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養生

1、為什麼墨子的思想到戰國後不再受到人們的重視

繼續儒家而起者為墨家，墨家的創始人為墨子。
墨子家世不可考，似乎是一勞工。古代往往以刑徒為工人，「墨」是五刑【墨、劓、腓、宮、大辟】最輕之第一種，俘虜與罪人作工役者必受墨刑。【即面額刺字，或刺花紋，以為標幟，漢又謂之「黥」。五代、宋人犯罪配軍必先刺面。】
墨子蓋以墨徒【即漢人所謂「黥奴」，宋人所謂「配軍」。】而唱新義，故曰「墨家」。【猶今雲「勞工學派」。】墨為家派之稱，非墨子之姓氏。【古非貴族，往往無姓氏可考。如介之推、燭之武、師曠、卜偃、屠羊說之類，其名字著於史冊而不知姓氏者，不知其數。因男子稱氏不稱姓，非貴族則無氏也。】

孔子有教無類，據說墨子亦在孔門受過教，【此淮南子說，必在孔子身後。】後來他卻自創教義。
孔子所傳多系儒士，雖非貴族，亦與貴族為近。【孔子常稱「君子」，即當時貴族之稱也。】墨為工人，亦居國，【即城市中人。】較之農民【鄉里人。】易受學術空氣之熏染；又工人集團而居，更易自成家派。【墨家亦頗有似後世江湖秘密結社的樣子。】

墨子對於當時貴族階級的一切生活，抱著徹底反對的態度，因此有「非禮」、「非樂」的主張。
儒家講究禮、樂，【儒家所講與當時貴族階級所守，貌同而實不全同。「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此等皆儒家所創新禮也。墨子非禮、樂，故亦「非儒」。

墨子反對禮、樂的主要觀念，在反對其奢侈。墨子的正面理論為「節用」。墨子認為貴族禮中最無用即最奢侈的莫如喪葬之禮，【以奉養生人的奉養死人。】故墨子提倡「節葬」。
儒家比較承認貴族禮的成分多，儒家只要把當時通行的貴族禮重新整理一番，使他包有社會全人類的共同含義。儒家極重喪葬之禮，為其可以教孝、教忠、教仁。儒家認為惟有對於已死的人盡力，最可發明人類自有的孝弟忠仁之內心。墨家則站在一般貧民勞工經濟的觀點上看，覺得貴族的喪禮和葬禮，最為浪費，最屬無謂。

儒家說喪葬之禮乃人子之自盡其孝，墨家卻說應該「視人之父若其父」，與其用在死人的身上，不如用在活人的身上，所以墨家說「兼愛」。【「兼愛」與「仁」不同。仁非不愛人，特有親疏等差，故說「孝弟為仁之本」。人決無不能愛其父母而能愛別人者。「兼愛」異於「別愛」，乃一種無分別之愛，亦可說是一種大同之愛，抹殺個人，只就大群著眼。】

儒家提倡孝弟，根據於人性之「仁」，仁只指人類內心之自然地傾向與自然的要求。【故稱之曰人之性。】墨家提倡兼愛，【即無差別之愛。】反乎人心，所以墨家要說「天志」。【墨子說：你的父母和我的父母，在你我看固若不同，在天的意思看，卻全是一樣。人本於天，所以應該「兼愛」，即應該「視人之父若其父」。近人常謂墨子有似耶穌，其實兩家精神亦不同。耶穌對他母親說：「婦人，在你與我之間，有何關系？」當耶穌聞其母和兄弟要找他說話時，耶穌說：「誰是我的母親？又誰是我的兄弟？」於是耶穌展其兩臂向諸門徒說：「你們看，此處是我的母親和兄弟。」耶穌又說：「不論誰到我之前，若不自恨棄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甚至於他自己的生命，他不夠做我門徒。」初期的基督教，其對人類家庭之教誡如此。今墨子謂「視人之父若其父」，依然是地上人間的關系。故墨子僅成一社會改革家，而非宗教教主。】

要依照天志而兼愛，要視人之父若其父，便絕不該在個人或家庭生活上浪費和奢侈。墨子在兼愛的主張下面，要人類全過一種平等的生活。【「禮」是一種帶有階級意義的生活，墨家自然要徹底反對。】

墨家要把當時社會上最勞苦的生活，即刑徒役夫的生活，作為全人類一律平等的標准生活。
他們在理論的組織上提出天志，【天志乃墨家理論，非信仰。】在歷史的教訓里提出大禹。他們說：「非大禹之道，不足為墨。」【禹之治水，「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為歷史上最勞苦之模範人物。】

所以墨家以兼愛為始，而以自苦為極。【儒家可稱為「良心教」，墨家可稱為「苦行教」。良心與苦行，皆代表中國民族精神之一部。惟苦行究極必本於良心，若專本諸天志，則其事為不可久。而良心則不必限於為苦行。故儒可以兼墨，墨不足以代儒。】

但是儒、墨兩派，有他們共同的精神，他們全是站在全人類的立場，【即天下的、人類社會的立場。】來批評和反對他們當時的貴族生活。儒家精神比較溫和，可說是反對貴族的右派；墨家較激烈，可說是左派。

以下戰國學派，全逃不出儒、墨兩家之范圍。
極端右派，則為後起之法家。極端左派，則為後起之道家。法家、陰陽家、縱橫家，皆屬右。道家、農家、名家，皆屬左。惟從另一面看，右派皆積極而向前，因其比較溫和，得保持樂觀故。而左派常偏於消極與倒轉，因其比較激烈，易限於悲觀故。——錢穆國史大綱

