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寧陽的土特產都有什麼
還真不好說，基本外面都能買到。花生油最純，別的地買不到。牛羊肉也挺好，大棗，在寧陽打打一把錫壺給你岳父喝茶，白露的時候再抓幾只蛐蛐給你他送去。採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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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曾經的盛世皇家貢品和齊魯三瑰寶之一的上水金銀花,是金銀花中具有保健價值的佼佼者
3、泰安寧陽比較好的美容店是哪家？在什麼地方？
你要做美容？
4、黃恩彤光緒五年出版寧陽續志有收藏價值嗎
黃恩彤(1801—1883)，原名丕范，字綺江，號石琴，別號南雪。寧陽縣蔣集添福庄人，出身於耕讀之家、書香門第。祖父黃尚璨，字綉琳：「喜讀書，為文典雅有體裁。乾隆初應童科，郡試第一，旋入庠，補增廣生，有名黌序。時泰安名儒於瑄方假館南泉精舍，聚徒講授，尚璨負籍往從之游。覃精三載，悉傳其學……中年遽卒，士論惜之」[①]；父親黃宗皋，字翹元，天資英敏，學業優秀，府縣考試名列前茅，因系家中唯一男丁，為生計放棄科舉，力耕持家，並親自督促二子學業，常以明朝忠臣楊繼盛名言教育晚輩：「我讓人，毋使人讓我；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黃恩彤5歲跟其兄恩澍入塾讀書，過目不忘，有神童之譽。15歲縣試第一，道光二年（1822）中舉人，道光六年(1826)成進士，從此走上仕途。
一、施政有方的官場能吏
1826年，26歲的黃恩彤被任命為刑部主事（六品）。他潛心律學，迅速表現出過人才幹，刑部尚書陳若霖對其非常器重。當時有戶部偽照、銀庫截餉、邪匪傳教三大疑案久拖未決，牽連數百人。黃恩彤被指派審理這三個案件。他出手不凡，「搜抉弊端，指擒首惡，窮治黨與，次第論如法。其株連無辜悉縱遣之，一時翕然稱平允」 [②]，令人刮目相看。接著被選充提牢，掌管刑部監獄；又改任專司修訂頒行法律的律例館提調，十餘年間查辦了大量疑案。其間曾一度出任熱河都統理刑司員，清廉自守，執法嚴明，「卻翁牛特蒙古公賄，黜其爵」[③]；「佐理三載，蒙民悅服。代歸，送者絡繹過廣仁嶺，謝遣始去」；還多次隨朝臣閣老赴江蘇、安徽、浙江等地俯察民情，懲治污吏，政聲斐然。累遷刑部郎中（五品）。
科舉選人歷來被朝廷視為頭等大事，鄉試主考官多由朝廷信賴的翰林、內閣學士擔任。黃恩彤因學養深厚，卻得破例膺此重任。1839年，出任順天鄉試同考官[④]，首次參與科考事務；次年（1840），即被委任為廣西鄉試正考官，因選才得人，頗受朝野稱贊。隨後外放江南鹽巡道（四品）。當時江淮一帶鹽政鬆弛，走私猖獗，梟匪充斥。黃恩彤精心治理江面，「嚴覈水程，遴委干員，於出江過境鹽船不時抽查，起獲商私數十萬斛[⑤]，稟請嚴辦」，使江南鹽務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清明治理。因政績突出，不到一年即被任命為江蘇按察使（三品）並代理南京政務。
黃恩彤自幼接受儒家傳統文化教育，懷抱「修齊治平」理想，以其才幹，如生逢康乾盛世，未始不能躋身台閣，出將入相。但時當中國面臨前所未有大變局的晚清，其命運便不可避免地隨時代變遷而浮沉。
二、進退維谷的外交使者
