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養生文化

1、齊魯文化特點及形成沒有

齊文化--商業海洋文化
魯文化--原始儒家文化
兩著各有千秋,大約在漢朝兩者融合,形成齊魯文化
「齊魯」一名，因於先秦齊、魯兩國。到戰國末年，隨著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齊、魯兩國文化也逐漸融合為一體。因為文化的一體，「齊魯」形成一個統一的文化圈，由統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齊魯」的地域概念。這一地域與後來的山東省區范圍大體相當，故成為山東的代稱。
「齊魯」和「山東」都是歷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詞，今天看來，二者所指地理范圍完全一致，可以通用。但在歷史上，二者是有很大區別的。「山東」一名，在歷史上所指地域范圍變化很大，到宋元時期，今山東地區，才作為行政區劃提了出來，而包括范圍，仍與今山東不同。直到清代才正式命名為山東省。從此，地域范圍或有變化，但名稱不變，范圍出入也不大，與古齊魯范圍基本一致。講齊魯文化，先秦時代，以齊、魯兩國地域范圍為准，漢代以後以今山東省區范圍為准，二者或有不大一致的地方，只能以這個標准處理。
「齊魯」緣起於先秦齊、魯兩國，是齊、魯兩國的合稱，原是國家概念。
齊與魯是西周初年的兩個封國，是西周在東方代行統治權的兩個重要陣地。因為西周初建時，東部沿海地區殷人和東夷人的勢力強大，不服統治，屢次發生反周叛亂。周公東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亂之後，周王便將兩個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別封於商奄和薄姑舊地，建立魯國和齊國，以鎮撫東方殷人和夷人。魯居泰山之陽，都曲阜；齊居泰山之陰，始都營丘（今山東昌樂，一說即臨淄），後遷薄姑，再遷至臨淄。齊、魯始封時，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戰國時期，經過數百年的兼並戰爭，兩國疆域不斷拓展擴大，基本控制了今山東地區。而且隨著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齊、魯兩國內部聯系逐步加強。有別於中原、燕趙、秦、晉、吳越、荊楚等的齊魯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齊、魯」一詞也逐步聯系起來，由國家概念向地域概念過渡。
首先將齊、魯聯系起來的是孔子。他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這是指齊、魯兩國思想文化的聯系和區別而言的，還未把齊、魯聯為一個詞。過了不久，他又說：「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左傳·定公十年》）又進一步強調了兩國文化的內在聯系。但是，這里的「齊魯」仍是國家概念，各自獨立其義。到戰國後期，「齊魯」才真正組成一個詞，成為含有統一文化特點的地域概念。最早把「齊魯」作為統一地域概念使用的是荀子。《荀子·性惡篇》雲：「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縱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把「齊魯」與秦對言，顯然是指兩個地區。齊魯地區的人文與秦國地區的人文有何不同呢？齊魯尚禮義，有「禮義之邦」譽稱，秦則缺乏禮義文化，是其政教不同造成的，絕非因為人的本性不同。從此之後，「齊魯」一詞便經常出現，或作為國家概念，指齊、魯兩國，或作為地域概念是指今山東地區；或作為地域文化概念指齊魯文化范圍。如《史記·儒林傳》雲：「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就是說漢代生於燕郡（今北京）的韓嬰作《詩》內外傳（即《韓詩》），其語言和學術觀點，與齊魯地區作為今文或古文經學的《詩》論特點明顯不同。《漢書·藝文志》說：「漢興，有齊魯之說」；《晉書·范宣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蘇轍詩有句：「我本生西南（四川眉山縣），為學慕齊魯」；李清照《上樞密韓肖胄詩》：「嫠家父祖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吳偉業《贈蒼雪詩》：「洱水與蒼山，佛教之齊魯」等等。「齊魯」一詞，已成為較為固定的地域概念，這一概念源於齊魯兩國，且與兩國文化有許多共同特點，從而形成一個獨立的地域文化圈分不開。這一方面說明，齊、魯兩國文化經過逐步融合到戰國時代已初步融合為一個統一的文化實體，成為天下向慕的「禮義之邦」了；另一方面作為地域概念也明確化，即指今山東地區。山東號稱「齊魯」、或簡稱「魯」，或別稱「齊」。就是這樣形成的，有很深的歷史淵源和較固定的地域范圍。
粗獷剛烈的齊人
如果說魯人文質彬彬的話，那麼齊人給人們的印象則是粗獷剛烈，他們可殺而不可辱，面對挑戰，置生死於度外，全力施為，一決雌雄。在中國歷史上，粗獷剛烈的典型事例，大多發生在齊地，或由齊地人唱主角。欲知其詳，請看劉德增《粗獷剛烈的齊人》一文。劉淑強女士的《魯國文化與周禮》一文，又就周禮對魯國文化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作了深入的闡述。
體魄強悍，粗獷剛烈，喉嚨粗大，不善言辭，遇事說不上三句話，便吹鬍子瞪眼睛擼袖子，「砍頭不過碗大疤！」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勢。這便是「山東好漢」給人的印象之一。小說家寫山東人，往往盡力刻劃山東人的這一面，瓦崗寨里的程咬金，梁山泊上的李逵，粗獷、莽撞、豪爽、勇武、坦直，庶幾成為小說家筆下的山東人的固定形象。然則這又決非小說家妙筆生花，面壁虛構
魯國文化與周禮
在周代的眾多邦國中，魯國是姬姓「宗邦」，諸侯「望國」，故「周之最親莫如魯，而魯所宜翼戴者莫如周」（清人高士奇語）。魯國成為典型周禮的保存者和實施者，時人稱「周禮盡在魯矣」。各國諸侯了解周禮也往往到魯國學習，魯國是有名的禮儀之邦。魯國與周禮的這種密切關聯，使得魯國形成了謙遜禮讓的淳樸民風，同時也使魯國國勢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概括講來，周禮的內容應該包括禮義、禮儀或禮節、禮俗三個層面。禮義是抽象的禮的道德准則；禮儀或禮節是具體的禮樂制度，可大致分為吉、凶、軍、賓、嘉5大方面。細分之，有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真可謂「繁文縟禮」，大而至於政治、軍事，小而至於衣冠、陳設，無不有義。這些禮儀都是本著忠、孝、信、義等准則推衍而來，目的是為了「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禮俗即周人的社會風俗與道德習慣，它較禮節更細且繁，只是並無硬性規定。就主次而言，禮儀、禮節、禮俗是從屬於禮義的，因為禮的根本目標是維護周王朝的統治，這才是其本質所在。