2、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墨子、儒家、道家各代表什麼？

儒家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等，比較出名的代表作，論語等。
道家代表人物 老子，莊子等，比較出名的代表作，道德經等。
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講先天下之憂而憂、道家講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儒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道家政治渺小藝術永恆
儒家講究禮儀 尊孔孟之道
道家講求修身養性~有樸素唯物主義
儒道互補，這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中是個老而又老的話題了，然而從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側面，我們又可以從這個古老的話題中不斷地引發出新的思考。從內在的、隱蔽的、發生學的意義上講，儒道互補有著兩性文化上的內涵；而從外在的、公開的、符號學的意義上講，儒道互補又有著美學上的功能。在相當一段時間里，國內學者根據由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西方現實主義的價值取向，將具有「興、觀、群、怨」傳統、主張用藝術來干預現實的儒家美學，看作中國古典藝術的主流；而將「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塞瞽曠之耳」的道家思想, 視為文化虛無主義和藝術取消主義的逆流。最近一個時期，作為庸俗社會學的一種反動，大陸學者則又與港台學界彼此呼應，在「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道家美學中發現了西方現代派藝術所夢寐以求的寫意的風格和自由的境界，認為這才代表了中國藝術的真正精神；相比之下，儒家的那套「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詩教傳統，卻因急功近利而顯得過於狹隘了……。應該承認，以上這兩種觀點各有各的道理，但放到一起，則又相互齟齬、彼此沖突。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這種非此即彼的態度只能看到儒、道一方其片面的合理性，而無法解釋這二者之間彼此「互補」的辯證關系，及其在中國美學史上的整體功能。
在我看來，盡管儒道之間的關系相當復雜，可以用不同的結構模式來加以分析，但從對華夏美學的貢獻而言，儒家的功能主要在「建構」，即為中國人的審美活動提供某種秩序化、程式化、符號化的規則和習慣；道家的功能則主要在「解構」，即以解文飾、解規則、解符號的姿態而對儒家美學在建構過程中所出現的異化現象進行反向的消解，以保持其自由的創造活力。正是在這種不斷的「建構」和「解構」過程中，中國古典美學才得以健康而持續地發展，從而創造著人類藝術史上的奇跡。一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儒家在進行禮樂文化的重建過程中，為鑄造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習慣做出了特殊的貢獻。我們知道，人與動物的不同，就在於人是一種文化的動物，而文化則是以符號為載體和傳媒的。在這個意義上，著名符號論美學家卡西爾曾經指出，人是一種符號的動物。而以「相禮」為職業的儒者，最初恰恰是這種文化符號的掌管者和操作者。「近代有學者認為，『儒』的前身是古代專為貴族服務的巫、史、祝、卜；在春秋大動盪時期，『儒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由於他們熟悉貴族的禮儀，便以『相禮』為謀生的職業。」（《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下卷，第73頁。）這種看法是有一定根據的，孔子所謂「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論語·子罕》）便是最好的說明。當然了，孔子所開辟的儒學事業，絕不僅限於這種外在符號的掌管與操作，他要使職業的「儒」成為思想的「家」，就必須通過以「仁」釋「禮」的方式，而為外在的行為規范（符號形式）找到內在的倫理准則（價值觀念）的支持，從而克服文化符號混亂無序的歷史局面，以保持世人的文化品味。所謂「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鍾鼓雲乎哉？」（《論語·陽貨》）即表明，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里，禮樂的復興在孔子那裡絕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物質形式而已，它本身就標志著人與非人的界限。從政治的意義上講，只有遵循禮樂本身所規范的行為法則和等級制度，才能使人與人在進退俯仰之間保持一種行而有等、愛而有差的和諧而有度的社會秩序，即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顏淵》）從文化的意義上講，只有掌握了禮樂本身所具備的有意味的符號形式，才能使人與人在溫、良、恭、儉、讓的社會交往中保持一種高於蒙昧和野蠻色彩的文明形象，即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盡管在孔子那裡，文化的建構是要以生命的繁衍和物質的保障為前提的，「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即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然而這種「庶」——「富」——「教」的漸進過程也表明，文化的建構才是使人最終成其為人的關鍵。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夠理解，一向強調忠孝安邦、禮義治國的孔子，何以會發出「吾與點也！」（《論語·先進》）之類的喟嘆。
顯然，在這種文化符號系統的建構過程中，人們產生了一種藝術的經驗和美的享受。因為說到底，「藝術可以被定義為一種符號語言」，「美必然地、而且本質上是一種符號」，這類包含著藝術和美的「符號體系」，「在對可見、可觸、可聽的外觀中給予我們以秩序」，「使我們看到的是人的靈魂最深沉和最多樣化的運動」（卡西爾《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175、214、189頁。）。關於這一點，我們的前人在《樂記·樂本篇》中似乎已有所領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樂者，通倫理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在這里，聲、音、樂三者的區別，標志著禽獸與人、野蠻的人與文明的人之重要區別。所謂「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是說由人嘴裡發出來的聲音，是人之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是當這種情感的自然流露還沒有進入符號系統，還只是一種無法通約的聲響時，它便等同於野獸的嚎叫：雖然也表達了一定的情緒，卻無法加以辨別，也沒人可以聽懂。只有當這種聲響進入了符號的系統，它才是一種主觀情感的「人的」表達方式，即「聲成文，謂之音」。這里的「聲成文」，既可以理解為聲響通過交織、組合而具有文彩，又可以理解為聲響進入表義的符號網路而具有文意。事實上，只有當自然的聲響進入了表義的符號系統，才可能具有無限豐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動物可以發出各種各樣的聲響，但是由於這些聲響既無法在符號的意義上加以區分，更無法在區分的基礎上加以組織並重構，因而總歸是單調的。說到底，而無論文彩還是文意都只是人才具有的，這正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所在，「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也。」進一步講，聲音一旦進入了符號系統，便不僅具有了通約的可能，而且具有了倫理的意義，即「人的靈魂最深沉和最多樣化的運動」。因此，如果人們只知道聲音可以傳達情感而看不到這種情感背後所潛伏的只有人才具備的倫理內涵的話，那麼他充其量也還只是個野蠻的人而不是文明的人，故曰「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所謂「惟君子為能知樂」一句，拋開儒家的階級偏見來看，它指的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的人對於美的多樣形式和多層內涵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孔子在三代文化的基礎上所奠定的這一套「鬱郁乎文哉」的倫理規范和典章制度，古代人的行為方式和情感方式不僅會變得雜亂無章，而且會顯得單調無趣。甚至還可以這樣講，如果沒有孔子及其儒家為建構禮樂文化所進行的歷史性努力，以「禮儀之邦」而著稱的中華民族，將會在很長時間或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蒙昧和野蠻的狀態之中。這很容易使我們想起宋人的那句多少有些誇張的話：「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
從「符號系統」的角度來講，孔子所重建的這套禮樂文化囊括了詩、樂、舞三個相互聯系的組成部分。關於「禮」和「樂」之間的關系，《樂記·樂論篇》中有一段言簡意賅的分析：「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這就是說，「樂」可以溝通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禮」可以辨別長幼尊卑之界限。光有「樂」而沒有「禮」，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就會放任自流，缺乏秩序感，少了等級觀念；光有「禮」而沒有「樂」，不同地位的人就會離心離德，缺乏溝通感，少了凝聚力。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以「樂」助「禮」，以「禮」節「樂」，從而達到一種和而不同、愛有差等的境界。由此可見，「禮」、「樂」之間的辯證關系，就是「仁」、「禮」之間的矛盾運動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直接表現。而作為這一表現的情感符號，廣義的「樂」又是由語言（詩歌）、旋律（音樂）、動作（舞蹈）三個要素組成的。合而言之，當這些要素共同伴隨著禮儀而溝通著人們心靈的時候，它便會引起一種情感的共鳴和美的享受。所以《論語·學而》才會有「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的論述。分而言之，當這些要素得到獨立發展的時候，它們便會成為不同的藝術形式並各自發揮其美的功能。所以，對於詩，孔子才會有「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的訓導；對於樂和舞，孔子才會有「三月不知肉味」，「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論語·述而》）之類的感受。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古代詩、樂、舞等表現藝術相對發達的歷史特徵便可以在儒家以禮樂來建構文化的獨特方式中找到根據。
儒家建構禮樂文化的這種歷史性努力，對中華民族審美心理習慣的形成和藝術價值觀念的確立是影響巨大的、深遠的，甚至誇張地說，是從無到有的。但是，這種由倫理的觀念符號而衍生出來的藝術的情感符號又有其先天的弱點和局限。在形式上，由於後儒並未真正理解孔子「克己復禮」的深刻含義，因而不斷地在「禮」的外在形式上大作文章，從而在《周禮》、《儀禮》、《禮記》等著作中為我們留下了一套舉世罕見的繁文縟節，使人們在冠、婚、喪、祭、燕、享、朝、聘等一切社交活動中的舉手投足都必須經受嚴格訓練，受其影響，「樂」的形式也由簡到繁，成堆砌雕琢之勢。在內容上，由於「禮」的等級觀念始終規范著「樂」的自由想像，致使藝術的形式發展得不到觀念更新的配合與支持，以至於萬變不離其宗，總是在「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情感模式中轉圈子，由中庸而平庸。於是，最初是富有創造性的「建構」活動便導致了形式和內容的雙重異化。在這種情況下，道家的「解構」活動便具有了特殊的歷史意義。二黑格爾在《小邏輯》一書中指出，絕對的邏輯起點只能有一個，那就是「有」，即不加任何規定性的純有，然而當這個「有」純而又純，以至於沒有任何規定性的時候，它便轉化為自己的對立面，變成了另一個邏輯環節——「無」。如果我們用這對范疇來理解中國文化，那麼儒家的建構目標便是「有」，道家的解構目的則是「無」。同黑格爾觀點相同的是，儒家的「有」在前，道家的「無」在後，二者的邏輯關系是不可易位的，否則，道家的解構就會變得毫無意義；同黑格爾觀點不同的是，儒家的「有」並不是由於缺乏規定性而自覺地轉化為「無」的，相反的，它恰恰是由於過多的規定性而需要用「無」來加以消解，以實現一種歷史性的回歸。
