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求解。大事又指啥，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百以當大事！
孝敬父母，保證飯足，衣暖是我們身而為人的本分！不足以當大事，何為大事？何為大孝？
「孝經 開宗明義章第一」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立身行道，揚名於後度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對待父母 真正的大孝之人是要立身行道，修身養性，代天宣化內，度化眾生慧命，為其指引一條光明大道，從而積功累德容，以顯父母，父母亦得之其弘功大德，百年之後不墮輪回之苦，永享極樂！此為大事也！
2、孟子答梁惠王 翻譯
一）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謁見梁惠王。惠王說：「老先生，您不遠千里而來，將有什麼有利於我的國家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回答道：「大王，您為什麼定要說到那利呢？只有仁義就夠了。大王說『怎樣有利於我的國家？』大夫說『怎樣有利於我的封邑？』士人平民說『怎樣有利於我自身？』上上下下互相爭奪利益，那國家就危險了。在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殺掉國君的，必定是國內擁有千輛兵車的大夫；在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家，殺掉國君的，必定是國內擁有百輛兵車的大夫。在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裡，這些大夫擁有千輛兵車；在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家裡，這些大夫擁有百輛兵車，不算是不多了，如果輕義而重利，他們不奪取（國君的地位和利益）是絕對不會滿足的。沒有講仁的人會遺棄自己父母的，沒有行義的人會不顧自己君主的。大王只要講仁義就行了，何必談利呢？」
(二）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謁見梁惠王。惠王站在池塘邊上，一面觀賞著鴻雁麋鹿，一面問道：「賢人對此也感受到快樂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雲：『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台曰靈台，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孟子答道：「只有賢人才能感受到這種快樂，不賢的人縱然擁有珍禽異獸，也不會（真正感受到）快樂的。《詩經》上說：『文王規劃築靈台，基址方位細安排，百姓踴躍來建造，靈台很快就造好。文王勸說不要急，百姓幹活更積極。文王巡遊到靈囿，母鹿自在樂悠悠，母鹿肥美光澤好，白鳥熠熠振羽毛。文王游觀到靈沼，魚兒滿池喜跳躍。』文王依靠民力造起了高台深池，但人民卻高高興興，把他的台叫做靈台，把他的池沼叫做靈沼，為他能享有麋鹿魚鱉而高興。古代的賢君與民同樂，所以能享受到（真正的）快樂。《湯誓》中說：『這個太陽什麼時候滅亡？我們要跟你同歸於盡！』人民要跟他同歸於盡，（他）縱然擁有台池鳥獸，難道能獨自享受到快樂嗎？」
（三）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梁惠王說：「我對於國家，真是夠盡心的了。河內發生災荒，就把那裡的（一部分）百姓遷移到河東去，把糧食運到河內去賑濟。河東發生災荒，我也這么辦。考察鄰國的政務，沒有哪個國君能像我這樣為百姓操心的了。但是鄰國的人口並不減少，而我們魏國的人口並不增多，這是什麼緣故呢？」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孟子回答道：「大王喜歡打仗，請讓我拿打仗作比喻。咚咚地擂起戰鼓，刀刃劍鋒相碰，（就有士兵）丟盔棄甲，拖著兵器逃跑。有的逃了一百步停下來，有的逃了五十步住了腳。（如果）憑著自己只逃了五十步就嘲笑那些逃了一百步的人，那怎麼樣？」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惠王說：「不可以，只不過後面的逃不到一百步罷了，這同樣是逃跑呀？」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孟子說：「大王如果懂得這一點，就不要指望魏國的百姓會比鄰國多了。不耽誤百姓的農時，糧食就吃不完；細密的魚網不放入大塘捕撈，魚鱉就吃不完；按一定的時令採伐山林，木材就用不完。糧食和魚鱉吃不完，木材用不完，這就使百姓養家活口、辦理喪事沒有什麼遺憾的了。百姓生養死喪沒有什麼遺憾，這就是王道的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五畝田的宅地，（房前屋後）多種桑樹，五十歲的人就能穿上絲棉襖了。雞、豬和狗一類家畜不錯過它們的繁殖時節，七十歲的人就能吃上肉了。一百畝的田地，不要佔奪（種田人的）農時，幾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餓肚子了。搞好學校教育，不斷向年輕人灌輸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的道理，頭發花白的老人就不必肩扛頭頂著東西趕路了。七十歲的人穿上絲棉襖，吃上肉，百姓不挨凍受餓，做到這樣卻不能統一天下的，是絕不會有的。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途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現在，富貴人家的）豬狗吃著人吃的糧食，卻不知道制止；道路上有餓死的屍體，卻不知道開倉賑濟；人餓死了，卻說『這不是我的責任，是收成不好』，這跟把人刺死了，卻說『不是我殺的人，是兵器殺的』，又有什麼兩樣呢。大王請您不要怪罪於年成不好，（只要推行仁政）這樣天下的百姓就會投奔到您這兒來了。」
