頁）他的這番話頗能代表所有頑固派的心理。這樣一來，李鴻章自然成為他們攻擊的首要目標。面對此類非議，李鴻章非但沒有退縮，反而諷譏這些渾渾噩噩的頑固分子說：「外患之乘變幻如此，而我猶欲以成法制之，譬如醫者療疾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人人怕談厭談，事至非張皇即鹵莽談、天下賴何術以支持耶？中國日弱，外人日驕，此豈一人一事之咎！過此以往，能自強者盡可自主，若不自強則事不可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一個封建大員敢如此斥守舊而不避人君，精神可謂難得。

那麼，能否說李鴻章的洋務活動都值得稱道呢？回答當然是否定的。首先，他搞洋務，並不是要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而是意在給病入膏肓的封建殘骸打強心針。其次，盡管在他的言行中充滿了明顯的抵禦外侮思想，但對於外國資本主義是存在幻想的。他不但承認它們侵略中國的現狀，而且還試圖得到它們的幫助。諸如此類的問題，是我們在評價李鴻章的洋務活動時必須指出並應加以譴責的。

列寧指出：「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評經濟浪漫主義》）綜上所述，只要我們尊重歷史事實，就不能不承認李鴻章的洋務活動「提供了」不少「新的東西」。因而，對這樣一個表現復雜的人物，是不能輕易加以全面否定的。

6、李鴻章的文化成就

人們在評述李鴻章功過是非的同時，逐步注意到了他的書法藝術，通過其存世的大量墨跡，我們看到了他書法的非凡功底。但很少有人提及他是位素養頗高的文化人，更是位造詣甚深的晚清書法家。
李鴻章扇面在不方不正的扇面上，布局有序，字字和諧於一體，美若一粒粒生動活潑的珍珠在跳躍，行行有度，疏而不亂。覽之讓人心曠神怡，賞心悅目，不失為一篇書法高品佳作，顯示出李鴻章的書法造詣之深。 李鴻章從政之餘，喜歡收藏圖書。在上海寓居丁香花園，有「望雲草堂」藏書處。咸豐十年（1860）在上海鎮壓小刀會起義時，經常光顧著名藏書家郁松年的藏書樓「宜稼堂」，郁氏曾奉送多部珍籍給他。去世後，其藏書歸於李經邁繼承，其珍貴版本於抗日戰爭中經「漢文淵」書肆主人出售不少。其餘藏書在1940年由其孫李國超捐獻給震旦大學圖書館，計18000冊。其中有《李文忠公全集》100冊，內分奏稿、朋僚函稿、譯著函稿、教堂函稿、海軍函稿及電稿等。其餘為政書、兵書、方誌、科技圖書及歷代名人年譜等，抄本有《柔遠全書》，藏書交至震旦大學後，校方為之設有「合肥李氏望雲草堂藏書」專室，又稱「李氏文庫」，以特製雕鏤精美的西式書櫃貯藏。該館在《震旦雜志》撰文介紹藏書捐贈之事。1949年以後，震旦大學圖書館藏書隨院系調整歸入復旦大學圖書館及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其中李氏藏書歸入復旦大學圖書館收藏。

7、歷史上的李鴻章到底是怎樣一個人。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國人的評價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7)李鴻章養生 人口文化擴展資料

人們在評述李鴻章功過是非的同時，逐步注意到了他的書法藝術，通過其存世的大量墨跡，我們看到了他書法的非凡功底。但很少有人提及他是位素養頗高的文化人，更是位造詣甚深的晚清書法家。

李鴻章扇面在不方不正的扇面上，布局有序，字字和諧於一體，美若一粒粒生動活潑的珍珠在跳躍，行行有度，疏而不亂。覽之讓人心曠神怡，賞心悅目，不失為一篇書法高品佳作，顯示出李鴻章的書法造詣之深。

