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請介紹一下宋代人們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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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食物》第五章 食物體系的確立:宋朝及諸征服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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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朝
宋朝時期,中國的農業和食物最後成形。食物生產更為合理化和科學化。到宋朝末年,不再由漢人統治的華北已在農業上成熟。此後直至20世紀中期,就很少再發生變化了。華南在此後歷朝中擴大了農耕,並增加了新的農作物,但那裡的模式還是在宋朝確立的,而且並未伴有多少技術上的基本變化。
中國偉大的烹調法也產生於宋朝。唐朝食物很簡朴,但到宋朝晚期,一種具有地方特色的精緻烹調法已被充分確證。地方鄉紳的興起推動了食物的考究:宮廷御宴奢華如故,但卻不如商人和地方精英的飲食富有創意。
據伊懋可所說,宋朝發生了農業革命。的確,它可以被描繪為中國的第二次綠色革命,而第一次則發生於戰國晚期和秦漢時代。這場革命的內容如下所述:
(1)新的知識、工具的改良與創新、糞肥、河泥、石灰等肥料的推廣,使農民學會了有效保持地力。(2)高產、耐旱、早熟品種的引入,使一年兩熟成為可能。(3)水利技術日臻完善,使空前復雜的灌溉網路得以建成。(4)除了基本的糧食作物以外,商業使得其他農作物有可能更加專門化,所以各種得天獨厚的資源被更有效地利用起來。(伊懋可,1973年,第118頁。)
可是,周金聲1974年卻告訴我們,「農耕技術與較早時代並無差別,只有信貸和土地利用有所不同」(第96頁)。怎樣看待這些歧見?審視之,首要之點在於下述事實:伊懋可所說的革命是量而不是質。施肥、整土、侵蝕控制、二熟制、水車以及包括戽水車、踏車在內的其他灌溉設備、灌溉管理和商業,全都是中國久有之物。宋朝的不同之處是所有這些事物的增加。至於是什麼導致了這種增加,則不成太大的問題:商業和市場的擴大導致了高產的需求,中亞、跨亞洲的貿易,最終整個華北的失地,更使農業必然高度強化。對此有所裨益的是政府的開明政策及印刷業的興起。政府保持較低的賦稅(特別是免稅平攤以後),鼓勵貿易,從事大規模的征購,開發新土地並鼓勵移民(常將無地遊民安置其上),還發布新的信息,傳播技術,實施技術援助政策。書籍印刷(發明於唐朝,到宋朝普及開來)便利了農業知識的迅速傳播。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寫於分裂時期,印行後不久就跟著出現了一大批農書,這些農書或長或短,切合宋朝現狀,因地制宜,有的是全國性的,有的是地區性的。出版物的大量涌現在宋亡以後達到高潮,其中包括蒙古人主持的《農桑輯要》與王禎的《農書》(白馥蘭,1984年;伊懋可,1973年)。這些著作收錄了漢人於傳統時代積累起來的大部分農業知識。
宋時最為重要和惟一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創新,是採用了新的農作物品種。這些品種中最出名和意義最大的是來自占婆的生長季短的稻子,宋朝的
佛教作者釋文瑩對此作了記述:
真宗深念稼穡,聞占城稻耐旱,西天菉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貨求其種。占城得種二十石,至今在處播之。西天中印度得菉豆種二石,……秋成日宣近臣嘗之,仍賜占稻及西天菉豆御詩。(何炳棣,1956—1957年,第200—218頁。)
這種稻在1011年被分發,而到1012年則廣泛傳播。確實,只有中國人才會樂於不僅引種這類農作物,而且接著賦詩贊頌之。引文中提到的西天菉豆好像是綠豆的一個變種,即現代中國的青豆,故而這也可以視為極有價值的農作物的引進。成熟得快和耐受性強的占婆稻,使人們得以擴大稻穀的栽培並廣泛增加二熟制,這在中國整個東南部漸成定製。其他農作物的引種罕見記載。葫蘆巴(fenugreek)經由阿拉伯商人——仍在中國沿用的這個名稱從阿拉伯語派生而來——從南方港口傳入(羅佛,1919年,第446頁)。西瓜和高粱出現於北部各王朝,並在那裡站穩腳跟,而不久後就找到了去中國其餘地方的途徑——盡管高粱或許直到元代才抵達;不待言,它在此之前並非一種重要的農作物(安德森與保羅·布爾,稿本;哈格蒂,1940年;羅佛,1919年)。這些農作物中,無論哪個品種都沒有革命性的影響,盡管西瓜和高粱行將成為華北乾旱景觀中的台柱,並且成為整個國家的重要食物。無論如何,重要性更大的是棉花的傳播,它真正革新了中國人的衣著。1221年,長春真人途徑中亞來到成吉思汗宮廷,把棉花推舉為一項新的和有價值的東西(魏禮,1931年,第86頁)。它也許在唐朝便已進入中國,但在當時肯定很稀罕。到宋亡時,它雖不常見,卻已為人熟知,從南方和西北傳播開去(謝和耐,1962年,第130頁)。中國的主要保暖方法——填入棉花的衣服和床墊(棉花吸存熱氣)——可能在宋以前並不存在。這仿照了歷史悠久的絲綢衣服縫制技術,但棉花卻使大眾得到了保暖,並且肯定使冬季勞動無與倫比地擴大了,更不必提其純粹生存的意義了。
可能還有其他新的農作物。大量的物品通過不斷擴大的貿易與朝貢使團從南亞和東南亞帶來(赫什與羅克希爾,1911年;內托利茨基,1977年;惠特利,1959年)。宋朝船隻一般有100英尺長,排水量為150噸(托馬斯·李,1975—1976年)。很多小宗作物準是跟占婆稻和西天菉豆一起到來的。甘蔗尤其是這樣,它在中國宋朝變得極為重要,取代了糧食作物,正像如今許多國家的情形一樣(伊懋可,1973年,第129頁,蘇切塔·梅祖姆達,人物集注)。
創新集中在城鎮周圍的田莊和其他高度商業化地帶,尤其是南部和東部
(伊懋可,1973年;謝和耐,1962年)。但西瓜、高粱和棉花在北方的傳播卻表明,不光是宋朝知道了農業的好處。像以往一樣,政府竭盡所能地積極支持農業發展,這種態度還由於大地主和官僚之間的聯系而得到助長。政府由大地主和潛在大地主組成,這些地主強烈依賴貨幣化的市場出售其產品,不會過重地依靠農業部門。然而,偏僻地區的大田莊所有者卻沒有理由進行現代化(他們正幹得相當不錯),並還有一個正當的理由不這樣做:它會給實際上正在學習和實施新技術的佃戶以太多的能力。如果佃戶變得非常老練、眼界開闊和不可缺少,就難以控制他們了。而小地主和較富裕的自耕農,特別是當其想為專門化市場生產並與其他同類商業化生產者競爭時,卻有一切動機去跟上通行的技術。
然而,農業的強化卻導致了生態問題。土壤的侵蝕、加重了的洪澇以及別的災難均在此列(梅布爾·平華·李,1921年),盡管金朝政府已經注意到了並試圖阻止它。這種致命的衰退因砍伐森林而大大加快。大田莊對公地的圈佔,使大量林地從可能會有資源保護意識的村民那裡割讓出來。制鐵業、陶瓷業、印刷業(松木煙灰被用做油墨)和其他經濟活動的發展,導致了對木材的史無前例的需求。人們最後大量地轉以煤炭作為替代能源,但木材的消費仍很大,而且大量的損害早已形成。華北、華中及東南部分地區的荒蕪與遭破壞的景觀正是突出地歸咎於宋和金。當時的觀察家們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除了擴大煤的使用外,便不知如何阻止它。生態惡化長期以來構成了中國景緻的一部分,但在宋朝,惡化的速度卻嚴重增長了。
在宋朝,穀物的重要性經歷了實質性的(假如無法量化的話)變遷。稻子變得越發重要,最終取得了現代作為中國主要穀物的地位。小麥也因唐朝中期引進新技術繼續獲得發展。高粱也在傳播,至少在宋朝控制之外的僻遠西部和北方是如此。北方在阿爾泰人首領的統轄下,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古代的粟,盡管也有一些稻、小麥、大麥和其他農作物,但稻子卻是宋朝的神奇作物。甚至在占婆稻引進之前,稻子的品種就多樣而優良。
甚至在北宋滅亡和宋王朝被限制在產稻區以前,稻子大概就已變成主要的食糧了。到宋朝末年,由於王朝局限於稻作區,並因集約耕作已成慣例,稻子的品種竟多得難以置信。早熟的和晚熟的、耐旱的和耐澇的、硬的和軟的稻子已眾所周知。據悉,在穀物中還有黃、粉紅和其他的顏色(謝和耐,1962年,第85頁)。人們發現了粘性不同的稻米;而最具粘性的則被指定用於釀酒,伊懋可(1973年,第121—127頁)錯誤地把這種粘性歸於麵筋。稻子不會有麵筋;這種粘性因一種澱粉醣而產生。再無別的穀物具有如此多的品種、如此高的產量,或對勞動投入有如此好的回報。的確,稻作在中國對勞動密
集型農業起了很大的作用。
正當宋朝越來越依賴稻子之時,北方王朝卻繼續依靠古老的粟(魏特夫與馮芝生,1949年)。也出現了一定數量的其他北方穀物。長春真人明確地記錄,在中亞的蒙古人中缺少蕎麥(魏禮,1931年,第105頁),由此可知它在中國肯定很重要,並且無疑在乾旱、寒冷、山多的地區最為興盛。契丹族和女真族遵循北方部落的傳統,過著狩獵、放牧、捕魚和小規模非集約農耕的生活。狩獵被認為對保持士兵的戰鬥力很重要;捕魚則很少附有這種目的,不過就連遼國皇帝也喜愛捕魚旅行。獵物作為食品微不足道,但魚類在鄰近寬闊水面的任何地方都很重要。這些人和蒙古人食用的最重要肉食是奶製品,且幾乎總是酸的或發酵的。酸乳酪、酸奶油、乾酪、馬奶酒和其他產品是用各種動物的奶製成的,但其中綿羊最為重要。這些奶製品消費量很大。來自宋朝的漢人使節被奶和粥搞得心煩意亂,而當其遼國主人在其上加了奶油或黃油以後,有人就覺得太過分了(弗里曼,1977年,第170頁;魏特夫與馮芝生,1949年,第116頁)。從極為簡單的部落烹調(類似於歷史上蒙古人和通古斯人部落的烹調)起步,這些王朝發展出相當精緻的烹調法來,此類方法以它們原先的配料為基礎,但卻包含了剛剛具備了中國烹調術特徵的復雜加工工藝。中國人對於記載一些食譜甚有興趣,它們至今尚存。②這構成了我們有關北方諸王朝食物知識的主要部分。北方諸王朝有果樹——蘋果樹、桑樹、棗樹——以及野生的蔥和韭;有各種甜瓜,並在中亞栽培無可匹敵的波斯式甜瓜,即今日哈蜜瓜的始祖。長春真人(魏禮,1931年)這類的旅行家既吃驚又高興地記錄了它們;其大小、甜度和味道都令人驚訝。部落民族盡可能多吃肉,但他們的牲畜之於奶製品和運輸太寶貴了,除了特殊場合外,是不能宰殺食用的。即使這樣,被淘汰的和自然死亡的牲畜也保證了對大家的肉類供應(赤貧者除外)。旱獺和鳥之類的小獵物也補充了肉食。