19世紀4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攜工業革命雄風，發展蒸蒸日上。歐美列強為擴大商品市場，爭奪原料產地，加緊殖民侵略，中國周邊國家和鄰近地區陸續成為其殖民地或勢力范圍。中國也成為其侵略擴張對象。而這時的清廷君臣還固守著類似「同心圓」的世界觀念，以為自己的「天朝大國」是世界中心，其下為臨近藩屬國，又其下才是更遠的蠻夷之國。他們把與外國貿易作為對蠻夷的恩賜，甚至認為外國人沒有中國的茶葉、大黃等商品，就會消化不良、腸胃生病。落後的政治制度和生產方式，尤其是長期的閉關鎖國政策，使統治者不可能正確認識自己和認識世界，因而在對外交往中格格不入，動輒失策。1840年1月，林則徐根據道光皇帝旨意，宣布正式封港，永遠斷絕和英國貿易，以為這樣就可以永絕鴉片之患。英國則不肯放棄其在華利益，並企圖謀求更大利益，由此引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道光皇帝在戰與和之間舉棋不定，多年廢弛的邊防更是不堪一擊。結果英人在一年多時間里，以有限軍隊連克廣州至天津多處戰略要塞。1842年2月，英軍攻破長江門戶吳淞口後溯江而上， 7月21日，鎮江全城慘遭焚掠。8月4日，兵臨南京城下。黃恩彤臨危受命，成為與英人談判的主角。
本來，朝廷派出與英人交涉的有伊裡布、耆英、牛鑒等一品大員，但這些要員們卻放不下欽差大臣的架子，只是派黃恩彤偕侍衛咸齡前往談判。談判結果，是簽訂了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黃恩彤此前雖從未涉足洋務，但對當時事態之嚴重性及道光皇帝意旨自然是清楚的。簽訂城下之盟，本身就是屈辱的事。而然大局已定，已無力回天，他只能在力所能及范圍內為大清王朝爭取利益，「在諸如是否加蓋皇帝印璽、戰後賠款、英軍佔領定海、鼓浪嶼、招寶山等問題上與英人力爭。今天看來所爭問題有些捨本逐末，但體現出黃恩彤在強敵面前的過人膽識，與朝廷大員的唯唯諾諾相比，他勇敢地爭取國家利益，迫使英國作了一定程度的讓步。」[⑥]《南京條約》簽訂後，英國軍隊仍然騷擾民眾，黃恩彤「親赴夷船，囑夷酋禁約各夷，勿得滋擾百姓，酋即命將炮位兵械悉運回船，其占據之民房，概令退出，並禁各夷無事不許登岸，沿江居民始得稍安」[⑦]。
黃恩彤的出色表現當時不僅贏得了朝野稱贊，也獲得談判英人的較高評價，他們贊揚黃恩彤「是中國最重要的將要起來的政治家之一……他同外人接觸，不卑不亢，恰如其分，和其他中國人頗不相同」[⑧]。
《南京條約》條款只是一個框架，黃恩彤隨後被調任廣東按察使，繼續處理善後事宜。稅率與商行談判是黃恩彤發揮外交才能，盡最大努力維護清廷利益的外交實例。針對英人裁撤公行的要求，黃恩彤對上司伊裡布提出兩套方案：一是裁撤公行，把原來的正稅及各項附加費用一並歸海關徵收，每年海關收入可增加3倍；二是保留公行，將出入口大宗貨物稅額逐件加增，冷僻貨物逐件議減，其所增之數百倍於所減之數。黃恩彤認為，關鍵不在於公行是否存在，而在於實際操作過程中的貿易壟斷。這顯然是看到了問題的實質。正像西方學者後來指出的：「主要的變革並不在於帝國的舊稅率方面，而是在於要努力掃除深深植根於廣州貿易中的撈外快和收小費等一整套敲詐勒索制度」[⑨]。由此可以看出，黃恩彤當時已隱約認同了先進的自由貿易思想。
1844年12月18日，黃恩彤在致港督戴維斯的信函中，對英人收銀(賠款)清而不想退還質當(舟山、鼓浪嶼)的意圖給予了揭露與抵制。在其堅持下，舟山、鼓浪嶼按時復歸，避免了中國領土的進一步割讓。