魯國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國，而周公無論在幫助武王爭奪天下，還是在成王年幼時平定天下，都有卓著的功勛。因此，魯國初封時不僅受賜豐厚，而且還得到了不少特權。《禮記·明堂位》記載說：「凡四代之器、服、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魯國建國之地殷商勢力極重，伯禽要把魯國建成宗周模式的東方據點，因此，他們代表周王室擔負著鎮撫周邊部族，傳播宗周文化的使命，極力推行周朝禮樂。另外，魯國適宜農桑，是一個穩定的定居農業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禮樂可以規范人們的行為，使劃分成若乾等級的人和諧相處。
在魯國，周禮乃是人們的行為准則，上至魯公，下至卿士，無不循禮而動。不論是「國之大事」，還是往來小節，如君位傳承、祭天禮祖、對外戰爭、朝聘會盟，以及燕享、鄉射等等無不如此，否則就會遭到指責，甚至被視為「不祥」的舉動。周禮由周王室制訂，而在具體實施時，各諸侯國一般是各取其需，因地制宜。唯有魯國始終不忘「法則周公」，祖述先王之訓。
《春秋》一書是魯國國史，該書「常事不書」，所以魯人依禮而動的行為有許多不一定見於記載。即使《春秋》經以及他書中見載的魯國君臣的一些「違禮」之舉，也往往引起人們的規諫、評論或者指責，如隱公到棠地「觀漁者」，桓公取郜大鼎於宋而置於太廟，醒公與夫人姜氏一道到齊國去，庄公到齊國觀社，庄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文公欲弛孟文子和敬子之宅以廣其宮，夏父弗忌躋僖公，宣公夏天在泗淵濫捕，以及魯三家的一些不禮之舉等等。但在入東周以來「禮壞樂崩」的情況下，魯國仍有不少知禮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曹劌、夏父展、里革、匠人慶、申#、叔孫豹、子服景伯、孔子等等。另外，如文公時的宗有司，《左傳》的作者左丘明，他們也都以知禮、明禮而聞名。
魯國根深蒂固的禮樂傳統，對魯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魯人都知道禮有「經國家，定社稷，利後嗣」的功能，因而他們認識到「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無禮必亡」，對周禮懷有極大熱忱。《禮記·禮運》說：「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尚在，國便不亡，周禮關乎國泰民安，於此可見。魯閔公元年，齊欲伐魯，齊公問「魯可取乎」，其大夫仲孫湫說：「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此時，魯國正值慶父內亂，但尚秉周禮就難以攻取，因為周禮可以起到一種協調人心的作用，在統治者內部，它可以防止和調節矛盾，而對下層人民來說，周禮則既有懾服之威，又有收羅人心之用。
「尊尊而親親」是宗法制度的根本原則，也是周禮的基本要求。為爭權奪位，魯國也發生過類似骨肉相殘的事件，但與他國相比，魯國的情況要好得多，所以《禮記·明堂位》說魯國「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臧文仲教季孫行父「事君之禮」說：「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逐之，如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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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逐鳥雀也。」魯人敬尊君主，使魯國的政治比較穩定。不過，由於「親親」觀念深入人心，他們十分相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古訓，使掌握魯國大權的卿族一直限定在「伯禽之後」的范圍之內，異姓家族的賢能之士很難進入魯國政權。與「尊尊」原則有關，魯卿在位時，不論其行為怎樣越軌，而對他的宗族影響並不大，受到懲治的僅僅是禍卿本人。這樣，卿族一旦有了勢力，也就站穩了腳跟，其勢力的持續發展，便最終導致了公室衰微、大夫專政。
春秋時期，魯國實際已經是積弱之國，其主盟不若齊、晉之強，地勢不及秦、楚之大，然而，諸如滕、薛、曹、邾、杞等國皆勤贄，修朝禮；即使遠在方域之外的谷、鄧等國也不憚僕僕，至魯來朝。小國親魯，皆因魯乃周禮所在。
魯國春秋以來的外交主線還是與齊、晉、宋、衛等大國的關繫上，然而，在對各國的態度方面，魯國的態度似乎又不盡相同。魯與晉、衛乃兄弟之國，與對待齊、宋相比，魯人在與衛、晉的交往中態度要溫和得多。小國交魯，魯國也往往親近同姓。時人的宗法觀念是：「凡今之人，莫若兄弟」，「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在諸小國中，曹、滕與魯同姓，邾、莒、薛、杞皆為異姓。故曹太子朝魯，魯以上卿相賓；滕、薛爭長，魯長滕侯。而邾、莒為魯國近鄰，杞、邾則頻頻朝魯，然杞侯之朝以不敬見討，邾、莒也為魯國世怨。魯國自春秋以來國勢日弱，其不能修好異姓近邦實是一個重要原因。
政治、外交之外，魯文化的禮樂傳統也影響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在「化成民俗」方面產生了明顯效應。魯人行為中的重義輕利觀念，經濟上的重農輕商意識，以及日常生活中嚴格的男、女之別等等均是。
西周末年以來，由於周室的衰微和時代的進步，再加之魯國國勢的下降，原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結束了。魯在春秋後期也推選了「初稅畝」、「用田賦」等一系列社會改革，改變了周的政治、經濟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周禮樂的崩壞亦成為自然之勢。春秋末年，孔子看不慣層出不窮的違背禮樂制度的現象，他希望恢復周禮，推行「王道」於天下，並以禮樂之學教授生徒，儒學於是創立。
公元前249年，魯滅於楚。然而，魯國的禮樂傳統經孔門師徒的弘揚，已更加深入到人們的意識深層，它並沒有因為魯國的滅亡而喪失。秦朝末年，劉邦舉兵圍魯時，「魯中諸儒尚講誦育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70多年以後的漢武帝時代，太史公司馬遷到魯地「觀仲尼之廟堂」時，諸生依然「以時習禮其家」。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說「漢代統一了魯國的禮教和秦國的法律」，更明白道出了魯國禮樂之學在兩漢時的重要影響。