（四）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梁惠王說：「我樂於聽取您的指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孟子回答道：「用木棍打死人跟用刀殺死人，（性質）有什麼不同嗎？」
曰：「無以異也。」
惠王說：「沒有什麼不同。」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孟子又問道：）「用刀子殺死人跟用苛政害死人，有什麼不同嗎？」
曰：「無以異也。」
惠王說：「沒有什麼不同。」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孟子說：「廚房裡有肥嫩的肉，馬棚里有壯實的馬，（可是）老百姓面帶飢色，野外有餓死的屍體，這如同率領著野獸來吃人啊！野獸自相殘食，人們見了尚且厭惡，而身為百姓的父母，施行政事，卻不免於率領野獸來吃人，這又怎能算是百姓的父母呢？孔子說過：『最初造出陪葬用的木俑土偶的人，該會斷子絕孫吧！』這是因為木俑土偶像人的樣子卻用來殉葬。（這樣尚且不可，）那又怎麼能讓百姓們飢餓而死呢？」
（五）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灑之，如之何則可？」
梁惠王說：「我們魏國，以前天下沒有哪個國家比它更強大的了，這是老先生您所知道的。（可是）傳到我手中，東邊敗給了齊國，我的長子也犧牲了；西邊又丟失給秦國七百里地方；南邊被楚國欺侮，吃了敗仗。對此我深感恥辱，想要為死難者洗恨雪恥，怎麼辦才好呢？」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孟子回答道：「百里見方的小國也能夠取得天下。大王如果對百姓施行仁政，少用刑罰，減輕賦稅，（提倡）深耕細作、勤除雜草，讓年輕人在耕種之餘學習孝親、敬兄、忠誠、守信的道理，在家侍奉父兄，在外敬重尊長，（這樣，）可以讓他們拿起木棍打贏盔甲堅硬、刀槍銳利的秦楚兩國的軍隊了。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他們（秦、楚）常年奪佔百姓的農時，使百姓不能耕作來奉養父母。父母受凍挨餓，兄弟妻兒各自逃散。他們使自己的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如果）大王前去討伐他們，誰能跟大王對抗呢？所以（古語）說：『有仁德的人天下無敵。』大王請不要懷疑這個道理了。」
（六）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
孟子謁見了梁襄王，退出來後，對人說：「在遠處看，他不像個國君，走到跟前也看不出他的威嚴。他突然發問道：『天下怎樣才能安定？』我回答道：『天下統一了就會安定。』（他問：）『誰能使天下統一？』我答道：『不喜歡殺人的國君能使天下統一。』（他又問：）『誰會歸順服從他呢？』我回答道：『天下的人沒有不歸順服從的。大王了解禾苗生長的情況嗎？七八月間遇到天旱，禾苗就枯蔫了。（假如這時候）天上忽然湧起烏雲，降下大雨來，那麼禾苗就又能蓬勃旺盛地生長起來了。果真這樣，誰又能阻止它生長呢？當今天下的國君沒有不好殺人的。如果有不好殺人的，天下的老百姓必然都會伸長了脖子期望著他了。果真這么做了，老百姓歸順他，就跟水往低處奔流一樣，浩浩盪盪，誰又能阻擋得住呢？』」
（七）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問道：「齊桓公、晉文公（稱霸諸侯）的事情，可以講給我聽聽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孟子回答道：「孔子的門徒沒有談論齊桓公、晉文公事情的，因此後世沒有傳下來，我也就沒有聽說過。一定要我講的話，那就談談用仁德統一天下的道理好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宣王問：「仁德怎樣就可以統一天下呢？」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孟子回答道：「愛撫百姓而統一天下，就沒有誰能阻擋得住他。」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宣王問：「像我這樣的國君可以做到愛撫百姓嗎？」
曰：「可。」
孟子說：「可以。」
曰：「何由知吾可也？」
宣王問：「從哪裡知道我可以呢？」
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孟子說：「我在胡齕那裡聽講過這樣一件事：（有一次）大王坐在堂上，有個人牽著牛從堂下經過，大王見了，問：『把牛牽到哪裡去？』（那人）回答說：『要用它祭鍾。』大王說：『放了它！我不忍心看它驚懼哆嗦的樣子，像這么毫無罪過就被拉去殺掉。』（那人）問：『那麼就不要祭鍾了嗎？』大王說：『怎麼可以不要呢？用羊替代它！』不知是否有這件事？」
曰：「有之。」
宣王說：「有這回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孟子說：「憑這樣的心腸就足以統一天下啦！（用羊代牛祭鍾）百姓都以為大王是出於吝嗇，我本來就知道大王是不忍心啊。」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宣王說：「是這樣，確實有這樣議論的百姓。齊國雖然狹小，我怎麼吝惜一條牛呢？就是因為不忍心看到它驚懼哆嗦的樣子，毫無罪過就被拉去殺掉，所以才用羊去替代它的。」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孟子說：「大王不要責怪百姓以為您吝嗇。用小羊換下大牛，他們哪能理解您的做法？（因為）大王如果可憐牲畜無辜被殺，那麼牛和羊有什麼區別呢？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宣王笑著說：「這倒底是一種什麼樣的心理呢？我並非吝惜錢財而以羊換牛啊。也難怪百姓要說我吝嗇了。」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孟子說：「沒什麼關系，這正是仁德的表現方式呢，（因為當時您只）看到了牛而沒有看到羊啊。君子對於禽獸，看到它們活蹦歡跳的，就不忍心看見它們死去；聽到它們哀叫悲鳴，就不忍心再吃它們的肉。正因為這樣，君子要把廚房安在離自己較遠的地方。」