黃恩彤在談判中的表現受到道光皇帝的贊賞。兩年中，他由觀察使升任布政使，再升廣東巡撫，躋身二品大員，成為封疆大吏。他「因俗施治，擇要興除。粵省地處海疆，民風頑悍，盜劫、拜會、打單、搶掠等案，層見疊出。恩彤統籌全局，寬備緝捕經費，嚴定賞罰章程，選派文武，設法督同地方官，廣布線目，兜截搜拏，陸續擒獲林大眉、黃悟空、陳昌基、劉亞贃、盧亞音等巨盜數百名，盡法懲治，匪徒震懾，農商獲安。弊革而吏不驚，事集而民不擾，清而不激，嚴而不苛，政績丕著。」[⑩]但在此前後，英人入城與粵民反入城的斗爭卻使他心力交瘁，並最終因此遭受了重大挫折。
黃恩彤認為不應該簡單抵制英人進入廣州城。他收集了各種外方情報，認為英人對廣州的要求主要是通商而非有領土要求，而「通商於彼此有利」，「粵之所以富甲諸省者，為通商也，實通洋也，即通夷也」[11]。黃恩彤反對容易失控的「以民制夷」，認為這種方式簡單粗暴，容易造成沖突，要求人民正確看待各國自由通商，因為「今勿論我閉關絕市，即使彼忽然斂舶而去，羊城無業之若干萬人從何安頓？」[12]這一觀點說明他從當時實際出發，已經認識到中外之間經濟上互相依賴的關系，改變了傳統朝貢貿易體制下「天朝施恩於外夷而許通商」的觀念，從國計民生兩方面肯定了中外通商是東南沿海不可缺少的經濟活動，證明其經濟思想已走在時代前列。
黃恩彤不支持反入城斗爭，但明確反對英人用武力強行入城。當英國公使德庇時帶兵進入廣州要求交出同英人沖突的粵民時，黃嚴詞拒絕：「以禮進城，地方官尚可曉諭紳民酌量妥辦；若以兵進城，更有何說？但和議從此決裂、貿易從此禁斷，不知何人任其責！」迫使德庇時不得不退出廣州。在此期間，廣州民眾多次與英人發生糾紛，黃屢屢照會英領事，要求「在兩國交往中，必須不偏不倚……必須約束英國商人，使其勿使用暴力，任意壓制別人」[13]，使英人放棄了強行進入廣州的做法。在中英沖突一時難以圓滿解決之際，黃提出允許英人兩年後進城，作為緩兵之計。與此同時，他積極加強邊備，以閑置官銀貸給商人生息以備調撥，為炮台與兵船籌備錢糧，並勸紳民捐銀在九龍修築石城和衙署炮台以御敵。赴香港談判時，黃在港逗留二十餘日，對英炮台設置有初步了解，後在《上督部祁公論粵東炮台戰船書》中，分析英海軍和我水師差別，強調以我之長攻敵之短。後來有學者論述黃的意見是正確的，但當時未被採納[14]。黃恩彤曾上書道光帝：「該夷現雖就撫，一切駕馭之方，與防備之具均不可一日不講，但當示以恩信，妥為羈縻，一面慎固海防，簡練軍實」[15]，建議實行兩手准備。可見黃並非一味把國家安全寄託在通商上，而是主張以通商為主，以軍事准備為後盾，以期逐步扭轉被動局面。多年後，黃回憶這段經歷，自稱其間「千迴百折，直至心力交瘁」[16]；時人梁廷楠也評價黃在廣東「相與委屈調停，事事彌縫，不使稍生釁隙」[17]。梁是當時廣東人民反入城斗爭的領袖之一，能這樣評價對反入城斗爭並不支持的黃恩彤，一方面反映了梁的胸懷和客觀態度，另一方面也足見黃恩彤的苦心經營。
此時朝中主戰派又占上風，黃恩彤對反入城的態度引起部分士紳反對，受到朝臣彈劾。不久，他監臨文武鄉試，又因「疏請年老武生給予武職虛銜」，被道光帝斥為「違例」，經吏部嚴議「褫職」（撤銷其廣東巡撫職務），仍協助耆英辦理洋務，不到一年又以同知（五品）起用。[18]1848年8月，黃恩彤因與當政官員徐廣縉、葉名琛政見不合，兼之其兄病故，遂請求回鄉奉養雙親，1849年3月返回寧陽。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黃恩彤曾奉旨隨耆英去天津議和，到達時條約已簽，隨即返鄉。後來，他把辦理洋務的經歷及文稿撰成《撫遠紀略》一書。在該書序言中，他對自己與西人交涉的總結是「剛柔迭用，操縱互施，雖有時俯順其情，要未敢稍失國體」[19]，其成敗得失，為中國近代外交提供了有益借鑒。《清史稿》評論洋務官員時指出：「籌邊大計，朝廷無成算，則膺封圻之寄者為益難」[20]，指出當時外交被動主要責任在於朝廷和戰無定，使位居封疆、參與洋務的官員很難措置，持論還算公允。