2、齊魯文化的基本精神

齊魯文化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發揮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來自其基本精神。齊魯文化的基本精神，我們大體歸納如下幾點：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崇尚氣節的愛國精神、經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勝天的能動精神、民貴君輕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等。這些，對我們民族優秀傳統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氣節即志氣和節操，指的是為堅持正義和真理，寧死不向邪惡屈服的品質。氣節之中，民族氣節為重。民族氣節是愛國主義的道德基礎，它以維護民族、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表現出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和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在這一點上齊魯諸子是有共同特點的，是他們共同鑄就了齊魯文化尚氣節的愛國精神，但是最突出的還是儒家。兒子有「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的名言，孟子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公孫丑》)的壯語。孔、盂是說到做到的。孔子周遊列國，到處碰壁，窮於宋、困於鄭、呃於陳蔡之間。「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繼續彈琴唱歌。在強暴面前，孔干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如公元前500年，齊魯夾谷之會。齊有司黎彌以獻舞樂為名，欲劫持魯君(定公)。在千鈞一發之際，孔子「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以禮嚴辭痛斥齊國君臣，挫敗了齊人的陰謀，保衛了魯君安全，維護了魯國的尊嚴。(見《史記，孔子世家》)在真理面前孔子是「學而不厭」，「敏以行之」。他創辦私學授徒三干，整理文化遺產，進行思想文化的創建，為我們民族文化的建設，作出了永不磨滅的貢獻。孔子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其思想永遠閃爍著愛國主義的光輝。
孟子則善養「浩然正氣」，以充塞天地的氣概，推行其王道主義，把治理天下作為己任，提出「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孟子·梁惠五下》)的主張，為追求真理，維護正義，可以捨生忘死。
管仲，自古有爭議。他與召忽輔佐公子糾，公子糾死難後，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反事其仇公子小白，也就是齊桓公。因此，有人非議他。孔子的學生子路、子貢就提出管仲「非仁乎?」的問題。孔子對管仲以仁許之，說：「如其仁!如其仁！」又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管仲自己解釋這件事，不死於公子糾之難，是因為他「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史記·管晏列傳》)管仲的「功名」是與治天下連在一起的。他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救邢，存衛，立曹，北逐戎狄，捍衛了中原和平和文明。這與死於一人、一姓的主人相比，是大局，是民族國家的大節。孔子以仁許之，正是對他這種大節的肯定，故管仲的愛國主義是深層的，一般具有忠君忠主思想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其他齊魯諸子及其思想也都表現出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愛國行動和愛國精神。曹劌自薦，領兵敗齊，保衛魯國，孫臏用兵敗魏於桂陵、馬陵，保衛了齊國，信陵君竊符救趙，既救趙，又強魏，這些是一種類型的愛國行動。魯仲連義不帝秦，用三寸不爛之舌解楚南陽之圍，退趙伐高唐之兵，卻侵佔聊城的燕國10萬之眾，淳於髡「數使諸侯，未嘗屈辱」；子貢出使，不辱君命，並有「一出而存魯，滅吳，弱齊，強晉而霸越」的奇跡；晏子長於辭令，善於人交，使楚舌戰群敵，增齊國威，墨子日夜奔走，消弭戰爭等外交活動，又是一種愛國型類。稷下先生「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並進行文化思想創造，又是一種類型的愛國表現。孔、孟、墨稷下先生等都辦教育，育人才，傳播科學文化，也是一種類型的愛國之舉，總之，愛國是多種形式的，關鍵是在生死關頭能不能全節，「表現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精神。在這方面齊魯諸子為我們留下了光輝的思想、模範的行動，齊魯文化的這一基本精神，對我們國家的統一鞏固、民族的團結凝聚，起了極大的積極作用，也成為我們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 中華民族崇尚集體主義，講合群，講和諧，講統一，強調大公無私。
群體主義精神，是齊魯諸子、各家學派的又一共同主導精神。首先，管仲道家學派對合群、團結、同心同德是十分重視的。他們認為合群、團結、萬眾一心是力量的源泉，克敵制勝的根本。盡管管仲及管仲道家學派傾向於霸道，其學術思想基本是從霸業出發的，但是對「人和」「同心」等是強調的。
墨家以天下為己任，強調：「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利他」、「利人」、「無我」為極限，可說是大公無私的典型。但是在理論的全面系統上則比儒家大差一籌，首先，孔子把「和」、「同」分開，強調：「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為其大公合群的思想建立了理論基礎。其次，孔子在總結前人關於群體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並繪制了他那理想社會的藍圖，即《禮記·禮運》所載：「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那段話。這種理想社會，自然是空想的，但它卻把「大公無私」的群體主義精神發揮到了一個高度，使人們嚮往，並把它作為一種高尚的追求，為之奮斗不已，吸引著、凝聚著我們民族的群體，在他設計的現實的「小康」之目標下不停地前進。
繼孔子之後，另一位集大成儒學大師荀子把群體主義提到了人類理性的高度。《荀子·王制》雲：「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亦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人生不能無群」，「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
對我們民族的群體精神或集體主義觀念，在文化討論中時常受到否定性的批判，認為它束縛子個體人性的發展。但是，我們認為，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和集體主義觀念的形成決非無因，是我們民族在數千年文明歷史發展中總結出的思想，早已成為我們民族的優秀傳統精神之一，它對我們民族的心理心態、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和思維方式都有深刻影響，對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所起積極作用是巨大的。首先，我們民族的凝聚、人民的團結、國家的統一，雖歷盡外來民族和外來文化的沖擊而顛撲不破，群體精神起了不可忽視的作。其次，大公無私的集體觀念，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克己奉公，捨生忘死，成仁取義，英勇獻身。再次，中國古代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雖不科學，但與未來共產主義理想在精神上是有內在聯系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能在中國這塊古老文化哺育的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是與二者之間內在的精神聯系分不開的。深入發掘中國民族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對我國現代化事業也是有意義的。 齊魯古代文化之所以興旺發達、人才濟濟、聖賢輩出，優越於其他地區，除了上文我們講的優越的自然條件和民族聚居融合的動力以及上述基本精神之外，還有一點，很值得深入研究，那就是常被人們忽視的齊魯文化中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這一精神不僅表現在先秦齊魯諸子百家，而且表現在史前東夷人的發明創造，
史前東夷人的發明創造很多，小至弓、矢、舟、車的發明，中至魚、獵、農、牧、釀造、冶煉技術的創造，大至天文、地理、律歷、禮樂制度的發現和創建，據文獻記載和歷史傳說。大多無出東夷者。征諸考古資料、文獻記載和歷史傳說是大體可信的(具體見下編)。因為東夷民族是勤勞、勇敢、聰明睿智、善於發明創造的民族，而又以仁厚、遜讓、謹慎著名。勤勞則聰明技巧，謙遜則進取向上；仁厚則寬容，善於和易於吸納外來文化、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故史前東夷人發明創造居多。
春秋戰國時代，齊魯地區似乎再現了史前東夷文化繁榮的時代，管仲是偉大的政治家，管仲改革，就是一次宏偉的創建工程，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到軍事等，都有重大的創建，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過去人們受「述而不作」夫子自道的束縛，認為他只是文化的繼承和傳授者，其實，他的思想文化的創造革新是全面的，無與倫比的。拿中國傳統的禮樂文化來說，一般認為是周公的創造，孔子只是「從周」、「繼周」者，是的，周公是禮樂文化的首創者，但是周禮文化到春秋時期早巳崩壞，雖然孔子自己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但周公的禮樂是個什麼樣子，恐怕孔子自己也說不清，只是為自己的創新找個權威性的依託而已。孔子的禮樂文化思想完全是他的創造。後世流傳的禮樂文化傳統實際是孔子的一套。孔子被尊為至聖先師是恰當的。
齊國兵學獨樹一幟，其他各國無與倫比。孫子集其大成，著成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響的兵典——《孫子兵法》。
在科學技術方面，春秋戰國時代的主要成就也多出齊魯。魯班不僅是能工巧匠，被尊為土木工匠的祖師，他也是一位發明家。傳說鋸、傘等是他發明的。
在天文學方面，齊人甘德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天文著作與魏人石申的著作合為一本，叫《甘石星經》。二人各有所長，但總的看甘氏早於也高於石氏。
在地理學方面，鄒衍的大九州說，雖是由近及遠、「由小推大」地推測加想像推出來的，但征諸後來的地理發現，不能說他不是一項科學的推測。同時，他深觀陰陽的變化，作「五德終始」論，也是有天文學深厚基礎的。
在醫學方面，神醫匾鵲——秦越人出於齊地鄭陽，在當時也是無人可與他比肩的。