在宋朝的疆域內,我們對此知道得比北方各王朝更多,那裡顯現出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畫面(弗里曼,1977年;謝和耐,1962年)。馬奶酒在北宋仍然常見和流行,但可能是在宋末年間,漢人開始對奶製品冷淡起來。漢人從未鍾愛過奶製品,不過從魏到唐,強大的中亞影響使奶製品得到更廣泛的使用。而宋朝的中心則是在東南部(中亞的影響在那裡最弱),且阿爾泰人的王朝又被認為是仇敵,奶製品遂變成了蠻夷和敵人的標記。這種態度在隨後的蒙元統治時代被再次肯定,而明代復興的漢族主義又增強了對奶製品的排斥。盡管有此例外,宋朝卻是一個在食物模式上寬宏大量兼收並蓄的時期。南方族群的不同口味影響了那裡的漢人,而不斷擴大的貿易、商業和專門化農業也拓寬了食物的選擇。美食與品評之風在繁華的都市中盛行。
宋朝食物方式的變化在文學比喻中有反映。麥、豆及葵不再是表示貧困的詩歌用語,盡管它們仍在仿古文本中出現。不同等級的稻常在詩中被提乃。一些低產品種(它們在碾米過程中也失去了不少分量)被認為是高級食物,而新的占婆稻則似乎跟現代的高產穀物一樣,常常難以被消費者接受;它由此而成為窮人的食物。低級官吏的配給口糧被蘇軾生動地形容為「年深轉至損壞盡為土壤」的陳米(伯頓·沃森,1974a,第217頁)。另外,腌漬的蔬菜取代了葵,成為詩作里的窮人食物。在南方,薯蕷和芋頭是澱粉類主食,對非漢民族來說尤其如此,故而這兩種塊莖就被比做蠻荒之地的粗糙飲食;然而,它們在整個華南和中原也被食用(謝弗,1969年)。蘇軾在童年和晚年於南方逗留期間認識了芋頭(伯頓·沃森,1965年)。反過來講,上等的精白米則是標準的細糧。然則對特殊膳食最常見的比喻,在該時代的詩作中卻多為魚類。在唐朝,尤其是從玄宗時起,雞便讓位給了魚,而到了宋朝,雞實際上已不再成為詩歌中高頻率出現的字眼了。這證明了中國人並非總是使用古詞古語,至少在一些入詩的材料上如此。魚在飲食中越發重要,不僅因為與南遷導致的生態因素相關,還因為中國社會的中心轉移到了這樣一個地區,在那裡魚和所有的水中生物,一向在養殖上受到重視,並深受鍾愛。咸魚是一種主要的製品。魚的養殖成了一種產業,而且像在現代中國一樣,有專人向養魚者供應活魚苗。南北之間的一些成見——如取笑吃蛙——在宋朝繼續存在,但南方的習俗日漸得到認可。
經濟境況較好的人有很多的「下飯」[其字面意思是「downing the rice」(下咽米飯),即「something to make the rice go down'』(使米飯下咽之物),這與相應的法文短語——「it helps the bread go down'』(幫助麵包下咽)相對照],並且顯然是現代漢字「菜」(「vegetable'』或「dishes t0 go on rice'』)和廣東話「餸」(「food to eat on rice'』)的宋朝同義字。它和湯都被做成今天這個樣子:下飯是炒或蒸成的,且大部分由蔬菜構成,較好的則有一點肉或魚;湯是一種稀薄的、以蔬菜為基礎的菜餚。然而,經濟境況較好者還要吃大量的肉和魚。他們也繼承了唐朝對生食的喜好。西諾達(1977年)把宋朝描述為「中國酥食(sushi)製作的黃金時代」(第490頁)。這種酥食由米、醋、酒和任何能搞到的肉做成,而生魚顯然也在可選之列。別的肉一般說來則要燒煮。豬肉始終是主要的肉食,但綿羊肉、山羊肉甚至驢肉也很常見,而且所有種類的獵物和次要家畜均被食用。家禽——雞、鴨、鵝、鵪鶉、雉和獵物——豐富多樣。牛肉也很有名,但似乎因為印度的宗教影響而逐漸為人淡忘。有關吃人肉,甚至有關專事此業之店鋪的虛飾故事也很常見(謝和耐,1962年,第1—35頁)。其中最有名者當推在小說《水滸傳》中流傳不衰的故事,它寫於元朝卻醞釀於宋朝。謝和耐將此種純粹虛構的敘述看做對該時代的如實描寫,但事實絕非如此。很顯然,人肉只是在大飢荒時期才被食用。
蔬菜包括甘藍、大蔥以及諸如大蒜、菠菜、蕪菁和蘿卜之類的親族植物、黃瓜和葫蘆、茄子(它被認為是色味俱佳)、水芹、胡蘿卜,此外尚有許多別的蔬菜,特別是栽培和野生的綠色蔬菜。水果廣為傳播,並像往常一樣廣受歡迎,而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則是巨梨。馬可·波羅宣稱,最大的梨「每個有10磅重」(弗里曼,1977年,第149頁),這可以與陸游觀察到的巨梨相對應(1981年,第171頁)。巨梨早在魏朝就已被注意到。其他普通水果包括蘋果、桑葚、棗子、荔枝、柿子、木瓜、紅桔和中國柑橘、杏和梅、山楂、漿果莓、桃子、李子、石榴、香蕉、椰子和木菠蘿(常從東南亞進口)。松子、扁桃、栗子、胡桃、狐果(出自Euryale ferox,為一種水生植物)以及別的水果也很重要。有的植物(如棗、荔枝和柑桔)已有專書介紹其性質和栽培技術。而其他旨在為庄園主所用的書則論及了竹筍等。美食家也喜歡那些談論野生蘑菇、蟹和別的野生品種的書籍(西諾達,1977年,第490頁)。水果被曬干,並做成蜜餞,為此而利用了剛剛普及的白糖。
吳自牧所說的其他兩樣必需品即鹽和茶需要特別考察。鹽在整個宋朝均處於政府控制之下,但這種控制起初相當輕微和間接;後來卻強化了專賣。在曰益嚴格的控制下,商人們被特許經銷鹽;政府則徵收大量稅款。鹽是這樣生產的:讓海水漫入田裡,海水先被蒸發,後被提純和煮濃,隨之結晶體就被從土中掃起。在一種製作過程中,熬鹽的爐灰在灌水前就被撒到田裡,並由此而獲取凝聚到植物上的天然鹽(沃西,1975年)。此類方法具有極大的營養學意義,可以保證鹽里含有海水和草木灰中的鉀、碘、鎂、銅和其他離子類的微量無機物。草木灰含鉀尤為豐富。此類方法將微量元素引入了中國人的飲食,而撒草木灰的方法也有助於保持人體的鈉-鉀平衡。與西方相比,中國人對鹽的攝取量大,而對健康的危害較少,概因在其以植物為基礎的飲食中含鉀量極高;草木灰的使用則使這種狀況進一步改善。鹽在中國西部卻產自鹽井中,故而不富含微量無機物。營養問題在那裡肯定很常見,和近代的情況相同。
食物被輔以當地佐料,特別是生薑、肉桂和花椒、肉豆蔻,也被輔以各種印度與近東的香料果實及種子。糖已用來保存食物,製作種種甜食與糖果,其外型為人、獸、鳥、花、果等(謝和耐,1962年,第65頁)。Bean curd 豆腐」,日語為tofu——在宋初被首次提到,但該文本將其發明歸於漢朝的劉安,這卻是十分荒謬的。事實上這一日用品發明於晚唐或宋初,並可能是由道教徒和/或淮南人出於某種尊敬而將之歸於信奉道教的淮南王劉安名下(B. W.-C.揚,人物注)。佛教徒們迅速接受了這一食物,把它當成了在佛教文學中非常重要的肉和奶製品的很好替代物。毫無疑問,它是在某人把普通的海鹽放入豆漿後被發明的,他也許著眼於保存它,結果卻發現它凝結成了一種令人喜愛的食物(舒特萊夫與青柳秋池,1983年,第92頁)。濃鹽鹵至今仍是最好的凝固媒介,盡管石膏被使用得更普遍;鈣和鎂離子充當著主要的媒介。
宋朝的菜餚種類根本難以勝數。光一次宴會就可能上兩百多道菜,從許多不同的米制食品到「基於水果和甜食的菜餚」(謝和耐,1962年,第138頁)。現在具有中國特色的每一種湯、餡餅、湯團、面條和小吃,在宋朝似乎均可找到這樣或那樣的形式,而且顯然經常相當接近於其現代形式。如今稱做「點心」的小糕點好像特別豐富多彩,而且常比現在的更大更實在。出現了許多品種的糕餅,有些稱為「胡餅」(Iranian cakes)。在城市裡,餐館因經營特色菜餚而聞名(謝和耐引用了幾項記載;1962年,第127頁)。京城的早餐由油條、湯、熱炊餅和油炸松餅組成。食品小販賣的中午便餐可能包括糖粥、燒餅、饅頭和許多別的糕餅。血湯、牛肚湯和其他「雜碎」名目繁多。開封也曾有過特色餐館,供應熱的或冷的、地方風味的或一般口味的食物。
地方性的烹調法發展得很快,和在都城人們樂於光顧地方性餐館的趨勢相匹配。宋朝作家對以肉為基礎、使用奶製品和旱作穀物的北方烹調跟基於稻米和水產的南方烹調做了基本區分。四川烹調因其辛辣和使用山貨及香草而早已受到關注,其風味也很獨特。這是現代模式的始祖;後來惟有廣東烹調才被承認。地方餐館的習俗發端於招待思鄉的移民,並通常多由這類生意維持,不過甚至在唐朝以前,也有些人出於好奇和冒險而光顧這類餐館,至宋朝時多樣化的享用更成為它們的主要吸引力。京城裡的居民喜歡品嘗衢州風味的肉末面和魚蝦面,或四川的辛辣食物(謝和耐,1962年,第134頁)。
由政府資助印行的大部頭的新修本草。1061年出版的《圖經本草》為植物插圖確立了一個新標准,也許在中國堪稱絕響。數百種食物被示例說明,並被繪成圖形。印刷術使醫學著作和食譜書普及於大眾。宋朝新儒家學派和高水平的生物學及其他科學導致了醫學觀念的重塑,它與該學派的形而上學及宇宙論密切相關,此種趨向誠為理智上的挑戰,但就科學而言卻屬不幸。與此同時,道教徒則繼續重視飲食並戒食五穀、肉類和其他想像中的穢物。佛教徒對肉和蔥或蒜味的禁忌也繼續影響著中國的飲食方式。向會眾供應合意食物的特色餐館及寺廟食堂,日漸受到尋求多樣化的城市居民的歡迎。日常知識也打上了醫學信念、宗教或禮節的些許痕跡,如蘇東坡的《物類相感志》雲:「薄荷去魚腥……食蒜令口中不臭,用生薑子同食,或呷醋一口,或食芝麻尤妙。」(謝和耐,1962年,第230頁,引自宋朝文本。)各種節日也涉及到特殊的食物。不過普通百姓卻盡可能地自我滿足。散曲家盧摯寫道:
學邵平坡前種瓜。
學淵明籬下栽花。
旋鑿開菡萏池。
高豎起荼蘼架。
悶來時石鼎烹茶。
無是無非快活煞。
鎖住了心猿意馬。
(施萊普,1970年,第52—53頁;我重譯了最後一行。)
2、宋朝的禮儀有些什麼特點?