作為這種歷史性的回歸，道家的創始人首先在倫理政治的層面上對儒家的那套仁義道德提出了質疑。老子認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因而主張「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老子·十九章》）莊子更為激烈，他直接對「聖人」討伐道：「純朴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圭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朴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莊子·馬蹄》）之所以如此堅決地反對儒家倫理，是因為老、庄在那套君君臣臣的關系中發現了不平等，在那種俯仰曲伸的禮儀中發現了不自由，在那些文質彬彬的外表下發現了不真誠。在這一層面上，道家的學說，確實具有著反抗異化的特殊意義。但是，由於老、庄所反抗的異化現實有其歷史存在的合理性，因而對這種反抗本身並不能簡單地在哲學的意義上加以肯定。在反抗儒家倫理的同時，道家的創始人還進一步將批判的矛頭對准儒家所建構的那套文化符號體系，並企圖加以徹底地解構和顛覆。老子主張「絕學無憂」（《老子·二十章》），認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莊子更為激烈，乾脆斷言：「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 工 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莊子· 胠篋》）在這一層面上，道家的學說，又確實具有某種反文化的色彩。但是，由於道家這種反文化的傾向是具有特殊的背景和前提的，因而對這種反抗本身又不能簡單地在美學的意義上加以否定。換言之，道家的「無」是針對儒家的「有」而言的，道家的「解構」是針對儒家的「建構」而言的，因此，無論是在哲學的意義還是在美學的意義上，對道家的理解都必須是以對儒家的評判為前提的。
在美學的意義上，道家對儒家所建構的禮樂文化的解構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解構文飾，即消除文明所附麗在物質對象之上的一切修飾成分，使其還原為素樸的混沌形態。我們知道，孔子在強調了「文」、「質」之間的辯證關系，主張「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論語·雍也》）的前提下，對「文」還是相當重視的，所謂「煥乎！其有文章」（《論語·泰伯》）就是對堯之時代所創立的雕琢文飾的感官文化的贊譽，所謂「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論語·泰伯》）就是對禹之時代所創立的絢麗多彩的禮儀服飾的褒揚，而所謂「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則正是「吾從周」（《論語·八佾》）的必要前提。在談到人之修養的時候，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這里所謂的「文之以禮樂」，即是把禮樂作為一種文飾而附麗在人的身上，使之具有高貴的品質和文化的意味。在談到文章辭令的時候，孔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論語·憲問》）這里所謂的「修飾之」、「潤色之」，顯然是一種辭章的加工和語言的裝飾。在談到藝術欣賞的時候，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這里所謂的「洋洋乎盈耳哉」，則無疑凝聚了藝術家的手法和匠心。這種思想，在後儒那裡表述得更加明確，荀子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荀子·禮論》）……。然而這一類「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見《論語·學而》引《詩經》句）的文化努力，在道家看來則恰恰是違背自然和人性的。老子認為，「明道若昧，進道若退」（《老子·四十一章》），「道之華而愚之始」（《老子·三十八章》）也！如此說來，一切人為的努力、文明的追求，非但不能接近「道」的原初境界，反而背「道」而馳，創造出一大堆虛假、扭曲、蕪雜的文化垃圾。——「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在這種「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老子·四十八章》）的情況下，他主張，不如放棄過多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欲求，「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老子·六十三》），在簡單而質朴的生活中體驗純潔而原始的生命樂趣，進入一種「見素抱朴，少私寡慾」（《老子·十九章》）的境界。莊子及其後學也對那種雕琢和文飾的人為努力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真。」（《莊子·秋水》）因而主張「人籟」不如「地籟」，「地籟」不如「天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莊子·知北游》）由此可見，老、庄解構文飾的這一努力，並非只具有消極的破壞作用，而是在消解文化符號的過程中尋求著一種回歸自然、法天貴真的新的美學意義。
其次，道家在解構物質對象之外部文飾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解構儒家創造文化符號所遵循的內在法則。我們說過，在孔子那裡，「禮」和「樂」這類文化符號是「仁」和「禮」之價值觀念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直接表現，因此，作為特殊的「情感符號」，藝術所遵循的創作法則完全是以其「過猶不及」的行為標准和「中庸之道」的思維模式來決定的。孔子一向是主張以理節情、「繪事後素」（《論語·八佾》）的，用顏淵的話來說，就是「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論語·子罕》）。以這樣的法則來對待藝術，才能夠創造出《關雎》之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的符合倫理道德標準的佳作，並起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論語·陽貨》）之類的警示作用……。然而在道家看來，既然儒家所遵循的那套倫理標准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那麼用這套標准來規定藝術的功利價值，則更是不得要領了。老子認為，不應該以藝術為手段來限制和扭曲人的自然情感，而應讓人的生活和藝術遵循自然的法則和規律，以進入一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境界。在這個境界里，藝術是樸素的、自然的、非功利的，而只有以此三者為前提，人們的藝術活動才能夠實現自由的想像和不斷的創造，即所謂「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然而善謀。」（《老子·七十三章》）這種「無目的的合目的性」，似乎比儒家那套「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觀點更加符合藝術創造的規律。莊子及其後學也認為：「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莊子·庚桑楚》）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一套「乘物以游心」的人生——藝術境界。所謂「乘物」，就是遵循自然的規律和法則；只有最大限度地順應自然，才能夠「游心」——以實現精神的自由和解放。這就象庖丁解牛一樣，只有「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才能夠「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乃至於「砉然向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莊子·養生主》）由此可見，老、庄對藝術法則的解構，只是要摒棄人為的功利標准，並不是要踐踏客觀的自然規律；相反的，在處理自然與自由的辯證關繫上，道家的「解構」活動則是有其獨到的見解和創意的。
在解構文飾、解構法則的基礎上，道家思想的極端性發展便是對於文化現象之載體的語言符號體系的解構。我們知道，早在孔子之前，以禮樂為核心的文化符號體系就已存在，只是由於缺少倫理價值觀念的支撐，使得這一體系十分鬆散、很不牢固。而儒家的所謂「建構」，就是要以「仁學」的價值觀念來支撐「禮樂」的符號體系，以克服「禮崩樂壞」的局面。針對當時文化符號體系混亂的現狀，孔子曾發出「觚不觚，觚哉！觚哉！」（《論語·雍也》）的慨嘆。在他看來，「觚不觚」這類表層符號的混亂，意味著「君不君」、「臣不臣」等等深層價值觀念的動搖。因此，他竭力主張以「正名」的方式來重新整頓價值觀念和符號體系，並理順二者之間的表裡關系：「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事實上，在孔子表述自己觀點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發現，他對於語言符號的運用是十分講究並充滿信心的。例如，在談到仁人的品格時，孔子說：「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在談到詩歌的藝術功能時。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盡管儒家對邏輯學和修辭學並不太感興趣，但所有這一切，至少能說明孔子等人對語言符號的肯定態度……。然而在以「解構」為能事的道家那裡，對待語言符號的態度則剛好相反。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在他看來，真正本體性的內容，是不可能用語言符號來加以表述的，一旦我們用有限的符號來形容「道」的時候，這個本體的無限意蘊便不可避免地被遮蔽起來，這就是所謂的「道隱無名」（《老子·四十一》）。在他的影響下，莊子也看到了語言符號的局限性：「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莊子·知北游》）並進而指出：「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莊子·天道》）如此說來，由形色名聲所組成的整個語言符號系統，都已在解構之列了。然而莊子解構語言符號系統的目的，並不是要廢除這一系統，而只是為了藉助語言來達到超越符號的意義。《莊子·外物》曰：「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由於這種表面符號的解構同深層意蘊的追求是互為表裡的，因此，同解構文飾、解構法則一樣，老、庄解構符號的努力也並非是全然消極的，事實上，它恰恰在另一個層面上接近了藝術語言的奧秘。
從以上的三重解構中可以看出，道家對中國美學的歷史貢獻，恰恰是作為儒家美學的對立面而得以呈現的。從審美理想上看，素樸本身並不美，只有反樸歸真才是美。因此，如果沒有儒家所建構的遠離原始形態的禮樂文化，那麼道家所追求的那種「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莊子·馬蹄》）的生活狀態便毫無審美價值可言了。從藝術門類上講，如果說儒家美學與樂舞之間有著直接的親緣關系，那麼道家美學則對書畫藝術產生了更加深遠的影響。盛唐大詩人兼大畫家王維主張：「畫道之中，水墨最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山水訣》）這其中顯然包含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晚唐畫論家張彥遠認為：「草木敷榮，不待丹綠之彩；雲雪飄飄，不待鉛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鳳不待五色而 。是故運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歷代名畫記·論畫體工用拓寫》）這其間無疑滲透著莊子「得意而忘言」的精神。因此，大體如徐復觀所言：「中國文化中的藝術精神，窮究到底，只有孔子和莊子所顯出的兩個典型。由孔子所顯示出的仁與音樂合一的典型，這是道德與藝術在窮極之地的統一，可以作為萬古的標程；……由莊子所顯示的典型，徹底是純藝術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結實在繪畫上面。」（《中國藝術精神》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5頁。）只是我不太同意將儒、 道的這兩種藝術精神用「純」與「不純」來加以區分。如果說儒家美學是強調「善」的，其極端性發展必然導致「倫理主義」；那麼道家美學是追求「真」的，其極端性發展則難免導致「自然主義」。就其終極的價值取向而言，它們誰也不是純「美」和純「藝術」的。然而，「美」和「藝術」卻恰恰處在「善」與「真」、「倫理主義」與「自然主義」之間。因此，正如儒家的「建構」需要道家的「解構」來加以不斷地清洗以避免「異化」一樣，道家的「解構」也需要儒家的「建構」來加以不斷地補救以防止「虛無化」。事實上，正是在儒、道之間所形成的必要的張力的推動下，中國美學才可能顯示出多彩的風格並得到健康的發展。三總之，與儒家以「建構」的方式來裝點邏輯化、秩序化、符號化的美學世界不同，道家則是以「解構」的方式尋求著一個非邏輯、非秩序、非符號的審美天地。