3、齊魯文化的風俗文化

自遠古時代，以齊魯為代表的山東地區就確立了堂室、欄廄、宅院為結構的家庭居住模式，孟子稱作「五畝之宅」。數千年來，以家庭副業、樹藝木果、飼養六畜為內容的庭院經濟在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中佔有相當大的成份。
山東地區庭院經濟的開發始於齊魯立國，姜尚、管子、晏子、墨子、孟子的富國思想中都有發展庭院經濟的主張，反映著鮮明的庭院創收的富民意識。管子認為，「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具備，國之富也」，「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很顯然，管仲已把庭院經濟納入他治齊的經濟政策之中。 孟子把庭院經濟納入其「仁政」措施。他向梁惠王構畫了一個田宅、農桑、禽畜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小農家庭經濟藍圖：「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孟子不像孔子那樣不關心耕稼園圃。孟母三遷的故事，說明孟子特別留意四鄰的生業。東鄰殺豬，也要問個為什麼。孟母失口說了個「啖汝」，只好當真從東鄰買肉以明不欺。再聯系孟母斷織的故事，這買肉的錢應為紡織所得。所以，上述主張來自孟子對鄒魯庭院經濟的經驗，帶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質。
墨子沒有孔孟那麼多的人道、倫理情感，他對整個社會的批判都從尊重私有財產出發，以勞動者外在的物質功利為價值取向。從「入人園圃，竊其桃李」，「攘人犬豕雞豚」，到「入人欄廄，取人馬牛」；從「小為非」到「大為非」，通過非道德數值的遞加、積累，來論證自己的思想主張。可以說，墨子是第一個闡明齊魯人庭院保護意識的思想家。
魏晉時期，士族官僚掀起一股聚斂財富的潮流，領導這場 新潮流的是山東琅邪（今臨沂）人王戎。 王戎身為朝廷三公，其聚斂財富的方式，一不貪污受賄，二不盤剝吏民，而是以山東庭院經濟的方式經營田園。他親執牙籌，晝夜忙碌，雖失三公身分，卻顯示了山東人勞動致富的本色。
北魏青州人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除農業知識外，詳細記載了樹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飼養醫治，農業副產品的加工等，可以說是庭院經濟的總結和指導性著作。其體例和創意來自山東人獨特的經濟眼光。
北齊琅邪人顏之推還把庭院富家的經驗作為家訓告誡子孫，「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能守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築室村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琅邪顏氏以文學傳家，卻以樹藝木果，飼養六畜為治家守業之本，顯然是來之於山東庭院富家的傳統。
司馬遷講，鄒魯「頗有桑麻之業」。「齊魯千畝桑麻」，「與千戶侯等」。
桑麻滋養出無與倫比的齊魯「女工」。姜太公到齊，即「勸其女工之業」。到春秋時，齊地女工率先使用鐵制的刀針。《管子·海王》載：「一女必有一刀一針」。《論衡·程材》講：「齊部世刺綉，恆女無不能。」當時，齊地製做的精美絲織品有「冰紈、綺綉、純麗 之物，號冠帶衣履天下」。到漢代，臨淄、定陶、亢父（今濟寧）成為絲織業的三大中心。唐代詩人杜甫「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織不相失」的詩句，足以反映齊魯家庭紡織業的領先地位和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
除桑麻外，齊魯庭院內外的經濟樹種還有漆樹。孔子弟子有漆開、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國蒙（今山東曹縣南）人莊子做過漆園小吏。《漢書·地理志》講，兗州「厥貢漆絲」。說明春秋戰國時期山東已有漆樹、漆園，漢代兗州的漆產量、質量已很可觀，並成為朝廷貢品。
現代常見的樹類，大都已在古代紮根於齊魯宅院。《詩·齊風·東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詩句。榆樹春生榆莢，可良用救荒。《齊民要術》稱「能種（榆）千頃，歲收千匹」。古人稱槐樹為三宮槐或守宮槐。北宋莘縣人王#親植三株槐樹於庭院，說：「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時拜相，成為一代名臣。直到今天，山東仍多柳、榆、槐等樹，各地還有以此命名的村莊。
「瓜桃李棗」是山東人對庭院百果的概稱。管仲治齊，大力提倡種植瓜瓠百果。值得一提的是齊魯的吊瓜和葫蘆，幾千年來一直生長在庭院，至今也沒移植到田間。
中國傳統的六畜是馬、牛、羊、豬、狗、雞，其廣義應包括騾、驢、貓、鴨、鵝等所有的家畜和家禽。
從春秋發明牛耕開始，牛就和農家結下了不解之緣。齊人寧戚是個喂牛的，他以《飯牛歌》說齊桓公，其中有「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的詞句。農諺講：「蠶無夜食不長，馬無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裡添芻料，寧戚的歌反映了齊地所積累的養牛經驗。戰國時，齊將田單被困在即墨（今平度市東南），竟能在久困的城內收得千餘頭牛，以火牛陣大破燕軍。唐代登 州東牟郡（今蓬萊）、萊州東萊郡（今萊州）、密州高密郡，「土貢牛黃」。牛黃是牛的膽結石，十分稀少，上述地區又非牧區，主要來之家畜，可知山東庭院養牛之多。
古人以車代步，馬多為有車的富家所養。孔子講：「有馬者借人乘之。」馮諼說孟嘗君「狗馬實外廄」。直到民國，山東的富戶門前都豎有拴馬樁，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牆壁上。高大豪華的宅院，再拴上幾匹馬，顯得十分氣派。至於其它家畜，更是山東人的家常生業。曾參家養豬，曾父烹豬以存教，與孟母如出一轍。
齊魯人民同樹果六畜在庭院內共處了幾千年，對它們傾注了太多的辛勞和感情，也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他們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樹果六畜的文化意蘊，體味出人生哲理、社會人倫和道德價值觀念，使樹果六畜成為人的文化載體和符號，並以此顯示人的主動立場和主體地位。這種思維方式及全部內容，也反映了齊魯文化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國人往往為樹果披上生命的靈光， 為禽畜賦以人的名分。
桃李為弟子、槐樹為三公、石榴為多子房，桃子、李子、杏子均以「子」命名。人獸之別本來有強烈的道德界定，可自古中國人就人與禽畜互名。先秦時的狗就有名字，山東、河北人呼貓為男貓、女貓。龍的傳人稱兒子為「犬子」，山東人名多「禽」，孔子名兒曰「鯉」，弟子名司馬牛。顏之推講，「北土多有名兒為驢、駒、豚子者」。這種以人度物的現象，反映了樹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員，是中國人熱戀故土家園心態的折射。遠離家鄉的人，望見家中的老槐樹，家中的雞狗，都會倍感親切，它們就是家園的代表和象徵。
其二，庭院經濟培養了山東人民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和正義感，增強了對虧人自利、不勞而獲行為的鄙視。
農夫「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婦女「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是齊魯人民的優良傳統。魯相公儀休家道富足，其妻因職業癖好而紡織不停，由此可知齊魯婦女對家庭紡織的熱衷和專一，對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直到今天，山東人對房前屋後、庭院欄圈都要精心規劃，從不閑置。這種勞動致富的自覺意識，使山東人對「非機杼之物」從不起非分之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普通百姓或許不熟悉孔夫子的這段話，但他們懂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墨子反對竊人牛馬桃李的主張與他們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偷雞摸狗的「小為非」被山東人所不齒，轟轟烈烈的「江洋大盜」的膽氣則為人們所欽服。
其三，古代山東人從樹果六畜中引發和體味出為人處世的哲理和原則， 並將其納入日常生活的吉凶禍福之中。
像「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尊客面前不叱狗」等成語，都是各階層人們體味出的處世哲理。山東人從遠古就有著逢凶化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招鳳之桐，三公之槐特別受人青睞；桑與「喪」諧音，一般不栽在門前；男女婚姻，要看屬相是否相和；梨不分著吃。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產者對「凶禍」的恐懼，對吉祥、美好生活的嚮往，並在被動、命定意識的背後，透露出一種以自己的智慧、進取來主宰生活的主動意識。