「三禮」(《儀禮》、《禮記》、《周禮》)的出現標志著禮儀發展到了一個非常成熟的階段。書中描述的宋代對禮儀的研究也達到了一個鼎盛的時期。在宋代,禮儀被提升到了國家政治的高度,在封建政府的引導下對禮學研究也有了突出的成果。禮儀與封建倫理道德說教相融合,把禮儀和禮教交雜在一起,實施禮教成為帝王進行行政統治的有效工具之一。行禮為勸德服務,繁文縟節卻也造就了一個溫文儒雅的宋朝。
夏建國前後,宋朝正在大力提倡因循保守的孔孟懦學。它不能不在黨項貴族中產生某些影響,阻礙著黨項的前進。野利仁榮早就對元吳提出,「斤斤言禮言義」,決沒有益處。元昊長子寧明喜學懦、道,元吳對他很是厭惡。一天,元昊問寧明,什麼是「養生之道」。寧明答:「不嗜殺人」。又問什麼是「冶國之術」。寧明答「莫善於寡慾」。元昊大怒,說「這小子說話不論不類,不是成霸業的材料」。西夏建國,正需要鞏固和發展奴隸制度,展開大規模的擄掠和鎮壓,保守的儒學當然完全不適合新興的西夏國的需要。元吳和野利仁榮極力消除儒學的影響,順應本民族的發展需要,也在文化領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定儀服——元昊建國稱帝,不再採用宋朝的衣冠,改穿白色窄衫,戴紅里的氈帽,腦頂後垂紅結綬。這是采擇了吐蕃贊普和回鶻可汗的服制。文武官員的服式也有規定。文官戴戴襆頭(襆音符fú),穿靴執飭,穿紫衣、緋衣,基本還是宋朝的樣式。武官按照等級戴鏤金、鏤銀和黑漆冠,穿紫衣,系塗金的銀束帶。平民穿青綠衣,以分別貴賤等級。
3、中國古人的起居養生觀是什麼?
我國古人認為「起居有常」,「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起居無常,故半百而衰也」,把起居有常看作是人的長壽原因之一。
例如,古人把早起梳頭當作一件養生要事,發需常梳,因為常梳頭發既可以梳去灰塵頭屑,保持頭發的干凈和發根空氣的通暢,還可改善和增進血液循環,防止脫發和延緩白發的過程。明朝人沈仕《攝生要錄》認為,每天梳發一次,可以疏通血脈,散風濕。謝肇《五雜俎》卷十二還就養生家的話提出,梳發的次數是每天一千下,古代養生家稱木梳為「木齒丹」,說每日清晨梳千下,則固發去風,容顏悅澤。這里值得回味的是,養生家把木梳稱作「木齒丹」,可見雖是木梳一把,卻著實有著靈丹妙葯的效用。由於梳發的神奇作用,還有人把它喚作「神仙洗頭法」。清朝人俞樾《茶香室叢鈔》引宋朝人之說:「周天岉言冬至子夜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贊陽出滯,使五臟之氣終歲流通,謂之神仙洗頭法。」
頭和腳是人體頂天立地的上下兩個極端,臨睡前既梳頭又洗腳,可以增進健康,夜睡安穩。宋朝時,甚至有人把這兩件事稱為養生的大要。宋朝人張端義《貴耳集》記載:「郭尚賢耽書落魄,自陽翟尉致事,嘗雲服餌導引之餘,有二事乃養生之要,梳頭浴腳是也。尚賢雲:『梳頭浴腳長生事,臨睡之時小太平。』」從詩中可以看出,梳頭浴腳不僅有益長生,還著實是人生臨睡之時的一項享受呢!
古人常把「洗」、「漱」放在一起。「漱」是漱口,目的是清潔口腔,防止口齒之疾。《千金要方》說:「食畢當漱口數過,令人牙齒不敗,口香。」《老老恆言》也說:「食後微渣留齒隙,最為齒累。」「如食甘甜物,更當漱。每見年未及邁,齒即落者,乃甘甜留齒,漸至生蟲作慝。」食後漱口,尤其更要注意食甜食後漱口。再則,古代養生術還認為,早起和入睡之前都要漱口,其中入睡前漱口的作用,更遠勝於早起漱口。「夜漱卻勝朝漱」,就是《瑣碎錄》所說的。至於漱口用的水,以不溫不冷較為理想,但如果能習慣用冷水漱口,則效果更好,「可以永除齒患,即當欲落時,亦免作痛。」
小便、大便之事提到紙面上來雖有傷大雅,但在生活中卻是難以避免的事。在正常的情況下,人們的小便大約每隔1至4小時一次,入晚則因新陳代謝減慢而減少。大便最好每天一次,形成習慣。為了不違背正常的生理功能,除了特殊情況,平時千萬不要強忍小便和憋大便。明朝人沈仕《攝生要錄》告誡:「忍尿不便成五淋,膝冷成痹;忍大便成五痔,努(用力)小便足膝冷;呼氣,努大便,腰疼目澀。」可見「忍」和「努」的後果,都是十分嚴重的。古人認為如能在大小便時用力咬緊牙關,持之以恆,可以免除牙齒疼痛動搖的憂慮。
4、宋朝食物有那些
宋朝:創造美食的朝代
宋朝是中國社會市民階級正式產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業者、商人、小業主構成了宋朝的中產階級。宋朝打破了唐朝城市的政治區域與平民區域的劃分嚴格的格局,將平民的工商業的經營擴大到全城各個角落,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臨安都是人口超過百萬的大城市。宋朝人口超過二十萬的有六個城市,十萬戶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幾個增加到四十六個。「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由於市民階級的發展壯大,宋朝的世俗文化各發面都突飛猛進長足的發展,小市民發展了富裕了那就自然追求精品生活了,這里只說說宋朝的美食,只要你打開宋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看看「州橋夜市」、「飲食果子」等章節你就會被眼前的各種特色小吃美食菜單看得眼花繚亂不覺得口水暗流,你會為宋朝有那麼多的美食而嘆服欽佩。下面我就說說幾種我所知道的在宋朝發明製作出來的美食……
火腿
火腿發明於宋朝,最早出現火腿二字的是北宋,蘇東坡在他寫的《格物粗談·飲食》明確記載火腿做法,「火腿用豬胰二個同煮,油盡去。藏火腿於谷內,數十年不油,一雲谷糠。」
另,據傳北宋代抗金名將宗澤回家鄉後,回京時帶回了幾塊老家浙江義烏的鹹肉,給宋高宗趙構品嘗,趙構切開見到肉色鮮紅如火,嘗後味道鮮美,大喜便給它賜名為「火腿」。火腿的製作需要多個工藝流程,火腿含有豐富的礦物質及蛋白質不僅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而且還是強身的補品。至今中國浙江地區的金華火腿不僅暢銷國內,而切遠銷歐美。它依然散發著它千百年特有的巨大的誘人魅力……
火鍋
中國歷史上真正有記載的火鍋出現在宋代。宋人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記到,「師雲:山間只用薄批,酒醬、椒料活之。以風爐安桌上,用水半銚,候湯響一杯後,各分以箸,令自夾入湯擺熟,啖之,乃隨意各以汁供。」
由此可見這種吃法不再是燉和煮而是「涮」。林洪還根據當時「浪涌晴江雪,風翻晚照霞」的美景。為這種吃法取了一個浪漫的名字叫「撥霞供」。後來「撥霞供」的吃法傳開,人們爭先效仿。不久人們已用各種肉類和蔬菜等,都用此種方法涮食。宋代的火鍋和現代的火鍋在造型與結構上毫無二致,不禁使人不得不欽佩嘆服……
東坡肉
蘇東坡可謂一位美食大家,他有關美食的詩歌及文章極多,現在以「東坡」命名的名菜就有:東坡肘子、東坡魚、東坡豆腐、東坡餅、東坡羹、東坡酥、東坡玉摻、東坡芽膾、東坡豆花等等。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東坡肉,東坡肉是蘇東坡在黃州親手創制出來的,他被貶黃州後生活拮據,見當地豬肉價便宜而很少有人買,於是便親自烹調豬肉,創制出名譽千古的「東坡肉」來。有詩《豬肉頌》為證:「洗凈鐺,少著水,柴頭罨煙餡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食,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東坡肉」味美香醇,膾灸人口,肥而不膩。人們爭相模仿這種做法,「東坡肉」的美名自然傳開,還有人以「東坡肉」命名開店。至今都是中國很多地區的一道名菜。另,傳說東坡肉發明於蘇東坡整治杭州西湖之時。
「慢著火,少著水」是製作東坡肉的主旨,他的另一首《雨後行菜》:「誰能視火候,小灶當自理。」說明火候的關鍵。慢火煮使湯質稠濃肉爛而味美香氣撲鼻,誘人食慾大開。經研究發現,豬肉經過慢火煮1—2小時,飽和脂肪酸銳減30%—50%,而對人體有益的不飽和脂肪酸則成倍增加,由此可見,「東坡肉」不僅不肥膩降人,而且有利於人。真乃合乎養生之道的美味佳品……
豆芽菜
豆芽作為蔬菜食用始於宋朝,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以水浸黑豆,曝之及芽,以糠秕置盆中,鋪沙植豆,用板壓。及長,則復以桶,曉則曬之,……越三日出之,洗,焯以油、鹽、苦酒、香料可為茹,卷以麻餅尤佳。色淺黃,名鵝黃豆生。」這里不僅明確記載了豆芽菜的製作方法還有食用方法,「卷以麻餅」正是北京的薄餅卷豆芽這吃法的鼻祖。宋人蘇頌《圖經本草》:「綠豆,生白芽為蔬中佳品。」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中也屢次提到豆芽菜,如:「以綠豆、小豆、小麥,於磁器內,以水浸之,生芽數寸,以紅籃彩縷束之,謂之「種生」。」南宋詩人方岳還寫有一首名為《豆苗》的詩,對發豆芽的過程記述得詳細具體。據宋朝的書籍記載,宋代就最起碼有五種豆芽,黃豆芽、綠豆芽、豌豆芽、芽蠶豆、赤豆芽。
豆芽菜物美價廉,雅俗共愛。即可登上大雅之堂奢華的宴席,也可是平民的家常之菜。豆芽菜的營養價值極高,近來西方的研究發現豆芽菜可以抗疲勞、抑癌、治癲癇,西方營養學家認為豆芽菜不僅有極高的營養還有極高的治病價值,他們一致認為豆芽菜是理想得近乎完美的食品。沒想到千百年前中國祖先發明的豆芽菜竟是如此的神奇了不起……
爆米花
爆米花也是發明於宋代,范成大在《吳郡志·風俗》中記載:「上元,……爆糯谷於釜中,名孛婁,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年之休咎。」在新春來臨之際宋人用爆米花來卜知一年的吉凶,姑娘們則以此卜問自己的終身大事。宋人把飲食加入文化使之有了更豐富的內涵。
爆米花鬆脆易消化,可作為日常的可口零食。爆米花的發明更折射出中國飲食的豐富多彩,它有更深的含義,就是開創了一種食物的加工方式澎化食品。說明中國古代的食品加工不止僅僅是食品簡單的加熱作熟,而是通過的物理的高溫高壓作用原理來改變食物的狀態口感,這種加工方式就是現代新興的澎化食品。這種加工方式使普通不和口的食品變為可口有特色的食品小吃,可以說千百年前的爆米花是近現代各種五花八門澎化食品零食小吃的祖先……
宋朝發明創造的小吃很多很多如「角子」(餃子)、「索餅」(面條)、「焦鹼水錐」(炸元宵)、「浮團子」(湯圓)等等,連調味品醬油也是發明於宋代。據傳還有「油條」、「蛋炒飯」等,宋朝真是美食的天堂。
5、蘇東坡是我國宋代大文豪,著有養生專著《東坡養生篇》,蘇東坡的養生之寶是什麼?