3、養生的歷史背景，養生的產生，養生文化的起源。

道教養生學的出現，並非偶然。它淵源於中國最古老的原始巫教，是先秦神仙家思想、老莊道家煉養學說及秦漢方仙道、黃老道發展的必然結果。和道教的創立一樣，道教養生學的產生也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道教產生的歷史背景主要是基於東漢後期政治黑暗、社會動亂；道教養生學的問世則是先秦兩漢科學文化發展的結果。

在哲學思想方面，處於社會大變革風雲中的春秋戰國時期，先後出現了道家、儒家、墨家、陰陽家、兵家、名家、法家、縱橫家、神仙家等，從而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諸子百家之中，除道家、神仙家對道教氣功養生學的形成與發展的影響最大以外，儒家、墨家、陰陽家亦有相當的影響。

我國古代有「生死有命」的說法。《孔子家語·本命題》說，「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優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備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期而生臏，然後能行；三年囟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二八而化；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二七而化。一陰一陽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即把生死的變化歸結於陰陽的運動，認為隨著陰陽兩種原素的不斷地消長，人的一生從嬰兒、少年、中年，以至老年、死亡，這是一個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則。應該承認，這種觀點是不悖科學的。

當然，儒家內對於性命的看法也是有分歧的。如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認為性乃所受於天，故存心養性乃所以事天。夭壽皆命，對之不存疑慮，惟修身以立命。立命即肯定自己的性命。

荀子對於命的態度，則講制而用之。他說：「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荀子·天論》），主張制裁天命而利用之。命雖然是有的，但人不應止於待命，而當設法控制它，利用它。這是荀子獨有的思想。

《易傳》中也頗講命。《象傳》雲：「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系辭傳》雲，「樂天知命故不憂。」《說卦傳》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後來的學者即把這些觀點看作是儒家對於性命的一貫心傳，並把易學惟崇為闡述性命至理、天人合一的理論。

儒家的這些性命學說，許多觀念都為道教養生學所吸收，尤其荀子人定勝天的「戡天」思想和《周易》的理論體系，對道教養生學的影響更加深刻廣泛。

墨家對道教氣功養生學的影響，主要是它的五行學說與人為的變化觀。我國古代的五行說，初期是樸素的唯物主義。認為水、火、金、木、土是構成整個世界的五種最基本的物質。到了戰國時期，這種思想為唯心主義所剽竊，產生以鄒衍為代表的陰陽五行派。他們把五行排列成相生相勝的系列，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之，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這就是所謂「常生常勝」。鄒衍的這種循環、凝固的「五行常勝說」，對於我國科學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礙作用。

後期墨家打破了這種學理，在五行相生相勝的舊說上，提出了「五行毋常勝」的新主張。《墨子·經下》說，「五行毋常勝，說在宜。」《經說下》解釋說：「五○金、水、土、木、火、離。然火爍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金之府水，火離木。若識麋與魚之數，唯所利。」在這段文句中，既駁五行相勝之說，亦斥五行相生之言。

譚戒甫先生解釋說：「金、水、土、木、火五者，皆彼此相附麗，並非相生，故曰金水土木火離。何以故?以水聚藏於金而火附麗於木耳。」正如同「麋之所利，於山之林；魚之所利，在川之水。故林盛而麋赴焉，水大而魚藏焉。若能識別此道，則水非生於金而木非生火，可以恍然悟矣。」

至於相勝，也不是凝固不變的。相反，因其質與量的多少，因其種種機運，而發生變化。如金與火的關系，金少火多，則能把金熔銷；反之金多火少，則能把火熄滅。王充《論衡·命義篇》雲：「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其主而用也。」也認為五行相勝是隨著矛盾雙方質與量的變化而變化，並沒有一套僵化的發展程序。

墨家的這種辯證的五行學說，不僅批判了鄒衍等人對五行的神秘思想和形而上學觀，也為後來的道教辯證地探索自然與科學，開辟了一條道路。在道教內，無論是漢唐之際的外丹派，還是宋元時期的內丹派，他們都吸收了墨家的這種辨證的思想。

如《周易參同契》中關於五行的論述，即與墨家一脈相承。書中說：「丹砂木精，得金乃並，金水合處，木火為侶。」這是以墨家五行附麗說立論。在此基礎上，《周易參同契》進一步提出了「五行錯王」的學說。書中說：「五行錯王。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元俞琰解釋說：「金生水，木生水，此常道之順五行也。今以丹法言之。則木與火為侶，火反生木；金與水合處，水反生金。故曰五行錯王，相據以生也。」（《周易參同契發揮》卷中）。也就是說，五行的變化既有一般規律，即「常道」；亦有特殊規律，即「錯王」。而修煉丹道的關鍵，正是在於掌握運用五行變化的特殊規律。