4、齊魯養生三瑰寶有什麼？

作為曾經的盛世皇家貢品和齊魯三瑰寶之一的上水金銀花,是金銀花中具有保健價值的佼佼者

5、齊魯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齊魯文化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宗，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過程中起核心作用和主體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來自其基本精神。齊魯文化的基本精神，我們大體歸納如下幾點：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崇尚氣節的愛國精神、經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勝天的能動精神、民貴君輕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等。這些，對我們民族優秀傳統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齊文化的源頭是尊賢上（尚）攻，是一種比較開放的思想。主要分為在軍事是富國強兵，思路上不拘一格，注重經濟的發展，在禮儀方面將就簡單實用。是一種重利的文化。
魯文化的源頭是親親尚恩，是一種比較保守的思想文化。注重禮節，是儒家文化的前身。更注重與社會禮儀。是一種尊禮的文化。但是實用性不強。傳統的文化是仁，禮。注重人倫，綱常，宗法，秩序穩定。
齊國兵學獨樹一幟，其他各國無與倫比。孫子集其大成，著成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響的兵典——《孫子兵法》。
在科學技術方面，春秋戰國時代的主要成就也多出齊魯。魯班不僅是能工巧匠，被尊為土木工匠的祖師，他也是一位發明家。傳說鋸、傘等是他發明的。
在天文學方面，齊人甘德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天文著作與魏人石申的著作合為一本，叫《甘石星經》。二人各有所長，但總的看甘氏早於也高於石氏。
在地理學方面，鄒衍的大九州說，雖是由近及遠、「由小推大」地推測加想像推出來的，但征諸後來的地理發現，不能說他不是一項科學的推測。同時，他深觀陰陽的變化，作「五德終始」論，也是有天文學深厚基礎的。
在醫學方面，神醫匾鵲——秦越人出於齊地鄭陽，在當時也是無人可與他比肩的。
五嶽獨尊；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孔子故裏－－曲阜；台兒庄大戰紀念館；鐵道游擊隊影視城等等。

6、齊魯文化特點及形成

齊文化--商業海洋文化
魯文化--原始儒家文化
兩著各有千秋,大約在漢朝兩者融合,形成齊魯文化

「齊魯」一名，因於先秦齊、魯兩國。到戰國末年，隨著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齊、魯兩國文化也逐漸融合為一體。因為文化的一體，「齊魯」形成一個統一的文化圈，由統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齊魯」的地域概念。這一地域與後來的山東省區范圍大體相當，故成為山東的代稱。

「齊魯」和「山東」都是歷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詞，今天看來，二者所指地理范圍完全一致，可以通用。但在歷史上，二者是有很大區別的。「山東」一名，在歷史上所指地域范圍變化很大，到宋元時期，今山東地區，才作為行政區劃提了出來，而包括范圍，仍與今山東不同。直到清代才正式命名為山東省。從此，地域范圍或有變化，但名稱不變，范圍出入也不大，與古齊魯范圍基本一致。講齊魯文化，先秦時代，以齊、魯兩國地域范圍為准，漢代以後以今山東省區范圍為准，二者或有不大一致的地方，只能以這個標准處理。

「齊魯」緣起於先秦齊、魯兩國，是齊、魯兩國的合稱，原是國家概念。

齊與魯是西周初年的兩個封國，是西周在東方代行統治權的兩個重要陣地。因為西周初建時，東部沿海地區殷人和東夷人的勢力強大，不服統治，屢次發生反周叛亂。周公東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亂之後，周王便將兩個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別封於商奄和薄姑舊地，建立魯國和齊國，以鎮撫東方殷人和夷人。魯居泰山之陽，都曲阜；齊居泰山之陰，始都營丘（今山東昌樂，一說即臨淄），後遷薄姑，再遷至臨淄。齊、魯始封時，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戰國時期，經過數百年的兼並戰爭，兩國疆域不斷拓展擴大，基本控制了今山東地區。而且隨著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齊、魯兩國內部聯系逐步加強。有別於中原、燕趙、秦、晉、吳越、荊楚等的齊魯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齊、魯」一詞也逐步聯系起來，由國家概念向地域概念過渡。

首先將齊、魯聯系起來的是孔子。他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這是指齊、魯兩國思想文化的聯系和區別而言的，還未把齊、魯聯為一個詞。過了不久，他又說：「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左傳·定公十年》）又進一步強調了兩國文化的內在聯系。但是，這里的「齊魯」仍是國家概念，各自獨立其義。到戰國後期，「齊魯」才真正組成一個詞，成為含有統一文化特點的地域概念。最早把「齊魯」作為統一地域概念使用的是荀子。《荀子·性惡篇》雲：「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縱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把「齊魯」與秦對言，顯然是指兩個地區。齊魯地區的人文與秦國地區的人文有何不同呢？齊魯尚禮義，有「禮義之邦」譽稱，秦則缺乏禮義文化，是其政教不同造成的，絕非因為人的本性不同。從此之後，「齊魯」一詞便經常出現，或作為國家概念，指齊、魯兩國，或作為地域概念是指今山東地區；或作為地域文化概念指齊魯文化范圍。如《史記·儒林傳》雲：「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就是說漢代生於燕郡（今北京）的韓嬰作《詩》內外傳（即《韓詩》），其語言和學術觀點，與齊魯地區作為今文或古文經學的《詩》論特點明顯不同。《漢書·藝文志》說：「漢興，有齊魯之說」；《晉書·范宣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蘇轍詩有句：「我本生西南（四川眉山縣），為學慕齊魯」；李清照《上樞密韓肖胄詩》：「嫠家父祖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吳偉業《贈蒼雪詩》：「洱水與蒼山，佛教之齊魯」等等。「齊魯」一詞，已成為較為固定的地域概念，這一概念源於齊魯兩國，且與兩國文化有許多共同特點，從而形成一個獨立的地域文化圈分不開。這一方面說明，齊、魯兩國文化經過逐步融合到戰國時代已初步融合為一個統一的文化實體，成為天下向慕的「禮義之邦」了；另一方面作為地域概念也明確化，即指今山東地區。山東號稱「齊魯」、或簡稱「魯」，或別稱「齊」。就是這樣形成的，有很深的歷史淵源和較固定的地域范圍。
粗獷剛烈的齊人
如果說魯人文質彬彬的話，那麼齊人給人們的印象則是粗獷剛烈，他們可殺而不可辱，面對挑戰，置生死於度外，全力施為，一決雌雄。在中國歷史上，粗獷剛烈的典型事例，大多發生在齊地，或由齊地人唱主角。欲知其詳，請看劉德增《粗獷剛烈的齊人》一文。劉淑強女士的《魯國文化與周禮》一文，又就周禮對魯國文化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作了深入的闡述。