王說曰：「《詩》雲：『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宣王高興地說：「《詩》中說：『別人想什麼，我能猜得出。』正像說的老先生啊。我做了這件事，反過來推求為什麼這么做，自己心裡也鬧不明白。先生這番話，使我心裡有點開竅了。這樣的心理之所以符合王道，又是為什麼呢？」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孟子說：「假如有個人向大王稟告說：『我的力氣足以舉起三千斤的東西，卻舉不起一片羽毛；我的視力足以看清秋天野獸毫毛的尖端，卻看不見一車子的柴禾。』大王會相信這話嗎？」
曰：「否。」
宣王說：「不會。」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孟子說：）「如今（大王的）恩惠足以施行到禽獸身上了，而功德卻體現不到百姓身上，偏偏是什麼原因呢？顯然，一片羽毛舉不起來，是因為不肯用力氣；一車的柴禾看不見，是因為不肯用目力；百姓不被您愛撫，是因為不肯施恩德啊。所以大王未能做到用仁德統一天下，是不去做，而不是不能做啊。」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宣王問：「不去做和不能做的表現形式，憑什麼去區別呢？」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孟子說：「用胳膊挾著泰山跳越北海，對人說：『我不能辦到。』這是真的不能。給年長的人彎腰行禮，對人說：『我不能辦到。』這就是不去做，而不是不能做。所以，大王沒有做到用仁德統一天下，不屬於挾著泰山跳越北海一類；大王沒有做到用仁德統一天下，這是屬於為長者彎腰行禮一類。」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雲，『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孟子又說：）「敬愛自己的長輩，進而也敬愛別人的長輩；愛撫自己的孩子，進而也愛撫別人的孩子。（這樣）天下就可以在掌心中隨意轉動（要統一它就很容易了）。《詩經》上說：『先給妻子做榜樣，再給兄弟好影響，憑這治家和安邦。』是說要把這樣的用心推廣到各個方面罷了。所以，如果廣施恩德就足以安撫天下，不施恩德，連妻子兒女也安穩不住。古代的賢明君主之所以遠遠超過一般人，沒有別的原因，只是善於將他們所做的推廣開去罷了。現在（大王的）恩德已施行了禽獸身上，而功德卻體現不到百姓身上，偏偏是什麼原因呢？稱一稱，然後才知道輕重；量一量，然後才知道長短。萬物都是這樣，人心更是如此。大王請認真地考慮考慮吧！難道大王要興師動眾，使將士們身陷危險，同別的國家結下怨仇，然後心裡才痛快嗎？」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宣王說：「不，對此我有什麼痛快的呢？我想藉此來實現我最大的心願。」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而聞與？」
孟子問：「大王的最大心願可以說給我聽聽嗎？」
王笑而不言。
宣王笑而不答。
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孟子問：「是因為肥美甘甜的食物不夠口腹享受嗎？輕軟溫暖的衣服不夠身體穿著嗎？艷麗的色彩不夠眼睛觀賞嗎？美妙的音樂不夠耳朵聆聽嗎？左右的侍從不夠使喚嗎？這些，大王的臣下都足以供給，大王難道是為了這些嗎？」
曰：「否，吾不為是也。」
宣王說：「不，我不為這些。」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孟子說：「那麼，大王的最大心願可以知道了，就是想擴張疆土，使秦國楚國來朝拜，君臨中原、安撫四周的民族。（不過，）憑您的做法去追求實現您的心願，真好比是爬上樹去捉魚一樣。」
王曰：「若是其甚與？」
宣王說：「像這么嚴重嗎？」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孟子說：「只怕比這還嚴重呢！上樹捉魚，雖然捉不到魚，不會有後患。按您的做法去實現您的心願，費盡心力去做了，到頭來必定有災禍。」
曰：「可得聞與？」
宣王問：「（道理）能說給我聽聽嗎？」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
孟子說：「鄒國跟楚國打仗，大王認為誰會獲勝？」
曰：「楚人勝。」
宣王說：「楚國勝。」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盍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於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孟子說：「是這樣，小的一方本來不可以同大的一方敵對，人少的本來不可以同人多的敵對，勢力弱的本來不可以同勢力強的敵對。天下千里見方的地方有九塊，齊國的土地截長補短湊集在一起，佔有其中的一塊。靠這一塊地方去征服其他八塊地方，這同鄒國跟楚國打仗有什麼兩樣呢？（大王）何不回到（行仁政）這根本上來呢？如果現在大王發布政令、施行仁政，使得天下做官的人都想到大王的朝廷里任職農夫都想到大王的田野里耕作，商人都想到大王的市場上做買賣，旅客都想從大王的道路上來往，各國痛恨他們國君的人都想跑來向您訴說。果真做到這樣，誰能阻擋大王統一天下？」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宣王說：「我腦子昏亂，不能進到這一步了。希望先生輔佐我實現大志，明白地教給我方法。我雖然遲鈍，請讓我試一試。」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孟子說：「沒有固定的產業，卻有穩定不變的思想，只有士人能做到。