這種特殊規律又被叫作「五行顛倒術」。張伯端《悟真篇》說：「震龍汞自出離鄉，兌虎鉛生在坎方，二物總由兒產母，五行全要入中央。」宋翁葆光解釋說：「汞為震，龍屬木，木生火，木為火母，火為木子，此常道之順也。及乎硃砂屬火，火為離，汞自砂中出，卻是火返能生木，故曰兒產母也。太白真人歌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里生』……鉛為兌，虎屬金，金生水，金為水母，水為金子，此常道之順也。及乎黑鉛屬水，水為坎，銀自鉛中生，卻是水返能生金，故曰兒產母也。太白真人歌曰：『五行不順生，虎向水中生。』」（《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4）。所謂「五行順兮，常道有生有滅；五行逆兮，丹體常靈常在」，正是高度地概括了內丹修煉一個基本原則。

從《周易參同契》的「五行錯王說」，到《悟真篇》的「五行顛倒術」，其思想的源頭都是墨家的五行毋常勝說。

墨家講變化。《墨子·經上》說：「化，征易也。」《經說上》解釋說：「化，若蛙為鶉。」變化的形態是多樣的。《經上》說：「為、存、亡、易、盪、治、化。」《經說上》解釋說：「為，亭合，存也；病，亡也；買、鬻，易也，霄、盡，盪也；順、長，治也；蛙、屈，化也。」認為這些變化並非皆出於自然，如亭台之存，疾病之愈，買賣交易，消盡的盪除，順長之修治，都是人的作為；即使是蛙屈一類的變化，也是人們能夠觀察了解的。墨家這種強調人為的變化觀是很可貴的，因為它看到了人在改造自然中的重大作用。後來的道教養生家吸收發揮了這種進步的變化觀，並在探究自然與生命的漫長路途中實踐著。

在自然科學技術上，先秦兩漢時期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因在「天垂象，見吉凶」的天人合一思想籠罩下，我國歷代都非常重視天文的觀測；朝廷中有專司天文觀測的欽天監，正史也設有《天文志》專記其事，因此中國的天象紀錄可說是人類的寶藏，而且這種記錄可以上溯到殷商時代。這些珍貴的記錄，包括歷史上最早的一次哈雷慧星紀錄和最早的琴座流星雨紀錄。戰國時的《甘石星經》和《石申星經》，各記有500-800多個恆星，是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恆星分布圖。

在宇宙理論上，有「蓋天說」，「渾天說」等。東漢科學家張衡在《渾天儀圖注》、《靈憲》中，總結了當時天文學成就，闡敘了「渾天說」宇宙論，並創制了世界上最早用水力轉動的渾天儀。

在地理方面，戰國問世的《禹貢》載有中國各地土壤的特徵，並首分天下為九州。各地產品的性質，河川的流向都有記載。《山海經》的《山經》中記載了礦物89種，產地309處，並以硬度、顏色、光澤、狀態來識別。此外還記載了礦床學的共生現象，如鐵與文石，白金與鐵，這比希臘喬非史蒂斯(公元前371-公元前286)的《石頭記》要早200年，且較豐富。在地殼變化和地震學方面，《詩經》明言了「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竹書紀年》記載了公元前1831年泰山的一次地震，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記載。至東漢張衡時，更發明了候風地動地動儀，可測地震方位及強度，為世界地震儀之始。

在化學方面，煉丹術的起源可能也很早。因為《戰國策》及《韓非子·說林上篇》已有方士向楚王獻不死葯的記載。另從《考工記》中，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合金成分的研究。

生物學方面，《詩經》上記有植物名稱100多種，動物名稱200種。漢代綴輯而成的《爾雅》，則注釋了《詩經》中草木蟲魚鳥獸之名。在《周禮·地官》中，把動物與植物正式分開，各為毛羽介鱗裸、皂膏核莢叢五類，可見先人的分析是頗精細的。

在農學方面，《尚書·禹貢》列舉了當時九州各類型的土壤及其主要農作物。《管子·地員篇》更是講解土壤的一篇專文。《呂氏春秋》中的《上衣》、《任地》、《辨土》、《審時》四篇專講農業，為我國現存最古老的農學論著。據《漢書·藝文志》著錄，西漢時已有《汜勝之農書》等九種農學著作。東漢時崔實的《四季月令》，也是現存較早的一部農學名著。

在醫葯方面，《山海經》己明確提到130多種葯，包括動物、植物和礦物，並提到簡單的用法，如食、浴、佩帶、塗抹等。所治療的疾病包括30多種。以後醫學逐漸經驗化，與巫分家，並且還有了分科。如《周禮·天官》即分醫官為食醫、疾醫、瘍醫、獸醫，並提出一套醫政制度。由《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可知，戰國時秦已設有太醫令，後世也多從之。

中國獨特的針灸術起源也很早。針法的前身為砭石療法，《說文解字》說：「砭，以石刺病也。」在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發現了不少的骨針、竹針。到了周代由於青銅技術的發達，更進步到了用金屬針。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多種周代編寫的醫書，其中《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經》所載內容，說明春秋戰國時針灸療法己相當普遍，醫療質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河北省滿城縣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中出土的隨葬金針，甘肅武威出土的漢代醫簡，都是其時醫學發達的明證。正是在這些實踐的基礎上，產生了幾部千古不朽的醫學著作，如《黃帝內經》、《黃帝八十一難經》、《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這些經典文獻的誕生，標志著中國醫學理論體系的初步形成。

其次，在衛生保健上，夏商以來對衛生就有了講究，養成了洗臉洗手洗澡等習慣，如甲骨文中即有浴字，象人用水在盆里洗澡。另外甲骨文中還發現有灑掃和在室內除蟲掃灰的資料(圖為黃帝像)。

體育運動方面，古人很早就知道跳舞可以舒筋壯骨。後來在這個基礎上更發展出體操和物理治療，當時稱為導引。《黃帝內經》中提到了導引、守神等下法，《素問·異法方宜論》中說：「中央者，其地平以濕……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蹺。」《素問·上古天真論》說：「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又說：「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這些都是指保健方面的方法。

《莊子》中有彭祖「熊經鳥伸」法、坐忘、心齋、守一等內養功法，《淮南子》中提到的導引式有熊經、鳥伸、鳧浴、猿攫、鴟視、虎顧六種。至東漢時，《政論》中把導引、行氣和治理國家聯系起來，強調平時的保養修持。

荀悅《申鑒·俗嫌篇》中，談到了氣功治病和意守臍下的重要性，「若天導引蓄氣，歷藏內視，過則失中，可以治痰。」「鄰臍二寸謂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氣也。故長氣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脈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己開始提到「氣沉丹田」的問題。

大思想家王充著《養性書》16篇，充分肯定了氣功的科學價值，並且堅持煉功，「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葯引導，庶翼性命可延」。（《論衡·自紀篇》）名醫張仲景《金匱要略》說，「四肢才覺重滯，即導引吐納、針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明確指出氣功治病具有特殊的功效。

外科專家華陀根據《呂氏春秋·季春紀》所說「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的理論，在前人導引術式的基礎上，整編了一套「五禽戲」。並且「提出了導引強身的理論，」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谷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後漢書·方技傳》）

出土文物也證明我國氣功在秦漢時期已達到相當的水平。現存最早且完整地描述氣法運煉的，要數戰國初年製作的《行氣玉佩銘》。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西漢導引圖》共有畫象40餘幅，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且多數為下層普通人們，可見導引運動在秦漢時已普及到社會的下層。另有《卻穀食氣篇》，亦為先秦的珍貴氣功文獻。