曾被杭州人稱為「 老市長」的蘇東坡,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學家,而且對養生很有研究,在他的詩作中,有不少是寫養生的,體現了他運動養生、食物養生、環境養生等系統的養生觀。後人將沈括與蘇軾寫的《良方》與《蘇學七方》合編成的《蘇沈良方》,至今仍被醫界沿用。他創制的「東坡肉」更是養生菜譜的一張金名片;他為官杭州時,疏浚西湖,構築蘇堤,形成美化西湖的生態結構,至今仍為全國人民環境養生所享用。
寄情江山風月
蘇東坡一生仕途坎坷,但處事達觀,常寄情祖國美麗的江山風月。雖貶官湖北黃州,面對昔日古戰場,仍不忘游景懷古: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鬥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傾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此為 《前赤壁賦》之引文,寫出了蘇東坡在黃州赤鼻磯月夜泛舟,清風明月下的超然之樂與不患得失的寬廣胸懷。蘇東坡晚年更以游歷美好山水以愉情。
謫居淡無事,何異老且休。雖過靖年節,未失斜川游。春江淥夫波,人卧船自流,我本無所適,泛泛隨鳴鷗。中流遇洑徊,舍舟登層丘。有口可與飲,何必逢我儔,過子詩似翁,我唱而輒酬。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否。
寫出了蘇東坡在貶官期間無事,駕舟出遊,在碧波輕盪的春江之上,任憑小舟隨鳴叫的海鷗泛泛漂流,中流遇旋渦而舍舟登高丘,父子詩歌相酬,陶醉於 大自然美景,縱然身居世外桃源的陶淵明,也未必有此樂。
「和」「安」養生
《黃帝內經》第一篇《上古天真論》 有一句話這么說:「 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意思是一個人不要有太多的慾望,「 少則得,多則惑,」只要心態清靜了,什麼樣的疾病、外邪都侵入不了我們的身體,這樣身體就健康了。
蘇東坡才華橫溢,好仗義直言,不善逢迎,因此得罪權貴。自他中年後,遭遇了人生的最大挫折,先後被貶官湖北黃州、流放海南。四起四落,坎坷一生。但他始終熱愛生活,對人生抱著積極的態度,並善於在困難挫折之際,恬淡虛無,樂觀自處,且善用養生法寶「和」「安」二字貫於行。記載他與沈括合著的有關醫葯論述 《蘇沈良方:問養生》中認為:養生以「和」「安」二字為至上。「 和」即順心,以順和來適應外界事物的變化;「安」 即靜心,以減少外界的誘惑。因為「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則生理備矣。」也即一個人處在任何環境下,都要保持心境的安適隨和、頭腦冷靜,才能適應客觀外界環境的突然變化,經受得住社會生活事件的變故和突如其來的打擊,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以求得身體健康。蘇東坡正是以此精神對待仕途的跌盪起伏和人生的坎坷,所以,盡管有諸多不如意的事情發生,他還是保持著健康的體魄,過著快樂的人生。
《東坡志林》 的保健四味葯
蘇東坡的《東坡志林》記述說,有人向他請教養生葯方,蘇東坡說:「 吾聞戰國中有一方,吾服之有效,故以奉傳。其葯四味而已。」他提筆寫下的四味葯是:」無事以當貴,早寢以當富。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
第一味葯:無事以當貴
人不要為雜事煩惱。人活於世,一定是雜事紛繁,個人事、子女事、家庭事、單位事、社會事,不善處者,事事累體累心,久之,必然影響人體健康,縮短人的壽命。因此,務必要學會抓大事,盡量減少擾神的雜事;如果一旦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也要沉著處理,切忌過多的因事煩心。相信如果天塌下來,一定會有比我個子高的人頂著。
第二味葯:早寢以當富

說的是讓人不要熬夜。可見當時蘇東坡對人體生物鍾現象已經有所研究,「早寢」作為四味葯之一,可見他已經發現熬夜對人體健康的破壞性 影響之大。今年的諾貝爾醫學獎研究成果最接地氣的解釋就是讓人們不要熬夜。因為睡眠是養生的一大基本功能,是受人體生物鍾控制的,而熬夜會打破人體內精妙的時鍾,疾病就來了。
第三味葯:安步以當車
勸人多步行。說明處於宋代的蘇東坡已經發現隨著交通工具的發展,人類活動減少而帶來有害於身體健康的現象,所以提出了「安步以當車」的觀點。就當代而言,家家有汽車,滿地跑小車,人體活動量大大減少,安有不患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壓之理?所以蘇東坡「安步以當車」的觀點,還是能對當前的常見慢性病防治起到指導作用。
第四味葯:晚食以當肉

提醒人飢餓了再吃飯。因為胃進食後一般是四小時排空,進食後食物的消化、吸收,能量的消耗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飢餓了再進食是有科學道理的,人類幾千年來養成的一日 三餐用餐規律,是符合人體生理機能需要的。蘇東坡特別說:「夫已飢而食,蔬食有過於八珍」,也就是說,飢了再吃,蔬食也比八珍更能補益。
食物養生與環境養生
蘇東坡主張少吃肉,說「 甘膩肥濃」是「腐腸之葯」,並使人肥胖;認為用少量的肉與蔬菜同烹調,吃了會使人不胖不瘦,能起到保持健美體形的作用,此與現代營養學提出的葷素搭配,科學膳食的理論是一致的,也從一個方面體現了蘇東坡的食物養生觀點。
同時,他還認為人類的居住環境優美、空氣清新、比吃肉更重要,從而主張在人類居住之處的周圍要廣植竹木以綠化美化環境,可起到調節情緒,靜心安神的作用,體現了蘇東坡的環境養生觀點。民間廣為流傳一首他飲食長壽的詩:「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旁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痴。若對此君仍大嚼,此間哪有揚州鶴。」此詩大意是:吃飯可以沒有肉,但住處不可沒有竹。不吃肉令人消瘦,沒有竹令人卑俗。人瘦還可以發胖,人俗不可醫治。旁人笑我這樣說,好象是高傲,好象是痴呆。如果一味快意吃肉,世間還有人能駕鶴升仙嗎?
6、中國古人的起居養生觀是什麼樣的?
我國古人認為「起居有常」,「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起居無常,故半百而衰也」,把起居有常看作是人的長壽原因之一。
例如,古人把早起梳頭當作一件養生要事,發需常梳,因為常梳頭發既可以梳去灰塵頭屑,保持頭發的干凈和發根空氣的通暢,還可改善和增進血液循環,防止脫發和延緩白發的過程。明朝人沈仕《攝生要錄》認為,每天梳發一次,可以疏通血脈,散風濕。謝肇《五雜俎》卷十二還就養生家的話提出,梳發的次數是每天一千下,古代養生家稱木梳為「木齒丹」,說每日清晨梳千下,則固發去風,容顏悅澤。這里值得回味的是,養生家把木梳稱作「木齒丹」,可見雖是木梳一把,卻著實有著靈丹妙葯的效用。由於梳發的神奇作用,還有人把它喚作「神仙洗頭法」。清朝人俞樾《茶香室叢鈔》引宋朝人之說:「周天岉言冬至子夜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贊陽出滯,使五臟之氣終歲流通,謂之神仙洗頭法。」
頭和腳是人體頂天立地的上下兩個極端,臨睡前既梳頭又洗腳,可以增進健康,夜睡安穩。宋朝時,甚至有人把這兩件事稱為養生的大要。宋朝人張端義《貴耳集》記載:「郭尚賢耽書落魄,自陽翟尉致事,嘗雲服餌導引之餘,有二事乃養生之要,梳頭浴腳是也。尚賢雲:『梳頭浴腳長生事,臨睡之時小太平。』」從詩中可以看出,梳頭浴腳不僅有益長生,還著實是人生臨睡之時的一項享受呢!
古人常把「洗」、「漱」放在一起。「漱」是漱口,目的是清潔口腔,防止口齒之疾。《千金要方》說:「食畢當漱口數過,令人牙齒不敗,口香。」《老老恆言》也說:「食後微渣留齒隙,最為齒累。」「如食甘甜物,更當漱。每見年未及邁,齒即落者,乃甘甜留齒,漸至生蟲作慝。」食後漱口,尤其更要注意食甜食後漱口。再則,古代養生術還認為,早起和入睡之前都要漱口,其中入睡前漱口的作用,更遠勝於早起漱口。「夜漱卻勝朝漱」,就是《瑣碎錄》所說的。至於漱口用的水,以不溫不冷較為理想,但如果能習慣用冷水漱口,則效果更好,「可以永除齒患,即當欲落時,亦免作痛。」
小便、大便之事提到紙面上來雖有傷大雅,但在生活中卻是難以避免的事。在正常的情況下,人們的小便大約每隔1至4小時一次,入晚則因新陳代謝減慢而減少。大便最好每天一次,形成習慣。為了不違背正常的生理功能,除了特殊情況,平時千萬不要強忍小便和憋大便。明朝人沈仕《攝生要錄》告誡:「忍尿不便成五淋,膝冷成痹;忍大便成五痔,努(用力)小便足膝冷;呼氣,努大便,腰疼目澀。」可見「忍」和「努」的後果,都是十分嚴重的。古人認為如能在大小便時用力咬緊牙關,持之以恆,可以免除牙齒疼痛動搖的憂慮。
7、宋朝食物有哪些?