至於百姓，沒有固定的產業，隨之就沒有穩定不變的思想。如果沒有穩定不變的思想，就會胡作非為，壞事沒有不幹的了。等到犯了罪，然後就用刑法處置他們，這就像是安下羅網坑害百姓。哪有仁人做了君主可以用這種方法治理的呢？所以賢明的君主所規定的百姓的產業，一定要使他對上足夠奉養父母，對下足夠養活妻兒，好年成就終年能吃飽，壞年成也能免於餓死。這樣之後督促他們一心向善，百姓也就樂於聽從了。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而現在規定的百姓的產業，上不夠奉養父母，下不夠養活妻兒，好年成也還是一年到頭受苦，壞年成還避免不了餓死。這（就使百姓）連維持生命都怕來不及，哪有空閑去講求禮義呢？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大王想行仁政，那麼何不返回到根本上來呢？五畝的宅地，（房前屋後）栽上桑樹，五十歲的人就能穿上絲棉襖了。雞、狗、豬等禽畜，不要錯過它們的繁殖時機，七十歲的人就能吃上肉了。一百畝的田，不要佔奪農時，八口之家可以不挨餓了。搞好學校教育，反復說明孝順父母、敬重兄長的道理，上了年紀的人就不會肩扛頭頂著東西趕路了。老年人穿上絲棉吃上肉，一般百姓不挨餓受凍，這樣還不能統一天下的，是從來不會有的。」
3、如何理解孟子的「四端之心」
「性善論」指孟子認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四端」說是孟子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他對先秦儒學理論的一個重要貢獻。孟子的性善論、仁義論、仁政論等都與「四端」說有關，是圍繞「四端」說展開的。可以說，「四端」說的提出，才真正標志著孟子思想的成熟。
」四善端「是孟子提出性善論理論思想的一部分。具體來講為「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分別為「仁」、「義」、「禮」、「智」的源頭；孟子稱這四個源頭為「四端」。
另外，孟子也將「四端」比作人的「四體」，比喻人性中的善如同四肢一樣是與生俱來的。而且孟子認為認識到善的本性就需要將其發揚光大。
4、孟子的立身之本是什麼？當今社會有必要提倡這種浩然之氣嗎？
民本思想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君在最後。孟子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孟子贊同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 正因此原因，《漢書》「藝文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 到五代十國的後蜀時，後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到南宋的孝宗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並成為「十三經」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 傳說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滿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刪節《孟子》中的有關內容。
仁政學說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展為仁政學說，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親親」、「長長」的原則運用於政治，以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
孟子一方面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並且模仿周制擬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系，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
孟子認為，這是一種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反之，如果不顧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將會失去民心而變成獨夫民賊，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體內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著一條民本思想的線索。這種思想是從春秋時期重民輕神的思想發展而來的。
孟子根據戰國時期的經驗，總結各國治亂興亡的規律，提出了一個富有民主性精華的著名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如何對待人民這一問題，對於國家的治亂興亡，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通過大量歷史事例反復闡述這是關乎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就是劃分整理田界，實行井田制。孟子所設想的井田制，是一種封建性的自然經濟，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為基礎，採取勞役地租的剝削形式。每家農戶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吃穿自給自足。孟子認為，「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只有使人民擁有「恆產」，固定在土地上，安居樂業，他們才不去觸犯刑律，為非作歹。