社會上已出現了一大批功夫高深的實踐者。如戰國時的王喬、赤松子、彭祖，漢代的張良、裴元仁、封君達，范幼沖、王真、皇化、葛越、越廣信等，皆為顯名於世的氣功家。由於他們顯現奇絕的技能和超人的功夫，而被世人神化。道教的成立。本身即包含著方士煉養家的成份，自然先秦兩漢時的這些著名人物都被納入道教的體系，成為道教氣功養生史上的重要人物。

以上所說，是道教氣功養生學產生的歷史背景。由於秦漢統治階級的提倡，求仙長生的風氣盛行，氣功養生學說已廣泛影響了社會的各個階層，從而出現了許多氣功家和專門著作，這就構成了道教氣功養生學形成的社會條件。諸子百家的蜂起，神仙學說的勃興，黃老之道的鋪張，科學技術的發展，成為道教氣功養生學形成的條件。正是在這些歷史背景下，孕育、產生、形成了道教氣功養生學這種獨特的氣功養生體系。

4、古代養生術的種類有多少種？

岐黃探索長壽之理 岐黃論談人生發育 岐黃評說養生「四種人」 彭祖論攝生養神 姜子牙垂釣養生 春秋戰國 管子論節食止怒 醫緩論行惡損壽 醫和「六淫」致病論 公孫僑論近婚不殖 晏子論破迷信保性命 老子論遵循自然法規修身養性 老子論「玉泉」駐顏 孑L子論以德助壽 孫子養生處實論 程子華以智養生 墨子「五行」養生論 孟子論養「浩然之氣」 莊子論養生須少私寡慾 列子論心理診治 屈原論端操持正 苟子論「以公義勝私慾」，勤勞健身 扁鵲論有疾早醫 韓非嗇神養生論 呂不韋論損壽「三患」 漢晉三國 倉公答文帝論養生 枚乘《七發》養生論 劉安養生之訓 司馬遷忍辱養生 揚雄養生大論 桓譚論形神持養 王充論養氣健身 潛夫論治病猶治國 荀悅「秉性中和」養生論 張仲景論官吏養生 郭玉養治論 應劭論驚恐自傷 曹操論養怡之道 諸葛亮論以靜養性 華佗陰陽養生論 董奉倡導植樹衛生 阮籍論祛焦養生 嵇康養生服食之道 向秀養生適中論 葛洪論丹葯養生 陶淵明田園養生 褚澄論除疾康生 陶弘景論養生方、契、要 蕭衍為帝養生四法 顏之推養生家訓 隋唐五代 孔志約修本草拯生靈 孫思邈論「性自為善」 孫思邈論養老之要 孫思邈《衛生歌》 司馬承楨「五解」養生術 王冰注《內經》，倡奉生 杜甫論怡心養生 陸羽著《茶經》，益養生 白居易樂天養生 白居易譏諷求仙 劉禹錫論生由養致 柳宗元教誨庶民養生 呂洞賓論人身「三寶」 鍾離八段錦引導法 鍾離五臟真氣說 馬自然德善養生說 陳摶論睡功 孟昶論賞對聯益年壽 兩宋金元 歐陽修論「五友」養生 邵雍論睡眠養生 王安石「清心治本」養病論 沈括論治病「五難」 王令論用醫之道 錢乙實言篤行救蒼生 蘇軾論養生「三戒」 蘇轍論茯苓養生 王懷隱論枸杞延齡 蒲虔貫論養生葯枕 溫革養生語花 陳直論病前自防 陳直錄養老奉親歌 陳自明論婦人養生 陳自明論胎兒養教 劉完素論修真之要 洪邁論日灸健身 陸游養生座右銘 陸游「四愛」養生說 范成大割愁養生 丘處機四時攝生論(春) 丘處機四時攝生論(夏) 丘處機四時攝生論(秋) 丘處機四時攝生論(冬) 張從正祛邪養生論 李東垣論養生真趣 文天祥圖志養生 曾世榮正心修身論 朱丹溪養老論 李鵬飛男女房事論 王圭論泰定養生 明代清朝 宋濂論積勞成疾，精護祛病 劉基論養生安邦 貝瓊論心明眼亮壽延長 方孝孺論損生來自昧治身 方孝孺論養身治疾之道 朱權論耄老調養 沈仕論「七情」致病 萬全論棄疑養生 萬全談嬰兒養護 萬全養生「四要」 李時珍集葯學大成，開生民壽域 李時珍《奇經八脈考》 李時珍論飲酒利弊 楊繼洲針灸衛生論 李贄論讀書怡性養神 龔廷賢論醫家病家之要 沈之問忘我攻惡疾 王肯堂辭官習醫濟世 徐春甫論庸醫害生 李梃正宗養生論 陳實功論醫家修德養生 吳有性雜氣傷生論 張景岳論養形 喻昌調和營衛說 李中梓記述黑發良葯「何首烏」 冷謙論修齡要旨 蒲松齡論除妖護生 玄燁倡導國民健身 程國彭論知醫保身 葉天士論頤養功 葉天士抗老秘訣 曹雪芹論放風箏健身心 鄭板橋論仁慈養生 徐大椿論人參葯用 乾隆皇帝養生訣 袁枚論文人養生 沈金鰲尊生論 趙學敏論草醫濟世 吳鞠通論愛民慎醫 陸以活論醫家周察救生 王清任繪臟腑救黎民 陸懋修論安逸生疾 曹慈山論粥食養生 高桐軒論老人「十樂」上古西周 岐黃探索長壽之理 岐黃論談人生發育 岐黃評說養生「四種人」 彭祖論攝生養神 姜子牙垂釣養生 春秋戰國 管子論節食止怒 醫緩論行惡損壽 醫和「六淫」致病論 公孫僑論近婚不殖 晏子論破迷信保性命 老子論遵循自然法規修身養性 老子論「玉泉」駐顏 孑L子論以德助壽 孫子養生處實論 程子華以智養生 墨子「五行」養生論 孟子論養「浩然之氣」 莊子論養生須少私寡慾 列子論心理診治 屈原論端操持正 苟子論「以公義勝私慾」，勤勞健身 扁鵲論有疾早醫 韓非嗇神養生論 呂不韋論損壽「三患」 漢晉三國 倉公答文帝論養生 枚乘《七發》養生論 劉安養生之訓 司馬遷忍辱養生 揚雄養生大論 桓譚論形神持養 王充論養氣健身 潛夫論治病猶治國 荀悅「秉性中和」養生論 張仲景論官吏養生 郭玉養治論 應劭論驚恐自傷 曹操論養怡之道 諸葛亮論以靜養性 華佗陰陽養生論 董奉倡導植樹衛生 阮籍論祛焦養生 嵇康養生服食之道 向秀養生適中論 葛洪論丹葯養生 陶淵明田園養生 褚澄論除疾康生 陶弘景論養生方、契、要 蕭衍為帝養生四法 顏之推養生家訓 隋唐五代 孔志約修本草拯生靈 孫思邈論「性自為善」 孫思邈論養老之要 孫思邈《衛生歌》 司馬承楨「五解」養生術 王冰注《內經》，倡奉生 杜甫論怡心養生 陸羽著《茶經》，益養生 白居易樂天養生 白居易譏諷求仙 劉禹錫論生由養致 柳宗元教誨庶民養生 呂洞賓論人身「三寶」 鍾離八段錦引導法 鍾離五臟真氣說 馬自然德善養生說 陳摶論睡功 孟昶論賞對聯益年壽 兩宋金元 歐陽修論「五友」養生 邵雍論睡眠養生 王安石「清心治本」養病論 沈括論治病「五難」 王令論用醫之道 錢乙實言篤行救蒼生 蘇軾論養生「三戒」 蘇轍論茯苓養生 王懷隱論枸杞延齡 蒲虔貫論養生葯枕 溫革養生語花 陳直論病前自防 陳直錄養老奉親歌 陳自明論婦人養生 陳自明論胎兒養教 劉完素論修真之要 洪邁論日灸健身 陸游養生座右銘 陸游「四愛」養生說 范成大割愁養生 丘處機四時攝生論(春) 丘處機四時攝生論(夏) 丘處機四時攝生論(秋) 丘處機四時攝生論(冬) 張從正祛邪養生論 李東垣論養生真趣 文天祥圖志養生 曾世榮正心修身論 朱丹溪養老論 李鵬飛男女房事論 王圭論泰定養生 明代清朝 宋濂論積勞成疾，精護祛病 劉基論養生安邦 貝瓊論心明眼亮壽延長 方孝孺論損生來自昧治身 方孝孺論養身治疾之道 朱權論耄老調養 沈仕論「七情」致病 萬全論棄疑養生 萬全談嬰兒養護 萬全養生「四要」 李時珍集葯學大成，開生民壽域 李時珍《奇經八脈考》 李時珍論飲酒利弊 楊繼洲針灸衛生論 李贄論讀書怡性養神 龔廷賢論醫家病家之要 沈之問忘我攻惡疾 王肯堂辭官習醫濟世 徐春甫論庸醫害生 李梃正宗養生論 陳實功論醫家修德養生 吳有性雜氣傷生論 張景岳論養形 喻昌調和營衛說 李中梓記述黑發良葯「何首烏」 冷謙論修齡要旨 蒲松齡論除妖護生 玄燁倡導國民健身 程國彭論知醫保身 葉天士論頤養功 葉天士抗老秘訣 曹雪芹論放風箏健身心 鄭板橋論仁慈養生 徐大椿論人參葯用 乾隆皇帝養生訣 袁枚論文人養生 沈金鰲尊生論 趙學敏論草醫濟世 吳鞠通論愛民慎醫 陸以活論醫家周察救生 王清任繪臟腑救黎民 陸懋修論安逸生疾 曹慈山論粥食養生 高桐軒論老人「十樂」