宋朝:創造美食的朝代
宋朝是中國社會市民階級正式產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業者、商人、小業主構成了宋朝的中產階級。宋朝打破了唐朝城市的政治區域與平民區域的劃分嚴格的格局,將平民的工商業的經營擴大到全城各個角落,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臨安都是人口超過百萬的大城市。宋朝人口超過二十萬的有六個城市,十萬戶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幾個增加到四十六個。「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由於市民階級的發展壯大,宋朝的世俗文化各發面都突飛猛進長足的發展,小市民發展了富裕了那就自然追求精品生活了,這里只說說宋朝的美食,只要你打開宋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看看「州橋夜市」、「飲食果子」等章節你就會被眼前的各種特色小吃美食菜單看得眼花繚亂不覺得口水暗流,你會為宋朝有那麼多的美食而嘆服欽佩。下面我就說說幾種我所知道的在宋朝發明製作出來的美食……
火腿
火腿發明於宋朝,最早出現火腿二字的是北宋,蘇東坡在他寫的《格物粗談·飲食》明確記載火腿做法,「火腿用豬胰二個同煮,油盡去。藏火腿於谷內,數十年不油,一雲谷糠。」
另,據傳北宋代抗金名將宗澤回家鄉後,回京時帶回了幾塊老家浙江義烏的鹹肉,給宋高宗趙構品嘗,趙構切開見到肉色鮮紅如火,嘗後味道鮮美,大喜便給它賜名為「火腿」。火腿的製作需要多個工藝流程,火腿含有豐富的礦物質及蛋白質不僅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而且還是強身的補品。至今中國浙江地區的金華火腿不僅暢銷國內,而切遠銷歐美。它依然散發著它千百年特有的巨大的誘人魅力……
火鍋
中國歷史上真正有記載的火鍋出現在宋代。宋人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記到,「師雲:山間只用薄批,酒醬、椒料活之。以風爐安桌上,用水半銚,候湯響一杯後,各分以箸,令自夾入湯擺熟,啖之,乃隨意各以汁供。」
由此可見這種吃法不再是燉和煮而是「涮」。林洪還根據當時「浪涌晴江雪,風翻晚照霞」的美景。為這種吃法取了一個浪漫的名字叫「撥霞供」。後來「撥霞供」的吃法傳開,人們爭先效仿。不久人們已用各種肉類和蔬菜等,都用此種方法涮食。宋代的火鍋和現代的火鍋在造型與結構上毫無二致,不禁使人不得不欽佩嘆服
東坡肉
蘇東坡可謂一位美食大家,他有關美食的詩歌及文章極多,現在以「東坡」命名的名菜就有:東坡肘子、東坡魚、東坡豆腐、東坡餅、東坡羹、東坡酥、東坡玉摻、東坡芽膾、東坡豆花等等。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東坡肉,東坡肉是蘇東坡在黃州親手創制出來的,他被貶黃州後生活拮據,見當地豬肉價便宜而很少有人買,於是便親自烹調豬肉,創制出名譽千古的「東坡肉」來。有詩《豬肉頌》為證:「洗凈鐺,少著水,柴頭罨煙餡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食,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東坡肉」味美香醇,膾灸人口,肥而不膩。人們爭相模仿這種做法,「東坡肉」的美名自然傳開,還有人以「東坡肉」命名開店。至今都是中國很多地區的一道名菜。另,傳說東坡肉發明於蘇東坡整治杭州西湖之時。
「慢著火,少著水」是製作東坡肉的主旨,他的另一首《雨後行菜》:「誰能視火候,小灶當自理。」說明火候的關鍵。慢火煮使湯質稠濃肉爛而味美香氣撲鼻,誘人食慾大開。經研究發現,豬肉經過慢火煮1—2小時,飽和脂肪酸銳減30%—50%,而對人體有益的不飽和脂肪酸則成倍增加,由此可見,「東坡肉」不僅不肥膩降人,而且有利於人。真乃合乎養生之道的美味佳品
豆芽菜
豆芽作為蔬菜食用始於宋朝,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以水浸黑豆,曝之及芽,以糠秕置盆中,鋪沙植豆,用板壓。及長,則復以桶,曉則曬之,……越三日出之,洗,焯以油、鹽、苦酒、香料可為茹,卷以麻餅尤佳。色淺黃,名鵝黃豆生。」這里不僅明確記載了豆芽菜的製作方法還有食用方法,「卷以麻餅」正是北京的薄餅卷豆芽這吃法的鼻祖。宋人蘇頌《圖經本草》:「綠豆,生白芽為蔬中佳品。」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中也屢次提到豆芽菜,如:「以綠豆、小豆、小麥,於磁器內,以水浸之,生芽數寸,以紅籃彩縷束之,謂之「種生」。」南宋詩人方岳還寫有一首名為《豆苗》的詩,對發豆芽的過程記述得詳細具體。據宋朝的書籍記載,宋代就最起碼有五種豆芽,黃豆芽、綠豆芽、豌豆芽、芽蠶豆、赤豆芽。
豆芽菜物美價廉,雅俗共愛。即可登上大雅之堂奢華的宴席,也可是平民的家常之菜。豆芽菜的營養價值極高,近來西方的研究發現豆芽菜可以抗疲勞、抑癌、治癲癇,西方營養學家認為豆芽菜不僅有極高的營養還有極高的治病價值,他們一致認為豆芽菜是理想得近乎完美的食品。沒想到千百年前中國祖先發明的豆芽菜竟是如此的神奇了不起
爆米花
爆米花也是發明於宋代,范成大在《吳郡志·風俗》中記載:「上元,……爆糯谷於釜中,名孛婁,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年之休咎。」在新春來臨之際宋人用爆米花來卜知一年的吉凶,姑娘們則以此卜問自己的終身大事。宋人把飲食加入文化使之有了更豐富的內涵。
爆米花鬆脆易消化,可作為日常的可口零食。爆米花的發明更折射出中國飲食的豐富多彩,它有更深的含義,就是開創了一種食物的加工方式澎化食品。說明中國古代的食品加工不止僅僅是食品簡單的加熱作熟,而是通過的物理的高溫高壓作用原理來改變食物的狀態口感,這種加工方式就是現代新興的澎化食品。這種加工方式使普通不和口的食品變為可口有特色的食品小吃,可以說千百年前的爆米花是近現代各種五花八門澎化食品零食小吃的祖先
宋朝發明創造的小吃很多很多如「角子」(餃子)、「索餅」(面條)、「焦鹼水錐」(炸元宵)、「浮團子」(湯圓)等等,連調味品醬油也是發明於宋代。據傳還有「油條」、「蛋炒飯」等,宋朝真是美食的天堂。
8、放下所謂忙碌,看看宋代文人怎樣生活
假如您生在宋朝,不管您是什麼身份、從事什麼工作,有什麼業余愛好,估計都能加入自己中意的集會。假如您生在清朝,就別輕易往人群里湊了,更別跟人結拜兄弟——那是很危險的。
宋詞里的集會
近來閑翻宋詞,發現裡面有很多集會。
北宋神宗年間,進士黃裳在《青門引》中寫道:「置俎爭來,四鄉宴社,且看翠圍紅繞。似可捫青漢,到北扉,兩城斜照。醉翁回首,丹台夢覺,鈞天聲杳。」時間是立秋以後,地點是山東青州,黃裳出門閑逛,一路上到處見到聚飲的鄉民。這是農民集會。
還是北宋神宗年間,另一位進士晁端禮在《醉蓬萊》中寫道:「因念當時,亂花深徑,畫楫環溪,屢陪歡醉。蹤跡飄流,頓相望千里。水遠山高,雁沉魚阻,奈信音難寄。吟社闌珊,酒徒零落,重尋無計。」此時晁端禮在外地工作,初秋時分,倍感孤獨,想起以前在老家的時候,經常跟詩社的朋友們一起聯詩喝酒。這是文人集會。
南宋高宗年間,退休老幹部朱敦儒在《沁園春》中寫道:「君休怪,近頻辭雅會,不是無情。岩扃舊菊猶存,更松偃,梅疏新種成。愛靜窗明幾,焚香宴坐,閑調綠綺,默誦黃庭。蓮社輕輿,雪溪小棹,有興何妨尋弟兄。」什麼意思呢?朱敦儒說他老了,不愛熱鬧了,不想再參加詩社了,近來開始學佛,做了居士,倒希望加入蓮社,多跟出家人打打交道。這是佛教信徒集會。
還是南宋高宗年間,另一位退休老幹部曾慥在《調笑令》中寫道:「凈友如妝就,折得清香來滿手,一溪湛湛無塵垢。白羽輕搖晴晝,遠公保社今何有,悵望東林搔首。」曾慥對佛教不感興趣,晚年潛心養生,妄想修煉成仙,平日愛跟道士來往,一幫人「白羽輕搖」,探討白日飛升的技術。這是道教信徒集會。
宋朝人的自由
在整個帝制時代,宋朝的自由化程度算是最高的,政府壓在百姓頭上的稅賦和徭役負擔雖然沉重,卻在人身權利上給大家鬆了綁,允許你自由流動,也允許你自由集會。
當時法律上對民間結社和集會的限制極少,我查過《宋刑統》,只找到一條針對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法律:「諸在市及人眾中,故相驚動,令擾亂者,杖八十。」也就是說,除了不能擾亂公共秩序之外,絕大多數集會都是被允許的,事前不需要向有關單位申請,事後也不需要找有關單位匯報。
國家的限制少了,民間的集會自然會活躍起來。前面幾闋宋詞里提到的「鄉社」、「吟社」和「蓮社」,就屬於宋朝民間比較普遍的幾種集會。「鄉社」每年兩回,分為春社和秋社,立春後第五個戊日(例如今年3月19日)舉行春社,立秋後第五個戊日(例如今年9月25日)舉行秋社,社日那天,同村或同族的居民一起祭神、拜祖、看戲、喝酒、互送食物,熱鬧如過年。
「吟社」是文人集會的統稱,具體稱呼有「詞社」、「詩社」、「文社」、「錦心綉口社」等等,規模比鄉社小,集會日期也不固定,但是參加集會的成員是固定的,往往還定出「社約」,也就是集會的規則。「蓮社」的組織紀律性最強,規模一般也很大,社內成員定期集會,或請高僧說法,或為寺院籌資,信徒們互相激勵,有點兒像今天的基督教信徒每星期天去教堂「做禮拜」。
據宋人筆記《武林舊事》和《齊東野語》記載,南宋杭州活躍著學子發起的同文社、文士發起的西湖詩社、專業詩人發起的律華社、武士發起的射弓蹋弩社、相撲運動員發起的角社、蹴鞠運動員發起的齊雲社、雜劇演員發起的緋綠社、說書人發起的雄辯社、皮影人發起的繪革社、傀儡藝人發起的傀儡社、理發師發起的梳剃社。
建築師發起的台閣社、園藝師發起的奇花社、刺青愛好者發起的錦綉社、弓箭愛好者發起的錦標社、武術愛好者發起的英略社,還有凈土宗信徒發起的蓮社和凈業會、道教信徒發起的靈寶會和真武會,甚至還有闊太太和富家小姐們發起的明為供佛實為比闊的斗寶會,以及由妓女發起的類似行業協會性質的翠錦社。
不誇張地說,假如您生在宋朝,不管您是什麼身份、從事什麼工作以及有什麼業余愛好,應該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社團加入進去。這種情形常常讓我想起大學生活,現在的大學就跟南宋的杭州一樣,也是活躍著一大堆社團,每個社團也都有自己的集會。
9、宋代主要食物是什麼?