孟子認為，人民的物質生活有了保障，統治者再興辦學校，用孝悌的道理進行教化，引導他們向善，這就可以造成一種「親親」、「長長」的良好道德風尚，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認為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擁護，這樣便可以無敵於天下。孟子所說的仁政要建立在統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礎上。孟子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種同情仁愛之心。但是，這種同情仁愛之心不同於墨子的「兼愛」，而是從血緣的感情出發的。孟子主張，「親親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這種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體現。
孟子把倫理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強調道德修養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後來《大學》提出的「修齊治平」就是根據孟子的這種思想發展而來的。
道德倫理
孟子把道德規范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同時把人倫關系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系的基本的道德規范。他認為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用仁義來處理各種人與人的關系，封建秩序的穩定和天下的統一就有了可靠保證。
為了說明這些道德規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論的思想。他認為，盡管各個社會成員之間有分工的不同和階級的差別，但是他們的人性卻是同一的。他說：「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這里，孟子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擺在平等的地位，探討他們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這種探討適應於當時奴隸解放和社會變革的歷史潮流，標志著人類認識的深化，對倫理思想的發展是一個巨大的推進。
5、孟子是個什麼樣的人
孟子
孟子（約公元前372年—約公元前289年），名軻，字子輿，華夏族，鄒（今山東鄒縣）人。
他是孔子之孫孔伋的再傳弟子。相傳他是魯國姬姓貴族公子慶父的後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
孟子是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與孔子並稱「孔孟」。代表作《魚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王顧左右而言他》已編入初中語文教科書中，《寡人之於國也》編入高中語文教科書中。
政治上，孟子主張法先王、行仁政；學說上，他推崇孔子，反對楊朱、墨翟。 他主張仁政，提出「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游歷於齊、宋、滕、魏、魯等諸國，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前後歷時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學說被認為是「迂遠而闊於事情」，而沒有得到實行。最後他退居講學，和他的學生一起，「序《詩》《書》，述仲尼（即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善於養生氣功，「善養吾浩然之氣「。月牙山人 【孟柯正氣歌】：浩然正氣道義中，至大至剛直養通；充塞宇宙外無大，其內無小太素功。
後世追封孟子為「亞聖公」，尊稱為「亞聖」。其弟子及再傳弟子將孟子的言行記錄成《孟子》一書，屬語錄體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論匯編，由孟子及其弟子萬章共同編寫完成。
6、關於孟子的論文
眾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繼承和發展孔子仁學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孟子將孔子所倡導的仁之愛親、愛人原則及自己主張的人性善理論用之於現實政治領域，把根置於血緣親屬關系中的仁愛原則推之於整個社會，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說孔子的仁學思想及德政思想還只是一些語錄式治國原則的話，那麼，孟子的仁政理論則具有了相當系統完整的內容表述。孔子雖然從各方面對「仁」加以闡釋和規定，但更多是局限於道德倫理、人生哲學領域；由於孔子罕言「性與天道」，從而使其仁的論說缺乏終極價值依據。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體論依據，孟子著重發展了孔子關於「仁」的思想，從內在性（心性）與外在性（天命）兩個層面為「仁」尋找終極的價值依據，在其仁政學說與人性善理論之間建構起了密不可分的內在邏輯聯系，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堅實的人性論基礎。孟子的仁政學說，無論在儒家政治思想發展史上，還是在中國政治思想發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對後世的政治理論也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本文試圖對孟子仁政學說中的兩項主要原則即經濟原則和道德教化原則做一番闡釋。