體魄強悍，粗獷剛烈，喉嚨粗大，不善言辭，遇事說不上三句話，便吹鬍子瞪眼睛擼袖子，「砍頭不過碗大疤！」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勢。這便是「山東好漢」給人的印象之一。小說家寫山東人，往往盡力刻劃山東人的這一面，瓦崗寨里的程咬金，梁山泊上的李逵，粗獷、莽撞、豪爽、勇武、坦直，庶幾成為小說家筆下的山東人的固定形象。然則這又決非小說家妙筆生花，面壁虛構

魯國文化與周禮

在周代的眾多邦國中，魯國是姬姓「宗邦」，諸侯「望國」，故「周之最親莫如魯，而魯所宜翼戴者莫如周」（清人高士奇語）。魯國成為典型周禮的保存者和實施者，時人稱「周禮盡在魯矣」。各國諸侯了解周禮也往往到魯國學習，魯國是有名的禮儀之邦。魯國與周禮的這種密切關聯，使得魯國形成了謙遜禮讓的淳樸民風，同時也使魯國國勢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概括講來，周禮的內容應該包括禮義、禮儀或禮節、禮俗三個層面。禮義是抽象的禮的道德准則；禮儀或禮節是具體的禮樂制度，可大致分為吉、凶、軍、賓、嘉5大方面。細分之，有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真可謂「繁文縟禮」，大而至於政治、軍事，小而至於衣冠、陳設，無不有義。這些禮儀都是本著忠、孝、信、義等准則推衍而來，目的是為了「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禮俗即周人的社會風俗與道德習慣，它較禮節更細且繁，只是並無硬性規定。就主次而言，禮儀、禮節、禮俗是從屬於禮義的，因為禮的根本目標是維護周王朝的統治，這才是其本質所在。

魯國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國，而周公無論在幫助武王爭奪天下，還是在成王年幼時平定天下，都有卓著的功勛。因此，魯國初封時不僅受賜豐厚，而且還得到了不少特權。《禮記·明堂位》記載說：「凡四代之器、服、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魯國建國之地殷商勢力極重，伯禽要把魯國建成宗周模式的東方據點，因此，他們代表周王室擔負著鎮撫周邊部族，傳播宗周文化的使命，極力推行周朝禮樂。另外，魯國適宜農桑，是一個穩定的定居農業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禮樂可以規范人們的行為，使劃分成若乾等級的人和諧相處。

在魯國，周禮乃是人們的行為准則，上至魯公，下至卿士，無不循禮而動。不論是「國之大事」，還是往來小節，如君位傳承、祭天禮祖、對外戰爭、朝聘會盟，以及燕享、鄉射等等無不如此，否則就會遭到指責，甚至被視為「不祥」的舉動。周禮由周王室制訂，而在具體實施時，各諸侯國一般是各取其需，因地制宜。唯有魯國始終不忘「法則周公」，祖述先王之訓。

《春秋》一書是魯國國史，該書「常事不書」，所以魯人依禮而動的行為有許多不一定見於記載。即使《春秋》經以及他書中見載的魯國君臣的一些「違禮」之舉，也往往引起人們的規諫、評論或者指責，如隱公到棠地「觀漁者」，桓公取郜大鼎於宋而置於太廟，醒公與夫人姜氏一道到齊國去，庄公到齊國觀社，庄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文公欲弛孟文子和敬子之宅以廣其宮，夏父弗忌躋僖公，宣公夏天在泗淵濫捕，以及魯三家的一些不禮之舉等等。但在入東周以來「禮壞樂崩」的情況下，魯國仍有不少知禮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曹劌、夏父展、里革、匠人慶、申#、叔孫豹、子服景伯、孔子等等。另外，如文公時的宗有司，《左傳》的作者左丘明，他們也都以知禮、明禮而聞名。

魯國根深蒂固的禮樂傳統，對魯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魯人都知道禮有「經國家，定社稷，利後嗣」的功能，因而他們認識到「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無禮必亡」，對周禮懷有極大熱忱。《禮記·禮運》說：「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尚在，國便不亡，周禮關乎國泰民安，於此可見。魯閔公元年，齊欲伐魯，齊公問「魯可取乎」，其大夫仲孫湫說：「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此時，魯國正值慶父內亂，但尚秉周禮就難以攻取，因為周禮可以起到一種協調人心的作用，在統治者內部，它可以防止和調節矛盾，而對下層人民來說，周禮則既有懾服之威，又有收羅人心之用。

「尊尊而親親」是宗法制度的根本原則，也是周禮的基本要求。為爭權奪位，魯國也發生過類似骨肉相殘的事件，但與他國相比，魯國的情況要好得多，所以《禮記·明堂位》說魯國「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臧文仲教季孫行父「事君之禮」說：「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逐之，如鷹 # 之逐鳥雀也。」魯人敬尊君主，使魯國的政治比較穩定。不過，由於「親親」觀念深入人心，他們十分相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古訓，使掌握魯國大權的卿族一直限定在「伯禽之後」的范圍之內，異姓家族的賢能之士很難進入魯國政權。與「尊尊」原則有關，魯卿在位時，不論其行為怎樣越軌，而對他的宗族影響並不大，受到懲治的僅僅是禍卿本人。這樣，卿族一旦有了勢力，也就站穩了腳跟，其勢力的持續發展，便最終導致了公室衰微、大夫專政。

春秋時期，魯國實際已經是積弱之國，其主盟不若齊、晉之強，地勢不及秦、楚之大，然而，諸如滕、薛、曹、邾、杞等國皆勤贄，修朝禮；即使遠在方域之外的谷、鄧等國也不憚僕僕，至魯來朝。小國親魯，皆因魯乃周禮所在。

魯國春秋以來的外交主線還是與齊、晉、宋、衛等大國的關繫上，然而，在對各國的態度方面，魯國的態度似乎又不盡相同。魯與晉、衛乃兄弟之國，與對待齊、宋相比，魯人在與衛、晉的交往中態度要溫和得多。小國交魯，魯國也往往親近同姓。時人的宗法觀念是：「凡今之人，莫若兄弟」，「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在諸小國中，曹、滕與魯同姓，邾、莒、薛、杞皆為異姓。故曹太子朝魯，魯以上卿相賓；滕、薛爭長，魯長滕侯。而邾、莒為魯國近鄰，杞、邾則頻頻朝魯，然杞侯之朝以不敬見討，邾、莒也為魯國世怨。魯國自春秋以來國勢日弱，其不能修好異姓近邦實是一個重要原因。

政治、外交之外，魯文化的禮樂傳統也影響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在「化成民俗」方面產生了明顯效應。魯人行為中的重義輕利觀念，經濟上的重農輕商意識，以及日常生活中嚴格的男、女之別等等均是。

西周末年以來，由於周室的衰微和時代的進步，再加之魯國國勢的下降，原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結束了。魯在春秋後期也推選了「初稅畝」、「用田賦」等一系列社會改革，改變了周的政治、經濟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周禮樂的崩壞亦成為自然之勢。春秋末年，孔子看不慣層出不窮的違背禮樂制度的現象，他希望恢復周禮，推行「王道」於天下，並以禮樂之學教授生徒，儒學於是創立。