三、情系桑梓的布衣紳士
1849年3月後，黃恩彤長期在故鄉隱居。其間對寧陽做出了多方面貢獻。
首先，情系民生，關注農業生產。黃恩彤深知：寧陽「既乏商賈之利，亦亡林澤之饒，所賴以養生者，惟力田耳。」而從乾隆年間開始，人口迅速增長，「耕者止此數而食者倍，入者止此數而出者倍」 [21]，人民生計必然出現問題。作為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黃恩彤一向重視經世致用之學，因而對農業生產給予高度關注。對新引進的農作物品種，如甘薯、花生等，他都持熱情歡迎態度，認真研究其栽培技術，並寫成詩詞《沁園春·落花生》、《水調歌頭·甘薯》，大力幫助推廣，使其盡快普及。對寧陽歷史上曾經有過、後來衰落或失傳的農作物或產業，黃恩彤也甚為關注，並盡力促成其恢復生產。早在秦漢時期，寧陽就有植桑養蠶的傳統，但大約自晉朝南渡之後，這一產業就衰落下去。黃恩彤對此十分痛心。為重振家鄉桑蠶生產，他從明代農學家王禎的《農政全書》里輯錄了有關植桑養蠶的詳細資料，編成《蠶桑錄要》一書，向農民散發，使桑蠶業在寧陽逐步恢復起來。生薑也是寧陽傳統的經濟作物，後來種植者漸少，以致當地人吃薑要從南方購進。寧陽齊家莊人、監生齊沐清從《論語》中孔子「不撤姜食」受到啟發，認為當地應適合生薑種植，在寧陽種姜獲得成功，黃恩彤對此大為贊賞，專門寫了《水調歌頭·姜》幫其推廣。此外，凡是可以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計的作物品種引進和種植技術進步，黃恩彤都以極大熱情給以關注。如杞柳是用於條編的原料，清代引入寧陽，黃恩彤就寫了《沁園春·杞柳》，介紹其淵源、用途，向農民推廣，充分表現了其情系桑梓、關注民生的情懷。
其次，聯村築堡，力保一方平安。咸豐至同治年間，安徽一帶捻軍起事，幾次侵擾山東。黃恩彤兩次奉命督辦團練，抵禦捻軍。他從歷史上「即悍如樊崇、石勒，猶為壁壘之民所困」受到啟發，首創聯村築堡之法，實施堅壁清野，使捻軍無法擄掠，只得繞境而過。光緒五年版《寧陽縣志》記載說：「寧陽村堡，實稟廟謨堅壁清野之策，始自添福庄，其後諸村效之。或一村一堡，或數村共為一堡，漸至雉堞林立，聲勢聯絡，一切守御之具悉備。有警則入堡共守，賊退則各勤其業。不惟野無荒田，亦且戶鮮逋賦，計無便於此者。」[22]黃恩彤也因此被賜予三品頂戴。此舉固然有維護清朝統治的作用，但對保護寧陽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維持社會安定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兩修縣志，整理地方文化。黃恩彤回鄉後，適逢縣令陳紀勛欲重修《寧陽縣志》，遂委託黃恩彤為總撰。黃對此舉大力支持，投入巨大精力。修志工作從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開始著手，至咸豐元年（1851）五月編定，次年（1852）問世。此版縣志凡二十四卷，計三十萬言，事增於前而文省於舊，布局結構有較嚴密的內在邏輯[23]，基本吸收了當時流行的綱目體和紀傳體的優長，橫排門類為綱，下設編目記述。在體裁上，述、志、傳、圖、表、錄綜合運用，基本接近現代志書的完備體裁。以大手筆作地方誌，資料選取很見功力，語言亦准確精練、平易朴實，尤其論贊中有許多精到見解。綜合來看，該志不僅堪稱寧陽舊志之首，也是山東地方誌中的精品佳作。時隔三十年後，黃恩彤已79歲高齡，又於光緒五年（1879）對縣志進行續修，增補了三十年間新的資料，使《寧陽縣志》更臻完美，為保存寧陽歷史文化資料、述往事思來者提供了一套寶貴的文獻。