5、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什麼意思

6、墨子和莊子誰大？

莊子大 莊子寫文章的目的在「剽剝儒墨」。對此首先可以這樣理解，正是出於批判、駁斥這兩家顯學的需要，才使得立志「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心高氣傲的莊子，不得不「自我坎陷」一個或幾個檔次，與他本來不屑一顧的對手們爭辯、討論，糾纏在一起。另一方面，對莊子批儒人們一般容易給予「了解之同情」，而至於他何以揪住老實巴交、農民一樣的墨子不放，則未免使人有點不平之氣。因為在表面上看來，一個專注於心靈的自由與解放，另一個則最關心生命基本的衣食飽暖，兩者不是一條道上跑的車，即使不可能有什麼更多的共同語言，也完全犯不上鬧得疙疙瘩瘩的，特別是對像莊子這樣有境界的人。 關於莊子「剽剝墨」的原因，我想到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一段話，他說：「愛爾蘭人只知道一種需要，就是吃的需要，而且只知道吃馬鈴薯，而且只是破爛馬鈴薯」。按照常理來講，蘿卜白菜，各有所愛，愛爾蘭人吃馬鈴薯或「破爛馬鈴薯」，是它自己的事情，「與卿何干？」如果這樣想，一般情況下人們可能都會多幾分對「愛爾蘭人」的同情。但另一方面，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在這種「只知道吃破爛馬鈴薯」的生活中，「人不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動物的需要」。——退一步說，即使在動物也本能地知道要挑「好馬鈴薯」吃，那麼對「吃破爛馬鈴薯的愛爾蘭人」的嚴厲批判，也當然自在情理之中。總之，一種精神境界很高的人，一旦被迫與完全喪失了任何精神需要的人碰到一起，像這樣的話語與價值兩方面的沖突，是想避免也無法避免的。在莊子看來，「以自苦為極」的墨子，就是一個「只知道吃破爛馬鈴薯的中國人」。用通俗的話講，就是一點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在理論上講，是說明他天生的審美機能與趣味已發生了嚴重退化。像這樣一種人，即使有吃有喝地活著，也沒有什麼精神價值與審美意義。一個精神境界太高，而另一個對生命的要求又過低，所以分歧當然不可能少。而他們最大的分歧是在對生命的價值態度上。人最寶貴的是生命，而用它做什麼才好，在莊子與墨子則有著完全不同的回答。墨子的人生榜樣是「其生也勤，其死也薄」、犧牲自身以「養天下之形」的大禹，而莊子在《天下篇》中卻說，它不僅「使人憂，使人悲……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甚至本身更是一種使「天下不堪」的負擔。另一方面，莊子在批判墨家聖人大禹時，也常把他同儒家聖人堯、舜放在一起。盡管儒家聖人的主要問題是「苦心」，而墨家聖人的最大悲劇在於「勞形」，但在使人身心變得不愉快、使人的自由生命發生扭曲與異化（即「其於殘生傷性均也」）這一點上，兩者是殊途同歸的。這大概就是太史公說莊子用意在於「剽剝儒墨」的合理解釋。在此具體說來，莊子批墨的要義有二：一是針對墨子「養天下之形」的勞動哲學。與孔孟之徒說它是一種「以力服人」（孟子《公孫丑上》評墨子語）的「役夫之道」（荀子《王霸》評墨子語）相仿，精神境界極高的莊子，對墨子念念不忘的「衣食之利」，以及「義，利也」（《經上》）、「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非樂上》）等宣教，當然更加不以為然。這就是莊子曾深刻批判過的「世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說。莊子《達生》指出：世人都知道要生存首先要解決衣食住行等生活資料問題，即「有生必先無離形」，但他們不知道的卻是，「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人的生存雖然離不開物質條件，但有了物質保障並不能使人成為自由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看到的卻是，人為了獲得物質生活資料而把自己降低為「物」、「工具」甚至是「禽獸」。莊子把它叫做「喪己於物」（《繕性》，馬克思則稱之為「工人被貶低為機器」。在這個意義上，莊子的批判應該說是十分尖銳而深刻的。其次，如果說墨子看到的是生產勞動給群體帶來的「衣食之利」，那麼也可以說，莊子更關注的則是與「利」相並生的「害」，特別是各種異化勞動給個體精神生命與審美心靈所帶來的摧殘和扭曲。莊子反復強調的是：「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人間世》）；「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人間世》），任何人類的有目的的活動，無論如何總是體力、腦力上的付出，因而對個體生命都是一種損傷和犧牲。而只有像「庖丁」那樣，在艱難叢生的人世間，小心呵護生命之鋒刃避免和外物發生任何碰撞，「游於物之外」，才能實現「逍遙乎寢卧其下」（《逍遙游》）的人生最高境界。這與墨子的「人盡其用」觀（如《非命下》強調的，男人要「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婦人要「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等）是完全相反的。質而言之，只有拋棄了墨子那一套實用主義哲學，才能達到「盡其天年」的養生之道。雖然可以說莊子的看法未免有片面性，但由於在這種片面的深刻中揭示出異化生產與自由生產的根本性沖突，因而他所提供的恰是墨家哲學在邏輯上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提供的、也無法替代的一種知識譜系。這里當然是僅就主要方面言，其實兩者的關系還要更復雜一些。從莊子的一些文本來看，不難發現他對墨子還是懷有幾分尊敬的，所以才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仔細追究這話的深層則會發現，就像五四時代的魯迅對阿Q那樣的農民一樣，莊子的意思也無非是：為什麼不願意過、不去追求一種精神含量更高的人的生活呢？這不僅是莊子在歷史上「剽剝墨」的道理所在，而且我想它對於今天的社會也不無積極的意義與啟發吧。