宋代飲食:於雅俗間變化
宮廷飲食流風之下,讓羊肉成為宋時矜貴而美味的象徵,也讓看盤在民間公私宴會上得以流傳。但真正細論之下,真正影響宋代飲食卻並非宮廷,而是民間。
中國歷史上有這么一個朝代上承千年飲食之美,下啟中華八大菜系之端,卻能在刻板的禮儀,不僅留下市井飲食廣告的諧趣,更有著一本菜譜洛陽紙貴的傳奇,這就是兩宋的飲食文化。它猶如宋代流行的鬥茶游戲,時而端莊於廟堂,時而傳遞在販夫走卒手中,在亦雅亦俗間變換間回味無窮。
不吃豬肉的皇宮
歷朝歷代作為時代飲食旗幟,莫過於宮廷的飲食。宋代宮廷一改唐代宮廷飲食「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這種誇張杜撰大於現實的作風,不僅留下了確切的御宴宮廷菜品明細,甚至還有著流傳至今的原料及做法。從那些充滿濃濃生活氣息的記錄上,流傳著一個有趣的習俗,兩宋皇宮「御廚止用羊肉」,原則上「不登彘(豬)肉」。據記載,宋太祖宴請吳越國君主錢俶的第一道菜是「旋鮓」,即用羊肉製成;而仁宗禁止宮廷為半夜飢餓時進貢上「燒羊」,所以羊肉是宋代的宮廷食材用量上的至尊。當時陝西馮翊縣出產的羊肉,時稱「膏嫩第一」。宋真宗時,「御廚歲費羊數萬口」,就是買於陝西。而隨著王朝的傳續,宋代宮廷這種嗜吃羊肉為主要肉類的習俗,有增無減。大致在宋仁宗、英宗時,朝廷從「河北榷場買契丹羊數萬」。而神宗時代御廚帳本上更「嚇煞人」般記錄一年中「羊肉四十三萬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兩,常支羊羔兒一十九口,豬肉四千一百三十一」,這里盡管記載著有少量的豬肉支出,但絕大部分的豬肉是上了「看碟」和配菜之列。
北宋皇宮這一飲食習慣甚至立都杭州的南宋都得以傳承,宋高宗都傲氣地表示宮中主用羊肉,不用豬肉乃祖宗習俗。即使到南宋孝宗時,皇後「中宮內膳,日供一羊」。縱是因為地處南方,產羊不多,剩下的食料也是用南方特長的魚蝦水產來替補,而絕非豬肉。
百饗珍味前的看菜
在宋代筆記的御宴記載中,不難發現有著「綉花高飣八果壘」,「樂仙乾果子叉袋兒」「縷金香葯」之類的菜名。這令人遐想的菜品可並非用來品嘗的,它們僅僅屬於宴席上的「看菜」,比如 「綉花高飣八果壘」就是以著各式珍貴的器皿分別堆壘著香圓、真柑、石榴、橙子、鵝梨、乳梨、花木瓜。而「縷金香葯」則是腦子花兒、甘草花兒、硃砂圓子、木香丁香、水龍腦、史君子、縮砂花兒、官桂花兒、白術人參、橄欖花兒十盒香料。這些堆疊的水果和香料的名菜,僅僅是用餐前以其美麗的色澤、精巧的擺設用以觀看來刺激食慾或清新一下空氣。在宋代它們名為「看菜」、「看果子」、看食。看菜的具體起源不可考證,但是在唐代的御宴「燒尾宴」已經出現,而富庶繁華的宋朝則把這種習俗發揚光大,正式成為宴席和日常飲食中的定製。唐代的御宴中「素蒸音聲部」的看菜,是用素菜和蒸面做成一群蓬萊仙子般的歌女舞女,共有70件,可謂龐大而壯觀。而宋的看菜卻在精細上更見工夫。具體的御宴看碟做法已經不可考,但是從民間和王公府第的看果子,我們可以窺豹一斑其精細。如汴梁東京市民喜歡的雕花蜜煎。其中的雕花,就是在東京飲食市場上用瓜雕刻成的花樣食品,即「葯瓜」。不僅是東京,各城市飲食市場也推出自己的傑作,如浦城的冬瓜—就是安置在壽架台上的一條三尺長冬瓜,刻上了假山、龜、鶴、壽星、仙女,異常精妙。
當然水平較高者還是王公府第的廚師,他們用楊梅、冬瓜、金桔、鮮姜、嫩筍等,雕成甜酸的花梅球兒、清甜的蜜冬瓜魚、微辣帶甜的花姜,而且還在金桔、橙子、木瓜上雕出花及大段花、方花,又在青梅上雕出荷葉兒。
值得一題是這些御宴中看食並非約定俗成就是果品、香料。在《東京夢華錄》中就曾記載,御宴時各國使節和群臣面前都「分列環餅、油餅、棗塔為看盤,次列果子」,而遼國使節面前加「獨羊雞鵝連骨熟肉為看盤,皆以小繩束之,又生蔥韭蒜醋各一碟」,這是因為遼國飲食風俗粗劣、最尊貴的食禮就是熟肉上擺放生蔥蒜韭。而在南宋又因口味偏甜,看盤上的蜜雕果子、雕花蜜餞也逐漸多了。這種看菜的盛行流傳至今日就是工藝菜的始祖。
市坊之間廣告聲
宋代飲食風尚雖然以宮廷的好惡為旗幟,但一如歷代引領時尚潮流的卻永遠不會是宮廷的,是民間的飲食文化。兩宋時代城市飲食休閑行業異常發達,令皇城之間的君王在夜半都望著城中漫天燈火為之嚮往。這首先歸功於宋代經濟的繁榮,除了酒肆之間不再如唐代被約束在市坊中間,兩宋百姓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正式開始三餐制的。在此之前,按禮儀天子一日四餐,諸侯一日三餐,平民兩餐。西漢時,給叛變被流放的淮南王的聖旨上,就專門點出,「減一日三餐為兩餐」。而至這個普通平民日常飲食能從兩餐到三餐為習俗,除了證明宮廷刻板的飲食禮儀規定對民間約束的失效,更折射出了兩宋不必史官曲筆禮贊的繁華。
三餐制直接帶動的餐飲業的繁華,也帶來了市坊餐飲間的競爭,除了在各種菜品、餐具上的爭奇斗艷,當時招幌廣告、節日促銷外加環境促銷已經成為飲食商鋪三大促銷手段。飲食廣告業在宋代初具雛形。一般著名的酒樓如樊樓、白礬樓會不惜千金請人賦寫詩詞以增加自家酒樓的名氣。而一些不知名的小店也會打出「孫羊肉」、「李家酒」等特色招牌廣告。在《雞肋編》中甚至記載了一遊走街邊賣環餅的小販,為別出心裁,挖空心思想出的叫賣詞:「吃虧的便是我呀」。結果當在他在哲宗被廢的孟皇後居處瑤華宮前也這樣叫賣時,引起開封府衙役的注目,疑他藉此諷刺皇帝廢後不當,所以將其抓捕審訊。審後才得知他只是為了推銷自己的餅,便責打100後放出。此後,此小販便改口喊「待我放下歇一歇吧」。這則傳為一時笑談的故事,無一不生動描述酒樓旗肆飛揚,叫賣喧嚷不息的宋代飲食風俗。
名士風流和飲食
當然任何民間的飲食風俗,最直接的記錄者就是當代的文人。宋代的文人為當時的飲風食俗的推廣、流傳是不余遺力的。宋代的飲食著作大致可分為食經類、茶學類和酒學類等三類,其中不僅數量和種類大大增加,更通過文人的編寫讓飲食著作在書籍中的地位有了很大地提高。 比如宋代時期,僅僅食經的鄭樵《通志·藝文略》將食經單獨作為一個門類列出,共收錄了41部360卷著作目錄。
而把飲食描寫融入吟詠的詩詞文賦,在宋更是比比皆是,象一代文豪蘇軾就寫有大量的這方面的詩文,《東坡羹頌》、《豬肉頌》、《老饕賦》、《試院煎茶》、《和蔣夔寄茶》等。當然他為買餅老婦人寫的廣告詩 「纖手搓來玉色勻,碧油煎出嫩黃深。 夜來春睡知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更是流傳千古的佳話 。
同樣這些風流名士了除了在保存、撰寫飲食類書籍詩文,不少墨客乾脆身體力行參與飲食發明製作,象書法與詩文都頗負盛名北宋的鄭文寶,他創制的雲英面,就極受人歡迎 。據記載其法是將藕、蓮、菱、芋、雞頭、荸薺、慈菇與百合混在一起,再配以瘦肉爛蒸,然後用風吹涼,在石臼中搗細,再加上四川的糖和蜜蒸熟,然後再入臼中搗,使糖、蜜和各種原料拌均勻,隨後取出作一團,等冷了變硬,再用刀切著吃。這道美味後來甚至還被專門收入宋代食譜。
最為有名的還是蘇軾與「東坡肉」。蘇軾在在黃州作團練副使時,曾將當時流行的豬肉燒製法揣摩一番後得以創造出一道新菜。蘇東坡還專門寫成打油詩一首來記載做法:「黃州好豬肉,價賤等糞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如前所提及,羊肉是當時公認的貴重佳餚,流風所在,所以便宜的豬肉令當時富貴人家瞧不上眼。反經大文豪的一番創制推薦後,很快便在宋代市民中廣為傳播,這就是流傳至今的「東坡肉」。
同時兩宋在物產極大豐盛之際,加之沒有任何宗教飲食的禁忌,所以一些珍奇的食物就納入文人嘗新追逐之列,例如在宋代的士人中,吃河豚成為一種時尚。名士梅聖俞,喜歡邀朋呼友來家裡吃河豚,他在《河豚魚》寫到,「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揚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而河豚有劇毒,需要祛毒後才能烹調,蘇東坡拚死吃河豚的詼諧掌故也正是出於此時。因為河豚的價格的昂貴,美食家竟然發明了假河豚的做法。類似此在《山家清供》還所記著有「假煎肉」的製作:葫蘆和麵筋都切成薄片,分別加料後用油煎,然後加蔥、花椒油、酒,放一起炒,葫蘆和麵筋不但炒得像肉,而且它的味道也和肉味相同。後來類似這樣製法的假河豚、炸油河豚、油炸假河豚,已作為名菜,紛紛出現在食店裡。可以想像正是因為文人美食家對各類飲食的總結、撰寫、身體力行的傳播,讓兩宋市民得以認識這些新奇的食物,而且,飲食商家能夠聞風而上,也能將模仿海鮮製作出,從而形成民間飲食流風。這些逸事已不足一一漫談。
而時至今日,兩宋的繁華雖早已經化成書頁間記載的輝煌,不過細致處象漫步在河南街頭,早餐皆是羊肉湯一統的局面;粗略處時時可見的飲茶風尚,卻讓人無形似乎窺見兩宋的飲食風俗早已走入民間,雖經千年,不曾失落!