此外，黃恩彤還寫了大量鄉土內容的詩文。這些詩文，有的歌詠家鄉的山水名勝，如《彩山賦》、《古槐歌》、《八景詩八首》、《古剛城》等，抒發對家鄉的摯愛之情；有的考證辨析寧陽的歷史文化遺跡，如《寧陽、龔丘兩故城說》、《汶陽說》、《成郕辨》等，使寧陽歷史上若干懸而未決的疑案有了可信服的結論；有的記述當時寧陽出現的義舉善行，如《汶渡船橋記》、《重修剛城、石樑各堰碑記》、《茅庄創修石橋並修復官路碑記》等，藉以引導人們關心公益、形成良好風俗。這些詩文，均曾傳誦一時，在寧陽深入人心，並發揮了積極作用。
四、著作等身的碩學鴻儒
黃恩彤學養深厚且閱歷豐富，又中年回鄉專心著述，撰寫了了大量詩文和專著，成為著作等身的一代鴻儒。
咸豐十年（1860），黃恩彤時年六十，將平生所作文賦、詩詞重加校勘，親自謄寫抄錄，著成《知止堂集》。其35—50歲間作品集為13卷，為正集；50—60歲間作品集為6卷，為續集；又外集6卷；另有飛鴻集4卷，余集1卷；秋聲詞1卷；飛鴻集文1卷。據作者自序：「至於奏牘另有專鈔，制義頗已梓行，是集概不登載，非敢出而問世，將以存諸家塾，俾後之未遽廢學者，知余從事於此，至老不倦，庶乎動其勸學之心，而勿墮綴文之業，敝帚之譏，所不敢辭。」集中詩文大都平實自然，不事雕琢，可從中了解其宦海行蹤與心態活動，是研究黃恩彤及相關歷史的重要資料。歌頌寧陽山水的名篇《彩山賦》被置於卷首，不難看出其對家鄉的熱愛之情。
同治九年（1870），黃恩彤年屆70，著成《鑒評別錄》60卷。該書對大量歷史事件及人物等予以點評，見解頗多獨到之處，此書及作者的《兩漢史斷》（6卷）、《三國書法》（10卷）、《讀史漫錄》（20卷）等均為重要的史學著作，也是作者學術修養深厚的直接體現。
光緒元年（1875），黃恩彤75歲，又手錄70歲以後所作詩文為1卷，取劉禹錫「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詩意，名之《餘霞集》。時黃恩彤已鄉居25年，飽覽了世事變遷、人世滄桑和戰爭離亂。由於長期在民間生活，對民生疾苦及胥吏貪虐多有了解，其中所收《採料謠》、《催租隸》、《南村有老民》、《兩生》等詩文，均為關心民瘼之作。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黃恩彤居鄉期間，關心農事，並撰寫、整理了大量與農業生產有關的著作。除前文提及的《蠶桑錄要》5卷及部分詩詞外，還有《去螣必效錄》2卷及《河干贅語》7卷。前者是一部滅蝗專著。當時寧陽一帶連年旱蝗，為害甚烈。作者曾親自參與捕蝗，並悉心搜集整理民間治蝗經驗撰成此書。在自序中，黃恩彤記載說：「是役也，余躬身其間，目睹情狀。周咨田父野老，於利弊曲折，知之頗悉，因於暇日條例事宜，筆之於書，厘為二卷，名曰《去螣必效錄》，聊備他日倉卒之用。夫效未可必也，試之果效則必之耳。此書大旨，務在勸民自捕蝗蝻，庶幾簡易迅速，不致遷延遺患。一切官辦成法，概置勿道。雖卑之無甚高論，留心民事者或亦有取於斯乎！」作者關心農事，專門總結推廣民間治蝗經驗，力促農民組織自救，是有其重要意義的。後者是作者敘述歷代飼養鵪鶉之法及其源流之作，說明其對農民多種經營都給予關注，這對一位傳統文人來講，是難能可貴的。