8、為何李鴻章認為新疆人口稀少土地貧瘠攻打新疆還會得罪俄國人 左宗棠認為新疆資源豐富可以鞏固國防？為何

李希望朝廷把重心（資金）放在東南海防，因為北洋水師屬於海防，朝廷如果去收新疆勢必會削減海防投入。所以他才那麼說。左宗棠情況和李恰恰相反。

收復新疆時還沒打甲午戰爭，正是清朝相對安定發展時期，因而朝廷認為不該放棄新疆，可以適當放鬆海防。

當時新疆是中亞浩罕國阿古伯控制，他背後的老闆是俄國人。左最終收復了新疆，可以理解為成功。

9、寫李鴻章的文化作文1000字

　天津，一位老人注視著宮殿的金色飛檐，看著那一眼望去無邊無際的紅色大門，兩行老淚不禁從眼眶流下，在皺紋密布的臉頰上凝結成了冰。他趕緊拭幹了眼淚，向那湛藍的大海走去。
在大清帝國這倫東方的太陽快要落下時，李鴻章站在海邊的岩石上，雙手交叉在身後，爎望者大海，看著北洋水師沉落的大海，看著那一網打下去，可以撈起半個中國屈辱歷史的大海，他心如刀割，這樣一個央央大國啊！就這樣沉倫了。他就向大清的泥瓦匠，拆了東牆補西牆。進士出身的他有者滿腹經綸，他初在鄉辦團練抵抗太平軍，屢敗。後投曾國藩為幕僚，1861年編練淮軍，調上海，攻太平軍，升任江蘇巡撫、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他怎麼也沒有想到，他進入的黑暗內政讓他背上了千古的罵名，當所有人還在對那把金燦燦的椅子上座著的廢物皇帝喊「萬歲萬萬歲：時，只有李鴻章放亮了眼睛他開始了洋物運動，他提倡「自強」、「求富」，開辦近代軍事工業，設立江南製造局、輪船招商局、津榆鐵路、開平煤。建立北洋艦隊。他試圖以自己的力量來挽救風雨飄搖的清王朝。然而他所提倡的自強求富，他所建立的北洋水師卻漸漸的被列強的槍炮和昏庸的王朝所粉碎。當一個步履蹣跚的老人看著自己半生心血所營造的夢想被如同泡漠般靜靜的破裂，也許這份惆悵會成為這位老人後半生揮之不去的陰影。當日本人的炮火猙獰著將北洋水師的旗艦送入大海：當腐朽的清王朝指派他去於彈丸倭寇簽定恥辱的和約，也許這位老人的心象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一樣在低聲的抽泣，然而歷史卻依然無情的給這位老人開了他命運中最大的玩笑，當他用顫抖的手在《馬關條約》上緩緩的簽下自己的名字，也就註定了他一生的悲劇。
穿過歷史厚厚的雲層我也許能看到那布滿皺紋的臉上橫流著幾滴滄桑的濁淚，我真的希望，可以握住他那骨瘦嶙峋的手，悄悄的告訴他，這一切也許不是您的過錯，然而我不能。時間的線性令每一個瞬間都具有獨一無二的意義，他那破碎的靈魂已然被歷史浩浩的長河所淹沒。 我只能靜靜的拾起被命運擊碎而散落人間的只言片語，默默的讀出屬於他自己的無可奈何。
也許當鄧世昌的旗艦沉沒在黃海的怒淘之中，當無數男兒的熱血染紅了煙波浩渺的滄海。我想他的心裡一定如同看著自己的兒孫被人肆意欺凌一般無助而絕望，我真想穿越歷史厚厚的阻隔，緊緊的握住他的手說，也許這一切不是您的過錯。
也許當日本人虛偽的笑容再也掩飾不住大和民族勃發的野心時，近乎以被逼迫的形式簽定下那令國人為之憤慨的條約時，他的心裡一定明白自己將永遠被釘在中華民族的恥辱柱上，從此在後人的唾棄中身敗名裂，我真想跨越時間的長河，再一次握住他的手說，也許這一切不是您的過錯。
合上厚厚的書本，一位凄楚的老人，在命運的捉弄下奮力的掙扎，然而命運的旋渦卻依舊無情的將他推向歷史的深淵，他有太多的無可奈何，他有太多的身不由己，當我再一次站在窗前，雨停了。我只想為這位孤獨而失意的老人飄盪在風中的靈魂默默的祈禱……
他實在搞不懂，如果他都是賣國賊了，那這個國家誰是愛國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