公元前249年，魯滅於楚。然而，魯國的禮樂傳統經孔門師徒的弘揚，已更加深入到人們的意識深層，它並沒有因為魯國的滅亡而喪失。秦朝末年，劉邦舉兵圍魯時，「魯中諸儒尚講誦育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70多年以後的漢武帝時代，太史公司馬遷到魯地「觀仲尼之廟堂」時，諸生依然「以時習禮其家」。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說「漢代統一了魯國的禮教和秦國的法律」，更明白道出了魯國禮樂之學在兩漢時的重要影響。

7、齊魯養生美食的目錄

食療薪火世相傳
應當遵循的飲食方式和方法
食療與葯膳的區別
基礎的中醫葯知識
葯膳的分類
自我保健應用葯膳時應注意哪些事項
因時施膳
因地施膳（不同地域環境的施膳）
因人施膳（不同年齡、性別、身體狀況的施膳）
滋陰潤燥養生葯膳
微山湖蓮百煨肉
沂州木瓜羊肉
沂州木瓜燒肉
花旗參木瓜排骨
蘆薈裡脊
明湖白蓮藕裡脊
菊花京醬肉絲
泰山黃精燉肉
西洋參捆肉
麥門冬黃瓜填肉
綠豆肘凍
仙人掌炒魯西黃牛肉
銀耳母雞
枸杞桃仁雞丁
雞茸蛤士蟆
燕窩捶雞絲
寧陽大棗燜雞
雞粒鮮玉米
泰山白首烏煨烏雞
苦瓜燜雞翅
烏雞山東海參
花蛤蒸蛋
微山湖麻鴨菱角
萊陽沙參養陰鴨
玉竹麻鴨
人參麻鴨卷
蟲草微山湖麻鴨
姜味微山湖麻鴨
松仁麻鴨粒
杞汁麻鴨脯
陽信梨麻鴨脯
核桃仁鴨卷
菏澤牡丹鴨脯
菏澤牡丹豆腐
雙子美味鵝
泰山赤靈芝兔
百合兔片
泰山赤芝鵪鶉
泰山赤芝燉乳鴿
泰山赤芝棗龜煲
清湯山東海參
海參肘子
魚肚羹
紅花魚肚
綠豆魚片
金湯魚絲
魚米
龍山米湯魚片
香砂鱖魚
蛤肉豆腐
清蒸貝母甲魚
參麥甲魚
清氽牡蠣
炸蠣卷
黃豆魚涼粉
韭釀海腸
三菇文蛤
日照青蝦仁
苦瓜蝦環
章丘大蔥香蟹
蟹黃豆腐
蛋黃長島扇貝
瓜汁豆花
微山湖菱角燒豆腐
煨微山湖菱米
泰山三美豆腐
泰山豆腐丸子
平陰玫瑰豆腐夾
桂香明湖白蓮藕
明湖白蓮藕絲羹
煙台櫻桃銀耳
蜂蜜百合
涼拌蒲公英
蒲公英炒肉絲
芝麻鹽
枸杞絲瓜
芝麻杞葉
芝麻土豆條
姜梨雙絲
黃縣長把梨罐
八寶香水梨
丁香陽信梨
陽信梨雪蛤
平陰梨丸
拌萊陽梨片
辣香蜂蛹
瓜皮炒肉
銀耳西瓜羹
西瓜綉球
果粒西瓜凍
冬瓜魚餃
郯城銀杏冬瓜
蘆筍肉絲
芥油蘆筍
拌三絲
芙蓉泰山鹿角菜
蒜茸灰菜
薺豆香袋
薺菜肉絲
薺菜黃魚卷
薺菜海鮮卷
炸藿香
馬齒莧煎蛋
酥炸槐花
籠蒸槐花
槐花炒蛋
茉莉杏仁
羅漢果燉白菜
奶湯明湖蒲菜
糟煎茭白
炒汶上荸薺片
拔絲汶上荸薺
黃花粉絲
炒鮮黃花菜
補髓湯
杞參微山湖鴨湯
海帶木耳肉湯
枸杞豆腐湯
淡菜瘦肉湯
烏雞補血湯
杞仲鵪鶉湯
榆錢鴨蛋湯
兔肉補虛湯
蟲草海參湯
麥仁養陰粥
泰山何首烏粥
明水香米阿膠粥
明水香米養身粥
泰山黃精粥
天門冬粥
龍山小米淡竹葉粥
山東花生粥
陽信梨粥
薺菜粥
百合面餅
黃花菜肉餅
芹菜葉餅
平陰玫瑰荸薺餅
拔絲曹縣耿餅
松香曹縣耿餅
油煎槐花餅
槐花芝麻肉餅
微山湖蓮子茯苓糕
山葯金糕
魚香粽
槐花包子
柿葉茶
榴芽茶
興陽益腎養生葯膳
雞湯牡蠣
牡蠣豆腐
蜜汁金蚝
章丘大蔥燒海參
豬肝扒海參
海味壯陽雜拌
牛尾海參
鴿脯海參
海參羊肉
火山東大蝦
炒蝦腰
酒煮蝦
蝦味肉丸
韭炒河蝦
辣味微山湖龍蝦
宮保微山湖龍蝦
清湯敲蝦
果肉蝦仁
桃仁蝦球
蔥香蝦皮
壽光韭菜蝦皮
金堆蝦子
壽光韭菜炒淡菜
淡菜豬腰
紅燒鹿肉
芝麻鹿肉凍
雞味鹿裡脊
冬菇煨鹿鞭
蟲草鹿腎羹
上湯鹿筋
鹿茸蒸蛋
白蘑煨鹿尾
泰山靈芝鹿尾
萊蕪姜燜狗肉
固精狗肉
狗脊金櫻子燉狗肉
枸杞燉狗鞭
杜仲燉單縣羊肉
鹿茸單縣羔羊
微山湖芡肉羹
炸脂蓋
芙蓉三鮮
紅燒麻雀
麻雀蝦
麻雀肉丸
健腎金錢肉
杜仲炒腰花
滋腎豬腰
軟炸核桃豬腰
魚鰾豬蹄
煙台大櫻桃肉丁
煙台大櫻桃蝦仁
人參鹿尾雞
神仙益壽雞
雪蓮紅花雞煲
鎖陽雞
參茸雞肉
肉桂雞肝
青椒雞腰
雞腰羹
壽光韭菜炒蛋
三味補陽鞭
鹿茸牛鞭花
軟炸鴨腰
人參炒鵪鶉
油炸蟋蟀
海馬乳鴿金瓜煲
洋參童鴿
芹菜炒蛤蜊肉
蚝油鱔絲
橙汁鱔魚
薏仁鯰魚
法制黑豆
泰山栗子燒白菜
奇香鹵栗
泰山板栗羹
沙苑子豆腐
壽光韭菜蠶蛹
清爽桃仁
瓦屋椿芽桃仁
酥炸蒼山蒜片
蒼山大蒜鬍子鯰
蒼山大蒜鳳尾蝦
蒼山大蒜爆羊肉
萊蕪霜雪姜丸
大力荏平紅棗
山東大花生
韭花醬
泥鰍蝦肉湯
羊肉甲魚湯
雪花雞湯
羊肉補陽湯
鹿桃二肉湯
杞鞭壯陽湯
益髓羊脊骨湯
單縣羊肉補陽湯
鰍蝦湯
人參鹿肉湯
參附雞湯
淡菜粥
蚝粥
肉蓯蓉單縣羊肉粥