10、宋朝之前有哪些醫療著作
不少,有春秋戰國時期的《黃帝內經》、唐朝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和東漢時期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等等,還遠遠不止這些,還有很多很多,我也就不一一點明了,現在我主要講一講《黃帝內經》以及《千金要方》、《傷寒雜病論》這三部著作,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一.《黃帝內經》
黃帝內經成編於戰國時期,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中醫理論專著。總結了春秋至戰國時期的醫療經驗和學術理論,並吸收了秦漢以前有關天文學、歷算學、生物學、地理學、人類學、心理學,運用陰陽、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論,對人體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治療與預防,做了比較全面的闡述,確立了中醫學獨特的理論體系, 成為中國醫葯學發展的理論基礎和源泉。
現存最早的中醫葯學著作《黃帝內經》收載的成方13首中,就有10種中成葯,並有丸、散、酒、丹等劑型。
《黃帝內經》是早期中國醫學的理論典籍。世簡稱之為《內經》。最早著錄於劉歆《七略》及班固《漢書·藝文志》,原為18卷。醫聖張仲景「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為傷寒雜病論」,晉皇甫謐撰《針灸甲乙經》時,稱「今有針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內經也」,《九卷》在唐王冰時稱之為《靈樞》。至宋,史嵩獻家藏《靈樞經》並予刊行。由此可知,《九卷》、《針經》、《靈樞》實則一書而多名。宋之後,《素問》、《靈樞》始成為《黃帝內經》組成的兩大部分。
《黃帝內經》是什麼意思呢? 內經,不少人認為是講內在人體規律的,有的人認為是講內科的,但相關專家認為《黃帝內經》 是一部講「內求」的書,要使生命健康長壽,不要外求,要往裡求、往內求,所以叫「內經」。也就是說你要使生命健康, 比如有了病怎麼治病,不一定非要去吃什麼葯。
實際上《黃帝內經》整本書裡面只有13個葯方,葯方很少。它關鍵是要往裡求、往內求,首先是內觀、內視,就是往內觀看我們的五臟六腑,觀看我們的氣血怎麼流動,然後內煉,通過調整氣血、調整經絡、調整臟腑來達到健康,達到長壽。所以內求實際上是為我們指出了正確認識生命的一種方法、一種道路。這種方法跟現代醫學的方法是不同的,現代醫學是靠儀器、靠化驗、 靠解剖來內求。中醫則是靠內觀、靠體悟、靠直覺來內求。
《黃帝內經》包括現存之《素問》和《靈樞》兩部分。《內經》並非一時一人之手筆。它既不屬於某一時期的作品,也絕非某位醫家的個人著述。其中既有戰國至西漢初期的篇章,也有西漢中、晚期至東漢時的作品;既有魏晉以後的新作,更有唐、宋醫家的補充,如唐代王冰補入了七篇大論,宋代又增補了兩章遺篇。可見它是一部由戰國至兩漢時期許多不同時代的醫家,搜集當時醫學成果,分別整理加工和補充成篇後,匯集而成的醫學總集。
《黃帝內經》的內容極為豐富,它全面闡述了包括生理、病理、葯理、診斷、治療及預防、養生等在內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所涉遍及中醫理、法、方、葯的各個方面,因而對中醫理論基礎的奠定,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現僅就它的主要精神,分別簡介如下:
一、整體觀
整體觀是中醫學的基本觀點之一。貫穿《內經》全書的整體觀,包含以下幾層意思:
1、人體本身
《內經》把人體各部看成是互相聯系、內外統一的有機整體。這一認識實際上反映了一種古樸的系統論觀點。系統論認為,人微言輕整體並非局部的簡單相加,而是具有一種不同於任何局部的新質。由於人體是一種極為復雜的整體系統,因此更需要從普遍的聯繫上來加以對待。
《內經》正是強調從彼此相屬、互有聯系的整體觀出發去觀察人體各部生理、病理的種種表現和變化。就臟腑關系而言,雖各有所主,但卻離不開彼此的密切配合。
《內經》以「藏象」統括人體之生理與病埋,就證是體現了內臟與休表是相互溝通、表裡相關的有機整體。唐·王冰說過,「象,謂所見於於外,可閱者也」,明·張介賓也說:「象,形象也,臟居於內,形見於外,故曰藏象」。中醫四診中所稱「有諸內必形諸外」「以表求里」的根據即在於此。
2、人與自然
對人體必須與自然界相統一的認識,是《內經》整體觀的又一重要體現。《素問·寶命全形論》雲:「天覆地蓋,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當四時氣候發生變化時,人體必然會產生與之相應的反應,如春夏兩季陽氣發泄,氣血易趨向於表,因而使皮膚鬆弛,少溺多汗;秋冬時節,陽氣收藏,氣血趨向於里,故皮膚緻密,少汗多溺。四時氣候的變化,還是生物界(人體亦不例外)生、長、化、收、藏的重要條件。
此外,《靈樞·歲露論》還告訴人們。四時氣候的正常與否,還直接影響著人體健康和疾病的流行,所渭「因歲之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甚至一些疾病的流行也常帶有季節的特點,而《素問·異法方宜論 》所載某些「地勢使然也」的地方病,還與地理環境密切相關。
3、機體與情志(即形神統一觀)
對機體與情志間的辯證關系,《內經》同樣具有一定的科學見解。《素問·六節臟象論》認為「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這是說明機體對情志的決定作用;而《靈樞·本藏論》所指出的」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則旨在表明情志對機體的調節功能。《內經》認為情志活動乃人之正常生理功能。但若太過,可能造成內臟功能紊亂,氣血運行失常,從而導致疾病,如怒傷肝,喜傷心,悲傷肺,思傷脾,恐傷腎。因而十分注重通過調節情志,以有助於消除病理變化,恢復生理功能。
4、人與社會
內經》對社會環境與人體發病的關系,也有若干論述。在分析病因、病理時,除了注意外邪的侵襲和人體正氣的盛衰外,還告誡醫家應結合患者所處社會環境、經歷和個人遭遇等全盤考慮。
二、臟腑經絡學說
《內經》所系統論述的臟腑經絡學說,是以研究人體五臟六腑、十二經脈、奇經八脈等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及其相互關系為主要內容的一門重要學說,是中醫進行辯證論治的基礎和依據。在祖國醫學中佔有特殊地位。
三、陰陽、五行學說
《內經》在總結和闡述中醫基本理論問題的過程中,還運用和發展了我國固有的陰陽、五行學說。
陰陽學說的運用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過:「《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於本」。由於《內經》是把陰陽的對立統一看成是宇宙間萬事萬物產生、發展、變化的普遍規律,因而對人體之生理功能、病理變化、疾病診斷及葯物治療,亦無不是以陰陽的對立統一規律來加以概括和闡述的。
在正常情況下,人體陰陽兩個方面應該是相對平衡的,一旦由於陰陽的偏盛偏衰而使這種平衡狀態破壞時,人體就會發病。所謂「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素問·調經論》)。而《素問·生氣通天淪》所載:「陰平陽秘,精神乃冶;陰陰離決,精氣乃絕」,就是旨在說明這個道理。從某種意義上說,治病用葯,就是藉助葯物的陰陽偏性,以改善或調節人體陰陽失調的現象,從而恢復「陰平陽秘」的正常狀態,達到治療的目的。
五行學說的運用
古人認為,構成客觀世界的五種基本物質------金木水火土,並非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依存和彼此制約的。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就叫做「相生」,如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而彼此制約的關系就稱做「相剋」,如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五行學說之所以引入醫學,關鍵不在於這五種物質的本身,而在於它們的不同展性和相生相剋的關系。根據《內經》的記載,世間各種事物,包帖四季氣候變化、人體生理、病理乃至精神情態表現,都可與五行相配,如表所列:
五行 時令 五氣 五態 五色 五味 五臟 五志 五臭 五音 五穀
木 春 風 生 青 酸 肝 怒 臊 角 麥
火 夏 熱 長 赤 苦 心 喜 焦 徵 黍
土 長 夏 濕 化 黃 甘 脾 思 香 宮
金 秋 燥 收 白 辛 肺 憂 腥 商 稻
水 冬 寒 藏 黑 咸 腎 恐 腐 羽 豆
根據五行生剋關系,《內經》認為各臟腑器官也是相互依存。互相制約的。如謂:「亢則害,承乃制。制則生化,外歹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並常以五行生剋的理論來描述疾病的傳變和推論其死生。
總之,《內經》中陰陽五行學說的運用,反映了當時對人體內部矛盾的對立統一,臟腑間的 相互依存、制約、轉化的關系已有相當認識。誠然,由於時代的限制,以上認識僅在於直觀的范圍,還不可能認識統一性與斗爭性之間的辯證關系。
四、重視預防,反對迷信
《內經》關於預防的論述,常與養生學相結合,如謂「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飲食自倍,腸胃乃傷」。並告誡人們要節制色慾,切忌「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醫生治病應當見微知著,做到防微杜漸,防患於未然;切不可對疾病的發展視而不見,遷延觀望,坐失良機,以致釀成難以救治之危症。《素問·四氣調神大論》說過:「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冶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葯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錐,不亦晚乎」。這里,預防醫學思想昭然可見,至今猶不失為至理名言。
《素問·五臟別論》中指出:「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表明醫學與迷信是水火不相容的。
《內經》的撰成,標志著我國醫學跨進了由經驗醫上升為理論醫的新階段。它不僅總結了我國秦漢以前的醫葯成就,同時也為秦漢以後的醫學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和依據。在整體觀、矛盾觀、臟腑經絡學說、病因病機學說、養生預防學說和診治原則等方面,都為中醫學奠定了理論基礎,因而在我國醫學發展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兩千多年來,一直有效地指導著後世的臨床實踐和理論探討,具有明顯的深遠影響。歷代著名醫家和學派在學術和實踐兩方面的新建樹,無不與《內經》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甚至直刊今天仍不失為一部頗具生命力和實用價值的醫學巨著。
二.《千金要方》
千金要方《備急千金要方》