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兩個必然之前提，此兩前提互為補充說明，缺一不可。一前提為井田經界之准確劃分（「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另一前提為百姓民眾生無衣帛漁肉之憂，死無送終厚斂之虞（「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認為，實施仁政一定要從正經界開始，他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1]經界不正，就會導致各種不合理社會現象的滋生及暴君污吏胡作非為、無是非曲直價值標准等混亂局面的出現。若井田之經界劃得准確，皆為百畝之田，「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經界是實施仁政之第一要務。經界既正，孟子設想的西周時期實行過的井田制便有了實施的可能[2]，正經界是正井田的基礎，正井田是正經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說的「耕者九一」具體說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4]。孟子所設想的井田制與西周初年實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帶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內。孟子設計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戶小農生產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於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紮根於土地之上，從而達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5]的目的，百姓民眾才會無衣帛漁肉之憂，送終厚斂之虞。做到了「正經界」和「養生喪死無憾」，只是孟子實施仁政王道的開始。 春秋戰國時期，舊的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動和解體，對社會政治秩序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和破壞，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同樂」的社會風尚。孔子曾說過：「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6]在孔子看來，只有解決了庶民百姓的生計問題，消除了社會貧富不均現象，才能使社會達到穩定和諧的局面。可見，關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條件、生活狀態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體系中同樣把儒家的這一鮮明思想主題作為自己的題中應有之義。孟子針對當時社會上兵燹不已、戰亂不斷，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7]的悲慘局面，指出要讓百姓做到「養生喪死無憾」，當務之急就是解決制民恆產的問題。如果說「正經界」與「養生喪死無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實施基礎的話，那麼，制民恆產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實施的第一步。所謂「制民恆產」就是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產生活資料，孟子的政治邏輯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民事之重在民生，民生之保障在民產，有民產之結果是民心向善，民心向善之結果是便於實行仁政。故使民有固定之民產（恆產）便成為孟子推行仁政的當然要務，這就是孟子所強調的「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8]實行仁政必須從解決棘手的經濟問題入手，從解決老百姓的實際生活需要入手。孟子所主張的「制民恆產」的內容非常豐富，它往往突破了孟子仁政思想體系的框架而蘊涵著寶貴的思想資源。具體說來，孟子所主張的「制民恆產」大致包含三層含義：一是主張給民眾百姓以足夠的維持生產生活的基本生產資料，使民眾百姓能夠自覺地依附在土地上，「死徙無出鄉。」有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做保證，才會在此基礎上產生良好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准則，從而保持社會處於和諧與穩定的狀態中，若百姓連最起碼的生存條件都得不到滿足和保障，就會鋌而走險，「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禮義哉！」[9]民眾就會做出危害社會、危害道德的事情，「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善之，故民之從之也輕。」[10]孟子試圖從經濟生活中去尋找和解釋道德意識和觀念產生的原因，肯定人們解決吃飯穿衣問題要求的正當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庶民百姓的願望，是一種正確的政治思維方法。孟子的這一表述是在繼承其前輩思想家特別是孔子先富後教思想及管子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思想的基礎上總結升華出來的，是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一種真實樸素的反映。