7、墨子和孔子，老子誰更厲害

這個厲害看要怎麼比了！
墨子和孔子、老子誰更厲害？比打架
如果比打架的話，我覺得是墨子厲害。
因為墨子一生身體力行地勞動，鍛煉的身體壯壯的，而且墨子還發明了好多打仗的器具以及武器，可見墨子很厲害；
相對來講，孔子一輩子光會看書寫字，把人都廢了，可見打架孔子是不行的；
老子一輩子無為而治，估計真打起來，早就跑遠了。如果跑不了，那就由你們打，不還手。
老子不打架
墨子和孔子、老子誰更厲害？比吃飯
如果比吃飯的話，我估計還是墨子勝。
道理很簡單，能幹活的人就能吃；
孔子肯定臭講究多，嫌這個，害那個的，但的確吃不過墨子；
老子，一生清靜無為，不動撣，也吃不了多少。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墨子和孔子、老子誰更厲害？比尿尿
我們都知道，腎好就尿的遠。如果比尿尿，肯定老子尿的最遠。
為啥呢？
你想啊，老子最會養生啊，把腎保養的好好的，當然尿的遠；
墨子就差一點，雖然他通過勞動鍛煉了身體，但是有時候過於勞累也會損耗腎精，可見墨子尿的不會太遠；
比尿尿孔子最差，孔子一輩子周遊列國，都在大貴族的地盤兒混吃混喝，說不定還得趕幾個風月場所，酒色二字對腎的損害最大，可見他一定尿不遠。
墨子才是好孩子
墨子和孔子、老子誰更厲害？比顏值
顏值這場很難分出勝負，仨人長得都不好看。不過我最看好的是老子。
據說老子一生下來時，就具有白色的眉毛及鬍子，所以被後來稱為老子。後來又騎著青牛出關，一派仙風道骨的樣子，再加上天生非主流的發色，估計可以迷倒一大片少女；
孔子就丑多了，史籍記載：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
這是啥意思呢？
河目就是上下眼眶平而長，形狀像河一樣的眼睛；隆顙，就是高高隆起的額頭；駝背、肢體比例還不正常。可以說孔子長得屬於很嚇人的樣子。
剩下的墨子，一輩子風吹日曬干苦力，即便是天生小鮮肉，也很快風干成老臘肉了，至多止於不難看，所以顏值墨子很難勝。

8、孔子,墨子,荀子,孟子,老子,莊子,韓非子,孫子的主要思想是什麼

一、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人。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是「禮」和「仁」。在道德修養方面，他提出樹立志向、克己、踐履躬行、內省、勇於改過等方法。孔子的弟子曾將他的談話和他與門徒的問答，輯成《論語》一書。

二、孟子(前372—前289)名軻，戰國中期魯國鄒人。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展為仁政學說，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論，是以仁政為內容的王道，其本質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

他把"親親"、"長長"的原則運用於政治，以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受業於子思(孔子之孫，名)之門人，闡述他的政治主張，還曾在齊為卿。晚年退而著書，傳世有《孟子》七篇。他是戰國中期儒家的代表。

孟子的思想來源於孔子。孟子把孔子的「仁」發展為「仁政」的學說。他認為實行「仁政」，就必須「制民恆產」，讓每家農戶有百畝之田、五畝之宅，有起碼的生產資料。保證農民有勞動的時間；使人民有最低的物質生活條件；加強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

三、莊子（約公元前369－約前286），老子學說的核心是「道」。他認為「道」就是「無」。這個「道」是「先天地生」的，是沒有意志、沒有具體形狀、無聲無息的，「道」即是宇宙萬物的本源。老子猜測到一切事物都有正反兩面的對立，雙方互相依存，相反相成。

事物對立的雙方會互相轉化。他不僅忽略了對立面轉化的必要條件，而且把事物向反面轉化看作是循環的，而不是上升發展的。老子的學說，對後來中國哲學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唯物與唯心兩派都從不同的角度吸收了他的思想。

四、韓非(約前280—前233)， 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贊美「堯、舜、湯、武之道」。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

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治才能鞏固。

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從兼愛的觀點出發，墨子又提出「節用」「節葬」「非樂」「非攻」等主張，反對統治者窮奢極欲、揮霍無度的生活，也反對以大欺小。

五、荀子（約公元前313～公元前238），戰國末思想家、教育家。名況，趙國人。他批判和總結了先秦以來的學術思想，發展了唯物主義。認為自然運行法則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提出人定勝天的思想。首創性惡論，重視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

六、孫子(?～公元前1105)，春秋末期吳國軍事家，思想家孫武。孫武強調戰爭的勝負不取決於鬼神，而是與政治清明、經濟發展、外交努力、軍事實力、自然條件諸因素有聯系，預測戰爭勝負主要就是分析以上這些條件如何。

孫武不僅相信世界是客觀存在的，而且認為世界上的事物都在不停地運動變化著，強調在戰爭中應積極創造條件，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促成對立面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轉化。

(8)墨子養生擴展資料

一、《墨子》的評價：

從《墨子》全書來看，墨子在宋國的活動較多，與宋國的關系最為密切，對宋國的感情最深，這可以從墨子「止楚攻宋」事件中看得出來。另外，《墨子》一書明顯具有宋地方言的特點，沒有魯、楚方言，這也是墨子宋人說的有力證據。

再者，墨子是一位以天下為懷遊走四方的學者，所謂「孔子鍋灶燒不黑，墨子板凳坐不暖」即是，他經常往來於宋國、魯國、齊國、魏國、楚國等很多地方。由此看來，梁啟超以「歸而過宋」語否定墨子為宋人，實為牽強。

「歸而過宋」只是證明了墨子當時沒有居住在宋國，並不能證明他不是宋人。而東晉時期的文學家葛洪在《神仙傳》中早已明確記載。

二、《孟子》的藝術特色：

《孟子》的語言明白曉暢，平實淺近，同時又精煉准確。作為散文，《孟子》長於論辯，更具藝術的表現力，具有文學散文的性質。其中的論辯文，巧妙的運用了邏輯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應手地運用類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縱，反復詰難，迂迴曲折的把對方引入自己預設的結論中。

氣勢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風格特徵。這種風格源於孟子人格修養的力量。具有這種浩然之氣的人，能夠在精神上壓倒對方，能夠做到藐視政治權勢，鄙夷物質貪欲，氣概非凡，剛正不阿，無私無畏。《孟子》中大量使用排偶句、疊句等修辭手法。

9、中國傳統文化 養生 什麼是 傳統文化

中華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成果根本的創造力，是民族歷史上道德傳承、各種文化思想百、精神觀念形態的總體。中華度傳統文化是以老子道德文化為本體、以儒家、莊子，墨子的思想、道家文化為主體等問多元文化融通和諧包容的實體系。中華傳統文化亦叫華夏文化[1]、華夏文明[2]，是中國5000年優秀文化的統領。而流傳年代久遠，分布廣闊答，文化是宇宙自然規律的描述，文化是道德的外延；文化自然本有，文化是生命，生命是文化；文化是軟實力，是決定一切的版內在驅動力；文化又是社權會意識形態，是中華民族思想精神，是社會政治和經濟的根本。

10、墨子的徒弟有誰

早期zd墨家弟子很多，《公輸篇》：「墨子之說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淮南王書》「亦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但現存有關墨子及墨家活動的內資料很少，「而徒屬名籍容亦莫能記述」。現存史料中可考之稱「巨子」者有孟勝、田襄子、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