菟絲子餅
玄駒芝麻脆
補氣養血養生葯膳
阿膠甜肉
阿膠金錢
阿膠金絲棗
軟炸蒸肚
人參肘塊
玉竹鹵豬心
柏子仁豬心
臨沂豆豉醬豬心
水晶豬心
泰山靈芝豬心
泰山首烏豬肝片
三仙豬肝
豬肝羹
山東花生豬蹄
章魚燉豬蹄
粉蒸豬肺
黑米醬排
樂陵桑椹裡脊
炸樂陵桑椹丸
紫金圓子
枸杞肉絲
寧陽大棗豬膚羹
山杞燉魯西黃牛肉
香酥牛骨髓
泰山四葉參雞片
枸杞桃仁雞丁
黃芪汽鍋雞
清蒸人參雞
龍眼紙包雞
泰山何首烏燉雞
五果甜雞
雞粒鮮玉米
果味雞卷
五子雞丁
汽鍋蟲草烏雞
杞菊炸雞肝
即墨老酒蛋羹
參蛤蒸微山湖鴨
蟲草汽鍋微山湖麻鴨
泰山黃精羊心
高唐香驢肉
阿膠驢肉
軟炸山葯兔
寧陽棗燉兔肉
黨參燉鵪鶉
八寶鴿子
干燒黃芪魚
黃芪鮁魚丸
黃芪鱔魚羹
八寶紅魚
枸杞番茄魚片
川芎鱈魚
沂州木瓜帶魚
茄豆魚片
滋補魚頭
芝麻杏仁
串燒土元
荷花棗泥卷
炸蒙陰全蠍
榆錢塌豆腐
蒜茸榆錢
椒鹽香菜
拔絲郯城銀杏
郯城銀杏雞煲
郯城銀杏雞丁
郯城銀杏鴿
郯城銀杏麻鴨
郯城銀杏牛蛙
郯城銀杏蹄膀
詩禮銀杏
萊州月季羹
章丘大蔥爆肉
章丘大蔥卷餅
羊心大棗湯
四物母雞湯
枸葉豬肝湯
雙參肉湯
雙杏豬肺湯
雙參潤肺湯
寧陽紅棗桂圓粥
三寶粥
微山湖菱粉粥
明湖藕粥
荔枝湯圓
杏仁薯餅
明水香米紅花飯
樂陵小棗寒食餅
補脾健胃養生葯膳
玉竹腐包肉
白蘿卜排骨
鮮玉米排骨
臨沂八寶豆豉肉
泰山山楂咕嚕排骨
泰山山楂肉乾
泰山松莪燉雞
明湖荷香菱角雞
萊蕪姜芽雞絲
雞絲瓜秧梗
湯爆雙脆
芫爆肚仁
百合豬肚
葯蒸肚片
三享一罐鮮
九轉大腸
清炸大腸
黃豆蹄凍
豆蔻鹵魯西黃牛肉
六味魯西黃牛肉脯
烤圓蔥魯西黃牛肉
珊瑚魯西黃牛肉
蘿卜絲炒黃魯西牛
肉絲
發絲百葉
粽葉麥仁羊排
麥香羊肉丸
山葯燉羊肚
樹滋堂一鍋補
煙台蘋果咖喱雞
三鮮鵪鶉蛋
陳皮兔
蓮子煨鴿
尖椒蝦醬
鮮蟹麵疙瘩
雜糧鱸魚
藿香泰山赤鱗魚
陳皮鯧魚
糖醋黃河鯉魚
臨沂豆豉燒鯽魚
銀沙魚條
蘿卜纓小豆腐
蘿卜蛤肉
濰縣蘿卜盒
炸濰縣蘿卜丸
拌濰縣蘿卜絲
豆面濰縣蘿卜
高湯蘿卜
紅花蓮子扣山葯
拔絲大澤山葡萄
荏平鮮棗羹
釀荏平鮮棗
嘎呀豆腐
開胃豆渣
馬齒莧肉包
酸甜南瓜片
南瓜肉夾
黃豆茴香苗
炸茴香苗
蒜拌茄泥
醋香紫茄
五彩茄
臘肉麥仁
蛋黃麥仁
紅燒豬肉地瓜
白菜卷
高湯膠州大白菜
海帶卷
濟南酥鍋
素炒魔芋
鮮玉米蛋餅
黑米鑲藕
草莓雞片
魚香草莓
琥珀微山湖蓮子
冰糖明湖鮮蓮
紅果
蜜三果
蜜蠟四果
拔絲空心樂陵棗
酥香瓦屋椿芽
瓦屋椿芽拌豆腐
瓦屋香椿芽桃仁
瓦屋香椿魚餅
炸瓦屋椿芽丸子
紅燒萊陽芋
清湯泰安黃芽白菜
肥城佛桃丸子
水晶肥城桃
茄汁肥城桃片
肥城桃肘子
明湖上素
明湖蒲菜肉卷
炸明湖荷花
萊蕪姜美顏飲
萊蕪姜奶
羊肉蘿卜湯
雞絲苣葉湯
蝦皮蘿卜湯
南瓜粥
寧陽紅棗粥
微山湖菱粉粥
人參茯苓粥
果料臘八粥
菜料臘八粥
松仁玉米粥
柿餅飯
蛋炒龍山小米飯
南瓜花包
紅棗黃米粽
茯苓素麵
蜜汁地瓜
香甜地瓜餅
益脾餅
烙韭菜盒
豆渣窩頭
泰山四粉窩頭
三合面窩頭
滋補養生葯膳宴席菜品
阿膠養生宴
泰山靈芝養生宴
樹滋堂四季養生宴
泉城養生宴
孟府養生宴
滋補養生龍鳳宴
錦綉川農家鄉土養生宴
東勝海天蟲草海參養生宴
明湖船菜
防流感冷盤集錦食療薪火世相傳

8、齊魯文化的介紹

齊魯文化，確切地說，齊魯文化是齊文化和魯文化的統稱，東臨濱海的齊國產生了以姜太公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學說又吸收了當地土著文化（東夷文化）並加以發展。而春秋時期的魯國，產生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學說。兩種古老文化存在差異，相對來說，齊文化尚功利，魯文化重倫理；齊文化講求革新，魯文化尊重傳統。兩種文化在發展中逐漸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豐富歷史內涵的齊魯文化。

9、什麼是齊魯文化？

10、齊魯文化包括哪些地方

齊文化主要是指先秦時期齊國的文化。齊文化創始於姜太公（姜尚），傳至管仲而形成系統，後來由稷下齊法家進一步發展。齊國的地域特點為齊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齊國經濟的多樣性和商業經濟的發展，促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