孟子得出的結論就是：對廣大民眾百姓來說，有無恆產至關重要，它是決定國家之興衰、社會之治亂、政治之是非、政權之安危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如何使民眾能夠擁有恆產就成為孟子實施仁政過程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制民恆產」的第二層含義就是在滿足民眾百姓維持生產生活的基本生產資料的基礎上實行一系列政策措施：這些措施具體說就是：（1）養老政策。孟子為有恆產者老有所養描繪了一幅絢麗多彩的美好藍圖：「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孟子還以文王善養老為例來說明：「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也。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實，老者足以無失肉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裡，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飽。不暖不飽，謂之凍餒。」[12]這可以說是孟子理想中的大同社會，與《禮記》所描繪的大同社會有異曲同工之妙。孟子對養老政策的描述是中國早期思想家對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的一種有益探索，對我們今天所實行的養老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2）土地政策。所謂土地其實就是孟子所謂的「恆產」。在以農耕為基礎的中國社會，土地無論對廣大民眾還是對國家來說都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孟子把土地與人民、政事並列為諸侯的三寶，足見孟子對土地問題的重視。孟子主張「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13]。孟子認為，為政者只有制定相應的土地政策，才能使民眾能夠世世代代安心於土地勞作，有了充裕的物質財富，國家才會穩定，君主地位才會鞏固。（3）漁業政策。春秋戰國時期齊文化最重要的經濟特徵之一就是倡導漁鹽之利。孟子長期游學於齊國，深受齊文化重商思想的熏陶和影響[14]。像充分利用土地一樣，孟子主張開放湖泊河塘，「澤梁無禁」，任人捕撈，百姓就會增加漁業產品。為了避免竭澤而漁現象的出現，應制訂禁漁措施，如在規定的時間里禁止捕漁，不得用密網捕漁等，如果按照這一措施執行，則「魚鱉不可勝食也」[15]。（4）林業政策。與土地政策、漁業政策一樣，在林業上，孟子也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在以（土葬）棺槨為主要安葬材料的古代社會，擁有一定數量的林木就顯得非常必要。在孟子的意識中，林木並非永久性資源，不可任意無節制地砍伐，而是按照一定的時令進行砍伐，「斧斤以時入山林，」只有做到循序漸進，林木才有再生長的時間，長此以往，「材木不可勝用也」[16]。材木不可勝用，百姓才能得以厚葬其父母以盡孝道。因為在孟子看來，「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謂當大事。」[17]孟子「制民恆產」的幾項政策措施可以說是對孔子重民富民政策的進一步細化和深化。「制民恆產」的第三層含義就是主張發展流通型商業經濟和商業生產。顯然，這在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耕社會里也是一種非常有遠見的思想，同時也表明了齊文化對孟子思想的深遠影響。眾所周知，中國是以小農經濟為特徵的農耕社會，對商業生產一直採取重農抑商的政策。早期法家盡管提出了一系列發展農業生產、促進社會進步的措施，但在對待商業問題上卻是相當保守落後的，認為發展商業生產勢必會影響和妨礙農業生產的發展。如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目的就在於逼迫百姓棄商返農[18]。孟子認為，商品只有在流通交換中才能實行其商品價值，這與孟子的社會分工思想是相一致的。孟子認為，對販運中的商品不必徵收關稅，「去關市之徵」[19]，而對欺行霸市的奸商行為，則必須征之關稅，「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焉。」[20]這個主張除了有利於發展工商業外，同時也減輕了對小手工業者、小商人的征稅，維護了他們最基本的權益。針對農家學派代表人物許行提出的「市價不貳」的主張，孟子從社會分工的角度給予了批判。許行的一系列理論是以原始公有制社會為基礎提出來的，是不切實際的理論空想。盡管孟子的理論帶有理想主義的色彩，但對許行輩的批判卻擊中要害，具有非常明確的現實針對性。孟子對流通型商業經濟和商業生產的強調，表明在孟子時代，儒家思想已不再是純粹的不受外在思想影響的儒家，而是熔鑄了各家各派思想精華的儒家，是為了擺脫困境而不得不調整和改變自身發展方向的儒家，同時也使儒家在與各家各派的爭鳴中有了更大的包容性。 民有恆產只是從經濟制度上解決了百姓的生產生活資料問題。因為沒有恆產，其他一切就根本無從談起。但如果給了百姓足夠的土地，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社會就可以太平無事，就可以順利推行王道仁政，在孟子看來，這也是不可能的。在制民恆產的同時，還要輔之於取民有制，這一點非常重要，制民恆產與取民有制不是分離的，而是相輔相成的，合則美，分則傷；兩者共同構成了孟子仁政思想中的經濟利益原則。怎樣做到取民有制？孟子有非常明確的主張。首先，孟子反對橫征暴斂，濫用民力，主張省刑罰，薄賦稅。他希望統治者要「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21]，「明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22]。