綜合性臨床醫著。本書集唐代以前診治經驗之大成,對後世醫家影響極大。孫思邈認為生命的價值貴於千金,而一個處方能救人於危殆,價值更當勝於此,因而用《千金要方》作為書名,簡稱《千金方》。30卷。明代後有按《道藏》經義析為93卷者,內容同。唐代孫思邈撰於永徽三年(約652年)。作者以人命重於千金,故取「千金」為書名。是感於當時的方葯本草部秩浩繁,倉卒間求檢不易,乃博採群經,刪繁去復,並結合個人經驗而撰成 。卷 1醫學總論及本草、制葯等;卷2~4婦科病;卷5兒科病;卷6七竅病;卷7~10諸風、腳氣、傷寒;卷11 ~20系按臟腑順序排列的一些內科雜病;卷21消渴、淋閉等症 ;卷22疔腫癰疽;卷23痔漏;卷24解毒並雜治;卷25備急諸術;卷26~27食治並養性;卷28平脈;卷29~30針灸孔穴主治。總計233門,合方論5300首。書中所載醫論、醫方較系統地總結了自《內經》以後至唐初的醫學成就,是一部科學價值較高的著作。1949年後有影印本。
該書第一卷為總論,內容包括醫德、本草、制葯等;再後則以臨床各科辨證施治為主,計婦科2卷,兒科1卷,五官科1卷,內科15卷(其中10卷按臟腑分述),外科3卷;另有解毒急救2卷,食治養生2卷,脈學1卷及針灸2卷。共計233門,方論5300首。
《千金要方》總結了唐代以前醫學成就,書中首篇所列的《大醫精誠》、《大醫習業》,是中醫學倫理學的基礎;其婦、兒科專卷的論述,奠定了宋代婦、兒科獨立的基礎;其治內科病提倡以臟腑寒熱虛實為綱,與現代醫學按系統分類有相似之處;其中將飛屍鬼疰(類似肺結核病)歸入肺臟證治,提出霍亂因飲食而起,以及對附骨疽(骨關節結核)好發部位的描述、消渴(糖尿病)與癰疽關系的記載,均顯示了相當高的認識水平;針灸孔穴主治的論述,為針灸治療提供了准繩,阿是穴的選用、「同身寸」的提倡,對針灸取穴的准確性頗有幫助。因此,《千金要方》素為後世醫學家所重視。《千金要方》還流傳至國外,產生了一定影響。
三.《傷寒雜病論》
《傷寒雜病論》簡史
公元3世紀初,張仲景博覽群書,廣采眾方,凝聚畢生心血,寫就《傷寒雜病論》一書。中醫所說的傷寒實際上是一切外感病的總稱,它包括瘟疫這種傳染病。該書成書約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紙張尚未大量使用,印刷術還沒有發明的年代,這本書很可能寫在竹簡上。
219年,張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護,《傷寒雜病論》開始了它在人世間的旅行。在那個年代,書籍的傳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傳開來十分艱難。
時光到了晉朝,《傷寒雜病論》命運中的第一個關鍵人物出現了。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醫令在偶然的機會中見到了這本書。書已是斷簡殘章,王叔和讀著這本斷斷續續的奇書,興奮難耐。利用太醫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傷寒雜病論》的各種抄本,並最終找全了關於傷寒的部分,並加以整理,命名為《傷寒論》。《傷寒論》著論22篇,記述了397條治法,載方113首,總計5萬余字,但《傷寒雜病論》中雜病部分沒了蹤跡。王叔和的功勞,用清代名醫徐大椿的話說,就是「苟無叔和,焉有此書」。
王叔和與張仲景的淵源頗深,不但為他整理了醫書,還為我們留下了最早的關於張仲景的文字記載。王叔和在《脈經》序里說:「夫醫葯為用,性命所系。和鵲之妙,猶或加思;仲景明審,亦候形證,一毫有疑,則考校以求驗。」
之後,該書逐漸在民間流傳,並受到醫家推崇。南北朝名醫陶弘景曾說:「惟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可以想像,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讓人認識了它的著作者,並把著作者推向醫聖的崇高地位。
張仲景去世800年後的宋代,是《傷寒雜病論》煥發青春的一個朝代。宋仁宗時,一個名叫王洙的翰林學士在翰林院的書庫里發現了一本「蠹簡」,被蟲蛀了的竹簡,書名《金匱玉函要略方論》。這本書一部分內容與《傷寒論》相似,另一部分,是論述雜病的。後來,名醫林億、孫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訂《傷寒論》時,將之與《金匱玉函要略方論》對照,知為仲景所著,乃更名為《金匱要略》刊行於世,《金匱要略》共計25篇,載方262首。至此,《傷寒雜病論》命運中的幾個關鍵人物全部出場了。
《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訂和發行,我們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訂本。除重復的葯方外,兩本書共載葯方269個,使用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臨床各科的常用方劑。這兩本書與《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並稱為「中醫四大經典」——四部經典,張仲景一人就佔了兩部。(另有一種說法,中醫四大經典為《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
影響
《傷寒雜病論》是後世業醫者必修的經典著作,歷代醫家對之推崇備至,贊譽有加,至今仍是我國中醫院校開設的主要基礎課程之一,仍是中醫學習的源泉。去年非典期間,該書和張仲景便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這在西醫是不可想像的,因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紀的解剖學著作可以作為今天的教科書,現在西醫的治療也不可能到幾百年前的老祖先那裡找根據。
在這部著作中,張仲景創造了三個世界第一:首次記載了人工呼吸、葯物灌腸和膽道蛔蟲治療方法。
《傷寒雜病論》成書近2000年的時間里,一直擁有很強的生命力,它被公認為中國醫學方書的鼻祖,並被學術界譽為講究辨證論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響的臨床經典著作。書中所列葯方,大都配伍精當,有不少已經現代科學證實,後世醫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療效。歷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學者對其理論方葯進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種專著、專論,從而形成了中醫學術史上甚為輝煌獨特的傷寒學派。據統計,截至2002年,光是為研究《傷寒雜病論》而出版的書就近2000種。
《傷寒雜病論》不僅成為我國歷代醫家必讀之書,而且還廣泛流傳到海外,如日本、朝鮮、越南、蒙古等國。特別在日本,歷史上曾有專宗張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醫界還喜歡用張仲景方,在日本一些著名的中葯制葯工廠中,傷寒方一般佔到60%以上。日本一些著名中葯制葯工廠如小太郎、內田、盛劑堂等制葯公司出品的中成葯(浸出劑)中,傷寒方一般也佔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顯是傷寒方的演化方)。可見《傷寒雜病論》在日本中醫界有著深遠的影響,在整個世界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傷寒雜病論》是我國最早的理論聯系實際的臨床診療專書。它系統地分析了傷寒的原因、症狀、發展階段和處理方法,創造性地確立了對傷寒病的「六經分類」的辨證施治原則,奠定了理、法、方、葯的理論基礎。書中還精選了三百多方,這些方劑的葯物配伍比較精煉,主治明確。如麻黃湯、桂枝湯、柴胡湯、白虎湯、青龍湯、麻杏石甘湯。這些著名方劑,經過千百年臨床實踐的檢驗,都證實有較高的療效,並為中醫方劑學提供了發展的依據。後來不少葯方都是從它發展變化而來。名醫華佗讀了這本書,嘖嘖贊嘆說:「此真活人書也」。喻嘉言高度贊揚張仲景的《傷寒論》,說:「為眾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華,旦而復旦,萬古常明」(《中國醫籍考》)。歷代有關注釋、闡發此書的著作很多。特別是注釋、闡發《傷寒論》的著作,竟達三四百種之多。
張仲景與《傷寒雜病論》
張仲景與《傷寒雜病論》(一)
公元2世紀以前,在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方面,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知識,更由於當時傳染病不斷流行,據《後漢書》記載,在光武建成13-26年(公元 37-50年)之間,曾有7次大疫,靈帝建寧4年到中平2年(公元17l一185年)之間,曾有5次大疫,因此也就促進了醫學家們對疾病防治的認識,在從事醫療實踐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著作,其中最具價值的要推醫學家張仲景的著作--《傷寒雜病論》。
張仲景與《傷寒雜病論》(二)
總之,三陽經證多為熱症、實症,三陰經證多為寒症、虛症;六經論治在指導臨床實踐方面,使人們有了規矩可循。
通過八綱辨證和六經論治,採用了"汗、吐、下、和、溫、清、補、消"等治療方法。因為疾病的來由,都是人體抗病能力的正氣同致病因素的邪氣作斗爭的表現,其結果不是邪盛就是正衰,或者是正勝則邪退。所以在治療上就要運用扶正祛邪,汗吐下和溫清補消等方法。這些都是按照扶正祛邪的原則而制定的。
此外,張仲景還提出「舍脈從證,舍證從脈」的靈活辨證方法,在討論治療中要根據病情的標本緩急,運用先表後里、先里後表以及表裡兼治的方法,並對治療的禁忌,以及針灸綜合療法,都有所論述。
今天讀到的《傷寒論》和《金匿要略》
《傷寒論》中制定了22篇、397法,立113方;《金匿要略》則制定了25篇,立262方。從其記載的內容,可以知道,祖國醫學早在公元2世紀時,經過醫學家張仲景的實踐和總結,已能正確使用解熱葯、導瀉葯、利尿葯、催吐葯、鎮靜葯、興奮葯、健胃葯、截瘧葯、止痢葯等等,其中極大多數方葯,已由現代科學證實它的療效可靠。
人們還可以在《金廈要略·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篇中看到:「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干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臟腑,即醫治之,四肢才覺重滯,即導引、吐納、針灸、膏摩,勿今九竅閉塞……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就是說,如果人們能夠保養謹慎,勿使致病的邪風侵犯經絡,要是剛中經絡,還未流傳到臟腑,就給予治療,四肢一感到不方便,就用調整呼吸,施用針灸、推拿,使得耳目口鼻以及大小便都暢通……穿衣服要調節冷熱,飲食要注意甜酸苦辣,勿使人體有所衰退,疾病就不可能侵入肌肉皮膚。這是指導人們對疾病作斗爭的認識和方法,要求人們做到末病先防、有病早治。
一千七百年前的張仲景,在祖國醫學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是巨大的。《傷寒論》和《金醫要略》總結了我國在公元3世紀以前的醫學經驗,確立了辨證論治的原則,嚴密選擇療效可靠的方葯,對掌握疾病的防治以及推動醫學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承先啟後作用。此後,歷代很多醫家對張仲景學說作了進--步的探討,他們從不同角度進行鑽研,有所發揮、有所前進,從而形成了祖國醫學中的傷寒學派。
據有關記載,除《傷寒雜病論》外,張仲景尚著有如下著作:《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張仲景方》十五卷;《張仲景口齒論》;《張仲景評病要方》一卷等等。上述各種書目,可能是《傷寒雜病論》分解出來的部分內容的單行本,未必是另有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