黃恩彤其他著作還有《名宦傳》2卷、《離騷分段約說》1卷、《憩亭詩稿》1卷、《使粵詩草》1卷、《忘余詩草》1卷、《大清律例按語根源》104卷、《稀齡追憶錄》4卷及續1卷，以及主編的《寧陽縣志》、《滋陽縣志》。直到晚年，黃恩彤一直手不釋卷，筆耕不輟，這種勤勉的治學精神對寧陽後學有深遠影響。
光緒八年（1882），黃恩彤重逢鄉舉（中舉人滿60年），清廷賜予鹿鳴宴，賞還二品頂帶。次年，卒於鄉里，終年八十三歲。
在寧陽文化史上，黃恩彤是一位承前啟後的重要人物。他繼承了先秦至清代古聖先賢的思想文化遺產，是寧陽歷史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有身逢社會巨變、親手辦理洋務的經歷，是寧陽睜開眼睛看世界的先驅。他的大量著作，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學和學術價值。長期以來，由於極左歷史觀占統治地位，曾參與簽訂《南京條約》的黃恩彤被加以「賣國官吏」的惡名，其多方面的成就和貢獻被完全忽視，甚至成為研究的禁區，顯然是有失公平的。恢復其歷史本來面貌，並全面整理挖掘其豐富的文化遺產，是當代學人、尤其是寧陽後學的責任。
[①] 清光緒十三年版《寧陽續志·篤行》。
[②] 清光緒十三年版《寧陽續志·黃恩彤傳》。以下引自本傳者不再加註。
[③] 《清史稿·黃恩彤傳》。
[④] 據《欽定科場條例》卷八《鄉試考官》，清朝各省鄉試除朝廷委任的正副主考之外，另設同考官若干名參與組織考試和閱卷。
[⑤] 斛，音hù，中國舊量器名，亦是容量單位，一斛本為十斗，南宋後改為五斗。
[⑥] 金鑫《黃恩彤與<南京條約>的善後處理》，《歷史教學》2005年第2期。
[⑦]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上海書店2000年版第118頁。
[⑧] [美]費正清等《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507頁。
[⑨] 《劍橋中國晚清史》，第243頁。
[⑩] 《寧陽續志·黃恩彤傳》。
[11]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頁。
[12]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第145頁。
[13] 廣東省文史研究室《鴉片戰爭史料選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06頁。
[14] 茅海健《近代的尺度》，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83頁。
[15] 《清史稿·黃恩彤傳》，
[16] 黃恩彤《撫遠紀略·序》，濟南國文報館光緒元年（1875）版。
[17] 梁廷楠《夷氛聞記》卷五，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43頁。
[18] 《清史稿•黃恩彤傳》，
[19] 《撫遠紀略·序》。
[20] 《清史稿·列傳》第一五八，
[21] 咸豐版《寧陽縣志·風俗》。
[22] 《寧陽續志·村堡》。
[23] 參見黃恩彤撰《寧陽縣志·後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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