具體措施就是實行什一稅制度，孟子認為最理想的賦稅當以古代聖君堯舜所實行的十取一稅率為法度標准，「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23]在三代時期，土地歸國家和王者所有，不準買賣，即《禮記·王制》所謂的「田裡不鬻」制度。自春秋以來，鐵器的廣泛使用使私有土地的存在成為一種現實的可能。各國統治者不得不制定和出台對私有土地進行征稅的管理辦法。這樣一來，實際上是承認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論語》中就記載了春秋末期魯哀公與有若的一段對話，「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24]可見，在土地私有制實行的早期，國家收取十分之二的稅率是很高的。孟子反對什二稅制度，並從歷史上的先聖先王那裡尋找歷史根據，他說：「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25]十分之一的稅率比魯哀公時的稅率降低了一倍，這在孟子看來是合理的稅率。稅賦征斂關乎國計民生，為各國政治家、思想家所關注。孟子反對重賦，反對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徭役賦稅之徵用徵收對於國家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收入，徭役賦稅之輕重直接影響到人民的生產生活狀況，若徭役賦稅過於繁重無度，就會造成「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26]的社會惡果；若賦稅太低，雖能減輕百姓負擔，但卻難以支付國家機構龐大的經費開支。因此，孟子並不反對民眾對國家應承擔的正常的賦稅義務，並不認為賦稅越低越好，他主張徵收賦稅應保持適中適度的原則，要有節制，要合理、適度，以國家機構能夠正常運轉為最終依據和標准。因此，當白圭提出「吾欲二十而取一」時，孟子認為這種稅率太低，不可取，並斥之為「貉（貊）道」。孟子認為，二十取一，放之貉之國則可，放之中原華夏之地則不可。若一概以二十取一征之，則是「貉（貊）道」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27]可見，孟子是主張把稅率限制在民眾能夠接受能夠承受的范圍內，使百姓能夠滿足最起碼的生存條件，以達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28]的目的。孟子還指出，徵收賦稅的方式有三種：即徵收布帛、徵收穀米及徵用勞役。賢德之君一般只用其中的一種，若同時用兩種，百姓便有凍餒之虞；若同時採用三種，即使父子之親也難以相顧惜[29]。從孟子仁政思想中所設定的經濟利益原則可以看出，孟子不但為統治者在大政方針上設計了一套治國方略，而且在具體措施上也設計了一系列的治國步驟，不論其所設定的政策原則可行與否，至少有一點是必須肯定的，那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維護現存政權統治的同時最大限度地考慮到了民眾的利益，真正體現了「民為貴」的思想，即使在大力提倡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仍具有其恆久的思想價值和意義
7、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求解。大事又指啥，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百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正統的譯文是父母活著時供奉他們還稱不上大事，他們去世後安葬他們才真正是人生的大事。
這樣的解釋不僅讓今人讀不懂，就是古人聽了也會莫名度其妙。其實這是儒家講的「義」而非「孝」，含捨生取義。本意是君子不能過分的關注、愛惜和保養自己的身體，苟且偷生，內這不是人生的重要事情。而應該無私忘我，容為天下百姓謀福祉，這樣的人生才有意義。正所謂「繼往聖之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8、孟子《寡人之於國也》
9、《孟子論養生》中孟子是如何回答「何為浩然之氣」的？
《孟子·公孫丑》中，關於「浩然之氣」，孟子與公孫丑有一段對話，可作參考。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公孫丑）「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孟子）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 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對於公孫丑關於「何謂浩然之氣」之問，孟子說：「難說清楚啊。它作為一種氣，最為盛大，最為剛強，靠正直去培養它而不傷害它，就會充塞天地之間。它作為一種氣，要和義與道配合；沒有這些，它就會萎縮。它是不斷積累義而產生的，不是偶然地有過正義的舉動就取得的。如果行為有愧於心，氣就萎縮了。因此我說，告子不曾懂得義，因為他把義看作是外在的東西。一定要培養浩然之氣，不能停止下來；心裡不能忘記它，也不妄自助長它。不要像宋國人那樣：宋國有個擔心他的禾苗不長而去拔高它的人，昏昏沉沉地回到家中，對家裡人說：『今天累極了，我幫助禾苗長高啦！』他的兒子趕忙跑到田裡去看，禾苗已經枯死了。天下不助苗生長的人實在很少啊。以為（培養浩然之氣）沒有用處而放棄的人，就像是不給禾苗鋤草的懶漢；妄自幫助它生長的，就像拔苗助長的人，非但沒有好處，反而危害了它。」
10、《孟子》主要記錄了什麼?
《孟子》一書是孟子的言論匯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而成，記錄了孟子的語言、政一治觀點和政一治行動的儒家經典著作，屬語錄體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